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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陶瓷(第一章 <下>)

【叶文程 林忠干】
  一、先闽族文化的发祥地与社会形态
  闽,是当今福建省的简称,这个名称的渊源应追溯到古代活动于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周礼·职方氏》记载作“七闽”,说明它形成于商周时期。闽族的地望,见诸古代地理神话著作《山海经》的记载,《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海内东南陬以西者,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
  晋代郭璞注:“闽在歧海中”。近代学者袁珂按:“瓯即东瓯,即今浙江省旧温州府地。闽即闽越,即今福建省福州”。又引明代何乔远《闽书》曰:“谓之海中者,今闽中地穿井辟地,多螺蚌壳、败槎,知洪荒之世,其山尽在海中,后人乃先填筑之也。”
  这些记载大意是说,瓯、闽的方位在东南沿海一带,远古时期曾经沧桑巨变,故曰山在海中或在海湾中;其西北之山即武夷山。瓯、闽地域即相当于后来西汉时期浙南东瓯与以福建为主要居住地的闽越区境。
  《山海经·海内南经》又称:“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郭璞《山海经注》、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均以三天子鄣山在汉丹杨郡(或作丹阳),略当今皖南、苏南及浙西之地。由三天子鄣山推断闽的方位,则武夷山脉、仙霞岭也就在闽的地望之内。
  《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国时代到西汉初年,被誉为中国古代的一部综合性的百科全书,内容广博,涉及古代人文有历史与自然地理关系,第一次提出了福建土著民族地望的概念。这个地望,大略相当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两个文化圈的范畴,因此,我们可将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称为先闽族文化。
  古代水天茫茫漫无边际,《山海经》以山海划分地理方位,认为古代闽族来源于生活在海湾或海洋中的山岳岛屿的民族,这个具体的地址就是闽江下游的福州地区,也就是先闽族文化的发祥地。
  根据地质地理工作者的研究,中国东部曾经历过三次巨大的海侵。其中第三次海侵大约开始于15000年以前,海面上升速度甚快,至5000~6000年前达到高峰。以后海面趋于稳定,并稍有下降,加上河流的沉积补偿,海岸线后退。迨至1800年前,海面接近于现代海面的高度,海岸线才逐渐退到现代的位置上。这种世界性的海面变化,对福州地区的水陆变迁,其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根据海侵现象,结合昙石山、溪头、庄边山遗址贝丘堆积情形推断:新石器时代的闽江入海处就在今天的闽候县甘蔗镇、白沙镇一带。当时的福州处于庞大的海湾之中,现今市区的越王山、于山、乌山周围一派水乡泽国景象。随着后来海侵的消退,神州才形成现在的地形地貌,至今保留下来的地名中,还有不少与古代海侵相关的名称,如东湖、浮仓山、前屿、南屿、后屿等等。
  根据地理古气候学的资料研究,数千年来我国气候大体经历过三次较大变化。第一次距今7000——3000年,为仰韶温暖期,当时平均温度高于现代2——3℃。第二次变化在距今3000——1300年,为商周寒冷期,平均气温低于现代2℃左右。第三变化,从1300年以后,又进入温暖期。福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兴长,正处在仰韶温暖期内,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动植物生长旺盛,壳丘头、昙石山等遗址出土兽骨和孢粉的分析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气候条件也为先闽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势。
  闽江是本省最大的主干河流,这一地区水系纵横和宽阔的港叉海湾提供了舟揖之利,江海附近分布的丘陵、肥沃的平原与盆地提供了耕耘之便,水流和森林提供了天然的渔猎场所,与内陆山区相比自然地理的条件更为优越。壳丘头文化,是本省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年代最早的。昙石山文化在福州地区的遗存,是本省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分布最为集中的。
  无论如何,闽江下游的福州地区作为先闽族文化的发祥地,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根据昙石山遗址出土人骨鉴定,让我们看到了先闽族居民的本来面貌。
  昙石山人头骨形态多卵圆形,颅骨顶缝较简单,在一些个体中存在矢状嵴;面部较扁平,颧骨较大而前突,转角处欠圆钝;很浅的鼻根凹陷,鼻前棘低矮;眶角较圆钝,梨状孔下缘多鼻前窝型;犬齿窝很浅及很高的铲形门齿出现率等,这些都表明蒙古人种特征。此外,较长的头型,外突的颧弓,顶结节位置较高,有的眶形较矮,梨状孔下缘较多婴儿型,则可能是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的特征。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比较,昙石山人头骨测量数值几乎全落在现代亚洲蒙古人种范围。其中,与南亚和东亚蒙古人种接近的项目较多,与北极和西伯利亚类型比较疏远。面部特征,与南亚类型又更为接近。昙石山人男性平均脑量为1521.0毫升,女性1485.6毫升。男性身高为163.5厘米,低于北方中原等地区同时代的人类。无论从形态观察或者同现代或新石器时代各蒙古人种的测量对比,昙石山人都显示出在体质上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相近的特点。
  简而言之,昙石山人属亚洲黄种人的南方沿海类型,其体质特征,代表了福建地区远古土著居民的面貌。
  “人类在蒙昧阶段和整个野蛮阶段之中,一般都是按氏族、胞族和部落而组织的。在整个古代世界(按:这里的古代指原始社会),这些组织到处流行,遍及各个大陆;它们是古代社会赖以构成、赖以团结的手段”。处在原始氏族社会的先闽族,过着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没有阶级剥削的生活。他们具有公共的氏族墓地,墓葬的随葬品使用氏族公社的公共积累,尤其以陶器为大宗,已经孕育着私有财产的观念和社会地位等级的差别体制。这种观念和差别在昙石山文化中期正在逐步地显示出来。昙石山、溪头、庄边山等遗址的百余座墓葬,一般为单人葬的竖穴土坑墓。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还有仰身屈肢或侧身屈肢,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具有成群成组排列的形式,男女老少皆有。随葬品以陶釜、豆、罐、簋或碗为基本组合品种,一般为数件至十数件,有的则一件也没有,有的则多达22件。经鉴定的人骨遗骸,明确为男性的29座,女性的23座。随葬品的数量,男性通常略多于女性。随葬品的种类,男女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女性墓葬中,陶纺轮的出现频率高于男性,用猪颌骨随葬的仅见一例,也在女性墓中。男性墓常见石(石奔),女性则罕见。石箭镞、骨镞、蚌刀、天然石块等,一般也出现于男性墓,女性墓则没有或罕见。这些现象反映男女在社会生产中具有倾向性的分工,男子主要从事渔猎、农业生产活动,女性则主要从事制陶、畜牧、纺织、采集生产活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男子在社会生产中起主要作用决定了其在社会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溪头遗址出土的一座夫妻合葬墓,男子仰身直肢,女子面向男子下方仰身屈肢。另一座女性墓单人侧身屈肢,埋葬时双手被捆绑,上下肢骨被折断,呈跪卧状,表现出非正常死亡的状态,更直接说明妇女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从属的甚至是被奴役的。这是由于“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上述现象表明,昙石山文化的中期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的发展阶段。从墓葬多为单人一次葬和若干墓相邻成组的排列现象观察,父系氏族公社可能由若干个夫妻对偶制的家庭或家庭组成,因而每一个父系家庭或家族的墓则是比较接近的,显示出亲近的血缘关系。从夫妻合葬墓发现比例极小的现象分析,当时的家庭形式尚不稳定,还处于初期的发展阶段。只有到了昙石山文化的晚期,家庭的形式才可能普遍地建立,一直到文明时代才被最后确立。
  二、先闽族文化与周围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约开始于距今9000年前,至距今4000年左右中原地区建立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前,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发展历程。在中国大地上,各种考古学文化纷呈异彩,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历史。在距今4000年前后,作为文明摇篮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相继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而在福建地区,这种过渡发展相对比较迟缓,主要是自然地理的封闭和半封闭状态造成的。
  福建处在东南大陆的丘陵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武夷山脉绵亘南北,仙霞岭横断东西,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交通受到重重关山的阻隔。境内的崇山峻岭激流险滩,对于古代人类的交往造成了不利的条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氏族公社,处于相对分散的状态,不容易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
  闽江下游流域的沿海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相对比较优越,成为古人类从事生产与居住生活的温床,新石器朝代的文化在这里得到持续的发展,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成为孕育地方文明的摇篮,但这种历程是比较缓慢发展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农耕文化的发达是促成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决定因素。在黄河流域,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出可见谷壳压痕的土器。基本实现了渔猎向农耕的过渡,但农业生产尚未固定,居住地也尚未固定。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石锄、石镰、蚌镰农具和各种谷物多有出土,发现较大的、经久的村落,制作器物表现出较高水平,社会组织也较为固定和严密,宗教仪式也比较精致,文明社会自此肇启。
  在长江流域,距今6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稻谷遗迹及狗、牛家畜骨骼;距今4000~5000年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许多粳稻及猪、狗骨骼;距今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发现较大型的石铲、石犁等耕作器具和精美的玉器,证明长江流域进入农耕时代并不晚于黄河流域。
  与同时代的新石器文化相比,福建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多显示出渔猎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壳丘头文化的堆积以贝丘为内涵,农业生产处于萌芽状态的耜耕阶段。昙石山文化的堆积仍然包括大量的贝壳,稻类的种植和家畜猪、狗的圈养已经推行,但还停留于耜耕和产生锄耕的发展阶段,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居住建筑遗迹缺少大面积的格局,证明渔猎经济向农耕时代的过渡的最终完成要落后于黄河和长江流域。
  由于经济形态的差异,形成定居和饮食生活的不同。陶器的制作工艺技术虽然也从简陋到逐渐复杂,但品种和造型上却更多地表现出浓郁的地方色彩,沿海文化圈比山区文化圈更为突出。在壳丘头文化中,有的就地取材直接用贝壳边缘往陶器上压贝齿纹,有的陶器口沿边缘则模拟贝壳边缘刻挖成锯齿状,强烈显示出滨海文化的独特工艺。昙石山文化中,釜、罐器皿更多受到同类竹木编织器皿造型的启发而设计成型,装饰的席纹、篮纹也与编织物雷同,都是与渔猎生活为主导的经济形态相适应的。
  另一方面,福建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人也突破了交通困难的阻隔,与周围地区的文化逐渐发生互相交流的关系。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内陆文化圈比沿海文化圈表现得更为频繁一些。牛鼻山、南山类型的文化,受到广东、江西的石硖――樊城堆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的影响的渗透,在陶器上显示较多的共性特征。昙石山文化陶器的鼎,形制受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彩陶属仰韶文化的流风余韵,盉渊源于太湖流域的马家滨文化,壶、罐、杯、豆等形制工艺上的相似性,也是在互相往来的交流中促成的。但这种交流往来,对于按照自身体系发展的福建新石器时代文化来说,处于次要的位置,而且一直持续到青铜器文化时代。
  三、闽台史前文化的渊源联系
  台湾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远古时代到历史纪年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新石器时代福建地方类型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往来中,在台湾与祖国大陆交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福建与台湾的关系最为密切。
  台湾海峡彼岸的台湾岛,与福建仅一水之隔,且以澎湖列岛为中介,地理气候极为接近。闽台两地史前文化的渊源联系,可以追溯到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
  在第四纪的末次冰期(距今7000——10000年)台湾海峡曾出现过三次海退和海进,每一次海退,使台湾和福建成为一个整体。远古华南地区的人类迁徙进入台湾,主要是通过“东山陆桥”完成的,台湾发现的“左镇人”化石,大约是三万年以前的亚冰期,从福建进入台湾的。19887年东山县发现的人类化石和大量脊椎动物化石如东方剑齿象、水鹿、斑鹿、水牛、中国犀和山羊等化石,1988——1989年发现的清流人牙齿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1989-1990年发现的漳州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等文化遗物,都是“东山陆桥”存在的证据。
  除左镇人的化石外,台湾还发现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长滨文化,遗址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1968——1971年曾进行五次发掘,共发现有石器6000多件和骨角器100多件,经研究,这些遗物属旧石器时代后期,距今15000年前,被称为“长滨文化”打制石器的方法与大陆周口店等同时代遗址所发现的旧石器极为相似,说明“长滨文化”主人与大陆远古人类关系密切,台湾学者称之为堂兄弟的血缘关系。
  到了新石器朝代,活动于台湾的古人类创造了多种类型的新新石器时代文化,除了它们自身发展特点并接受大陆其他文化影响之外,与福建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关系最为密切,表现出竟相一致的共性。
  1、大岔坑文化与壳丘头文化
  台湾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大岔坑文化,距今年代为6300——6400年左右。这个文化是1964年台湾大学师生发掘了台北县八里乡大岔坑遗址与高雄县林园乡的凤鼻头遗址以后确立起来的。这个文化在台湾的分布很广,其遗址集中在北部淡水河下游沿岸和西北海岸、中部海岸以及西南部海岸,在东海岸边也有零星分布。遗址的位置都在江河附近和海岸的低台地上,背临低山茂林,旁边或前面有淡水或海水的资源,当地的住民可以就近从事各种渔猎活动以及采集植物果实,并在台地山坡上和丛林里从事农耕。这些地理分布特点与经济生产方式,与福建的壳丘头文化十分相似。
  大岔坑文化的陶器,均为手制,质含粗砂,火候不高,烧成温度在400℃——500℃左右。陶色驳杂,有棕、深红、黄、灰等色,胎心多为灰黑色。器形比较简单,有罐、缽、碗等,以圜底器、圈足器居多。器表多饰粗绳纹,还有篦划纹,由两股或两股以上构成间断或连续的波折、交叉纹,以及用血蚶类压印的贝齿纹。罐类直口内敛或侈口束颈。这些作风类似于壳丘头文化陶器,似应属于一个较大范围的文化系统。总的来说,壳丘头的陶器,无论品类、造型、装饰都要比大岔坑类型更为丰富一些。
  2、昙石山与园山、凤鼻头、芝山岩文化
  分布于台湾北部的园山贝丘文化,基本年代为距今4000——3000年并延续到公元纪年初期。与昙石山文化一样,园山文化的聚落都在山岳或山麓,住民从事大量的渔猎和采集捞贝的生产活动。所采贝类中有海水栖的水晶螺、小旋螺、稜芋螺、牡蛎等。半淡水栖的鸟蚬类,淡水栖的中国田螺、台湾小田螺、川蜷类等。兽骨种类有野猪、水鹿、花鹿、糜鹿等。农业生产的谷类作物处于次要地位。园山文化的陶器,以手制含细砂的棕灰陶为主,有的刷上棕黄色陶衣,相当昙石山文化中期的灰陶和晚期的橙黄陶。彩陶是涂红色的平行条纹、点纹,与昙石山文化中期相似。
  分布于台湾中南部的凤鼻头文化,早期类型称为红陶文化,距今年代为4450——3450年。已知的聚落居址分布于高台地顶部,住民的生产方式以农耕为主,兼营渔猎。陶器为手制的细质红陶,呈橙红或深红色,橙红的多经磨光,拍印绳纹或席纹、或有刻划纹和附加堆纹,类似于昙石山文化早期的红陶。还有施红彩钩连形和平行线的彩陶,相当于昙石山文化中期的彩陶。器物中撇口矮唇、圆腹的圈足罐,撇口浅盘高圈足镂孔豆,与昙石山文化中期同类器物形态相似。圆柱足的鼎,与昙石山文化晚期东张遗址出土的相似。
凤鼻头文化的中期类型,称为黑陶文化,距今年代为3390年起至公元初期。此时聚落形态与以前的红陶文化期相似。但遗址以贝丘堆积的特点十分突出。细红陶已很罕见,其地位被含砂硬质磨光、素面或有刻划纹或绳席纹的橙红陶所代替,相当昙石山文化晚期的橙黄陶。此外,还有少量的黑陶和彩陶。黑陶仍为手制但有慢轮修整的痕迹,全面打磨光泽、色黑体薄,类似于昙石山文化中期的泥质磨光黑皮陶。彩陶为深棕、深红装饰的填充三角形、平行直线纹、雁行云纹、宽带状纹,与昙石山文化晚期彩陶相当。
  近年发现的台北芝山岩文化,距今蒌4000——3000年。遗址座落在临近溪流的山丘上,含贝丘堆积,住民以农耕为主外,也从事渔猎活动。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较少。制法是手制加局部轮修。其中居半数的泥质磨光陶,与昙石山文化中期的泥质磨光灰黑陶雷同。施红、橙、褐衣磨光的泥质陶,相当于昙石山文化晚期的橙黄陶和黑衣陶。彩陶主要为灰黑彩和黑中带紫,少数为橙红彩。装饰纹样有平行线条的交会或交叉纹等,与昙石山文化晚期的彩陶颇相似。器物品种中,撇口矮唇圆腹的圈足罐,与昙石山文化中期的形制相同。撇口矮唇的鼓腹罐,圆柱足的鼎,宽圈足的豆,敛口深腹的圜底缽,均类似于昙石山文化晚期器物。
  总之,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于海岸或内陆溪流附近的台地山丘上,往往具贝丘堆积,住民从事渔猎、农业等生产活动。出现的红陶、灰黑陶、橙色陶、彩陶,与昙石山文化红陶、灰陶、橙黄陶、彩陶文化发展序列是相一致的。就年代而言,其消长年代均晚于昙石山文化。其文化渊源直接受到昙石山文化的影响,是勿庸置疑的。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就是昙石山文化的先民,横渡台湾海峡而创造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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