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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陶瓷 (第四章<下>)

【叶文程 林忠干】
  二、士族的精神生活
  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根据门第高低选拔官吏,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因此,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士族也有高低的级别。高级士族主要集中在中央王朝统治中心的京都地区,中、下级士族则分散各地。流寓福建的士族多属中下级士族,很少能够跻身高级士族,《福州府志》所称“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指的就是这种状况。
  到了南朝梁武帝时,整理士籍,依据东晋贾弼之所作《士族谱》,宋刘湛所作《百姓谱》,设立谱局,凡八十卷。东南士族另立一部,不在百家之内。梁武帝能定百家士族和东南士族的谱系,但不能防止富民的继续纳贿黄籍,结果只能是百家士族、东南士族和富民冒名的士族并存,各按自己的势力去剥削劳动民众。
  福建的士族,包括担任郡县职官的官僚,这在少数墓砖铭文中已直接标明其身份,其余未见标明的,多属地主富豪型的一般性士族。按照丧葬的等级制度,福建多数墓葬,建筑规模与结构形式,不如六朝都城建业、建康(今南京)地区王候贵族的宏大复杂水平。但是,一些品秩较低的官吏与地主富豪,依仗他们的政治与经济实力,也往往潜越制度,营造较大型的墓室,南朝时期出现的十字形或凸字形多室墓,墓室深邃,结构多层次,坚固堂皇,可能存在潜越的现象。
  埋葬制度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范畴,六朝墓葬反映了士族地主的思想观念。
  在墓室构筑方面,使用的墓砖是在窑场预订专门烧造的。砖上的装饰题材,包括各种几何图案和各种祥瑞动物、植物形象。砌筑时砖纹一致内向,进行规律性的排列组合,形成有机的整体,犹如满壁黼黻,产生强烈的装饰效果。这些图案除了体现美观效果以外,还具有压胜避邪、祈求冥福的象征性意义。如钱纹寓意金钱百万,游鱼表示连年有余、吉庆有余,飞龙兆示风调雨顺,兽首、傩面可以驱邪免疫。还有不少墓砖铭文钤印“宜子孙”、“子孙安吉生万花”之类的吉祥用语,甚至宣扬“始得踰利”、“金钱百万”之类追求发财致富之类的商业性广告。在士族地主看来,墓室的装饰堂皇,不仅是对死者的孝敬和慰藉,而且可以给子孙带来平安幸福和万事如意。生前的生活奢侈,死后的排场讲究,都在地下有限的空间尽情展示。
  在随葬品方面,追求“事死如事生”的思想观念。以饮食生活器皿为基础,不断地增加日用生活杂器,从卫生用具到照明器皿,从文房用具到模拟厨灶明器,无所不备,形成隆重的厚葬风气。
  在这种厚葬风气中,除了本身的丧葬观念以外,还透露出现实生活中的宗教信仰意识,尤其以佛教信仰意识最为浓厚,形成一股社会思想文化的历史潮流。
  诞生于古印度的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以来,用其宣扬的因缘报应、轮回转世学说,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用于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不断得到倡导而流传开来,因此在六朝墓葬中也留下了佛教传播的轨迹。
  霞浦城关西晋元康九年墓出土的一件青瓷魂瓶,是福建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佛教艺术文物。该瓶的上部堆塑三层亭台楼阁,其间装饰狮、鸽、熊等与佛教故事相关的动物和结趺盘坐的佛教僧人。瓶的下部堆贴六尊手执乐器站立的伎乐胡俑。这些雕塑造型的内容,正是当时佛寺建筑造型和佛寺内僧众活动的形象。
  这件青瓷魂瓶系浙江越窑制作输入福建地区的产品。类似的发现,在江浙一带出土很多。上海博物馆、绍兴文管所等收藏的西晋青釉堆塑楼阁人物罐,龟趺上的圭形碑铭有“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文字,江苏吴县狮子西晋墓出土的魂瓶上有“元康、用此靌,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的铭文。这样看来,用此类渗透浓重佛教内容的魂瓶随葬坟墓,具有保佑子孙升官发财的祈求幸福的意义,反映了士族地主信仰佛教,用佛教来超度亡灵的丧葬观念。
  福建兴建佛教寺庙,根据志书文献的记载,开始于西晋太康年间,如福州的乾元寺,闽候的药山寺、灵塔寺,建瓯的林泉院、南安的延福寺等。霞浦出土的佛教魂瓶,可与志书相印证,六朝早期由于佛教的传播,已经有人开始信仰佛教皈依佛门。
  南朝的统治者更加热衷推崇佛教,尤其是梁武帝,竟公开舍身同泰寺,表示为众僧作奴,佞佛达到极点。“郡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瓷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在福建地区,萧梁时代的佛寺“高者三百尺,至有倍之者,銛峻相望”。梁普通年间,印度僧人拘那罗陀至南安九日山麓翻译金刚经,遗留翻经石遗迹。可以想见,闽地佛教艺术的传播是多么兴旺。
  南朝墓葬的墓砖和随葬青瓷盛行以佛教艺术为装饰题材,其中最常见的是莲花。莲花也是中国民族传统的名花,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更赋予圣洁的光环,成为佛陀的象征。佛经《佛所行赞》谓佛祖母亲摩诃摩耶“美丽如莲花”,佛祖释迦牟尼有“如莲花的双手”和“似出于淤泥的莲花大眼”。《六度集经》卷七《禅度天极第五》说三禅境界是:“心犹莲花,根茎在水,华合未发,为水所复,三禅之行,其净犹华,去离众恶,身意俱安。”《华严经》更是精细地描绘了香水海止的莲花藏世界。佛教主张的解脱过程是从此岸到彼岸,从凡人至圣人、从尘世到净界、从众恶到尽善的过程,这一点正和莲花从臭泥中生出无比鲜美的花叶一样。因此,佛教常用莲花喻,有其特殊的宗教寓意和必然的原因。
  随葬青瓷中的莲花装饰,特别注重造型与装饰的和谐统一。盘的中央用10余个圆圈画出莲藕、莲芯,周围肥硕齐整的莲瓣。碗的外壁刻划或模印出单层或双层上仰的莲瓣,每一件碗盘都是一朵盛开的丰满的莲花。
  灯架和薰炉上的莲花装饰也很普遍。经幢状的灯柱上围绕莲花作为蜡烛的承托,莲花上长出了蜡烛焕发的光明,给人们带来了幸运的企望。薰炉盖面上的莲花,层层叠叠,香烟缭绕,弥漫着佛教的神秘气氛。有的在盖顶中央堆塑佛陀头像,仿佛在为芸芸众生超度苦难,免除一切不幸。
  闽候南屿墓出土的一种烛台,匠心独运,全器的造型,由一名佛陀骑坐于匍匐的蟾蜍背上,左右手各抱住一小型的供养人,头部顶起双管灯台。蟾蜍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是月宫的化身。《后汉书》:“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是为蟾蜍。”道教奉蟾蜍之光为真阳之光。《丹经》:“西川岸,抬头望,一派蟾光照碧波,殷勤仔细讬黄婆。”在这里,西来的佛教慈悲菩萨与中国传统的月亮形象,巧妙地组合为一体。当烛光在幽暗的深处闪烁时,给人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魏晋南北朝儒释道相互吸取、相互融合,终至产生中国文化儒、释、道“三教调和”的理论。这种思潮的典型征象,在闽候南屿的一座士族地主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墓使用硕大厚重质地坚实的墓砖,精心设计构筑,牢固堂皇。墓砖模制精细,以流畅犀利的线条,浮雕出纹样繁多富于变化的装饰图案。依题材分类,有属于道教系统的青龙、白虎、云水、飞鹤、飞鱼;有属于佛教系统的飞天、云气忍冬、宝相花、卷草、缠枝忍冬、宝相联珠、宝瓶、四出花草、莲花、坐兽、忍冬与侍者、供花僧人、诵经僧人。构造时,以墓室券顶正中的一层楔形砖为轴线,左右对称配置。僧人和青龙砖用在左壁,侍者和白虎砖用在石壁,其余依层次相间砌筑,构成了完美的整体窨,极尽华丽。龙虎的苍劲腾跃,飞天的轻飘婀娜,鱼鹤的飞翔鸣唱,侍者僧人的虔诚肃穆,以及各种花草的缠绵璀灿,动感与静态的组合,构成了缜密热烈的宗教气氛。
  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了这样的哲理:“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黑格尔:《美学、艺术对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第四节 隋唐地主的世俗风气 
  隋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隋定闽中,并建安、晋安、南安三郡为建安郡。大唐盛世,福建地区的经济较以前展开了更加全面的开发。随着政治统治的需要,相继设立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五州,至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正式设立福建观察使,形成颇具规模的行省雏形。
  经过南朝末年和隋朝末年的动乱冲击,唐代的政治经济,特别是九品中正制改为科举制,门阀世族势力急剧没落。南朝以来的福建士族地主,文化生活形态也经历了逐渐变革的过程。

  一、政治局势与葬俗变化 
  在隋至盛唐时期,士族地主的埋葬制度,基本保持着南朝后期以来的格局,砖室墓形制流行凸字形,随葬品仍以日用饮食与日用杂器为基本组合形式。这种现象说明,南朝以来的士族政治生活和社会地位还是比较稳定的,经济生活形态是持继性发展的。
  与此同时,由于门阀制度的松懈,以前较大型的凸字形或十字形多室墓趋于消失,墓室的构筑一般只用单层平砌,较为复杂的顺丁砌法和多券顶形式较为罕见。随葬品中的青瓷,只追求数量而不讲究质量,大量的明器取代了实用生活器皿。这种现象说明,作为维系感情纽带的门阀观念而形成的厚葬风气,正在趋于淡化。这时期的士族地主,是逐渐走向世俗化的地主,他们只是作为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力量继续存在而已。
  中晚唐时期,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以后,政治动荡,又有许多守闽将士、在闽官宦以及中州宗室、士大夫等相继落籍闽中,以至僻在东南,成为避乱乐土。
  晚唐之际,朝廷宦官专政,地方藩镇势力日见嚣张,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福建地方也陷入骚动状态。泉州大中十一年《唐故颖川陈夫人墓志》记述:陈氏“曾祖僖爱仁好义,傅施虚襟,俊义归之,鳞萃辐辏,故门有敢死之士,遂为闽之豪族。时闽候有问鼎之意,欲引为谋”。《全唐文》卷763亦载:宣宗前后,建州“地深去蠹,会敛无时,猾吏坐恣奸欺,黎庶日为蜂蜃。”
  政治局势变化,破坏了以往正常的生活秩序,也给埋葬制度输入新的因素。墓葬的形制结构中,出现了与中原地区类似的腰坑,随葬品的数量急剧减少,南朝以来日用生活杂器基本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由中原地区引进的陶俑制度。年代愈晚,以往格调的变化也就愈加明显。漳浦大山水库晚唐墓出土的陶俑明器,是当地制造的,制法与常规不同,先用含砂粘土打成长方形,然后刻出脸部、衣服、四肢的轮廓,焙烧后再在表面涂一层银灰色颜料,并以朱绘刻划俑的细部。其形象有男俑、女俑、蒿里老翁俑、动物和镇墓兽,还有人面龙身、人面鱼身、马头鱼身、鳖形俑等,数量达40多件,但制作都很简陋、粗糙,形体矮小,无法与中原地区媲美;是地方豪强引进中原葬俗的随葬品。

  二、陶瓷器与生活习俗的改观
  隋唐时代福建地区窑场烧制的墓砖,流行古钱和蕉叶纹装饰。南朝以来出现的缠枝卷草、宝相连珠纹佛教题材的装饰,继续流行至盛唐时期,也采用以往的拼镶砖法组成图案,作风从以前的清秀洗练转变为圆满娴熟。这时期的砖铭内容,多是富贵之类的吉祥用语,如“富贵吉利”、“富贵千石”、“富贵二千石”、“葬毕万年大吉,子孙富贵盈益”等。
  盛唐至中唐的墓砖装饰中,出现了一批写实人物的新颖题材,主要是武士和仕女的形象。福清渔溪墓,全用画像砖构筑。这里有穿长袖衣裳的舞蹈仕女,着长裙曳地的吹箫仕女,穿紧身衣袍站立的弯弓射箭武士和骑马奔跑的射箭武士。还有类似中原石窑寺壁画中常见的飞天形象。
  南朝墓砖上的飞天,卵形脸、蛹身、身上长着羽翼,苗条秀气,轻盈地飞翔。而这座唐墓砖上的飞天,双髻圆脸、身披彩练、玉臂舒展、蹁跹腾舞,与其说是宗教里的神,不如说是唐代现实生活中善良美丽的女性。
  唐朝是一个强盛的帝国,它的文化兼容并蓄,洋溢着生机和活力。站立、骑马射箭武士,表现的是北方草原的大漠风情和尚武精神。飞天形象,是经过溶化改造的西域精英。吹萧、舞蹈仕女,仿佛在歌舞升平。在这座远离中原的滨海墓葬画像砖上,人们也能够多少领略到盛唐文化的气度和风韵。
  在唐代福建窑址和墓葬青瓷器中,被文献称为水注的执壶也格外引人瞩目。这是一种饮茶从粗犷的煮茶法改进为雅致的烹茶法以后出现的新式茶具。茶叶加工成饼状,碾成粉末状,用初开之水点注,就是使用执壶这种茶具的。
  福建的茶叶生产,在唐代茶圣陆羽《茶经》的记载中,福建和建州已被列入重要茶区。这时期的茶品质量愈发臻至上乘水平。福州发现的元和八年(公元813)《球场山亭记》碑文里,有一段当时福州城的茶事记录,内容是这样描写的。
  “《芳茗原》
  簇茂满东原,敷荣看朊朊。
  采撷得菁英,芬馨涤烦署。
  何用访蒙山,岂劳游顾渚。”
  福州城的球场边有座芳茗原,种植着好多品种的茶,精心培育管理,开花发芽都肥肥嫩嫩。采下春天的芽尖制茶,存放到夏天喝起来可以涤烦祛署。闽中自有名茶,又何必远寻剑南的蒙山茶和湖州的顾渚茶呢。茶事的兴盛,是需要茶具相匹配的。
  人们日常起居生活的变化,也在陶瓷器皿的造型发展过程中留下了递嬗的轨迹。
  在中国古代,人们席地起居的习俗由来久远,延续的时间很少,至少保持到唐代。在新石器时代,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皿主要是陶质器皿,它们都是放置在地面上使用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随着建筑工艺技术的发展,房屋空间和室内家俱也发生变化。商周时出现了几案床塌之类的家俱。唐代出现桌椅。五代时期,桌椅家俱趋于成熟,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图中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起居的旧的习惯。
  福建六朝隋唐青瓷生活器皿,经历了从矮胖向瘦长的造型演变过程,是与室内家俱的使用密切相关的。
  西晋扁圆,东晋浑圆,南朝鼓圆,说明六朝时期福建地区室内家俱仍然使用较矮的几案之类,人们席地起居,矮圆的器物放在几案上比较平稳,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隋唐开始,器物造型逐渐向高长发展,与室内桌椅之类家俱的制作与使用相关联。起先桌椅相对笨重粗矮,后来比较瘦高轻便,促成器皿椭圆而高长瘦削的相应转化。席地起居的生活习俗,一直延续到五代以后才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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