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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即汴京官窑论悖于事实(上)

【高阿申】
——同李辉柄先生商榷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国学大师胡适先生的一句名言,也是学者在研究课题时经常采用的治学方法之一。然而,读《宋代官窑瓷器》后让人感到,李辉柄先生对“汝窑即汴京官窑”的假设,大胆方面过了头离了谱,而求证方面则显得十分草率。因此,对宋代官窑瓷器所作的结论,让人觉得费解。请看其文章最末部分的结语:
  宫中传世并保存至今的宋代“官窑”瓷器,其窑口可分为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两类;北宋官窑包括官汝窑、官钧窑;南宋官窑有修内司窑与郊坛窑,凡四种。现在,北宋汝窑、钧窑及南宋郊坛窑遗址已经发现并进行了发掘。所谓的“汴京官窑”即不见文献记载,其地域又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而实为乌有。修内司官窑的存在应是历史事实,宫中收藏的“传世哥窑”瓷器实为修内司官窑瓷器;龙泉大窑、溪口等处遗址的发掘,证明了文献中的“哥窑”就是“龙泉哥窑”;“传世官窑”瓷器也就是郊坛官窑瓷器。
  汝窑是北宋后期建立的第一个“官窑”。据《笔衡》的“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逐命汝州造青窑器”的记载,证明北宋后期宫中曾先命汝州烧制贡瓷,而后自置官窑烧造,即所谓的官汝窑。
  不难看出,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其名称及所对应的窑口,在《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有了新的落定:哥窑瓷,一部分划入修内司窑,一部分归入龙泉哥窑;不幸的是“北宋官窑”,宋代文献上明明有“京师自置官窑烧造”的记载,却被李辉柄先生以“既不见文献记载,其地域又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而实为乌有”,一笔勾销,取而代之是距离京师有二、三百公里地的宝丰清凉寺汝窑。
  《宋代官窑瓷器》出版于1993年。有关李先生上述的两宋官窑论断,学术界持怎样的看法?
  1995年由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经耿宝昌、叶佩兰、白云哲等57位专家集体审定的“官窑”名词解释为:宋代著名瓷窑。有南北之分。据文献记载北宋宣和至政和年间,朝廷在汴京自置瓷窑,专烧宫廷用瓷,称为北宋官窑。北宋灭亡,高宗南渡后在杭州置窑于修内司,名为内窑,又称“修内司窑”。后在郊坛下立新窑,名“郊坛下窑”。“修内司窑”在杭州凤凰山下,“郊坛下窑”在杭州乌龟山下。此两窑统称南宋官窑。汴京(今河南开封)官窑及杭州修内司窑的窑址至今均未发现。
  1998年由冯先铭等编纂的《中国古陶瓷图典》,在窑口“汴京官窑”条目中称: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有南北之分,北宋后期所设官窑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宋顾文荐《负暄杂录》有“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载。以后明、清文献多因袭此说。南宋官窑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北宋汴京官窑,按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的观点,窑址在今开封地下,目前未曾发掘,无法取证。但从传世品来看,此窑是继汝窑之后为宫廷制御用瓷器的窑口,器物形制与烧制工艺与汝窑有共同之处。官窑器形多仿古,釉色为粉青、月白色,釉质晶莹润泽,釉面开片纹,有文献上所描述的紫口铁足特征,底部有支烧痕。另一观点认为北宋官窑不存在,汝窑即北宋的官窑,这也有待于进一步证实。本文注:据该图典《后记》介绍,“窑口”条目撰写者为冯小琦、李辉柄、于文荣三人。
  由此获悉,绝大多数专家对“北宋后期所设官窑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的见解仍是明确的,此观点依旧为陶瓷界所公认。尽管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中,把另一“认为北宋官窑不存在,汝窑即北宋的官窑”的观点也作了反映,尽管这一“另一观点”事实上是少部分人的看法,甚或是因李先生参与了此条目的撰写缘故。但科学探讨总要有一个过程,对有争议的问题不回避,并摆出来,符合学术讨论的公平原则。
  倘若,李先生仅仅在其《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立异,即使论点难以成立,即使把学术上流行的“宋代官窑三分法”,再作分解,变成“四分法”(如先生结语中的“凡四种”),别人一般没必要说三道四。因为,书中反映的只是作者个人见解,并不能代表学术界。从学术争鸣角度讲,这类书籍多多益善,可开拓大家思路。何况学术领域里有不少成就,系来自质疑中的发现。但是,如此“标新”的观点,要想代表集体研究成果,并在起示范作用的陶瓷专著上成为公论,就应当用事实让同行们认可。可是,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全集》第七卷上,李辉柄先生凭借主编地位,就把这“另一观点”,演变成当今学术界的唯一观点,使神圣的学术尊严,受到了不应有的侵害。
        一篇妄断臆说的“总论”
  需要说明,15卷《中国陶瓷全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是当今陶瓷专著中工程浩大、著录瓷器数量最多的一套书籍。遗憾的是在第七卷宋代部分,一篇名为《宋代北方瓷业的发展及其主要成就》的“总论”,以撰写者的主观偏见,封杀了学术界主流观点,又武断地将北宋汴京官窑逐出《中国陶瓷全集》,从而歪曲了中国陶瓷发展史。
  在此篇“总论”中,撰写者可以凭自己主观愿望,随意变换事实界限,把贡御性质的汝窑提升为性质截然不同的专置官窑。既然如此,对同样具有贡御质的定窑,耀州窑、景德镇窑,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在此篇“总结”中,撰写者可以无视文献记载确切,实物流传有序的事实,以“无窑址印证”为由扼杀北宋官窑。既然如此,对同样难以辨明窑口所在地的哥窑,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在此篇“总论”中,撰写者可以因“我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非指地名”的个人臆想,曲解古文献本义,指鹿为马。既然如此,对曾被北宋朝廷长期垄断的越窑,为什么不一视同仁。
  李辉柄先生上述不合逻辑的论断,出现在皇皇巨著中,又发生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宋代部分,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失误。
  北京故宫博物院有没有汴京官窑器?院外人士只好以李辉柄先生之言为是了。可是,按《中国古陶瓷图典》“汴京官窑”条目“从传世品来看,此窑是继汝窑之后为宫廷制御用瓷器的窑口,器物形制与烧制工艺与汝窑有共同之处”字意识读,北京故宫本是该有的,则现在却不见了。所幸台北故宫有清宫旧藏的汴京官窑青瓷25件及南宋官窑青瓷110件,已于1989年都见诸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的《宋官窑特展》图录,这些两宋官窑器物,它们不会因为李先生的个人观点,便随随便便改了姓;更不会因了李先生的理论,就被逐出历史舞台。
  李先生否定汴京官窑的论断,引起古陶瓷界舆论的哗然。现摘取著名古陶瓷学家叶喆民先生发表于2002年2月26日中国文物报上的一段文字,以便与读者一齐进行辨析。此文的标题为《河南窑址考察记略(众说纷纭的宋代御用青瓷器——官窑)》:
  最近更有人进而解释“京师”一词并非地点,而是“朝廷”,断定“北宋官窑即是汝窑”。然而,细读《坦斋笔衡》全文,则在“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句前,还有“遂命汝州造青瓷器”一语,不可忽略。首先,照一般对“京师”一词的理解,多是指地点而言,即首都的旧称。按《公羊传(桓公九年)》的解释:“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这一首都的代称沿用已久,人所共知。至于它和朝廷能否视为同义词,则未见有先例可援。既然前文所述的“京师”和“汝州”同属地方名称,前后呼应,而且“自置”与“遂命”含义也不相等,假使“汝窑即是官窑”,则何必费此周折而既自置又敕命?况且宋人文献和陆游《老学庵笔记》也有“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之说,何不直接指名为“官器”?即使在明人笔记内,也多有将此二窑相对评比之论。例如信誉卓著的曹昭《格古要论》也曾具体说明:“官窑器……色好者与汝窑相类。”王世懋《窥天外乘》则加以品评说:“宋时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窑次之。”由此观之,在宋、明人心目中,官窑和汝窑乃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窑器。试想,岂有明人不懂宋人词语,反不如今日外人之善解中国古文之理?何况那些南宋学者对北宋往事的回忆实录,总与千年以后的妄断臆测有着霄壤之别。
  在对河南窑址考察过程中,我还曾两次到过传为“旧官”即北宋官窑窑址所在的汴京(开封市)。《坦斋笔衡》记载“京师自置窑烧造”,这京师当是指的北宋首都汴梁,而多年来传说官窑即设在宫廷内。这种设置证诸南宋宫廷设有“修内司”,清代宫廷也设有“造办处”,兼司烧造御用瓷器之事,原不足奇。
  显而易见,由于缺乏相应的古汉语知识,李辉柄先生对古籍字义的理解,便同宋人词语原义大相径庭。由此得出,并写在《中国陶瓷全集》上的“官汝窑即是北宋官窑,亦即是汴京官窑”的结论,也就同历史真相南辕北辙得无边无际了。
  李先生发现,京广铁路以东,历史上缺少唐、宋时期的古窑遗址,他认为,这是缺乏烧瓷原料的表现。进而推断,位于京广铁路以东的开封,同样因“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因此,先生绘制了两张图,一张为河南省煤系露头示意图;一张是标有京广铁路的古陶瓷窑分布图,并于《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演绎成结论。又以此为研究成果,在《中国陶瓷全集》第七卷的“总结”上断言:“从河南全省的古代瓷窑的分布情况来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今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的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址。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铁路以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先生的上述三段论,在汴梁官窑遗址不易或见情况下,让“北宋官窑不存在”之说,似乎有了证据。
  然而,先生的此项立论,漏洞太大。姑且不说铁轨两侧各百多公里地域处的瓷土原矿带,是否真有天壤之别,单就推理而言,先生的论述已经不合逻辑。因为,“宋五大名窑,河南占三”,各时期古窑又无数,汴梁起码该有“天势地利人和”之便利才对。再说,京师当时制作的是“经济上不惜工本”的“御用瓷”,凭什么就随随便便没有了瓷土与燃料。
  无独有偶,亦属我国唐、宋古窑遗址集中地之一的湖南,有一座近百年才红火起来的名窑。醴陵,地处湖南省东部,不但地理方位,就连周边古窑分布及铁轨走向,都与开封在河南所处状况雷同。这座现在被众人誉为“红色官窑”的醴陵窑,据1948年出版的《醴陵县志》记载,该处的制瓷,始于清代雍正年间。“初期生产粗瓷,本世纪初始生产细瓷,并创造釉下五彩新工艺,产品几次参加国内外赛会均获奖。”(汪庆正主编《简明陶瓷词典》)醴陵窑“不可斗量”的建树,对先生之“没有古瓷窑遗存……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论断,该是极有力的批驳。先生此说的不科学还在于,中国从来没有达到过“全民烧瓷”地步。烧与不烧,通常由地方视产业需要而定,未必同“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相关。
  先生借铁路“以西”、“以东”论英雄,说明先生对“专置官窑”的认识,对瓷器烧造是门艺术的认识,大概是模糊的。所以,先生对宋徽宗在京师建“艮岳”时所表现出的个人意志及其在瓷器方面的天赋,会置若罔闻,就连汴梁同宝丰都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的如此显见事实,也视而不见。
  因此,漏缺开封地名的煤系图和标有现代铁轨的古窑图,先生应当重画。最好是读熟了《清明上河图》后再画。出自北宋张择端之手的《清明上河图》,由于作者居住汴梁,加之描绘细腻,乃把徽宗时代的京师风貌尽收眼底。鉴于此,《清明上河图》上繁华似锦的都城景象和550余人物的勃勃朝气,倒是一份可以说明古开封生态环境良好和百姓不愁“木柴与煤”的真凭实据,更是一份可用来探讨“京师自置窑”乃系水到渠成并无任何不可的历史佐证。据图还可推断,莫说北宋官窑“时烧时停”,就是后代各朝烧窑不止,烧造至今,亦不大会出现瓷土或“木柴与煤”之短缺,持这种看法,兴许为许多专家的共识,所以,叶喆民先生在《河南窑址考察记略》一文中,特意提及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盛会:“例如1984年6月,开封工艺美术公司就曾仿制过一批‘北宋官窑’瓷器,并且举办了‘仿北宋官窑青瓷鉴定会’我在应邀出席期间,曾伴浙江美术学院邓白教授、南京博物院宋伯胤院长、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郭演仪研究员等人,抽闲到附近几处名胜古迹作片刻之游”。叶先生叙述这段旧事时,似乎很谨慎。他明白,一张嘴,会因记错看错乃至说出错话,“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林升《题临安邸》诗),就意味深长地通报了三位同志姓名。三张嘴三双眼,不至于都看错记错说错,此属“孤证不立”原则的延伸。
  今年8月8日,笔者应邀参加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举行的“中国古陶瓷研讨”报告会,并以《瓷粥罐起始年代探讨》为题作发言。中午用餐恰与郭演仪研究员同席,特就当年开封仿制北宋官窑青瓷一事请教郭先生。郭教授用“貌似神随”四个字,形容他对这批仿官瓷的感受。他还说起冯先铭、李国桢、李知宴、汪庆正、赵青云等共34位专家,应邀也参加了那次由中国轻工业部委托的“仿北宋官窑青瓷鉴定会”(研制单位和鉴定委员会部分成员名单),共同为开封用河南当地原料仿制出的“质感效果似宋官窑的产品”作了见证。专家们通过论证,肯定汴京官窑的存在,并对北宋朝廷利用汴梁周边资源在古开封置窑烧瓷的能力,均表示没有疑义。另一位刚到过开封、郑州的专家还告知,如今开封仿官窑产品铺天盖地,这些“汴京官窑”器,不但开封宋都御街古玩店里有,连省会郑州古玩城几乎家家在卖,还辟有“仿北宋官窑瓷”专卖店。价格数百元一件,精品开价一、二千元,但作品都缺失古拙感。
  由此可知,李辉柄先生显现在手绘图上的“事实”,同历史及现实状况非常不相符。李先生所谓“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铁路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之说,纯粹是虚拟的。李先生之所以要形而上学地推断汴梁“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之所以要想方设法把烧造贡御品的汝窑提升成“北宋官窑”,目的只一个,为其立论的“汝窑即汴京官窑”观点,寻找、或者创造理论依据。
  由于李先生把汝窑同汴京官窑混为一谈,相互矛盾的论点在“总论”中比比皆是,特别在关于官窑概念的论述上,先生始终不能自圆其说,例如:
  “官窑瓷器严禁民用,而且不得仿造,故不能形成窑系。”事实上,民窑仿官多多。例如鬲式炉、簋式炉、贯耳瓶、琮式瓶等,南宋时龙泉窑曾长期仿造,不仅数量多,窑口之众亦颇为壮观。除以“龙泉仿官瓷”著称的溪口窑外,“龙泉金村、大窑也烧造与郊坛下官窑相类的器物。云和亦有仿官窑器的制品,在赤石坡的仿官器,主要是黑胎,在梓坊有灰青、淡米黄胎。”(《简明陶瓷词典》“官窑”条目)就在李辉柄先生任主编的《中国陶瓷全集》第八卷(宋代南方窑口)上,彩图65、74的南宋粉青釉把杯(图15)与南宋龙泉窑黑胎贯耳瓶(图16),即为典型的龙泉窑仿官瓷:前者见诸于朱伯谦《龙泉窑青瓷》(1998年版),被定性为“龙泉仿官瓷”,此次刊出,湖州市博物馆依旧断其为龙仿官;后者图版说明上,收藏单位浙江省博物馆以同样明白无误的文字告知读者,“在同时期的南宋官窑中也有生产”。面对这样明明白白的客观存在,可总论上还是出现“不得仿造”之谬误,实属不应该。至于“不得仿造,故不能形成窑系。”因字义含糊,不知先生确切所指?如系指官窑,分处南北地域的两宋官窑,顾名思义当为官窑青瓷体系,不然,“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就全没有意义。话到这一层,似乎得设一个假定:假使汴京官窑果真若先生所言是宝丰“汝窑”,那么,“袭故京遗制”的南宋修内司官窑,便成了事实上的“南汝”,它同跨地区的宝丰汝窑,形成了有嫡传关系的“汝窑系”。因此,先生还应该为两宋官窑的称谓正名才是,称宝丰汝窑为“北汝”;谓临安修内司窑为“南汝”,这样更科学。如果先生“不得仿造,故不能形成窑系。”实指民窑,那些以龙仿官瓷著称的大窑、金村、溪口等窑场,它们组成的“龙泉窑系”,早为陶瓷界公认。就连先生列为“第二座北宋官窑”的钧窑,在它影响下,宋时的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形成一个庞大“钧窑系”,亦同样是历史客观存在的。
  “官窑生产具有保密性质,弃窑时,需作现场处理。这种弃窑的作法,是官窑独具的一个生要标志,也是考古发掘不易发现的根本原因。”且不说“官窑生产具有保密性质”的依据,系来自文献记载抑或先生自己判断!亦不谈后朝明清时期的“官搭民烧”,究意是怎么回事?只想请教先生,当国家处在生死关头,北宋政权有没有可能,为官窑“保密”,对窑址“作现场处理”?就算窑场处理了,那窑址周围成千上万张活口,基本“保密”需要,又该作何种处理?加上先生眼中“汝窑即北宋官窑”,就是说,在汴京城门将被金兵击破之际,朝廷还务必抽调兵力赶赴清凉寺,为汝窑的“弃窑”“作现场处理”,这合乎情理吗!更妙是,890年前这支宋朝部队,靠什么装备,竟能在往返近千里路上,做到人不知鬼不觉!倘若按先生“弃窑的作法,是官窑独具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考古发掘不易发现的根本原因”的说法去界定、去思考。迄今找不到遗址的十数处宋代古窑(参见冯先铭《瓷器浅说》),包括《坦斋笔衡》“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中的河北(即河北窑,窑址所在地河南汲县)、唐(即唐邑窑,窑址所在地河南唐河县)、邓(即邓州窑,窑址所在地河南邓县)等,都该属宋代官窑!它们遗迹杳无音信,不正是“官窑独具的一个重要标志”?进而细想是要吓出一身冷汗!假如,元、明、清封建皇朝倒台时,对各自的官窑,都作一番“现场处理”,这烙下累累伤痕的中国瓷器,还能称之谓China?还能代表中国吗?幸好,先生之说实为乌有。不然,中国陶瓷发展史非血迹四溅、支离破碎不可。
  “官窑瓷器由于专供皇室享用,故均为宫中传世瓷器,宫外偶而见之,亦皆因故由皇室内流出。”假若,汝窑属“北宋官窑”,那么,宋人周辉《清波杂记》“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该句怎样读解?那些等候“供御拣退”后掏钱的北宋买家,同“近尤难得”的南宋欲购者,难道先生能肯定,他们都是皇帝的亲戚?否则,“专供皇室享用”岂不成大白话!还有,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述南宋将领张俊,于绍兴二十一年(1152年)十月进奉高宗16件汝瓷,这是咋回事?一下子亮出16件,能属“宫外偶而见之”?让人尤为感兴趣是,此16件汝瓷,算不算“官窑瓷器”?答案如果肯定,时年67岁的张俊,藏匿16件汝瓷达50年之久,又平安无事,说明先生“专供皇室享用”论点错误;答案如果否定,即证明汝窑,确为北宋晚期一座贡御性质的民窑。而行伍出身的张俊,之所以不怕,是自恃有功,此功是把自己在当兵时买下的汝瓷,献给了皇上。当然,张俊因此还有功于今人,留下铁证说明先生上述方论全错,不管此项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再有,先生说“汝窑即汴京官窑”,又称“官窑属于非商品制作”,“官窑瓷器严禁民用”。可事实上,汝瓷既可买卖,又可以民用。对于自己的这些论点,先生不觉得与文献记载充满矛盾吗?
  以上种种,说明先生在“总结”上的学说,很不严谨,多以妄断臆测为理由,鲜有事实根据。
        汝窑及其所带来的思考
  世界上许多地方有瓷土,为什么发明瓷器的是中国人?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名瓷、名窑,为什么江西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后来最出名?上列问题似乎很容易回答,但真正要回答完整,却并不容易。我们择其最简单答案是:因为中华民族聪明勤劳;因为元明清时期景德镇窑集瓷器大成、又能不断创新。
  天底下拥有优质制瓷粘土的地方不少,远的不多说,近郊国家就有日本、韩国。韩国于新罗统一时代时,已有很好的灰釉陶。由于中国越州青瓷的输入,使韩国在高丽建国初期出现的青瓷,有了长足进步。12世纪初,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将高丽青瓷与中国古越州窑瓷、新汝窑器相提并论,可见高丽青瓷的制作,于北宋宣和时期已达到很高水准;日本友人对唐、宋、元、明及清代早期的中国瓷器,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那时尚处在尚陶时代;但对于部分清代瓷器,有些人不以为然,他们觉得,日本瓷的瓷化度更高。我们亦有这样经验,在分辨中国造,还是日本18世纪仿景德镇五彩或青花瓷器时,除纹饰之外,最快速的鉴别依据有时来自胎骨瓷化度。
  两千年以来,中国制瓷业五花八门的成就,让世人眼花缭乱。中国瓷器伟大,是因为博大精深:瓷窑遍布大江南北,装饰技法层出不穷;瓷器名品代代辈出,呈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充分显示了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有人以为,中国瓷器的胜出,乃是靠了上帝赐于我们一方水土。但是,在对许多古窑及其所出瓷器,作过深入研究后会发觉,上帝并不总是很公平,不少蜚声唐、宋的古窑,它们所持有的瓷土远非人们想象那么完美。而能造出如此精微雅致的瓷器,主要是靠一方水土养育的一方人。
  譬如始烧于中唐、极盛于晚唐时期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它开创的釉下彩绘工艺,对宋代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吉州窑的白地褐花以及元、明景德镇窑青花瓷器的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然而,就是这么座在晚唐被称为天下第一烧的长沙铜官窑,到了五代却突然间衰落了。它后来不但被同属湖南地的衡山窑、岳州窑和益阳窑所超越,竟然还到了生存难以为继的地步。原因固然多方面,如,受当时战争困挠;定窑白瓷及景德镇青白瓷兴起,缺乏持续有创意的新品种;胎的泥土质量差(在1957年窑址被发现之前,长沙窑瓷曾被一些专家疑为陶制品)等。诸多因素中,后期产品缺少创意和泥料粗劣,显然是重要原因。江郎才尽的长沙窑在沉寂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后,于清代康熙年间才恢复生产,此时的它,以制陶为主。但从它的兴衰中我们可总结出一点,瓷土上毫无优势可言的长沙窑,由于适时地应用模印贴花及点彩技艺,适时地把诗文题记等书法艺术移植至瓷器装饰、又领先一步创立了釉下彩绘工艺,因而在越窑青瓷同邢窑白瓷占统治地位的唐代,照样可迅速崛起,并有效地把产品推向全国与海外,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瓷窑。这是一方水土培育一方人的结果。长沙窑凭借自身难能的多种创新,谱写了陶瓷史上极具激情的篇章。同时,又以被历史淘汰的无情事实,讲述了名窑的艰辛和时代的进步。
  汝窑的兴衰,及其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又何尝不是呢?在众多创下“天下第一烧”的名窑中,最让人瞩目的应该是汝窑。北宋晚期,造瓷历史较短的这位后起之秀,由于借鉴越窑,耀州窑和岳州窑的工艺之长,又以玛瑙入釉,成功地烧制出天青釉瓷。
  天青釉,相传为周世宗柴氏时所创,“当日清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景德镇陶录·卷七》引《唐氏肆考》)这便是迷人的柴窑。然而,历史上的柴窑及“雨过天青”颜色,惟见明代时有记述,“而成器者不复见矣。”可汝窑,不只以传世70余件器物证明了自己业绩,尤以新近面世的无数青釉瓷片,展示自身在釉、胎及盛衰兴替上的奥秘。
  有关汝窑青瓷的玛瑙釉特征,笔者在《解读汝窑青瓷》(《收藏家》总77期)一文中,曾作过如下呈述:
  汝瓷釉面的光泽,不如官、哥瓷晶莹,更逊于龙泉青瓷,与同为贡御性质并亦为出土的定瓷、龙泉瓷标本作比较,汝釉的光泽度,大抵只及后者三分之一略强。这说明,玛瑙入釉,致汝釉的玻化程度及釉质的抗腐蚀性均有所下降。反过来则说明,缺乏明显玻璃质感,是玛瑙为釉的一个重特征;
  汝窑瓷片的断面,肉眼可见许多气泡嵌在釉层的中、下方。用放大镜于釉面上观察,中层的这些气泡,于釉层内呈稀疏的星辰状,大的如星斗。但是,蕴藏在釉层最底下的另一部分气泡,从釉面上则很难透见。汝瓷在其紧靠胎体的釉层间,有一排肉眼可见的大小气泡,这类同宋龙泉、南宋官窑等青瓷体系釉内气泡排列有异的景象,属玛瑙釉为釉的又一特征。同时表明,玛瑙的粘度很强,以致釉内与胎体中的空气,在烧制过程中无法正常溢出,较多的被封闭在釉的下层;
  由于玛瑙的加入,釉子的粘性骤然增强,降低了釉料在溶融时的正常流动,使得釉面自行修补厚薄不匀的过程受阻……
  汝窑的胎,亦同样别具一格;
  汝窑青瓷的胎体,普遍较厚,与同类器型的定窑白瓷比照,前者胎体厚度,普遍为后者1至2倍;
  汝瓷的胎骨,以香灰色为主,该色类似燃过后的香灰,于浅灰中微微闪黄。另有少量汝瓷的胎骨呈土灰色或灰白色;
  汝瓷的胎质,明显疏松,远不及同时代的越瓷、定瓷、龙泉瓷来得坚致,手感亦相对较轻,特别其胎骨断面,缺乏瓷器通常应有的玻璃相;
  ……再从胎质干枯发涩及出现较多间隙等现象来看,汝瓷坯泥的成份存在着某些先天失调该是确切的。考虑到长石与绢云母的特点为高温下粘度大、熔融范围宽,能促成瓷化并提供足够的玻璃相,而石英起减粘作用,过多的石英不利于熔融。因而可以断定,汝瓷胎泥中的长石及绢云母不足,或者石英过量,是造成其瓷化不良的主因。由此还可以断定,正是地域性的土质原因,才使烧成后的汝胎,近似陶胎;也正由于汝州清凉寺的坯泥存在这一先天性不足,为质量计宜,汝官窑的瓷胎,才被宋代汝州人做得格外地厚实,以此弥补瓷骨粘结度及强度之不逮。
  写于2002年初的上述文字,系凭传统“眼学”观察所获,唯缺少科技测试依据。以下系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张福康、陶光仪、阮美玲和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袁海清四位研究员,在论文《汝官窑的颜色、质感、斜开片及蚀斑的形成原因》(郭景坤主编《2002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讲座会论文集》)中所列举的测试数据:
  “有的文章说汝官窑胎质致密,但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多数汝官窑胎有不同程度的微生烧,断面干涩而没有玻璃光泽,有时还可看到大大小小的空洞和断层,有明显吸红现象,特别是月白和粉青更甚,而北宋临汝窑、钧窑、耀州窑及南宋龙泉白胎青瓷则基本不吸红。造成汝官窑胎微生烧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胎釉配方不匹配,其二是当时偏爱玉质感釉。汝官窑胎的AL203含量介于26%——31%之间。这种高铝低硅质胎至少要烧到1300℃才能完成致密化,但汝官窑釉属于高石灰釉,烧成温度不能超过1220℃,如超过这个温度,就不会得到玉质感,同时釉要流淌,为了迁就釉,胎就不能完全致密化。”
  “显微结构大致有下面四种类型:1、烧成温度为1050℃——1100℃的月白釉呈完全失透感;2、烧成温度介于1100℃——1200℃的粉青釉呈玉质感——未熔釉料和钙长石比完全失透感的釉明显减少,但气泡没有明显减少;3、烧成温度为1200℃——1230℃的天青釉开始出现玻璃质感——钙长石比玉质感釉明显减少;4、烧成温度超过1250℃的釉出现较强玻璃质感——釉已完全玻化,钙长石和云雾状物基本消失。”
  “新仿汝窑的配方和烧造工艺同古代不完全一样,胎釉化学组成和汝官窑存在明显差别,另外,胎的致密化度,纹片形态以及釉色、质感等外观特征方面也有明显差别,两者不难鉴别。”
  仪器测得的结果表明,笔者前述的目鉴基本正确。同时,还印证了当时为之捏一把汗,临到投稿时仍犹豫再三的一段文字:“以几滴天然水,通过测试瓷骨断面的吸水性,亦能起到区分真假汝官瓷的效果……”(《收藏家》总77期)而这些目鉴的内容,因涉及到历代文献“一概不提”的汝胎,理当特别慎重。可是,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忠实“本相”的标本,倾其胎、釉所承载的显性与隐性的历史信息,昭示了汝窑在宋时的盛衰演变轨迹:“玛瑙入釉”的确有许多独到之处,最显殊是釉泽精光内蕴(系釉内大气泡折光反射之故)和釉呈幽玄静谧的青蓝色。这是北宋汝窑当初成名所在。然而,对于“至少要烧到1300℃才能完成致密化”的胎来讲,代价同样巨大。为“迁就釉,胎就不能完全致密化”。因而,质地干枯发涩、似陶非陶的汝窑,终因“胎釉配方不匹配”,烧造只“约20年”时间,便被汴梁官窑取代。这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在陶瓷史上的重演。 
  关于汝胎,为何历代文献“一概不提”?估计古代人虽有惑,无奈受科技制约,始终不详其成因。其实,以“眼见为实”论瓷胎,汝胎现象并不为怪,中国有不少古瓷,凭仗泥坯,原本是难以成就一代名瓷的。诸如在胎釉间常需敷一层化妆土的邢窑;坯泥烧结后呈半瓷半陶的潮州窑;瓷质颇粗糙的建窑、磁州窑;还有在传统一元配方制胎基础上作改良,“最早采用二元配方制造出黑胎青瓷的南宋官窑”等等。正是各方人的智慧,才把这火与土的瓷器艺术不断地推向高峰,成就一个又一个特定时代的极致。而釉色最先达到雨过天青蔚蓝境界的汝窑,是其中一颗特别耀眼、璀璨的青瓷之珠,它的艺术光辉,与天地共存。
  还应当说,汝窑是在优胜劣汰竞争中败北的。持这个观点基于两方面事实:其一,同时期汝州张公巷汝窑、汝州文庙汝窑的青瓷胎体,瓷化程度大致较好,不同于清凉寺汝窑。尽管釉色以豆绿及碗豆青为主,全没了天青色或天蓝色,成了宋人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称的“汝州新窑器,越州古秘色,大抵相类。”的这类器物。但从中反馈了来自宝丰周边窑口的烧造信息:在制瓷匠师们的眼里,牺牲胎体粘结度及强度的做法,未必真正可取。其二,两宋时的其它南北青瓷窑场,比如龙泉窑、临汝窑等,没在一座窑口将玛瑙引入釉内。既然天下烧瓷人尽知“汝窑为魁”,为什么当时及其后,没有紧跟者,包括两宋的三个官窑。内中原委,不尽是原料和技术难度缘故。可想而知,追求产品质量与实用性,当是维系窑场生存和立足诚信的首要考虑。
  只要竞争,就会有失败者。成功与失败是相对的,由此得到的技术更新和制瓷业上的快速发展,才是永恒的。例如始烧于北宋元丰年间的龙泉窑,它“是以越窑的终点为起点的”。但越窑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制瓷技术的消歇”,相反,涌入龙泉的这种“制瓷技术的迁移”,使千年越窑的传统制瓷工艺,在新的生产环境里,又得到更有效延续(龙泉窑烧造至清,有七百多年历史)。从龙泉青瓷于北宋晚期初创时的釉薄、开片,至南宋时期迅速“达到青釉史的高峰”,成功地烧成了粉青釉与梅子青釉”(《中国古陶瓷图典》)这个典型事例上,我们可以领悟到烧瓷上所谓成功与失败的真正含义。以史为鉴,对于官窑取代汝窑、汝窑替代定窑,以及定窑代替邢窑的这类在古代窑口经常出现的此消彼长现象,也就容易理解了。中国制瓷业之所以繁荣昌盛,就因为各时期的名品争艳斗奇,又时时推陈出新;就因为不断有窑场达到一个个新的历史高度,又不断有窑口从一个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继往开来。
  再仔细品味南宋叶寘《坦斋笔衡》“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逐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句,可发觉失败名单上不单有定,还有不及“汝窑为魁”的“唐、邓、耀州”,甚至有江南初具规模的“龙泉县窑”。
  有目共睹,在诸多的青瓷窑口中,汝窑确实技艺超群。比如圈足,比如支烧痕,汝窑虽说借鉴越窑、耀州和岳州窑工艺,但从其圈足外卷时的优美弧线及底部支痕细小挣钉、形如芝麻状所反映出的心痕手迹,汝窑这位宋时出生的小弟,比起汉唐已见名传的三位大哥,显然已是技高一筹。再裹足满釉,通体青一色,加上釉呈失透状,致深不可测、欲看不透,汝窑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赢得宫廷青睐实属必然。然而,此一时非彼一时,失宠萧墙之何在?《笔衡》没明说,想必受用者自明。则下面的“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似乎是暗示,赵佶于置窑前,曾看好浙江龙泉窑,因虑其远在“处州”,且“质颇粗厚”,才作罢。如此看来,汝釉的不亮不透,汝胎的粗厚久烧,尤其断面干枯发涩,徽宗不可能不作计较。这计较,当然是在使用或玩赏过程中,从不经意间从破损处,由察觉至深究,慢慢转变而来。再说,汝窑自待诏供奉以来,多用一些圆器贡御,这些既通俗又较划一的器形,十数年下来,是会让博雅好古的皇上看腻的。加之窑场距京师显得亦稍远了些,于朝廷征集和皇室的享用,多有不便。于是政和间,就有了官窑兴、汝窑跌入低谷的故事。
  宋徽宗是一位极具造诣的皇帝,擅长书画又格外痴迷石头,以至有史评家认定是“花石纲”,导致北宋王朝的倾覆。比如,元世祖忽必烈的幕僚郝经曾云:“自古中原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郝经的诗句,兴许带些政治偏见,可赵佶迷恋三样石头确有史实:玩得最疯狂数“奇石”;玩得最典雅属“玉石”;玩得最长久系“瓷石。在位期间,瓷之进贡者计有定窑、建窑、汝窑、钧窑,最末,徽宗干脆自烧之,名曰官窑。对于这样一位玩瓷大家,对于这样一位开启了制瓷史上“专置官窑”先河的皇帝,他不懂得汝窑品质上的优与劣,显然是我们过于天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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