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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的始烧年代及其文化内涵

【高阿申】
           一、罐的历代概况
  作为远古时代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盛贮器,我国在新石器时期已有带耳、带提梁的陶罐制作。原始青瓷在其创烧之初,也就开始生产印有凹弦纹、云雷纹等花纹的带系青瓷罐。汉代,青瓷罐因烧造技术成熟,加上质地坚固,又有宜人的青绿光泽,便取代陶罐,成为人们生活需求的首选物品。东汉时,青瓷罐的形制呈显多样化,其中的青釉五孔罐、青釉布纹四系罐,为当时代表作。
  罐的肩部带系的模式,后来在两晋南北朝非常风行,并延续至唐宋。这显然与系在当时所起的能提能挂作用有关。同时,亦与四系、八系,给人以平稳感及美的享受有关。譬如,西晋青瓷不单把系设计成弓形、桥形,还出现狮形、羊形等造型;东晋时又刻意在系上施加点彩;南北朝时的系竟多达8至10枚,这些,并非都应了功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美观,或者说,是集实用与装饰于一系。到了唐宋,烧造技术进一步提高,使青釉、白釉如冰似玉。而此时,器物的线条美与色彩美,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加上罐体又出现了瓜楞、柳条形等花样制式,才让肩部之系,显得不那么重要,遂退居于次要地位。
  元代,基于堆、贴、刻、划、镂雕等装饰技法的广泛应运,瓷罐的发展进入了辉煌时期。我国的南方和北方一些如龙泉、吉州、耀州、磁州等民间著名瓷窑,均有非凡建树。元代中期,景德镇窑的高温釉下青花及釉里红彩绘异军突起,其浓艳的视觉色彩、更具水墨画韵味的表现技法,使瓷器艺术跃上了新的境地,不但奠定了景德镇一统天下的局面,亦让器形大度的瓷罐,越发神采飞扬、蔚为大观。明代,是我国瓷罐史上鼎盛时期。由于人们意识上的一些原因,特别是罐与官相同的谐音,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了瓶、尊,成为明代景德镇窑琢器生产中的大宗。造型则更加丰富,创新品种有:永乐宣德的S头罐、壮罐、法轮式罐;成化的天字罐;嘉靖的将军罐;崇祯的莲子罐等。清代,罐的地位逐渐被瓶、尊取代,康熙以后,罐的生产以实用为主,除传统型的一些品种外,乾隆时期创烧的西瓜罐,流行甚广,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
           二、罐的文化内涵
  应当说,古代中国人,原本很在乎避讳。至明清,人们因为耳濡目染了文字狱,对咬文爵字及同音字的研究,也就更有长进。既然字和发音,非常重要,以至见刀见血;既然罐叫人贴心,而瓶须套用三个谐音,方可同官运享通作连贯。那么,经历了文字狱的明朝百姓,对龙泉青瓷罐(寓意“清官”),对白地青花罐(寓意“为官清白”)等罐类器物情有独钟,便属极其自然的事情。试想,罐(官)的同音字多么美妙,天地间诸多好事,岂不应了一个“官”字?莫说“当官可发财”,就为能造福一方、能替天行道和光耀祖宗,“做官”亦属人生正道。况且,自唐武则天开创殿试制度后,封建皇朝的科举考试届届波澜壮阔,不少男儿就是通过乡试会试殿试才走上仕宦之途才建立了功名。金榜题名,数百年来为天下莘莘学子梦寐以求,亦让无数望子成龙的父母牵肠挂肚梦魂萦绕。
  于是,颇具雄风的罐,在迷信谐音能带来好运的明代人眼中越见神韵,成了兴旺门庭的吉祥物,成了劝人读书、劝人讲礼教的陈设品。它们的用途与品位,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并取代瓶,成为人们居家摆设的重要物品。这些,从刻意制作的四楞、八楞罐上,从精心设计的四方、八方罐上,都可以得到证实。成化时,宫廷居然史无前例地烧制了“天”字罐,该罐的意味更为深远。此外,出现在正德、嘉靖青花罐上的一些仙鹤纹、孔雀纹及锦鸡纹,也传递出明确无误信息,即罐的使用者及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因为这些罐上,装饰了一些只有明代的公、侯、附马等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文官才可使用的动物纹(《清铜典》54[礼嘉之四]),而这类纹饰,除了香炉上出现武官二品的狮子、九品的海马纹以外,在明代瓷器的其它器形上,则难得一见。另外,从明代罐上盛行的各式高士图、祥云纹、瑞果纹、婴戏图、月宫图等一些装饰题材上,亦可知晓人们对罐所寄予的深情厚望。譬如万历时期的一件五彩开光人物罐,其棱花形的四开光内分别绘“吹箫引凤”、“举案齐眉”、“指日高升”、“状元折桂”等民间传说故事,把文人的心声渲染得淋漓尽致。由此说明,明代大部分罐,并非传统概念上的盛贮器,由于罐的谐音此刻代表一种境界,罐便具有了其它器物不可替代的文化内涵的使用功能。
  古代器物的遗存数量,是反映当时社会需求最有力的证据。因而可以这样说,由于罐在这一历史阶段不负众望地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所以,理所当然的获得明代各阶层人士的青睐,成为明代景德镇窑琢器生产中的大宗。同时还可以这样说,在明末,在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的状况下,莲子罐和粥罐的应运而生,对构筑当时的文化生活和提升百姓的精神追求、文化心态等方面,无疑是有一定的社会效应,尤其对那些因战乱而感到前途渺茫的文人而言,更是一种安抚、一种愿望的象征。
  说粥罐与粥无关,确实令人不可理解。然而,循着明代罐的发展轨迹,并结合明末时的社会状况去探索,这个结论,不能不说是客观的。首先,瓷罐的底足,明早期至正德时大多数为涩胎,自嘉靖朝起,罐的底足,绝大部分制作成釉底。釉底是时代进步的一个标志,工艺上并无难度,但明末清初时的粥罐,其底部偏偏全部为涩胎,说明它压根儿就打算上餐桌。其次,实用器的生产,一般以简朴、耐用为原则,可是,战乱致瓷业每况愈下的明末清初的粥罐,做工精美得几乎同康熙瓷不分彼此(后人亦竟难辨究里),说明它绝非等闲之辈。再看看它的装饰(高士、云龙、海马、加官晋爵、狮子、三多和听听器形名称的谐音(做官),不难明白,粥罐,肩负着特殊使命,它的到来,是一心一意同文人结伴的。
  历史的遗迹见证了逝去的文明。粥罐的出现表明,明末清初时,人们对于各式罐,不独感情上水乳交融,赋予罐的使命更广泛,更直率。因而,在该时段的青花罐上,除了经常出现一些主题鲜明的高官厚禄图,加官晋爵图等装饰题材之外,古人还巧借“做”与“粥”的谐音,“连子”与“莲子”的谐音,以坦荡的君子胸怀,创造了粥罐、莲子罐新器形,直截了当地利用器物名称的发音,表白心里的向往和追求,书写了瓷罐史上灿烂的一笔。
  粥罐是特定时期的产物,看上去似乎有其偶然性,其实,乃是中华文明的必然,是罐文化演绎的必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思想发展的必然。中国人历来主张清白做人,历来敬重大清官,历来信奉“学而优则仕”,明代罐上折射出的,正是这样一种意思和心态。
           小  结
  清代,把婀娜多姿的瓶,同“平升三级”仕途凑在一起,同“吉庆平安”、“平生富贵”等人生美好追求联系在一块。甚至,干脆把有些瓶称为尊(康熙时多尊),或就其外形赋予各种人文精神,如观音瓶、柳叶瓶、一统瓶等等。这些,是因为瓶有瓶的可爱之处,敬而远之实属愚蠢,为此,才找出这么一些谐音和理由,让瓶儿不独官复原职,还与百姓同乐,共享荣华富贵。于是,罐被贬去重当盛贮之用器,瓶则名正言顺地重得宠幸。这是明清两代一个罐多瓶少和一个瓶多罐少的原委,也是明代罐不同于清代罐的关键所在。顺便说一下,晚清时,有一种类似的粥罐的器物甚为流行,其面目颇似放大了尺寸或添加了环耳的盖缸、盖罐之类。或许,出于人们惯性思维,抑或循着近代人生活轨迹,故称之为“粥罐”。然而细细琢磨,终让人觉得其名称有些牵强附会。此类粥罐,它的用途与早期粥罐迥然有别。
  瓶瓶罐罐,因了各自称谓上谐音,在文字冤狱猖獗的明、清两代,有过一番心照不宣的较量。这场风波,最终在康熙时期被划上了句号,此后,代表了明代文化意识的粥罐,便名存实亡,当然,包括从此亦偃旗息鼓的莲子罐。粥罐之所以退出历史舞台,是因为它来到这世上原本不是盛粥的,是因为它与生俱来的任务是给天下求取功名的志士学者助威呐喊,促其勤奋。既然人们的思想境界有了越迁,连原先的忌讳都有了遁词,那么,罐所肩负的使命了结了。只是,功成却名不就的早期粥罐,不免要带着几分心酸与遗憾;它与同属崇祯时期产物的瓷制笔筒,有过相似的荣耀,都是文人的心仪之物。可人们怎么忘得干干净净;它那比笔筒复杂的造型和富有想象力的形制,竟然被晚清粥罐扭曲得不伦不类,就连初来乍到的神圣使命,亦被淹没得无踪无影。据此而论,对粥罐的研究,现在仅属开始,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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