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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玩琐记(上)

【廖文伟】
  古陶瓷中既有“大家闺秀”,亦有“小家碧玉”;既有“健美大卫”,亦有“断臂维纳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和赏玩,这些古瓷出身官窑还是民窑的尊卑贵贱,它们从岁月罅隙中走来是毫发未损还是伤筋断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负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它们从岁月深处带来的古雅和质朴……
  金狮驮彩洗 孩童压粉笺
  洗并非专指文房中洗笔的器具,《士冠礼》就有“夙兴,设洗直于东荣”之说,原来洗脸洗手之器皆可称作洗的。什么时候“洗”成了文房洗笔器之专用词尚不得而知。许是要让文房洗笔之儒雅有别于洗脸洗脚之俗吧,于是前者称笔洗,后者名脸盆,雅俗作云泥之别,一“洗”风雅于百“洗”之上。
  金狮彩洗乃洗中佼佼者。洗为平底方形,描金,四角为四金狮足。洗内四壁分别描金线方格3个,器心描金线方格9个,格中共绘摇头摆尾金鱼13尾。器外四壁分别绘牡丹、月季、腊梅、秋菊,皆有描金框。釉显淡青,莹润肥厚,见“浪荡”纹,描金显亚光,胎洁白,见铁质黑点,口之四角有两角磕碰受损。底有“大清道光年制”款,历世近200年。
  艺人的设计思路拙中见巧,“半亩方塘一镜开”之方,水为镜,鱼翔方塘;四岸(四壁)为四季花魁,有“日日君相伴”之闲逸。“方正”之形自汉以来即喻人品之端平正直,清代科举制度则以“孝廉方正”为本色。狮为佛教中的护法神,自然界中百兽之王,四金狮俩俩相视,取其威严神勇镇守文房。区区一洗,意味深长。
  镇纸又叫套子龟、小连城、千钧史,而且是欧阳询第四子欧阳通取的名,为文房用具之一。其实镇这玩意儿用途很广,铁犀牛镇水,桃符镇妖,大石狮镇宅,镇纸则文玩化了,形状和质地各异,有金属、竹木、瓷等制作的瑞兽、瓜果、壁、尺等,小巧典雅,多为掌中玩物。
  珊瑚红孩儿枕形镇纸是镇书、镇纸用的,长仅10厘米,为一枕臂屈腿侧脸俯卧于石凳之孩儿形,着珊瑚红衣、青裤。白釉色显青,酥凝莹润,有玉质感。孩儿塑造和描色皆大巧若拙,憨态可鞠。初看孩儿衣裤有描金方孔钱纹,细细看来,原是分外细巧的刮釉,匠心可见。石凳之一侧有“同治三年刘义财自置”楷书款,为1864年生产之物。
  “孩儿”为镇,其形基本上仿自北宋定窑之“白定”孩儿枕,作镇纸则别有佳趣了。枕一孩儿入眠,总有那么一点不自在,而有“孩儿”伴读,心情岂不要舒坦许多?
  刘阮恋天台 关张服孔明
  陶瓷上出现人物故事的情节画面,应当始自元代,譬如《萧何月下追韩信》《蒙恬出征潴惧有相当明确的情节性。爱情故事情节性地出现在陶瓷上却不多见。豆青地青花“天台山遇仙”象耳瓶为豆青釉青花隆凸纹饰,选取的是《天台山遇仙》中刘晨、阮肇天台山巧遇仙女的故事情节。刘晨、阮肇巧遇仙女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明帝永平五年(62年),说的是刘晨、阮肇双双上天台山采药,被天台山仙女接往仙居。后刘阮二人怀念家中亲人,遂辞别仙女回家。不料家乡已面目全非,遇到的青壮年皆为昔日同龄人的第十几世孙,这才知道“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自己是去了一趟仙界了。二人举目无亲,重返天台山,从此杏无音信。瓶上纹饰画的是山路崎岖,林莽苍苍,迷路的刘阮二人正在走走停停,两名仙女脚踩祥云,含笑注视他们。
  豆青地青花“天台山遇仙”象耳瓶造型古拙,豆青釉肥厚,纹饰隆凸,青花色分五彩,胎骨洁白厚重,泥鳅背足,有道光同治清代中晚期器特点。但不知何时口已缺失,瓶身碎成多块。主人却不忍丢弃,细心拼接组合好,仍是爱之如一。“维纳斯”之被宝重,是因为她为惟一,断臂又有何妨?豆青釉地青花“天台山遇仙”象耳瓶虽残而又缺,但绘“天台山遇仙”故事情节的豆青釉青花象耳瓶目前尚未见有第二只,物以稀为贵,能不宝重?
  “三国”人物帽筒为醴陵湖南瓷业公司民国晚期至建国初期的制品,描金五彩,画的内容为三国时“新野之战”后的一个故事情节。刘备投刘表后驻兵襄阳之新野县,不久三顾茅庐得诸葛孔明为军师。关羽和张飞却瞧不起孔明,对刘备敬孔明若神明多有不服。不久曹操派夏侯悖与于禁、李典统10万大军攻打新野,孔明调兵遣将,布下疑兵计,区区1万兵马竟大败了曹兵10万之众。关羽、张飞这才对孔明刮目相看,分别向孔明谢罪。帽筒上的画是根据这一故事改编的京剧片断,剧中的4个人物,左为孔明,右为刘备,中立者为关羽,下跪者即张飞。张飞单脚下跪,双手举掌轻摆,满脸愧色。孔明则大度释然,伸手去扶张飞。图中关羽扬手侧脸正对刘备绘声绘色说些什么,或许描述的正是曹军溃败的情景,自然会说到对孔明用兵如神的心悦诚服。筒上的脸谱化人物神情各异,举止不同,着色浓艳,服饰穿戴乃至构图布局都带有典型的京剧气氛。
  挑灯看帽筒,恍惚中如闻台步声声,朦胧中似有人影绰绰,铿锵鼓点,京韵京腔,堪可为闲时一乐。
  犀杯好邀月 梅花赛酒香
  酒杯做成犀牛角状,其喻意指向是非常明确的。古来传说中有神犀,据说其角能辟寒、暑、水、尘,因此有辟水犀、辟尘犀等。唐开元二年(714年)冬天,原交趾贡犀角给皇上,色黄如金,据说用盘托置殿上,竟温馨而暖气袭人。但犀角状瓷质酒杯始于何时何人不可考,史载只说明末已可见到。
  犀角杯为清中期哥釉器,胎洁白细腻,釉呈米白,开百圾纹片。器外贴塑有卧鹿和梅花,接底有浅圈足,器底满釉。哥釉本有凝脂一般的温莹,加上岁月沧桑添加的酥润,形成包浆脂腻而且深厚。想当年,深宅把杯一酌时,席上一人一“角”,寒矣,暑矣,全在昵谈一笑中,想必把着的不是犀角也是犀角了。
  梅花杯当然与梅的品格有关了。苏东坡唱过“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又有陆凯作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唐人卢同则吟咏“相思一夜梅花开,忽到窗前疑是君”,梅之为人怜爱,足见古今无异。而梅并非四季皆有,做一酒杯成梅蕾初放状,又贴饰几枝梅花于杯壁,日日把杯,不就日日呼梅作伴而无须相思么?
  梅花杯也是明末才见,以德化产象牙白为佳。图中梅花杯施象牙白釉,肥润莹亮,为一握之器。据说这种梅花杯当年颇受欢迎,生产量甚巨,入清以后景德镇各朝皆有仿造,但白釉薄亮,大者如碗,小者似盅,皆远不及德化象牙白梅花杯可人。曾在市上见一巨型白瓷梅花杯,堆塑梅花梅枝,口径最宽处足有1 5厘米,若非海量者,谁敢把杯?笔者想起苏东坡说过“惠酒极佳,以梅醒为冠”,而梅花杯不能谓之不佳,如此大杯也该为冠了吧?取杯中之冠饮酒中之冠,如何?
  梨壶贵机巧 艺高见方形
  醴陵釉下五彩起步于清光绪末期,是时连景德镇在内的国内各窑皆醉心于釉上粉彩、五彩,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醴陵釉下五彩一枝独秀,清末宣统年间分别获得武汉劝业奖进会一等金质奖牌、南洋劝业会一等奖、意大利都朗博览会最优奖,名列景德镇之前,连慈禧太后也认为其成就不凡。
  醴陵釉下彩别具一格,有笔绘和喷绘两种,而釉下五彩梨形扣盖壶(图7)是笔绘器中匠心独到的一件。
  首先是其形,不单成梨形,大圆肚,盖为柄叶钮,俨然一大梨。饶有趣味的是它的柄,而盖戍叶形,尖头部分亦有一孔,正好挂扣在壶把的倒“S”字形钩上。这种挂扣盖壶设计奇巧,提壶倒茶入杯也好,把壶独饮也罢,都无须顾及其盖会不会突然失手跌落,也算得是灵机一动之发明。而造型圆浑,立于桌上,置于架上,稳稳当当,或许说不上秀雅,而有挂扣大别于他壶,毕竟也使今人眼目一新。
  其次是其纹饰,一面为夏荷,玛瑙红绘荷,铬绿描叶,几枝几叶,却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之势。另一面为秋菊,海碧蓝画叶,玛瑙红描花,独傲秋风,有不折不挠之气度,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如果说民国年间釉下五彩梨形扣盖壶是一种机巧的体现,那么,清同治年间的粉彩天圆地方壶(图8)则是造诣的检阅。
  瓷业行里有“一方四圆”之说,意思是制造一件方形的瓶罐或壶花费的时间在4件圆形器物之上,而成品率远在圆形器之下。
  同治粉彩花鸟纹方壶为四棱流、四棱柄、圆形无钮子母口盖,侧看为方形壶,正瞧似箱笼,暗合“天圆地方”之说。其实方壶并非清代创制,早在财L仪·燕礼》中即载有“司宫尊于东楹之西,两方壶”,可见方壶之祖早清代千年以上。壶之一侧绘花鸟,题字“数声啼鸟百花风”,颇有些“湖光山色沈春梦,不见枝上子规闲”的田园诗境。另一侧绘傍水而开的木芙蓉,有翠鸟正从枝头振翅俯冲向水中的游鱼,题字“落花水面皆文章”。壶流的一面则借“红树青山”点题,画叠翠山峦,写茫茫林海,却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空宁山谷之中陡然多了几分热烈,从而将自然界的纤纤情愫点染得楚楚动人。耳柄的一侧题有“香清味永,子涛仁兄大人清玩之章余也”。壶盖书“寅之大乐”,底款为抹红“大清同治年制”篆印。小小一壶,团团着彩,八棱八面皆书画,尽管同治年间瓷艺为低潮期,釉上“浪荡”触目,仍不失为尽得风雅之作。

编辑:朱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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