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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欧瓷器之比较看欧洲瓷器的东方情结

【陆宇澄】
  16—17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的航海业获得了空前发展,使得东西方贸易往来日渐频繁,来自东方的珍贵货物,如丝绸、香料、瓷器、玉器、漆器、各种织物、象牙雕刻等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各国。其中,尤以温润柔美,光洁细腻而著名的瓷器最为欧洲王公贵族及整个上流社会所珍爱,乃至于瓷器的价值一度超过了黄金,瓷器在欧洲成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这样,瓷器在欧洲的诞生也就呼之欲出了。

  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器就已经在欧洲出现,但纵观上古时期的世界陶瓷艺术,主要有两大源流,“一是中国,二是西亚。”所以欧洲的瓷器大体上是在东方的影响下产生,其产生时间较晚,一般认为18世纪是欧洲瓷器工艺发展的黄金时期。总的来说,欧洲瓷器的产生发展是经历了从东方进口、仿烧东方瓷器、以及最后形成具有自己风格的欧洲瓷器这样几个阶段。瓷器在英文中被称作china,以中国(China)作为瓷器的代称,虽然不能说明影响欧洲瓷的仅仅只是中国瓷器,但至少也说明了瓷器来自东方,是东方的产物。其实,在欧洲瓷器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东方瓷器对其有着直接的影响,它直接刺激和促进了欧洲瓷器的产生和发展,而在东方瓷器中又尤其是以中国和日本瓷器的影响最大。下面本文就以欧洲瓷器的产生发展为主线,以欧洲主要的陶瓷生产窑厂为主体,来探讨中日瓷器在欧洲瓷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欧洲瓷器的关系。

  一、欧洲瓷器诞生的前奏:陶器对瓷器的模仿

  陶器在欧洲有很长的历史,但瓷器在欧洲的出现却到了很晚的时候,东方瓷器也在很早就已经传人欧洲了,但东方瓷器对欧洲陶瓷工艺产生影响,使得欧洲陶器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模仿却是到了17世纪的“巴洛克时代”。尽管只是用陶器仿制瓷器,但意义却非常重大,可以说,欧洲陶器对东方瓷器的模仿拉开了欧洲瓷器生产的序幕,为欧洲瓷器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17世纪,瓷器在欧洲是王公贵族及整个上流社会最为珍爱的瑰宝,乃至于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上的价格一度超过黄金。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竞相掀起了仿制中国瓷器的热潮,其中,尤以荷兰德尔夫特(Delft)窑的陶器(公元1611年之后)最为出色。

  荷兰是最早发展航运事业的国家之一,它于1602年成立东印度联合公司,建成通往远东的港口,并继西班牙之后独家垄断了远东贸易,其中最主要的货物便是远东的瓷器。而在1640-1650年间(时值明末清初),中国因战乱而瓷器出口锐减,但代之出现的日本瓷器又价格昂贵,从而为德尔夫特窑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早在16世纪初,由安特卫普传人的意大利马略卡式陶器就已在阿姆斯特丹和哈勒姆(Haarlem)等地流行起来。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在中国和日本等东方陶瓷的影响下,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德尔夫特的制陶工艺开始在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在那时的欧洲人眼里,“如能买到一件德尔夫特窑生产的陶器,将被看做荣誉、幸福、以至财富的象征。”。

  早期德尔夫特陶器,是由于仿制中国青花瓷才在欧洲市场上获得成功。该窑的“中国样式”正是从当时中国外销瓷样式中来。例如:现藏海牙美术馆的锡釉蓝彩花卉纹双耳多流有盖瓶,是巴洛克时代荷兰德尔夫特窑的作品,这与清乾隆时期的那种青花缠枝莲赏瓶十分相似。德尔夫特陶器装饰多在盘、瓶、壶等器物上,纹样多是龙、狮子、凤凰、亭台楼阁、仙人、花鸟草虫、庭院花枝、楼阁仕女、山水风景等中国青花纹样,人们称之为“中国的形象”。其所谓“希诺瓦兹里”(chinoiserie,意为中国样式)的纹样,是从大量中国进口瓷器纹样中,选择适合欧洲人理解的形态,加以改造和重组而形成的。1670年以后,德尔夫特开始烧制五彩瓷器。荷兰最早接触的五彩瓷器,是中国南方的民窑产品,欧洲人称之为汕头瓷。此后,中国康熙五彩和日本柿右卫门、伊万里彩绘瓷输入欧洲,从而改变了欧洲人对青花的偏爱而随之投向了彩绘瓷。德尔夫特五彩陶常见的是黄、紫、绿、茶、红等锡釉色料。

  这一时期,德尔夫特陶器同时受到中国和日本的影响,但两者的影响还是有一定层次差别的。从此时中日瓷器关系上来看,中国正是清初之时,陶瓷技术已较为完备。而在日本是桃山·江户时代,桃山·江户时代是日本工艺美术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此时陶艺获得了飞跃的发展,是“茶陶”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日本瓷艺的起步时期。日本学习和消化中国北宋的瓷器工艺技术,烧制出当地的第一批瓷器,以后逐步实现了瓷艺的“日本化”。因此,这一时期,日本对德尔夫特窑的影响还主要是陶艺的制作技术及装饰风格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给予德尔夫特窑的影响是直接从瓷器的形制、样式、纹样、色彩等多方面影响,而日本则是主要以陶器影响德尔夫特窑的产品,不仅相当大,且是占主要地位的。

  二、欧洲瓷器的诞生与德国麦森窑

  17世纪末18世纪初,德国人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Johann Friedrieh Bottger,1682—1719)和埃伦弗里德·瓦尔特·冯·契尔恩豪斯(Ehrenfried walter Von Tschimhaus,1651—1708)经过反复试验,最终由伯特格尔于1709年3月成功的烧制出欧洲的第一件白釉瓷器。瓷器的成功烧制,为德国增加了收入,带来了繁荣,也直接推动了麦森窑的产生。1710年1月23日,德国国王命令在德累斯顿20公里之外的阿尔布累希茨堡建立麦森(Meissen)王室瓷窑,该窑选用“希诺瓦白土”,最终烧制出优质的白瓷,并于1713年春开始批量生产。这时生产的瓷器才“可谓名副其实的硬质瓷器。”

  麦森窑的瓷器同样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中国瓷和日本瓷都不同程度的对其产生影响,其早期纹饰多为中国式的人物、楼阁、园林以及花草动物等。18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麦森窑开始大量仿制日本柿右卫门和伊万里彩绘瓷器,如八角形器皿、带盖茶碗等器形以及装饰纹饰,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这与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对日本瓷器的偏爱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为了收藏和陈列逐年增多的瓷器,他还将易北河对岸的陆军元帅官邸易名为“日本宫”,专门收藏和陈列瓷器。皇帝的好恶直接左右着窑厂瓷器生产的风格,因此,日本瓷对麦森窑的影响是十分大的,它直接主导了麦森窑瓷器在装饰纹样、色彩、器型等方面的日本特色。

  三、洛可可时代的法国塞弗尔窑

  18世纪后期,法国是继德国之后在欧洲唯一能够真正生产硬质瓷器的国家。早期法国瓷器主要以烧制软质瓷为主,这是一种以陶土与玻璃为原料,以较低温度烧成,胎体呈白色半透明状的瓷器。而18世纪后期的塞弗尔窑是洛可可时代法国最著名的瓷厂,其原型是路易十五1738年在维森那建立的皇家瓷厂,于1756年迁至塞弗尔,它代表了近代法国瓷器的发展水平,同麦森窑一样成为欧洲瓷器生产的杰出代表。

  塞弗尔窑的产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主要采用天蓝釉,称为“国王蓝”。蓝白相间的底色上用雕刻、彩绘等形式装饰以线条流畅、造型轻盈的洛可可式纹样;另一种样式是运用玫瑰色釉彩。由于路易十五的宠姬蓬巴杜夫人是该窑的主要赞助者,玫瑰色是她喜欢的颜色,因此,亦称之为“玫瑰色蓬巴杜式”。塞弗尔窑的瓷器似乎与德国瓷器脱胎于中国、日本的原型不同,有了新的倾向。如在继承、发扬欧洲传统宫廷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又充分吸收其它艺术设计门类的流行时尚,从而创造出高贵优雅、华丽妩媚的独特风格,这与当时洛可可时代的趣味相关。但具体来看,塞弗尔窑的瓷器与中国、日本瓷器,尤其是中国瓷器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首先,洛可可艺术与中国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正是中国艺术影响了洛可可。早在17世纪,路易十四就十分迷恋中国瓷器,到洛可可时代这更是一种宫廷时尚。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在他的《洛可可形成》一文中明确的指出“在工艺美术方面,尤其在法国,全面地学习中国,……形成法国的理性和享乐的文化。”可见,中国对于法国工艺美术的影响,而洛可可时期塞弗尔窑的瓷器也同样有中国瓷器的影子。

  其次,一方面,洛可可艺术偏爱曲线美,而赛佛尔窑瓷器的优美曲线和复杂花草纹样很显然是受了中国的影响,一些曲线和纹样在总过瓷器、刺绣、漆器、编织品上到处可以见到;另一方面,中国瓷器高贵的黄色和典雅的蓝青色,都是法国艺术家们喜欢的色彩,这在赛佛尔窑瓷器上也很容易见到。

  总的来说,洛可可时代法国的赛佛尔窑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中国瓷器的影响,但此时欧洲瓷器也逐渐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具有自己民族文化特色的瓷器,其对于中日瓷器的依赖在逐渐减小。欧洲瓷器发展到后来,其独立性越来越强,欧洲文化特点也越来越明显。例如在法国,自1770年开始,塞弗尔窑的陶瓷装饰便常以欧洲古典题材为主。在德国,自1765年起就在王室瓷窑的瓶类制品中有了所谓的“古希腊罗马式”,同样,在英国也有了大批模仿古希腊陶瓶的产品。也可以说,到此时欧洲瓷器才逐渐摆脱了对东方瓷08的依赖和迷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四、中国瓷器和日本瓷器的关系

  虽然欧洲瓷器同时受到中日瓷器的影响,但实际上中国瓷和日本瓷之间还是有诸多差异,不仅在形制、纹样、装饰特点等方面不同,而且两者对欧洲瓷器的影响也有程度和层次上的差别,因此在探讨中日瓷器对欧洲瓷器影响的同时,还有必要对中国瓷和日本瓷的关系做一些考察,以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中日瓷器对欧洲瓷器不同程度的影响关系。

  日本很早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属于中国大文化圈。在瓷器工艺方面,中国起步很早,在东汉晚期(约公元3世纪)就已经成功的烧制出青瓷。而到17世纪,即明末清初之时,中国的瓷器工艺已较为成熟了。而此时的日本,瓷器工艺才开始起步,并且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中国瓷器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早在日本室町时代(1333—1600),中国宋以前的青白瓷就已经开始输人日本和东南亚诸国。而同时朝鲜对日本瓷器的产生又有直接的作用。在桃山时代文禄、庆长年间(1592—1614),当时赴日的朝鲜人在九州佐贺县唐津市及其附近建窑厂,创立“唐津窑”,最初主要烧制“朝式”的朴素日用杂器至扛户时代初期,元和初年(1615年)则由朝鲜人李参平在肥前有田(佐贺县境内)烧制出当地第一批瓷器,成为在日本烧制瓷器的第一人。此时的瓷器出现了描绘花样的装饰技法,这在日本陶瓷工艺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发展。这一时期,“唐津窑”的产品是日本瓷器工艺的主流。宽永(1624—1644)后期,日本人酒井田柿右卫门精心钻研和学习中国以赤、青、黄等为主色的彩瓷,并加以改造,从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出发,制成第一件上釉瓷器,以日本人崇尚的象征美、圣洁的白色为底色,纹饰洒脱,装饰华丽,具有鲜明的日本特色。“柿右卫门”样式成为当时的流行样式,并产生许多有名的作品,如《彩绘秋草纹八角瓶》、《彩绘花鸟纹酒壶》等,这种样式对早期的德尔夫特窑也具有重要影响。

  由此可见,中国瓷器对日本陶瓷工艺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瓷器对日本瓷器的影响,并不是日本完全照搬照抄,而是通过对引进的中国瓷进行消化、吸收,从日本特有的文化和审美意识出发,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瓷器风格,其风格的独立性不容忽视,因此,其对于欧洲瓷的影响也有独特之处。然而,如果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日本瓷器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但中国瓷器对它的影响并不是已经完全消失,在日本瓷器中多少也还有中国瓷器的影子,还可以见到一些中国的工艺和样式。因此,日本瓷器在传人欧洲之后,对欧洲瓷器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瓷器对欧洲的再影响。综上所述,比较中日瓷器对欧洲瓷器影响的不同差异,可以说中国瓷器对欧洲的影响似乎从风格根源上更为久远一些。而且瓷器毕竟还是china而不是japan,这至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瓷器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

  五、结语

  纵观整个欧洲瓷器发展史,东方瓷器尤其是中国瓷器和日本瓷器在其产生发展的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刺激和推动了欧洲瓷器的产生,并在最初的几百年间影响了欧洲瓷的生产和装饰方式,主导了欧洲瓷的风格特点,甚至引领了欧洲人的审美风尚,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还值得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其实,陶瓷艺术的发展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问题,实际上,艺术的展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文化交融的产物,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两国之间,但必然是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交融,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足以、也不能单凭本民族的文化力量立足于世界(即使有特例,它的文化也必然是相当弱势的文化)。要想一个民族发展壮大、一个国家繁荣昌盛,就必须从其他民族中吸取新鲜的养料,才能重获再度发展的活力。因此,世界艺术是各国艺术共同组成的,其发展也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艺术交流融合的结果。也正是有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各个国家的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我们的艺术才如此璀璨夺目,生活才如此丰富多彩,世界才如此气象万千。
 
  来源:世界陶瓷艺术史  编辑: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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