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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地区的窑业技术

【栗建安】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工作者们在漳州地区作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宋元至明清时期的古瓷窑址,还对其中较重要者,进行了考古发掘和对外合作研究,并已将大部分资料整理、发表。
  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反映漳州窑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它的发现和研究,不仅解决了我国古代贸易陶瓷中长期悬而未决的“汕头器”(“SWATOW”)、“吴须赤绘”(汕头器中的五彩)及“交趾三彩”(素三彩,亦称“华南三彩”)等瓷器的产地和窑口问题,也为全面揭示这一地区古代窑业生产发展面貌、探讨漳州窑与华南沿海窑业技术发展的关系及其对外传播与交流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明代晚期至清代中期(大约为16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是漳州窑的瓷器生产由繁荣、鼎盛转向衰退的过程,它的窑业技术渐趋成熟并达到高峰。
  明清时期漳州地区的窑业技术情况,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得到反映:
  一、窑炉
  用于焙烧瓷器的窑炉,无疑是窑业技术构成中最重要和最有代表性的部分。目前已发现窑炉遗迹的窑址有:平和县南胜的花仔楼、田坑,五寨的大垅、二垅和洞口等窑址以及华安县的东溪窑址。上述窑炉有以下类型:
  1、横室阶级窑
  又称横室连房阶级窑。其基本特征是:
  窑室平面呈长方形,一般宽度大于进深,每间窑室前有燃烧部,后有出烟孔,两壁直立,前后起券,隔墙到顶,单独成间。因而实际上每间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半倒焰窑炉。窑室的窑门均开在窑室前段即燃烧部两侧或单侧的窑壁上。投柴孔的位置,因出土窑炉遗迹不完全而未能确定,但根据燃烧部的位置及参照其它地区同类窑炉的资料(如日本佐贺县19世纪的智惠治登窑)推测主投柴孔应在窑门处。整座窑炉由数间窑室前后相连,前端有火膛、后尾有专设的出烟室;窑炉通常依山坡而建,前低后高,呈阶级状。
  考古发现的漳州窑的横室阶级窑窑炉,还有下列情形:
  (1)平和县南胜、五寨窑址的横室阶级窑,窑炉宽度为3.5-4.4米,窑室间数多者三间,如二垅y1、洞口y2等;少者仅一室如大垅y1、田坑y1等。此处的单室窑炉因其结构、形态与多室的阶级窑相同,因此仍将其归于此类型中。此外,窑室的窑底均为铺砂底、斜坡式。
  (2)华安东溪窑的横室阶级窑,已发表资料的窑炉,宽度为6.2-8.35米,多为两重隔墙。窑室的间数多者有四间以上。窑底虽未经清理,详细情况不明,但根据局部出露的情况推测,可能为阶级式。
  2、阶级龙窑
  阶级龙窑的外形如传统的斜坡式龙窑,窑室一通到底,但窑底不是斜坡而是阶级式的。此类型窑炉目前仅发现于东溪窑。但是近现代的民间小窑场至今仍有使用此种窑炉。
  在平和县南胜、五寨地区所发掘的前后共计八座窑炉均属横室阶级窑,而华安县东溪窑调查发现的16处窑炉遗迹,除3处是阶级龙窑外,其余也都属横室阶级窑。由此可以说明,横室阶级窑是明清时期漳州地区窑业生产中主要的和普遍使用的窑炉形式。而平和与华安两地横室阶级窑之间的差别,也许正反映了此类型的窑炉的演变和发展进程。
  二、窑具
  是反映窑业技术发展水平与特征的标志之一。明清时期漳州地区窑业生产中大量和普遍使用的窑具是一种被称为“M”形的(因其剖面似“M”形而名)凹底匣钵。这种匣钵被用于装烧碗、盘、碟之类的圆器,并因器形的大小而有规格的不同。还因装烧时有单件烧和多件叠烧的区分,匣钵也有深浅不一的形态。此外,还有一种直壁平底匣钵,是用于装烧较特殊的器皿(如炉、罐等)及小件器物(多件装一钵)的。装烧时各类匣钵配有圆饼状盖子。
  使用匣钵装烧时,通常在瓷器和匣钵底之间有一层垫隔物,起防止瓷器因釉水流淌而与匣钵相粘连的作用。平和县以及漳浦、云霄、南靖的各窑址均主要以砂料作为此层垫隔物,因而多数器物的底部有或多或少的粘砂,俗称“砂底器”,但叠烧的器物不见粘砂,则是因其足底刮釉以及下叠的器内有一圈刮去釉层的“涩圈”。在华安东溪窑的瓷器标本中,少部分有粘砂,多数为圈足底部刮釉、露胎。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华安东溪窑的瓷器多数在圈足内上釉,而且烧窑时控制窑温的技术水平也高些,很少发生淌釉现象。
  在使用窑具方面较特殊的是平和县田坑窑。因其主要烧制各类素三彩香盒等小型器皿,且多是底部也上釉,除使用平底匣钵外,还配套采用多种垫烧具,如有锥形、三棱锥形、圆饼座三棱锥形和圆柱形支钉以及垫柱、垫圈等用于装烧。
  试片,又称火标、火照、照子,是用于测定瓷器在焙烧过程中坯件瓷化的程度,因此可归于装烧技术之内。明清时期漳州地区窑业生产中所使用试片的方法和试片的形状,与宋元时期似无大的区别,均是以器物的口沿或腹片,在其上穿上孔与瓷器一道置于窑内焙烧,所见者多是青花瓷片。
  三、工具
  这里指瓷器制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器具。目前考古发现的这类工具有瓷拍、瓷刀、研钵、陶(石)杵、轴顶碗、挡箍等。其中轴顶碗、挡箍是陶车上的零部件,其形制与宋元时期窑址所发现的同类器物相同,说明这时期的陶车,其基本构造与宋元时期的相比较,可能没有大的变化,而且直至近现代的以手工业方式生产瓷器的作坊,也还有见类似者。
  此外,在平和县田坑窑址出土有一批陶范,是用于制作盒、小罐、器盖、方碟等器物的模具,出土的都是外范,刻有各类动、植物装饰纹样。
  四、作坊
  作坊,是瓷器生产、制作的场所,能够具体体现当时的生产工艺流程。漳州地区已发现和发掘的明清时期的作坊遗迹很少,较重要的有平和县田坑窑作坊遗迹和磨坊基址;华安东溪窑马饭坑作坊遗址等。
  田坑窑的作坊遗址,因破坏严重,仅存一石砌圆形储土坑、一工作台和工作间的部分基址,三者环绕于窑炉前方。在作坊遗址西面0.5公里处的溪流上游,有一处磨坊基址,保存有较完好的水车构漕、石构“轴托”和二对石磨,构成一基本完整的水力加工磨料工房。
  华安马饭坑作坊遗迹经调查发现,保存有一组四个卵石砌就的沉淀池,各池并有石砌水道与一水横相连,组成淘洗瓷土之作坊的一部分。其详细、完全的情况尚有待考古发掘加以证实。
  五、产品
  窑业生产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即产品,也就是瓷器。因此,瓷器也是其制作工艺装烧及烧成技术的综合反映,也是窑业技术的最终体现。不过,与上述几方面相比,瓷器产品则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和体现其窑业技术的。以下试从两方面分析:
  A、胎与釉
  一般地说,明清时期漳州地区瓷器的胎色呈灰白和白色,胎质较细腻,烧结程度很高。多数窑址的瓷器胎体较厚,较大器皿(如大盘、大碗)的胎体表面留有明显的旋削痕,而有的大盘底部还可见到明显的圈足边,厚薄不匀(即修坯时偏心)的现象。其它器皿(如碗、碟)在修挖圈足时留有小乳突或割坯痕,足壁较厚。但诏安秀篆窑和华安东溪窑的产品,胎体较薄、胎色较白,器表无明显的旋削痕。多数器皿的圈足内底平整、足壁较薄、少见割坯痕。
  漳州各窑的瓷器多数不在圈足施釉。一部分大盘的圈足内虽有施釉,但釉面多不整齐、且厚薄不匀,似乎随意涂刷而成。此外,由于焙烧时釉水下淌而使器底与匣钵内铺垫的砂子相粘,成为“砂足器”。少数在圈足施釉的碗、碟等,都将足底处刮去釉层、露出胎骨,以避免粘结。华安东溪窑的瓷器,多数是里外满釉,但足底仍刮釉和作涩圈。少见砂足器。
  施釉方面还有两次上釉的工艺,已知的有二器物,一是平和县田坊窑的素三彩器(可能南胜花仔楼、五寨洞口窑址也有少量的),是先在盒类器物内施白釉,高温烧成后,再在器表上一层黄、绿、紫釉,二次入炉低温焙烧而成。另一种是在五寨窑址发现的蓝釉器皿,在蓝釉层下有见一层白釉,应是二次上釉,但可能为一次高温烧成的。
  B、造型与装饰
  一般来说,明清时期漳州窑的瓷器,造型均较规整端正,器表线条流畅、匀称。但平和以及诏安、云霄、南靖、漳浦等窑的器物种类较少,多数窑址的器形、釉色品种单调。常见的器形有碗、盘、碟、盒、瓶、罐、炉、钵、杯、砚等。其中以青花和五彩大盘以及素三彩盒最具特色。而华安东溪窑的瓷器,制作更精细些,同时器物的种类也更多,除上述器物之外,还有盏、勺、匙、洗、坛、灯、水注、笔筒、觚、鼎、鼻烟壶以及人物、佛像等等。
  彩瓷的装饰,有绘画、刻划、模印、雕塑等。
(1)绘画
  所用材料及装饰方法有青花、彩绘(五彩)和釉彩等。
  青花,色调多呈蓝灰,还有蓝黑、灰绿等,也有少数呈色湛蓝、深蓝者。青花绘画的手法有双线勾勒内填色料、单线白描、晕染、青地留白等。装饰的方法,多用色带饰于器物内外口沿及圈足、内底绘主题纹样,也有在内外腹部绘各种图案的。平和县南胜、五寨窑的青花大盘,大多在口沿或腹部绘开光、锦地开光图案,开光内多是花木、山水、禽鸟等,而在盘底绘主题纹样,内容多是珍禽瑞兽、山水楼台、花草树木、吉祥文字以及人物故事等。青花画面既有紧凑、繁缛的,也有疏朗、简洁的,分别体现出严谨、拘束和洒脱、活泼的两种不同艺术风格。
  华安东溪窑的青花大盘数量较少,青花装饰多在盘底绘主题纹样,常见有玉兰题诗、山石牡丹、山水、博古图等,画面多显滞涩、呆板。此外,东溪窑的青花瓷圈足内多有施釉,因而在足底施绘的较多,但多是文字题记(主要是吉祥语)、杂宝或花押款等。彩绘,漳州地区的彩绘瓷,可分为五彩、素三彩、釉彩三类。五彩以平和县南胜、五寨窑的最具特色与代表性,其颜料以红为主色,配以绿、黑、褐诸色,所以又有称之为“红绿彩”的。其色调柔和、鲜艳。从考古发现的标本看,釉面上的彩料在烧成后(二次低温烧成)仍易脱落。彩绘的图案有锦地开光、花草禽鸟、文字印章等,华安东溪窑调查中仅发现少量彩绘瓷,亦为五彩,彩料有红、绿、黄、黑等,色调稍显滞涩、生硬,但似较不易脱落。彩绘图案有花草等。
  除素三彩器及各种单色釉器(如蓝釉、酱釉、黄釉等)外,还有一种以釉描绘图案、纹样的装饰方法,此处称之为釉彩(或釉画)。已发现的均是以酱釉或蓝釉为地,在其上用白釉作画,所绘纹样有兰草、牡丹、梅花、火珠团花等,装饰于大盘、盖罐、盅、瓶等器物上。目前仅在平和县的南胜、五寨窑址发现,数量很少。
  (2)刻划
  漳州窑瓷器上所见的刻划装饰方法,与宋元时期瓷器常用的刻划方法相同,即先在瓷器胎体上用锐器刻划出装饰纹样,尔后施一层青白、青或蓝色的透明釉。常见的刻划纹样有牡丹、卷草、缠枝花、鱼跃、麒麟以及吉祥文字(如“福”、“寿”)等。目前仅在平和县五寨窑址发现。
  (3)模印
  用模印方法装饰瓷器,在漳州地区各窑中,当以平和县南胜田坑窑最有特色、成就最高。田坑窑以烧制素三彩盒类器物为主。盒身有模制成椭圆形、十字花形、瓜棱形等。尤以盒盖形式多样,有造型有龟、鸭、鸟、蛙、瓜棱、松果、荷花、柿蒂的,还有凸雕龙、凤、象、牛、鱼、蟹、马以及莲瓣、杂宝、如意云头等图案的,表现出形象生动、纹样繁密、刻工精细、线条流畅的工艺特点。
  此外,在其它窑址中,还有发现菊瓣纹盘、碗、瓜棱罐、盖、方碟、花口碟、八方形水注、汤匙等模制器物。
  (4)雕塑
  漳州窑瓷器中雕塑作品较少见,如平和县洞口窑等窑址的炉足雕有兽面;华安东溪窑出有雕塑的佛像、人物、动物模型(水注)以及香炉上的贴花图案等等。
  结语
  1、明清时期漳州地区的窑业技术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体系和传统,这主要表现在普遍地使用横室阶级窑,大量和主要使用“M”形匣钵。
  这一窑业技术体系,在以平和为中心的、包括诏安、漳浦、云霄、南靖等地的窑址,与华安东溪窑址分别表现为内涵有所不同而又相互紧密联系的两个发展阶段。
  2、明清时期的福建漳州地区,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由于世界陶瓷贸易的需求,刺激了当地窑业生产的发展和繁荣,它们依赖自身的传统的窑业技术,群起大量烧制仿景德镇的瓷器,在产品上表现出草率和急就的作风,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与发展,该地区窑业生产的中心随之从平和一带转移至华安东溪,生产技术也日渐进步,产品质量也逐渐提高,从而使这一地区的贸易陶瓷生产始终可保持着一定的势头。
  3、明清时期漳州地区生产的瓷器主要用于外销,其产品在国内较少见,而在国外的发现却较多。世界贸易陶瓷中著名的“SWATOW”(也即“汕头器”)瓷器中,大多数是漳州窑的产品。因而漳州窑瓷器的研究,对世界贸易陶瓷史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4、漳州地区地处华南沿海,明清时期的漳州窑不仅有瓷器大量外销,其窑业技术在中国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与交流中,也占着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已故南京大学教授熊海堂先生已有论述)
  福建漳州地区古代窑址分布广、数量多、内涵丰富,而我们所做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却甚少。因此,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漳州窑,还有待今后更多的工作,以及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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