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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陶瓷 (第三章〈下〉)

【叶文程 林忠干】
  第三节 庙后山类型的东汉墓陶器
  庙后山类型的陶器,是在福建地区东汉时期墓葬的遗存。这一类型的遗存,首先是在闽候县荆溪乡庙后山发现的。1959年在这里清理了一座土坑墓,出土釉陶罐、筒形罐、匏壶,陶灶、罐、瓮形罐和铁釜等器物。该遗存的年代约在东汉早期。
  1975年福州市洪塘乡金鸡山发现的一座竖穴土坑墓,出土釉陶香薰(镂孔器)、大碗(簋)、臼,灰陶罐、耳杯、缽、铁剑、匕首、铜镜、五珠钱、五莽“货泉”等。年代约在东汉中晚期。
  1983年光泽县山马乡清理的一座土坑墓,出土釉陶坛、陶壶、釜和青铜鐎壶、铁釜、铁三足釜架等器物。年代约在东汉中晚期。
  这三座墓葬出土的陶器,具备共同的形制作风,年代都在东汉时期,因而归纳为同一个类型的文化遗物。
  陶器的胎体,一般是经过淘洗的细泥,呈灰黄色,火候较高,器表多挂着青褐色釉且易脱落,质量类似早期的青瓷器,少数羼有细砂,呈灰黑、橙黄等色,但胎质仍很坚硬。只有个别火候较低胎质疏软。
  器物的成型工艺,均用快轮成型,器物的造型以平底器居多,还有少量圈足器和圜底器。
  器物的装饰,流行拍印细密的小方格纹,印痕线不甚清晰,或装饰有疏朗的弦纹。
  器物的品种,以日用生活器皿为主,也有少量专门制作的明器。其中,少量器物如敛口缽、鼓形罐,与武夷山汉城类型闽越式陶器相类似,仍然保留地方物色,匏壶的形态发生变化,中期一种口沿略外侈,颈脖略粗、圆腹,或在肩部安装对称横耳,也为其他地区罕见。其余大部分器物的形制则与全国各地尤其是邻近的江南省份趋于一致。如闽候庙后山出土的罐、瓮形罐与湖南长沙东汉墓出土的罐相似;光泽山马墓出土的坛与江西省赣州东汉早期墓出土的罐、江西省南昌东汉中期墓出土的坛相似,福州金鸡山墓出土的耳杯、香薰与浙江省奉化东汉熹平四年墓出土的同类器分别相似;釉陶香薰,与湖北武昌东吴墓、鄂城东吴墓及浙江瑞安东汉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近似;釉陶大碗,与江西南昌东汉墓出土的相同;釉陶臼,与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出土的石臼形态相接近。其余仓、灶、釜等更为各地遗址或墓葬遗物所习见。
  从器物的用途观察,有炊煮器、饮食器、盛贮器。既有日用生活器皿,也有专门制作的随葬明器。其中灶、仓、釜及铁三脚架、耳杯、臼等汉族文化的特征尤为显著。
  灶是庖厨中作饭的设施。汉代对灶很重视,《释名·释宫室》:“灶,造也,创造食物也”。《汉书·五行志》:“灶者,生养之本”。灶的模型明器作为坟墓的随葬品叫做“鬼灶”,在中原地区西汉中期以后流行,逐渐普及至全国各地。闽候庙后山墓出土的灶,犹如船形,前面较宽开有椭圆形的灶门,尾部合拢上端开有出烟口,灶面一列开三个圆形的火口,放置陶釜,前部的两个火口上,陶釜重叠甑,当中的甑底开有五个小圆孔,釜甑套合是一种配套的炊具,烧火时釜中的蒸汽经由圆孔注于甑内,形成喷涌的蒸汽流,使食物迅速熟透。釜、甑配套炊事器具有武夷山汉城中已经出现,但目前尚未发现灶的遗迹。庙后山的灶,无论灶式和炊具,都是东汉时期江南地方流行的炊事设施。
以釜烧饭,简便的方法是用釜架将釜支起来,在架下燃火。武夷山汉城的釜,底部用三个陶支脚,可移动,如《说文》“烓,行灶也”。光泽止马墓改用铁三足釜架在我国长江流域如四川成都、湖南资兴及衡阳、江西南昌等地的东汉墓常见。
  在坟墓中随葬谷仓类明器,也是中原地区西汉中期流行起来的。《说文》:“仓,谷藏也”。《释名·释宫室》:“仓,谷藏曰仓,米藏曰廪”。庙后山出土的陶仓,为圆形带盖,一面刻划有窗门式样。这种形制渊源于中原地区的囷,《说文》:“囷,廪之圜者,从禾在口中”。其实物最早发现于陕西临潼秦墓中,陶囷门的上部刻一“囷”字。西汉以后成为常见形制,主要用于储藏大米、小麦、大豆等经过加工的粮食成品。庙后山的这座陶仓,门形较大方,可能是储藏稻谷的,这种形态的谷仓延续的时间较长,乃至后代都可以看到相似造型。
  金鸡山墓出土的陶耳杯,平面接近双手合掬所形成的椭圆形,左右拇指则相当于杯耳。耳杯又称羽觴,是一种饮酒器,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楚国地区,屈原《楚辞·招魂》:“瑶浆密勺,实羽觴些”。西汉以后流行至各地,其质地有陶瓷、漆器、青铜等制作,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耳杯,书有“君幸酒”或“君幸食”。耳杯的造型,西汉时期杯耳往往微微上翘,东汉时期杯耳则多与杯的口沿取平,东汉后期的杯耳仍平,但杯口两端上翘。金鸡山的陶耳杯,属东汉时期的典型风格。
  金鸡山墓出土的陶臼,圆腹方座,器壁特厚,是一种模仿石臼造型烧成的明器。收获后的粮食要进行去秕、脱壳、磨粉等加工,最古老的用具是杵臼。《易·系辞》:“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这种设备在汉代仍偶有沿用者,但在多数场合下已用石臼。在洛阳烧沟、洛阳西郊、安徽定远、江苏泰州等地均发现汉代的石臼。金鸡山陶臼与各地石臼造型相同,也是汉代通用的粮食加工用具形式。
  与西汉时期相比,东汉时期福建地区的陶器除保留少量闽越族的传统器皿以外,大多数的形态作风焕发出浓厚的汉族文化生活气息,说明福建地区的闽越族文化已经被中原汉族所同化,所以由陶器表现出的物质文化面貌,基本与全国各地趋于一致。

  第四节 汉越文化交融的进程
  从史籍文献记载的历史线索,结合陶器遗存的形制变化,纵观秦汉时代福建地区汉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大体经历秦至汉武帝平定闽越前,汉武帝平定闽越后至西汉晚期、东汉时期三个发展阶段。

  一、秦至汉武帝平定闽越前――闽越文化的鼎盛期
  先秦时期,闽越社会处于若干个部落集团的多方国状态。经历秦的统一战争冲击,闽越族的传统体制遭到破坏,秦末农民大起义中,闽越王无诸率领七闽健儿追随番君吴芮,共同兴兵北上逐鹿中原参加轰轰烈烈的倒秦战争,以后又帮助刘邦击败项羽,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立下了汗马功劳。西汉建立之初,册封无诸为闽越王,治理闽中故地。无诸立国之初,偌大的一个闽中郡地,部族仍处于散乱状态,互相之间的吞并械斗不可胜数。无诸以汉朝天子封赐的王号为旗帜,逐渐消除了各种政治障碍,统一了闽越族的大部分部落,形成了从闽江下游到武夷山脉连成一气的政治势力范围。在无诸执政时期,很重视发展与汉朝的政治关系,他甘愿称臣,按时进贡,遵守中央号令,保境安民,汉越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庄边山的秦末汉初墓陶器遗存,以汉式仿铜器礼器为大宗,这一套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激烈变革的结果。殷商西周奴隶主“钟鸣鼎食”,春秋战国时“礼崩乐坏”,出现“潜越”现象,一般平民也以青铜礼器或仿铜陶礼器作为随葬品,而且蔚然成风,一直延续至西汉初期。楚文化,楚地的汉人进入闽越地,保留周秦旧制,表明汉越的和睦相处,闽越贵族对汉人的友好接纳态度。
  经历了秦末动乱,西汉王朝处于经济恢复的发展时期。作为封建王朝册封的地方诸候王国,闽越王无诸也积极发展生产,休生养息。无诸时代的政治中心,处于闽江下游的福州地区。无诸在这里建立国都,称做“东治”。当时的福州地理环境,冶山、乌山、于山三册鼎峙,周围是一派水乡泽国景象。福州地区是先秦时闽族的发祥地,无诸在这里修筑了宫室、宗庙和陵墓。
  据方志文献的记载,相传无诸时代的闽越都城“东冶”,建筑在今福州越王山一带,所以越王山又称作“冶山”。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越王山麓清理了一段西汉时期的建筑遗址,出土的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与日用生活陶器遗物,形制作风与武夷山汉城陶器相同,在90厘米厚的红黄色夯土基址上残留着1.7米长的护坡砖墙,每块汉砖长44.7、33.4、厚3.7厘米,硬度较高,保存完整。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菱纹铺地砖、板瓦、筒瓦、方格纹硬陶片等。一些板瓦内壁戳印文字,有“闽”字的初文,“徐”字的姓氏铭文。此外遗迹的发现,为冶城之在福州提供了考古佐证。
  福州北郊的浮仓山,相传为无诸时代建立的仓禀遗址,因地处湖水中央故名。1957年在这里发掘清理出土一批建筑材料板瓦、筒瓦之类的遗物,形制作风与武夷山汉城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
  浮仓山之北的古城山麓,1990年经过考古调查,发现夯土城墙残段和板瓦等建筑材料,为汉代的建筑遗迹,是冶城之在福州的重要线索。
  福州新店乡,闽候杜武、荆溪等地,历年考古调查与清理发现,也多次出土武夷山汉城类型的闽越式陶器,常见匏壶、双耳罐、瓿、敛口缽之类的随葬品。如1975年发现的福州西郊洪塘金鸡山的一座土坑竖穴墓,出土陶匏壶1件,陶缽2件,均为硬陶,与武夷山汉城福林岗的墓葬陶器毫无二致,亦属西汉时期闽越人的墓葬遗迹。
  种种迹象表明,闽越立国之初,都城“东治”是建筑在福州地区的。无诸执政时代,依靠这里优越的自然地理形势和先秦时代悠久的文化基础,致力于都城的建设,形成了闽越国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当此之时,与汉朝同姓诸候淮南国接邻的福建北部地区,经济文化较福州落后,聚落形态还不够集中,因而汉人的传闻之中,还是一幅穷山恶水的荒凉景象。淮南王刘安上武帝书称:闽越地“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内外也”、“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腹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也”。闽越人“劗发文身”“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是“非有邑里城廓”的“方外之地”,“得其地,不可郡县也”。这里描写的地理环境,与福建北部山区很相似,很可能就是西汉初年的闽北状况。事实上,经过数十年的生聚发展,自无诸死后的景武之际,闽北地区的面貌已经非昔日可比了。
  无诸约死于文帝末年。无诸死后,闽越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后登上王位的有甲兄、甲、郢、余善等人。他们依靠无诸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基础,实力颇为雄厚,改变了无诸的国策,而采取与汉朝抗衡推行分裂割据的措施,贵族阶层“狼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疆,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搂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勾践之迹”,“或逆于不顺,不奉明昭”,“名为藩臣,贡酌之奉不输,一卒之用不给”,与汉朝的关系陷入了分庭抗礼的僵持状态。为了政治割据和军事战争的需要,他们在闽北一带建立了六座城堡。它们是建阳的大潭城、浦城的汉阳城、临浦城、临江城、邵武的乌坂城和武夷山汉城,汉武帝执政时,为权宜之计,分别册封繇君丑为闽越王,余善为东海王,这样闽越王国一分为二,就出现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无诸孙君丑的都城,在福州故地的东冶。另一个就余善的都城,在闽北的武夷山汉城,其主体建筑正是余善的宫殿,也称“冶”。《史记·东越传》的东冶指福州,《汉书·闽越传》的冶指武夷山汉城。武夷山汉城的宫殿约在西汉中期景武之际建筑起来的,但是它的经济文化基础是在之前无诸时代奠定并继续沿袭下来,所以武夷山汉城的陶器遗存建筑材料、日用生活器皿足以代表闽越族的生产技术水平,反映闽越文化的基本面貌。
  随着政治制度的激烈变革,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面貌一新。秦汉时代,闽越民族已经由先秦的青铜时代跃入了铁器时代,崇安汉城出土的农耕工具有铁锄、铁五齿耙、铁镢,加工工具铁锛、铁斧、铁锤等,兵器铁矛、铁剑、铁銊、铁刀等。
  “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税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城址中铁链条、铁犁的发现,更直接说明闽越社会的农业已由先秦时代的锄耕农业发展为犁耕农业。与此同时,传统的渔猎采集经济也是辅助的生产手段。
  社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这在陶器遗存也逐渐表现出来。
  采用中原地区先进工艺技术而烧成的建筑材料,使宫殿建筑格局和气派表现的气象。城址中部发掘出土的宫殿建筑基址,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依照中原礼制的传统布局,以中轴线为对称,由大门、庭院、主殿、厢房、回廊、天井组成了四合院的群体,同时主殿堂又具备南方干栏式的结构特征,居住生活的舒适,主宰环境的意志,在这封闭的空间,获得满足。
  日用生活的陶器,继承了先秦时代印纹硬陶的传统工艺作风,又进一步创新发展,无论品种和装饰,大大超越了前代的水平,尤其是快轮工艺的熟练应用,与泥条盘筑的手制方法相结合,已经能够制造不少为前代所难以想象的大型器物。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谷物的增产,促使陶器器皿向品类繁多的方向发展,以适应对物质生活特别是饮食生活的需求。
  以釜及支脚、甑配套的炊具,代替了先秦时代的甗形器;形体高大的瓮缸可作为储藏稻米的容器;盆、洗类的盥洗器可洗濯食具;香薰可驱逐蚊蚋,改善人们的卫生环境;盒类可供装置果实和其他诸如贝壳、鱼类食品。数量众多的碗盅器皿,成为人们方便的食具。由于谷物的剩余,酿酒和饮酒成为风尚,其器皿式样增多,如瓮、匏壶、盅、提筒等。
  陶提筒是江南越文化谱系的酒器,盛行于西汉中期到东汉前期,广州汉墓出土的一件陶提筒,筒内尚存高梁近半筒,器盖面墨书“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可知其作用于藏酒、酿酒。武夷山汉城出土的陶提筒,形体较高大,身如桶形,一种口部不开流,上部带四耳系,一种口部沿外敞开流,上部带双耳,耳系用于拴绳,开流的作用在于倾倒方便。器身都有花纹装饰,其中一件通身纹饰繁密而富于层次变化,由水波纹、弦纹、附加堆纹、栉齿纹、綯纹组合成规则细致的图案,表现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装饰情趣。
  闽越陶器中风行匏壶,模仿植物中的匏瓜(俗称葫芦)形态制作。匏的种植历史很长,它的瓜叶可食,果实镂空风干后可作为器皿使用,深受人们的喜爱。早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即模仿它的造型烧成陶器。但是,由于匏瓜的品种较为丰富,因而各地的陶匏壶形态也有所差异。以福建地区出土的陶匏壶形态观察,闽越族人依造的是秦汉时代江南地产的匏瓜造型,是一种小口短圆腹形态比较肥硕的匏瓜品种。从它的用途看,它是一种盛酒的容器。《诗经·大雅》:“酌之用匏”。《盐铁论·散不足篇》:“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布局”。它可用于日常饮食生活,又可成为祭祀中的礼器。《礼记·郊特牲》:“器用陶匏,尚礼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作为礼器,其内装酒,谓之“玄酒”。这种陶匏壶,在闽越人的中小型墓中还作为随葬品种之一。类似的陶匏壶,也出现于广州南越王墓中。说明从王家贵族乃至平民百姓都喜欢使用它,从日用饮食、祭礼到坟墓随葬品,具有相当广泛的使用功能。这种陶匏壶,经历汉文化的洗礼,在形态上还具有前后的演变。西汉早期造型比较矮胖,到了西汉晚期由于受到汉文化蒜头壶、长颈瓶形态的影响,多变成小口长颈,造型比较修长了。小口长颈瓶的形制,在中原地区称作“投壶”,是士大夫阶层宴饮时助兴娱乐之器,《礼记·投壶篇》有关于宾主之间三请三辞以箭矢投壶的记载。河南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可看到投壶游戏的场面。壶的构造有一定规格“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五升,壶中实小豆焉,为其矢之跃而出也”。以箭矢投壶,以中者多少定输赢。说明这时的匏壶经过改造又增加了投壶游戏的功能。

  二、汉武帝平定闽越后至西汉晚期――闽越文化向汉文化的过渡期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闽越王余善自刻“武帝”玺,公开易帜反汉,导致汉武帝出兵于次年平闽。闽越自无诸立国至余善除国,凡三代,九十二年。
  汉武帝平定闽越,将其贵族臣民北迁江淮,并对战争中起义或投诚的贵族首领一一论功行赏封候赐爵。按照司马迁《史记》的记载,闽越已成“空墟之地”,历史事实是否如此,是很值得认真推敲的。
  西汉闽越国的户口人数,按《汉书·严助传》记载淮南王刘安上武帝书言“越甲卒不下数十万”,作为闽越军队人数未免夸大其辞,作为人口数量却是完全可能的。其中,北迁江淮的人数,按《史记》《汉书》年表记载,封候赐爵的户数,故繇王居股为万户,故建成候敖为二千户,将军多军一千户,故越衍候吴阳一千户。以每户五口市计算,共约七万人,再加上被迁于他邑的,所占比例充其量不足闽越总人口的一半。其余仍留居故地。
  所以,闽越人并未悉数北迁,是灭国不灭种,所谓皆迁其民尽墟其地,等于灭国又灭种,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那么,汉武帝平定闽越后,是否完全放弃了对福建地区的政治管理呢?依史籍记载,福建地区曾设立冶县。
  《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属下二十六县中,有“冶县”。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刘宋裴松之注引朱育《会稽典录》:元鼎六年(按:应为元封元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冶,而立东部都尉。
《宋书·州郡志》:“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逃遁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
依《宋书·州郡志》的记载情形,冶县的位置当在闽北建安郡境内。建安郡是东汉末年安年间设置的郡治,吴永安六年建立郡城于当今建瓯县,三国归晋后建安郡分治为建安、晋安两郡。建安郡辖闽北。晋安郡辖福州、泉州一带,郡城在候官县(今福州)。南朝刘宋时沿袭晋制。宋书作者把西汉冶县附于建安郡而不放在晋安郡候官县下,说明冶县的位置当在闽北山区而不在海滨福州,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冶县在闽北的具体位置,以武夷山汉城最为适,该城的年代延续至王莽时代,正与冶县建置年代相一致。而且作为前代闽越王余善的政治中心,越宫汉葺,更是顺理成章。
  汉武帝平定闽越后,设冶县属会稽郡,将福建地区视为东南边境,对闽越遗民实行政治安抚和军事镇压相结合的手段,采取了不收赋税以其俗故治的怀揉政策,所以作为闽越人的制陶传统工艺被允许保留下来,武夷山汉城的闽越式陶器的大量存在和继续使用,道理就在这里。与此同时,随着部分汉人的迁徙入闽,汉文化的输入,陶器造型也有所变化,武夷山汉城陶器的造型在西汉晚期汉文化造型的因素出现增长现象,正是汉越杂处共同开发地方经济,物质生活发生变化的结果。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并非都是在充满田园牧歌的诗情画意中进行,往往需要经历刀光剑影、血与火的硝烟洗礼。秦皇汉武统一百越的战争,是促进汉越文化交流融合的催导剂。在战争之后,百越正式成为华夏民族大家族的成员,出现物质文化的水平和面貌趋于一致的发展状态。但是,由于传统的心理和地区性的差异,这种状态是相对不平衡的,闽越和南越汉化过程就有所不同。
  武夷山汉城类型的陶器,尤其是闽越式陶器,与岭南两广地区的南越式陶器具有较多的共性因素,但是闽越式陶器的发展变化却是比较缓慢的。
  与福建毗邻的岭南两广地区,在先秦时代同属百越印纹硬陶文化的范畴,秦汉时代主要是南越族的居住地。西汉闽越国和南越国都是汉朝册封的异姓诸候国,不仅领土相连,而且自立国至灭国的时间也相关无几。他们在与汉王朝关系上往往都采取了割据地方的抗衡政策,两国之间经常沟通联络,同风共俗。福建、岭南两地出土闽越式和南越式陶器存在的共性特征,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物质文化面貌的一致性。但是就汉越杂处文化融合而论,两地却迥然相异。秦统一岭南后“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大批中原人民南迁,给这个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对促进汉越人民的融合,加速岭南的开发,具有重大意义。而秦置闽中郡时却未见大批汉人迁徙入闽的记录。西汉时期,入主岭南的南越王赵佗及其子孙是中原真定人氏,虽然也实行地方割据,但越越政权在处理汉越共处这一问题上,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王国制度“颇有中国人相辅”、“与中国牟”,任用原越人首领,尊重越人习俗,提倡汉越互婚。而闽越虽然也吸收汉文化,但处于闭关锁国的时间较长,屡次与汉朝兵戎相见战争抗衡,不利汉越往来。在岭南,汉越人民及其文化经过南越国近一百年的杂处,到西汉中期就基本融合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平南越,设儋耳、珠崖、南海、苍梧、合浦、交趾、九真、日南、郁林九郡,岭南地区彻底辖治于中央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从广州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这一段时期汉墓的出土器物,完全反映岭南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等地已趋于大体一致。而汉武帝平定闽越后,偌大一个地区,封建王朝并未大规模推行郡县志,仅设立一个冶县而已。汉越杂处的文化融合尚处在过渡时期。
  所以,自汉武帝平定闽越至西汉晚期,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既是闽越文化持续存在的一百年,又是汉越杂处加速文化融合的一百年。

  三、东汉时期――汉文化的主导期
  东汉时期,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冶县这个名称已不复存在。《后汉书·郡国志》出现了“东部候国”的名称,这个东部候国即东部候官或候官,是东汉政府在福建地区设立的东部都尉府属下的一个军事机构。它的位置在闽越故都东冶,即今福州市一带。它的统治对象不再称闽越,而改称山越。山越是闽越人的后裔,同时也包括部分从中原等地迁徙入闽的汉族人民。从政权设置状况看,封建统治在福建地区处于逐步强化的状态,经济开发和社会生活正发生巨大变化。《后汉书·郑弘传》记载:郑弘于建初八年代郑众为大司农时,“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建初八年(公元83年),是东汉早期章帝年号,说明福州当时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的重要港口之一,它开辟了远至东南亚越南等国的海上航线,其造船业应该是比较发达的。居住的人口数量与地方经济的生产能力,也应当具有一定的规模。福建地区在东汉时期的社会经济是处于相当稳定的发展状态的,福州金鸡山、闽候庙后山等地东汉墓出土的陶器中,出现了仓、灶、臼之类的明器,这一套明器是当时封建地主庄园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具体表现,因而反映到埋葬制度上来,与西汉时期闽越人的墓葬随葬品已大不相同,是汉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其他的陶器形制,也大多数与西汉时期的闽越式陶器风格迥异,而与全国各地趋于一致。东汉人王充《论衡·恢国篇》指出:“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尸炎刂 上下左右结构)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臼与 上下结构)”,说明南方百越族经过中原汉族的政治同化,衣冠面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衣着穿戴等生活习俗已经和汉人大体相同了。
  经过东汉200余年的生聚发展,福建山越人口繁衍户数增长,至东汉末年汉献帝建安年间,山越人形成了建安(今建瓯市)、汉兴(浦城县)、大潭(今建阳县)、南平(今南平市)、候官(今福州、闽候县)几个重要的聚落城镇。在东汉末年的动乱时期,江南的东吴政权将福建地区划入势力范围。在汉献帝建安二十余年间,孙吴政权几度派兵进军福建,对山越人进行军事镇压,并在闽北建瓯建立了南部都尉府,从此以后,闽越及其后裔山越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就基本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所以,东汉时期,是闽越文化的进一步衰落时期,福建的闽越族被中原汉族同化,汉族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封建的郡县制从此在福建地区逐渐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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