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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紀事
公元 1911 辛亥 宣統三年
到公元
歷史紀事
上海商團成立  
  宣統三年(1911)二月,上海商界著名人士李平書、沈縵雲、葉惠鈞等人發起組成上海商團。該團屬於商業資產階級的自衛武裝團體。以光緒三十二年(1906)創建的南市商團公會為基礎,聯合商余學會、商學補習會、韞懷商團、商務印書館體育部第二十多個行業性和區域性商團組織而成。團員約五千人,編成五個中隊,設正副團長各一人。該團主要成員為一般中小商人,也有部分店員、職員及宗教界、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參加。會中「經常演說時事形勢,宣傳救亡圖強」。武昌起義後上海光復時,該團大部分團員參加了反清斗爭,配合民軍發動武裝起義,在攻打上海制造局等戰斗中,立下汗馬功勞。並承擔地方防務和維持社會治安。其後在上海民軍及江浙聯軍攻打南京時,該團又組織義勇隊隨軍出動。

同盟會發動黃花崗起義  
  宣統三年(1911)三月二十九日,同盟會在廣州舉行武裝起義,史稱「黃花崗之役」。宣統二年(1910)春季的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許多革命黨人灰心洩氣。孫中山遂於十月在馬來西亞的檳榔嶼召集會議,黃興、胡漢民等同盟會骨干及南洋、東南各省代表參加了會議。孫中山在會上批評了革命黨內因失敗而對前途喪失信心的情緒,指出「一敗何足餒」,激勵大家「鼓其勇氣,乘此良機,重謀大舉」。決定在廣州再次發動起義,「為破釜沉舟之舉,誓之不反顧,與虜一搏」。他號召「內地同志捨命,海外同志出財」。會後,孫中山、黃興等親自到華僑中募捐,集得港幣十九萬元,遂派人到日本購買武器。十二月,黃興、趙聲等到香港組成了起義領導機關統籌部,黃興被舉為部長,趙聲為副部長。除分派革命黨人前往長江流域聯絡反清革命團體響應外,即著手發動廣州新軍,防營,巡警及番禺、南海、惠州等地會黨參加起義。他們以同盟會會員骨干,精選出一支由八百人組成的先鋒隊,在廣州設立了秘密據點三十八處。宣統三年(1911)三月初十日,統籌部在香港擬定於十五日起義,以趙聲、黃興為革命軍正副總指揮,分十路進攻廣州,再分兵出湖南、江西、福建,奪取長江中下游,然後大舉北伐。許多華僑紛紛回國,准備參加戰斗,革命黨人更決心作奮心一搏。不料同盟會會員溫生才未與任何人打招呼,即於初十日白天刺殺清署理廣州將軍孚琦,引起清廣東當局嚴密戒備,一些運送武器的革命黨人亦遭逮捕,加之款餉和槍械未能如期運到,黃興等被迫將起義推延到三月底。二十五日黃昏,黃興前往廣州准備指揮起義,得知起義計劃洩露,兩廣總督張鳴岐增調兩營巡防軍布防廣州,並開始搜捕革命黨人,許多人建議再次推遲起義。黃興認為繼續推遲,將意味整個起義前功盡棄,亦將失信於踴躍捐款的海外華僑,決定於原訂的二十九日冒險起義。黃興立即致電胡漢民,率在港的三百余先鋒隊員偕武器,於二十八日晚趕到廣州。但打電報延誤至二十八日晚十點方到香港,最後一班赴廣州的船早已啟航。二十九日午後四時,因香港先鋒隊員未趕到,黃興只得將原訂十路進攻改為四路。黃興率一路進攻總督衙門;另一路攻廣州北小門,接應參加起義的新軍進城;第三路守大南門;第四路襲取巡警教練所。黃興率一百二十余名先鋒隊員攻入總督衙門,張鳴岐逃走。起義軍縱火焚燒了總督衙門,繼續前行。在東轅門外,起義軍與清廣州水師提督李准衛隊遭遇,展開激烈巷戰,戰斗持續了一晝夜,因傷亡重大,被清軍擊敗。黃興傷右手,斷兩指,仍堅持指揮,直到只剩孤身一人進才躲入一家綢布店,經同志護送到香港。長期擔任宣傳工作的朱執信,一反平日文弱之態,截短長衫,雙手各執炸彈奮勇當先,胸腿受傷,仍不下火線,直至子彈打光,才避走香港。喻雲紀(培倫)在起義前,日夜趕制炸彈。起義時隨黃興進攻督署,身負一筐炸彈,左手持號筒,右手執槍,勇猛當先,拋擲炸彈,清兵見之披靡。後全身多處受傷,仍率眾據一米店力戰多時,在突圍時被捕。方聲洞自督署沖至雙底門,孤身被圍,猶揮槍突殺,斃敵二十余人,血流遍體,彈盡力竭而死。他起義前曾給家人留下遺書,謂「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其余三路因見敵眾我寡,未按計劃行動。胡漢民等從香港趕到廣州後,起義已告失敗,遂撤回香港,在戰斗中不少先鋒隊員受傷被俘,在清當局屠刀面前,他們大義凜然,從容就義。同盟會會員林覺民起義前致妻子訣別書,謂「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臨刑時,他俯仰自如,色不少變。李德山臨刑前大罵清吏「認賊作父,不知羞恥」。喻雲紀在刑訊時,義正辭嚴地說:「學說是殺不了的,革命尤其殺不了。」此役革命志士死亡達八十余人,孫中山扼腕歎息「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廣州人民激於義憤,不顧清地方當局迫害,冒著生命危險,收殮烈士遺骸七十二具,葬於城郊紅花崗,改名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起義亦以此命名。

皇族內閣成立  
  宣統三年(1911)四月初十日,清廷詔令裁撤軍機處、會議政務處等機構,頒布新訂內閣官制,設責任內閣。攝政王載灃任命慶親王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由他籌組新內閣。新內閣旋即成立,奕劻(皇族)為內閣總理大臣,那桐(滿族)、徐世昌為內閣協理大臣,肅親王善耆(皇族)任民政部大臣,鎮國公載澤(皇族)任度支部大臣,貝勒載洵(皇族)任海軍部大臣,貝子溥倫(皇族)任農工商部大臣,宗室壽耆(皇族)任理藩部大臣,蔭昌(滿族)任陸軍部大臣,紹昌(滿族)任法部司法大臣,梁敦彥任外務部大臣,唐景崇任學部學務大臣,盛宣懷任郵傳部大臣。內閣名單公布後,引起國內輿論大嘩。因閣員中滿族占九人,其中皇族就有六人,而漢人僅有四人。這與過去政府中尚書滿漢各半的規定相比,漢族比重大為減少,所以被外間譏為「皇族內閣」。

保路運動興起  
  宣統三年(1911)四月十一日,清政府悍然宣布鐵路國有政策。聲稱干路均歸國有,支路准各省紳商集股自修。如有違抗,即照違制論。二十二日,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與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正式訂立《粵漢川鐵路借款合同》二十五項,借款六百萬英鎊,將光緒三十一年(1905)中國人民爭回的路權再行出賣。光緒三十、三十一年川漢、粵漢鐵路收回後,清政府已定為官督商辦。四川、湖北、湖南、廣東四省鐵路公司宣統三年已籌集資金四千余萬兩,除廣東全部為商股外,其他三省則募集了大量民股。所謂民股,即由地方政府在稅收項目下附抽米捐股、鹽捐股、房捐股等。特別是四川、湖南兩省,清地方當局還「按畝派捐」,使廣大農民負擔沉重,許多「無產可破者,至鬻子以相應」,這種捐股在兩省股款中,占了很大比重。因此路權的得失,涉及四省持有股票的地主、商人、資產階級和廣大城鄉勞動人民的利益,致使這四省民眾的反清保路斗爭愈演愈烈。四月十六日,長沙湘路公司開全體大會,籌議抵制鐵路國有。十八日,長沙紳學商民各界一萬余人前往巡撫衙門請願;長沙至株洲沿線鐵路工人游行示威,號召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拒交租稅,以示抗議。宜昌築路工人數千人手持鐵鍾、棍棒,與彈壓清軍搏斗,擊殺清兵二十余人。五月初十日,廣東鐵路公司召開股東大會,議決鐵路商辦。兩廣總督張鳴岐出示取消股東會議決案。商民遂以不用清政府發行的紙幣、擠兌現銀的形式進行抗議。地方當局采取高壓手段,禁止各報刊刊登反對言論,股東們逃到香港,組織保路會,繼續抗爭。留日學生也群情激奮,聲援國內,提出「路存與存,路亡與亡」的口號。海外華僑則鼓動以「格殺毋論」的辦法來對付鐵路國有政策的執行者。四川的斗爭則更為激烈。五月二十一日,川漢鐵路股東代表在成都開會,「反對賣國奴盛宣懷,反對賣國機關郵傳部」,當場成立以「拒借洋款、廢約保路」為宗旨的「四川保路同志會」,推立憲黨人蒲殿俊為會長。此後,各縣陸續成立同志會,參加者超逾十萬。鑒於人民的反抗,各省督撫曾奏請暫緩接收鐵路,均不被清廷所允。七月初一日,成都民眾開萬人大會,號召罷市罷課,抗糧抗捐,並舉劉聲元等為代表,赴京陳情。立憲派連夜趕寫《保路同志會公啟》,刊發光緒牌位,宣揚「文明爭路」。翌日,成都及周圍州縣紛紛罷市罷課,街道搭席棚,供光緒牌位,引上諭「庶政務公諸輿論」,「鐵路准歸商辦」分貼兩邊,戶戶舉哀號哭。同盟會會員龍鳴劍、王天傑等因勢利導,與哥老會聯絡,組織四川保路同志軍,決定乘機發動武裝起義。清廷命新任四川總督趙爾豐嚴行鎮壓。趙於七月十五日誘捕蒲殿俊,制造成都血案,遂導致保路運動走上更加激烈的武裝斗爭形式。

憲友會成立  
  宣統三年(1911)四月,咨議局召開聯合會第二次常會,與會者商議了組織全國性立憲派政黨一事,推定黃為基、雷奮、張國溶、徐佛蘇等人草擬章程、政綱,並定黨名為憲友會。五月初六日,在松筠庵召開發起會。初八日,憲友會在北京湖廣會館成立。該會「以發展民權,完成憲政為目的」。具體政綱有六條:一、尊重君主立憲政體;二、督促聯責政府;三、厘理行省政務;四、開發社會經濟;五、講求國民外交;六、提倡尚武教育。該會設常務干事三人,經投票選舉,由雷奮、徐佛蘇、孫洪伊擔任,另有文書員二人,會計員二人,庶務員二人,調查員八人。總部設在北京,各省陸續設立支部,以湖北、湖南、江蘇、四川、福建、江西、直隸、山東等省聲勢最盛。

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  
  宣統三年(1911)閏六月初六日,宋教仁、陳其美、譚人鳳等在上海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湖南、江蘇籍的同盟會會員譚人鳳、宋教仁、趙聲、居正等與孫中山長期偏重在華南、西南發動起義的方略相左,認為西南邊陲即便舉義成功,也難引起全國震動,主張改變發難地區。宣統二年(1910)四五月間,他們在日本東京集會討論,宋教仁提出:「在中央革命為上策,然運動不易;其次為長江流域;邊地實下策也」。與會者大多認為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的中策比較現實可取,遂推譚人鳳召集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會長開會磋商。會上宋教仁提議「組織中部同盟會以謀長江革命」,主張在長江中下游各省同時並舉,建立革命政權,然後北伐。譚人鳳要求采取「事權統一,責任分擔」的行動計劃。會後,譚人鳳到香港,向黃興陳述成立中部總會的計劃,得到黃興首肯。宣統三年黃花崗起義失敗後,譚、宋等人更急謀長江中下游起義,於閏六月初六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會議發表宣言,認為以前革命的失敗,在於同盟會「有共同之宗旨,而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而無切實之組織」。中部總會將「奉東京本會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為友邦」。「機關制取合議,救偏僻,防專制」。「中部總會不設總理」,「虛位待賢」,以譚人鳳、宋教仁、陳其美等五人為執行部長。居正負責湖北的工作,焦達峰負責湖南的工作。中部總會成立後積極推動了長江各省的革命活動,特別是促成了湖北省文學社和共進會兩革命團體的聯合與起義方案的制訂,為武昌起義創造了條件。

外蒙古獨立  
  宣統三年(1911)六月,俄國開始精心策劃外蒙古脫離中國的陰謀。蒙古位於中國北部,蒙古地區中部有一條戈壁沙漠,以北稱外蒙古,以南稱內蒙古,自古都是中國領土。六月十五日,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圖召集部分封建王公貴族,在庫倫(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烏蘭巴托)秘密會議,討論如何脫離中國。會議決定派代表到彼得堡求援。閏六月二十一日,叛國分子土謝圖汗部副將軍杭達多爾濟親王率外蒙古少數封建王公代表抵達彼得堡。俄國外交大臣沙查諾夫次日即接見了代表團。代表團以承認俄國保護,給予俄國種種特權,最後換取了俄國對外蒙獨立的武力支持。從此,在通往庫倫的路上,「俄兵蹤跡絡繹不絕」。七月初五日,俄國通過駐華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清政府從即日停止在外蒙辦理移民、練兵、整頓吏治等新政。八月中旬,俄國一方面通過駐華公使要求清政府承認外蒙獨立;一方面敦促外蒙王公貴族立即獨立。杭達多爾濟回到庫倫後,加速了脫離中國的活動。十月初十日,外蒙古少數王公貴族在八百余俄軍的配合下,強行驅逐清政府駐庫倫的辦事大臣三多。翌日,發表「獨立宣言」,成立「大蒙古國」,擁哲布尊丹巴為博格多汗。

《中華民國公報》創刊  
  武昌起義後,剛從監獄中救出的共進會員牟鴻勳便找到軍政府領導人,商量創辦報紙事。經過活動,黎元洪特批創辦費六百元,宣統三年(1911)八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公報》創刊。《中華民國公報》社址在武昌在朝街六十八號,即原湖北官報印刷局。該報為日報,初創時有時一日出次,每次一至三張不等,後固定為每日一次二張半。該報設有社論、要件、專電、譯電、西報譯、東報譯要、特別紀事、緊要新聞、外省新聞、武昌新聞、神州月旦、江漢陽秋、文苑、諧談、插畫等欄目。在辦報章程中,該報為宣稱「以顛覆現今之異族惡劣政府,改建簡單社會主義之民國」和「說明現今世界之大勢,陳述精密之學理,內以指導民族之朝廷,外以聯合世界之情感」為宗旨。《中華民國公報》第一任社長牟鴻勳,主要編輯和撰稿人有張樾、任素、張祝南、蔡良村、朱峙三、劉菊坡等,多為兩湖總師范的學生。該報掛「公報」招牌,實為共進會直接控制的言論機構。報紙的主要內容為四個方面:一、軍政府和下屬各部門及各革命團體的公告。增刊登過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頒的國旗、帥旗等圖樣;鄂軍都督和所屬參謀、軍務、外交、政務等部的文告;招兵買馬的啟示;新出革命書籍廣告等等,給人以除舊布新欣欣向榮現象。二、報道起義進展情況和各省光復情況。三、報道有關清政府應付革命的情況。四、刊登對有關革命形勢和軍政府內外政策的評論。報紙除了在湖北發行外,還被送到其他各省,有力地支持和推動了其他各省的光復斗爭。

袁世凱任清內閣總理大臣  
  宣統三年(1911)八月初八日,清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上奏辭職,請讓袁世凱執掌大權。武昌起義後,外國報刊為袁世凱出山大造聲勢,謂只有袁能把中國「引上生活的常軌」。袁的黨羽舊部也四起呼應,哄托「非袁不能收拾」的氣氛。八月二十三日,奕劻、那桐、徐世昌再次向載灃提議起用袁世凱,並強調此為「東交民巷」的意向。載灃迫於形勢,下詔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但袁提出既向清廷要權,又向立憲派和革命黨買好的六項條件。載灃未允,袁便以足疾未痊,辭不受命。九月初六日,清廷任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湖北海陸各軍均歸其節制,袁才於九月初九日離開彰德。九月十一日,以奕劻為首的皇族內閣辭職,清廷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並要他立即赴京組織責任內閣。九月二十六日,袁世凱組閣完畢:外務大臣梁敦彥、民政大臣趙秉鈞、度支大臣嚴修、學務大臣唐景崇、陸軍大臣王士珍、海軍大臣薩鎮冰、司法大臣沈家本、農工商大臣張謇、郵傳大臣楊士琦、理藩大臣達壽。

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召開  
  宣統三年(1911)九月二十一日,在張謇、趙鳳昌等人穿梭活動後,由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出面,聯電上海都督陳其美,援引美國獨立戰爭時召開「十州會議總機關」,「卒收最後成功」之例,倡議各省舊時諮議局和現時都督府各派一名代表,常駐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磋商對內、對外妥善之方法」。「兩省以上代表到會,即行開議」。翌日,程、湯以蘇、浙兩省代表名義,電請全國各省派代表到上海,會商組織臨時政府。二十五日,到達上海的江蘇、福建代表與上海代表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正式亮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的牌子。在此之前,黎元洪於十九日已署銜發出通電,請各省代表到湖北商議組織臨時政府,因傳遞延誤,二十七日才到上海。此時浙、蘇、閩、湘、直、魯、豫等省區代表已經到滬,而贛、粵、桂等省區代表則前入湖北。上海方面經集議,以各省都督府代表會名義致電黎元洪、黃興,要求會議在上海舉行,交議決「承認武昌軍政府為民國中央軍政府,以鄂軍都督執行中央政務」,並推伍廷芳、溫宗堯為民國外交代表。湖北不接受上海的電請,派代表居正、陶鳳集赴上海,說動各省代表赴湖北。經代表會討論,各省代表均赴湖北,同時「各省一人留滬」。十月初九日,到湖北的十一省代表在漢口英租界開會,舉湖南代表譚人鳳為議長。十月十三日,會議頒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四章二十一條。十四日,因江浙聯軍已克復南京,會議遂議決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各省駐上海代表則議決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由大元帥負責籌組臨時政府。十五日,會議議決議和條件四條,議決以漢口為議和地點,伍廷芳為議和代表。因武昌軍情緊急,會議由漢口遷往南京續開。二十二日,十五省代表在南京開會,舉湯爾和為議長。會議原定於二十六日選舉臨時大總統,但由於一些主張將大總統席位留給袁世凱的人反對,會議決定緩舉臨時大總統。二十七日,蘇浙軍人以漢陽敗績為由,反對黃興為大元帥,遂改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而代行大元帥職權,赴南京組織臨時政府。黃興以「這等大事,應待總理(孫中山)歸來決定」。未赴南京就職。

華僑革命飛機飛抵上海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美國,在美國的洪門籌餉局撥款購買了冠締司式飛機六架,聘請美國飛機修理技師威爾霍,隨革命志士旅美華僑李綺庵、余夔等駕機回國,支援國內起義軍的反清斗爭。宣統三年(1911)十月初,這支最早由資產階級革命派組建的空軍飛機隊飛抵上海。孫中山歸國後,對華僑革命飛機隊赴國內支援反清作戰表示歡迎,朱卓文隨後駕機在南京後湖機場試飛,引起國內外觀注。

革命聯軍克復南京  
  宣統三年(1911)十月十二日,江浙聯軍占領南京。南京為江南政治文化中心,武昌起義後,同盟會中部總部領導人宋教仁等即著手准備奪取這個重鎮。部分同盟會會員赴南京設置起義機關,柏文蔚則在新軍第九鎮策動反正。清兩江總督張人駿懷疑新軍第九鎮統制徐紹楨有反清之念,於宣統三年(1911)九月十七日,將徐部調至離城六十余裡的秣陵關,不補充子彈,斷其軍事。清江南提督張勳復派人謀刺徐紹楨。徐對此極為不滿,此時經柏文蔚等策動,九鎮新軍下級軍官多歸附革命,徐迫於形勢,率部起義。他與城內同盟會會員蘇良斌等謀劃於十八日,內外夾擊張勳部。而蘇等在聯絡總督衛隊、暗查隊、巡防營部分士兵後,即於十七日夜先行舉事,被張勳鎮壓。十八日,徐紹楨率軍攻雨花台,因缺乏彈藥,被張勳擊敗,退往鎮江,徐轉赴上海。在上海,經同盟會中部總部與幾方協商,決定組成江、浙、滬聯軍奪取南京。不久,浙軍朱瑞部、滬軍洪承典部、濟軍黎天才部、蘇軍劉之潔部、鎮軍林述慶部等萬余人齊集鎮江。二十一日,各軍推徐紹楨為聯軍司令。十月初一日,徐召集參謀團會議,擬定進攻南京作戰方案。次日各軍開赴南京。初四日,聯軍攻占馬龍山炮台,初五日晨又乘勝奪取幕府山炮台,清軍一營投降,聯軍據高轟擊城內清軍。同日,中路聯軍攻占紫金山麓的馬群和孝陵衛。初七日,另一路聯軍進攻高橋門,殺清江防統領王有宏。各路聯軍共同向朝陽門外天保城發動強攻,於十一日占領該處。聯軍在該處架炮轟擊城內張勳指揮部北極閣。張人駿、江寧將軍鐵良在該處觀戰,身邊衛兵被炸死數人,張、鐵落荒而逃,張勳亦率殘兵敗將渡江竄往徐州。十二日,聯軍入城,清軍殘部揭白旗投誠。兵逼太平門的鎮軍司令林述慶見狀率先沖入總督府,自稱臨時寧軍都督,南京遂告光復。各路聯軍入內城後,不滿林自稱都督,內部出現裂痕。同盟會中部總部領袖宋教仁等決定並征得各軍同意,迎江蘇都督程德全駐南京,取代林述慶。

中國話劇創始人之一王鐘聲就義  
  宣統三年(1911)十月十三日,中國話劇創始人王鐘聲英勇就義。王鐘聲,浙江上虞人,生於光緒八年(1881)。他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到德國得來伯大學學習法律,獲學士學位。光緒三十二年(1906)學成回國後,先後在湖南、廣西任教,在此期間加入同盟會,並因抨擊清政府假立憲,宣傳革命,均在短期內去職。光緒三十三年(1907)王到上海,結識了馬相伯等社會名流。他認為「中國要富強,必須革命;革命要宣傳。宣傳的辦法,一是辦報,二是必良戲劇」。從此捨棄自己原有專業,投身戲劇界。在馬相伯等贊助下,他組建了中國國內第一個話劇團體春陽社,成為中國話劇的創始人之一。同年五月,中國留學生組成的春柳社在日本演出話劇《黑奴吁天錄》,影響波及國內。八月,王鐘聲領導的春陽社在上海也演出了《黑奴吁天錄》。這部話劇的演出雖有明顯的傳統戲劇程式的烙印,但卻是話劇在中國土地上的第一次登台亮相,被視為話劇在國內演出的開端。王鐘聲除了組織劇社演出外,還創辦了一所培養新劇演員的「通鑒學校」,開了中國創設專業戲劇學校的先河。後因他演出《秋瑾》、《徐錫麟》、《愛國血》、《官場現形記》等鼓吹革命、揭露清政府腐敗統治的新劇,深遭清嫉恨,被解回原籍。辛亥革命期間,他參與了上海光復的武裝斗爭,在陳其美部下任參謀。不久,他前往天津,與京津一帶同盟會會員暗中運動起義。宣統三年(1911)十月十二日,他被直隸總督陳夔龍逮捕。在法庭上,王鐘聲指出:清廷已諭下大開黨禁,不得擅以嫌疑捕人。軍法官被駁得理屈詞窮,最後竟以行營拿獲奸細律將其判處死刑。就義前王鐘聲高呼「驅逐韃虜,光復大漢」等口號。

北方革命協會成立  
  宣統三年(1911)九月二十三日,湖北軍政府派同盟會會員胡鄂公(原名胡新三)、吳若龍、冷公劍等為湖北革命軍代表,赴北京、天津一帶,策劃北方革命活動,以加速推翻清王朝。十月十一日,同盟會會員汪精衛利用其聲望,邀集胡鄂公、白逾桓、彭家珍等人,在天津成立同盟會京、津、保(定)支部,汪任支部長,白任參謀部長,彭任軍事部長。十月十二日,胡鄂公、孫諫聲、白毓昆等召集京、津、灤(州)、通(州)、石(家莊)等地革命同志五十余人,於天津北洋學堂開代表會議,設立湖北軍政府代表辦事處,並決議在津成立京、津、灤、通、石總指揮處,由胡鄂公任總指揮。會後,白逾桓、孫諫聲、吳若龍等同盟會成員與胡鄂公協商,為便於同盟會支部聯絡其他北方革命團體。十月二十四日,北方革命協會在天津英租界內成立,胡鄂公被推舉為會長。會上議定革命協會簡章九條,協會宗旨為「協助革命軍北伐,崇奉孫先生之三民主義」,增進革命力量,發動武裝起義。在北方革命協會的推動下,京、津直隸一帶的革命黨人發起了一系列反清起義。南北議和成後,汪精衛等清帝退位,革命已達目的,宣布各團體一律解散,北方革命協會隨之解體。

辛亥南北議和開始  
  宣統三年(1911)十月二十八日,南北議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廳召開首次會議。先是宣統三年八月,袁世凱被清廷重新起用後,就准備用撫剿並用方略平息革命。九月十二日,受袁世凱指揮的北洋陸軍攻陷漢口後,袁世凱幾次遣人與武昌革命政權進行談判,但均因袁世凱一方堅持君主立憲而導致破裂。十月初,袁世凱通過汪精衛致函武昌,再次要求進行南北和談,和暗示可設法讓清帝退位,但需舉袁為總統,黎元洪接受了一要求。不久,袁世凱通知黎元洪,將派唐紹儀等為代表赴武昌商討大局。此時漢口正在召開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與會代表同意了袁世凱的議和建議,並提出推翻清政府;主張共和政體;禮遇舊皇室;以人道主義待滿人四項條件。代表們還提出議和地點在漢口,南方革命軍政府方面以伍廷芳為議和代表。十月十九日,唐紹儀前往漢口,但江蘇、上海革命軍政府方面反對在漢口議和,唐本人也想在上海談判,各國駐上海領事也希望在上海,議和地點遂改在上海。十月二十八日,南北議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廳首次進行會議。伍廷芳提出由代表會議議決的四項條件,唐紹儀將條件電告袁世凱請求。袁世凱接電後,即說動奕劻等人,在御前會議上爭得開國會討論政體的諭旨。袁復電後,南北議和代表商定了開國會的地點和時間。但不久,孫中山歸國,十七省革命政府代表在南京開會,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聞訊,擔心如此將使其居總統之位的設想落空,便以「南人先組政府,公舉大總統,有悖協約本旨」,迫使唐紹儀辭職,造成談判破裂。

孫中山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  
  宣統三年(1911)十一月初六日,孫中山抵達上海。孫到上海後,即召集各省同盟會會員開會,強調團結和參與組建新政權,使會員重新振作。初七日,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密商組建臨時政府事。孫、宋為總統制還是內閣制發生爭論,黃勸宋放棄內閣制,宋力爭不讓。宋、黃為此專程赴南京,商於各省代表。各省代表認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總統制,不便修改,否定了內閣制。十一月初十日,各省代表在南京舉行臨時大總統選舉,出席會議的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華僑列席代表二人。上午九時,正式投票,每省一票。候選人為孫中山、黃興、黎元洪。投票結果孫中山十六票,黃興一票,孫中山以超過投票總數三分之二當選。孫中山聞訊後,立即致電南京和各省,表示「光復中華,皆我軍民之力,文孑身歸國,毫無發動,竟承選舉,何以克當?唯念北方未靖,民國初基,宏濟艱難,凡我國民,具有責任。諸公不計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務,文敢不黽勉從國民之後,當克日赴寧就職。」
文化紀事
清代金銀器
  清代金銀器工藝空前發展。其金工技術更加成熟,模鑄、焊接、錘打、鏤雕、鎏金、鏨花、累絲、鑲嵌珠玉等多種技術綜合運用,尤其還出現了在金銀器上點燒透明琺琅或以金掐絲填燒琺琅的新工藝,堪稱一絕,清代金銀器的產品小到金銀首飾,大到佛塔供器,品種繁多,豐富多彩。宮廷用金銀器更是遍及典章、祭祀、冠服、生活、鞍具、陳設和佛事各個方面。清代金銀器主要產於北京、南京、杭州、蘇州、揚州和廣州等地,這些地方的金銀器有著悠久的歷史和非凡的技藝。清代、蒙古、西藏、維吾爾等少數民族的金銀器工藝也很發達。

清代琺琅器
  清代琺琅工藝繼承明代景泰藍(掐絲琺琅)傳統而進一步發展,尤其在乾隆時期空前發達,器形應用范圍擴大,大到家具、佛塔,小到鼻煙壺、文房用具,都用琺琅工藝制作。琺琅釉色也有增加,新出現了粉紅、翠綠、黑等新色,使琺琅色彩更加豐富。清代琺琅的主要成就是創燒出畫琺琅和鏨胎琺琅。畫琺琅,即銅胎畫琺琅,也叫「燒瓷」。與瓷胎畫琺琅一樣,是康熙時從西方引進的,二者僅胎不同,一個是銅胎,一個是瓷胎,其他都非常相似。畫琺琅有兩大類,一類為實用品,如瓶、盤、碗、罐、盒、香爐、鼻煙壺等;一類為裝飾品,多用於家具、鐘表的嵌件。鏨胎琺琅,是在金屬胎上錘打、押金刻,浮雕出紋樣,然後填充琺琅藥料,經焙燒、磨光、鍍金而成。原為西歐工藝。清時傳入中國,乾隆時盛行,乾隆後期因琺琅工藝濫用,導致琺琅工藝整體水平下降。

清代玻璃器
  我國的古代玻璃工藝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在清代達到了繁榮階段。清代玻璃生產分南北兩地,南方以廣州為中心,北方以博山縣的顏神鎮為中心。清光緒三十年(1904),清廷在博山縣的東北設立了玻璃公司,聘請了7名德國技師制造玻璃,傳播了歐洲的玻璃制作技術。清代玻璃色澤艷麗,輕薄質脆,其最重要的創造技藝是「套料」,就是在白玻璃胎上粘貼各種彩色玻璃的圖案坯料,然後經碾琢而成。其風格與當時的竹刻牙雕相似,「細如毫發」、「捫之有稜」,並發展到以彩色玻璃為胎。

清代陶瓷
  清代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我國古代制瓷技術發展的黃金時代,雖其生產設備和工具並無多大變化,但從胎、釉成分的選擇和配制,到燒造、裝飾技術,都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清代陶瓷如北宋一樣有官窯與民窯之分。官窯專為宮廷需要燒造各類瓷器,並仍以景德鎮為生產中心,廣泛影響著全國的民窯制瓷,主要成就有釉上彩、單色釉、青花、三彩等。富麗堂皇、明艷華麗是清宮瓷器的特點。景德鎮也有大理的民窯,其最富有特色的產品是五彩、青花和三彩。此外,江蘇宜興窯、福建德仕窯、廣東石灣窯都是著名的民窯基地。

清代家具
  清代家具,初期基本上沿襲明式,乾隆時開始出現清代特點,造型越來越繁復,裝飾越來越華麗,使清代家具發展到頂峰,乾隆以後開始衰落,清末直接影響京作、蘇作、廣作等民間家具興起。清代家具以宮廷家具為代表,乾隆時的清宮家具就像當時其他宮廷工藝一樣,也是多種工藝手法綜合運用,除了彩畫、雕刻外,還廣泛吸收漆藝裝飾手法,例如剔紅,更有甚者,還鑲嵌琺琅、瓷片、玉石、螺鈿等,器形繁鎖堆砌,裝飾富麗堂皇,技術巧奪天工,但藝術格調下降,不及明式家具高雅。

清代婦女服飾
  在我國歷史上,滿族婦女給人的感覺比以往歷代的婦女都修長。這並不是滿族婦女都長得高大,而是借助於服飾的緣故。譬如滿族婦女梳的旗髻,就比普通漢族婦女的發髻高出五至六寸;又如裝有"花盆底"的旗鞋,也比普通女鞋高出二至三寸,有的甚至四至五寸。這樣兩者相加,就高出一尺左右,加之滿族婦女所穿的服裝,又多以長袍為主,長袍的下擺多垂至地面,掩住旗鞋,更顯出婦女俊俏頎長的身姿。長袍外面加一件馬甲,也是滿族婦女十分喜愛的裝束。這種馬甲與男式馬甲一樣,也有大襟、對襟及琵琶襟等形制,長度多在腰際,並綴有各式花邊。漢族婦女服飾,在嘉慶、道光之前,仍保持著明代的形制,以衫裙為主。乾隆年間的婦女衫襖,式樣比較寬大,長度一般在膝蓋以下。腰間系一條寬闊的巾帶,內穿長裙。衣領仍用圓領或斜領,很少用高領。嘉慶以後,衣衫趨向窄小,長度也有明顯縮短。有的還在衫襖外面加罩一件無領無袖的齊膝背心。下裳除穿裙子之外,也有穿褲的。褲子的樣式也時有變化,初用大褲管,後漸改成小褲管,褲管的末端鑲有花邊。從光緒年間起,由於褲子的流行,婦女穿裙者漸漸少見。

蒲華逝世
  蒲華(1834——1911)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作(一八三四至一九一一)原名成,字竹英,秀水(今浙江嘉興)人,僑寓上海。草書自謂效呂洞賓、白玉蟾,筆意奔放。早歲畫花卉,在徐渭、陳淳間。晚乃畫竹,心醉文同。一干通天,葉若風雨山水樹石,亦淋漓元氣,不規規於蹊徑。蓋取法石濤、石溪而加以變化。結鴛湖詩社,與吳俊卿、何汝穆、徐新周、哈麟交善。所居曰九琴十硯齋。鬻書、畫以自給。平素筆墨不自矜惜,有索輒應,潤金多寡亦不計。人以其易弗重視,至歿後聲價始增。曾游日本,為彼邦人士推重。平生自諱其年,歿後門人檢篋得印章,有曰〔庚寅生〕,乃知華生於道光十年(一八三零)。卒年八十二。 《海上墨林》、《寒松閣談藝瑣錄》、《韜養齋筆記》、《近代六十名家畫傳》《、桐陰復志》、《沈汝瑾撰萍君墓志銘》

錢慧安逝世
  錢慧安(1833——1911)初名貴昌,寶山(今屬上海市)人,一作浙江湖州人,一作仁和(今杭州)人,僑上海。善人物、仕女,筆意遒勁,態度閒雅,間作花卉、山水亦善於。晚筆勁峭有餘,虛靈不足。面型流於公式,缺乏個性,光緒、宣統間與倪田、宋海、鄭啟昌、舒浩賣畫海上,名重一時。有聽鸝圖扇藏故宮博物院。著清溪畫譜。卒年七十九。 《寒松閣談藝瑣錄》、《海上墨林》、《清代畫史》、《近代六十名家畫傳》
雜譚逸事
清華學堂正式開學  
  光緒三十四年(1908)四月,美國國會通過議案,決定退還大部分庚子賠款,作為中國向美國派遣留學生的經費。宣統元年(1909)五月,清政府在北京成立游美學務處,專營向美派遣留學生事宜。九月,游美學務處決定設立一個留美預備學堂,遂選定在海澱清華園建立游美肄業館,規定辦學宗旨為在國內招考學生,經過培訓,擇其學行優美,資性純篤者,隨時送往美國深造。宣統三年(1911),肄業館建成,改名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四月初一日正式開學。學堂第一任總辦由游美學務處總辦周自齊擔任,學部郎中范源廉任會辦,胡敦俊任教務長。辛亥革命後,清華學堂隨即更名為清華學校,早期留美學生唐國安任校長,周詒春任副校長,張伯苓為總務長。清華學校的課程設置、教材選用、教學方法,生活習慣等都仿效美國,校內活動和教學大都用英語,被稱為「一個由美國移植來的大學校」。學生從入學培訓到搭船赴美,一般要經過八年的學習。

成都血案發生  
  宣統三年(1911)七月初七日,新任四川總督趙爾豐應四川保路同志會所請,奏報清廷鐵路暫歸商辦,未獲批准。四川民眾的反抗情緒更高,抗糧抗捐活動遍及各縣。清廷電令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帶兵入川,並命趙爾豐嚴厲鎮壓保路活動。初十日、十二日,趙爾豐又兩請清廷同意商辦,緩和民憤,清廷依然不允,嚴責趙爾豐彈壓。七月十五日,趙爾豐以談判為名,誘捕四川咨議局議長蒲殿俊、保路同志會會長鄧孝可、股東會會長顏楷等十一人。成都民眾聞訊,齊集總督衙門,人員逾萬,請求釋放被捕川紳。趙爾豐下令開槍,殺害請願民眾三十二人,傷數百人,造成駭人聽聞的成都血案。此事激起四川民眾的極大憤慨,紛紛拆毀電線,沿途設卡斷絕官府通訊往來。十六日,同盟會會員龍鳴劍、王天傑等組織保路同志軍攻打資州,哥老會首領秦載賡、侯寶齋率民團數萬,亦與保路同志軍進圍成都,附近州縣農民武裝雲集響應,圍城人員不下二十萬。清廷命湖廣總督瑞澂派兵入川,在成都城外與同志軍激戰。十八日,成都城外同志軍為清軍所敗。但此刻整個四川沸騰,各地保路同志軍揭竿而起,展開了武裝反清革命斗爭。

武昌起義爆發  
  宣統三年(1911)八月初三日,湖北革命團體共進會與當地新軍中的秘密革命組織文學社合並,同時建立領導起義的機構。文學社首領蔣翊武為總指揮,共進會首領之一孫武為參謀長,他們對在武昌發動起義進行了部署。只因被邀為統帥的黃興遲遲未到,一直引而未發。八月十八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裡十四號發起義總部檢查炸彈,不慎爆炸受傷,被送進醫院。俄國巡捕聞爆圍住寶善裡十四號,搜出文告、旗幟、名冊等物移交清地方當局。清地方當局根據名冊逮捕共進會首領劉公之弟,得知起義計劃,遂在武漢三鎮大肆搜捕革命黨,蔣翊武等見事機洩露,議決於當晚十二時起義,但因傳遞消息人延誤,作為起義號角鳴炮的炮隊未接到命令,各部遂按兵未動,而是夜設在武昌的起義機關亦遭破壞,蔣翊武等逃往郊縣隱匿,革命黨三十余人被捕,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於第二天拂曉就義。天亮後,湖廣總督瑞澂按名冊繼續捉拿黨人,形勢緊急。此時,各路革命黨人已接到十八日發出的起義令,又聞劉復基等殉難的消息,新軍工程八營革命黨人總代表熊秉坤立決定於八月十九日夜以槍聲為號起義。晚七時,士兵程正瀛打響了第一槍,熊秉坤帶工兵營迅速占領楚望台軍械庫。其他各路軍中革命黨聞槍而動,按原定部署,向各自的目標發起攻擊。二十日清晨,總督衙門被攻克,瑞澂逃至楚豫號兵艦,第八鎮統制張彪逃往漢口,武昌遂為起義者占領。二十一日,漢陽、漢口均告光復。

湖北軍政府成立  
  宣統三年(1911)八月二十日上午,武昌全城已為起義者所據,革命黨人立即在咨議局開會,商議籌建革命政府。但此時策劃起義的領導人有的被殺、被捕、劉公、孫武還藏在漢口,蔣翊武遁於新溝,虛位以待的黃興消息杳然,參加會議的其他革命黨人都資望過淺,而且沒有意識到掌握政權的重要意義,會議基本上為立憲派人物和下層官兵所左右。湖北省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建議:「武昌發難,各省均不曉得,須先通電省,請一致響應,以助成偉舉」。眾人同意,但不知以何人名義發電,於是有人提議用黎元洪名義,立憲派首先附合,臨時革命軍總指揮吳兆麟極力贊同。黎元洪是湖北黃陂人,生於同治三年(1864)。黎元洪畢業於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甲午戰後被張之洞邀至湖北,參與訓練新軍。他曾三次被派往日本考察軍事,光緒三十二年(1906)任新軍二十一混成協統領,以軍務嫻熟,素愛軍中文化人,有一定威信。但黎元洪心中並無革命意識,武昌起義當晚還親手槍殺革命黨人周榮棠,後化妝藏匿。當起義士兵將黎從藏身之處推到會場,舉他為湖北軍政府都督時,他怕革命一旦失敗,自己「從逆十惡不赦」,堅辭不受,起義士兵只好將其監視起來。經過商議,與會者仍讓黎元洪掛都督名,並以黎的名義對外通電,附合革命的湯化龍任民政總長,由革命黨人組成「謀略處」,負起軍政府的實際領導責任,湖北軍政府遂告成立。當日晚,謀略處議決軍政府設在武昌咨議局;廢除宣統拈,改為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以黎元洪名義布告地方和通電全國;革命軍旗為十八星旗。接著,軍政府宣布廢除清廷一切苛捐雜稅,頒布《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隨著漢陽、漢口的光復,革命風潮的高漲,列強相繼承認起義軍為交戰團體,黎元洪見政治天平傾向革命,逐漸轉變態度,於八月二十六日宣誓就任都督之職。他隨即頒布《都督府組織暫行條例》,取消謀略處,以都督兼總司令;湯化龍任政事部長,革命黨人失去對軍政府的控制。

武漢保衛戰開始  
  武昌起義後,清王朝統治者驚恐異常。宣統三年(1911)八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即諭令將湖廣總督瑞澂革職;停止剛開始的新軍永平秋操,著軍咨府、陸軍部速派陸軍兩鎮,由陸軍大臣蔭昌督師南下;令海軍提督薩鎮冰率海軍溯江而上;令程允和率長江水師會集武漢;又命河南巡撫寶棻派新軍五十二標赴漢口,與張彪殘部匯合,共同圍剿武漢起義軍。二十三日,鎮壓武昌起義的清軍調配完畢,蔭昌為第一軍軍統,軍咨府正使馮國璋為第二軍軍統。八月二十七日,武漢保衛戰拉開序幕,湖北革命軍在漢口外圍劉家廟與清軍展開激烈爭奪戰,至九月初六日,劉家廟火車站得而復失,革命軍損失數百人。初七日,清軍經大智門攻入漢口市區,革命軍依斷牆殘壘與清軍展開巷戰,清軍以先焚燒再進攻殘忍手段,革命軍傷亡數千人。九月十一日,漢口淪入清軍之手。十月初一日,清軍向漢陽發起攻擊。負責指揮保衛戰的黃興,因舊官僚和立憲派的破壞掣肘,調度不靈,屢屢貽誤戰機,漢陽門戶被敵叩破。黃興集主力於十裡舖,親自坐鎮前線,「每見敵炮落在咫尺,總司令不為動」,激勵革命軍與敵撕殺,但終因眾寡懸殊,漢陽又於十月初七日失守。長達一個半月的武漢保衛戰雖以失敗告終,但牽制了清政府大部分精銳部隊,使各省相繼光復,對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湖北軍政府頒布《鄂州約法》  
  宣統三年(1911)八月下旬,同盟會中部總會領導人宋教仁等到武昌,湖北革命黨首領居正、孫武、劉公等遂與宋商議制訂一個約法,作為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前,與憲法效力相等的根本大法,並用以號召各省。宋教仁隨即草擬了《鄂州約法》,由湖北軍政府頒布。《鄂州約法》共七章六十條。該約法宣布: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論、集會、結社、信仰、居住、保有財產、自由營業等權利;享有任官、考試、選舉、被選舉等權利;需盡納稅、當兵等義務。約法規定:都督由人民公舉,任期三年,連任以一次為限,其權限類似於總統,總攬政務。在議會未開設前,都督有暫時制訂、公布法律之權;對外宣戰、講和之權;統帥水陸各軍之權;有依法律任命官吏、宣布戒嚴、大赦、減刑等權。都督對議會負責。議會有制定法律,議定條約、審理預算、決算,向政務委員提出條陳、質問或彈劾的權力。作為行政機關的政務委員會、作為立法機關的議會,作為司法機關的法司,各有權限,互相牽制。該約法是以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及天賦人權為思想基礎,以三權分立為理論基礎的一部大法,基本上勾劃出以總統制為藍本的共和國方案,向社會展示了民主制共和國的形象。它是對清王朝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根本否定,同時淘汰了資產階級立憲派追求的君主立憲方案。《鄂州約法》的頒布,地動員民眾推翻清王朝專制統治產生了很大作用,其他省份光復後,大都以該約法為藍本組建政府。

黎元洪任黃興為戰時總司令  
  宣統三年(1911)八月初三日,在湖北反清革命團體會、共進會商議武昌起義計劃時,即決定邀請黃興等來武漢主持大計。武昌起義後,黃興、宋教仁等於九月初七日到達漢口,隨即赴武昌。黎元洪派騎兵,高擎「黃興到」大旗,遍游武漢,以安定人心。黃興到後,文學社領袖蔣翊武及部分革命黨人,根據原訂由黃興主持大計方案,主張擁黃興為兩湖大都督或南方民軍總司令,以黃的革命威望,號召全國,地位和職權均在黎元洪之上。但原先擁立黎元洪的部分軍官、舊官僚及立憲派人士認為如此一來,將使其已經把握的領導權喪失,遂極力阻撓。他們力主由黎元洪委任黃興職務,歸黎元洪統率,一再提出「大敵當前,目前首要任務是在驅逐清兵出境,促成各省響應,至於黃興個人的委任和公推的問題,對此不應該過於爭執,以免影響軍事前途,亟應團結軍心,黃興由黎元洪委任,就是團結一致的最好機會,不可更張,以生內亂」。共進會領袖孫武等人與之沆瀣一氣,排斥黃興領導。黃興、宋教仁只得遷就妥協,使舊官僚及立憲派陰謀得逞。九月十三日,根據湖北原立憲派首領湯化龍、胡瑞霖的主張,在武昌閱馬廠搭拜將台,效仿秦漢之交劉邦拜韓信為大將故事,讓黎元洪以最高權威身份,授予黃興戰時總司令的印信、委任狀、令箭。黃興發表簡短演說,「表示堅決抵抗到底,達到推翻滿清的目的」。通過這種登台拜將的形式,進一步抬高了黎元洪的地位,使身為戰時總司令的黃興需依法律服從黎的領導,從此處處受到黎的牽制,號令難行,指揮不靈,使武漢保衛戰中各軍配合失調,戰機屢遭貽誤,終告失敗。

湖南光復  
  宣統三年(1911)九月初一日晨八時,長沙城外革命黨人聯絡的新軍鳴槍起義。焦達峰、陳作新等率兩支軍進入長沙城,合攻巡撫衙門。巡撫余誠格已先期匿逃登艦,巡防營統領黃忠浩被義軍擊斃,起義者遂宣告湖南獨立。次日,革命黨人和新軍代表共同組建中華民國湖南軍政府,推舉焦達峰和運動新軍的同盟會員陳作新為正副都督,原咨議局長、立憲派首領譚延闓擔任參議院長。湖南軍政府成立後,焦達峰「以援鄂為唯一重大事務」,下令擴軍,不久即派王隆中率獨立第一協出援湖北,增強了首義地區的抗清武裝力量。但由於革命軍主力的出省作戰,致使湖南革命黨人失去了有力的武裝支持,譚延闓暗中策動新軍管帶梅馨在九月十日發動兵變,將焦達峰、陳作新等革命領袖殺害,譚延闓自為都督,使湖南政權落入立憲派手中。

陝西光復  
  宣統二年(1910)夏季,陝西同盟會、哥老會、新軍代表在西安大雁塔召開「聯席秘密會議」,使各股反清力量聯為一體。宣統三年(1911)春,哥老會已經准備好發動反清起義。四川保路風潮愈演愈烈後,陝西新軍也躍躍欲試。武昌起義前夕,陝西革命黨即將起事的風聲充盈於西安的大街小巷。武昌首義消息傳到西安後,陝西革命黨與哥老會首領經過密商認為:「應該抓緊這個時機,積極作好起義的准備」,決定於九月初八日發動起義。此時護理陝西巡撫錢能訓、西安將軍文瑞得知新軍可能有所舉動,下令將駐省城新軍調往外縣,使之難以聯合起事。在新軍一標一營調往漢中後,錢能訓又令二標三個營及一標三營開赴寶雞、鳳翔、長武等地。身為同盟會員的一標三營督隊官錢鼎見事情緊迫,立即與各營革命黨和哥老會首領商議,決定將發動起義提前到九月初一日,同時推舉協司令部參軍兼二標一營管帶、留日學生張鳳翽為首領。九月初一日,正值星期天,軍裝局巡防隊士兵都休假外出。革命黨人率領新軍及哥老會,迅速占領了軍裝局,各隊起義士兵到軍裝局禽槍支彈藥後,隨即向城中各官署和軍事要地發起攻擊,並占領了藩司衙門及古樓等處。次日,起義軍攻占滿城。錢能訓聞報逃匿,文瑞自殺。起義成功,義軍以秦隴復漢軍大統領名義發布安民告示。九月初四日,革命黨人和哥老會首領聚集於軍裝局,宣布陝西反正,組織軍政府,會議共推張鳳翽為秦隴復漢軍大統領,錢鼎和哥老會首領萬炳南任副大統領。西安反正後,外縣各路會黨,新軍亦紛紛起事。不久,全省大部分州縣均告光復。

山西光復  
  同盟會成立後,山西籍的同盟會會員就開始了運動宣傳新軍士兵革命的工作,武昌起義前夕,山西的新軍基本上控制在革命黨人手中。武昌起義後,山西巡撫陸鐘琦偵知新軍不穩,一方面從外地調軍入省,以抗衡傾向革命的新軍;一方面下令將省城新軍調往晉南風陵渡,以分散力量。革命黨人見此,立即召開會議,決定在開拔前領導得子彈後發動起義。宣統三年(1911)九月初七日,新軍禽子彈後,第二營四個隊長脅迫管帶姚維藩指揮起義,姚接受總司令官的推戴,並率軍攻打省城。初八日拂曉,起義部隊從新南門進入太原。進攻巡撫衙門的一隊經過激烈戰斗,占領撫署,陸鐘琦被擊斃。另一隊起義軍奪取軍裝局後,各隊轉攻滿城。僅半天功夫,太原城即為義軍占領。當日,起義領導人和各界代表在省咨議局開會,籌建軍政府,並宣告山西光復。閻錫山與咨議局議長梁善濟、副議長杜上化相勾結,被推為都督。

江西光復  
  湖南響應湖北起義,並宣布光復後,江西受到巨大的沖擊。宣統三年九月初二日(1911)夜晚在九江的革命黨人立即策動新軍第五十三標、五十五標和炮兵營的官兵舉事,並控制了九江。九江附近的湖口炮台、馬當炮台守軍聞訊後,也相繼宣告歸附革命。起義軍組建了中華民國駐潯軍政分府,擁五十三標標統馬毓寶為都督。九江反正的消息傳到省府南昌,群情激奮,紛紛准備迎接民軍南下。與此同時,湖北共進會派丁筠堂,湖北軍政府也派了十余人前往南昌,在南昌紳商、新軍之中策動響應湖北的起義。九日深夜,駐南昌的新軍第五十四標道德起義,南昌的城守、巡防、水師各軍都掛白旗響應,起義者遂控制了整個南昌。九月十一、十二日,南昌紳學商各界先後在商務總會、教育會商議組織軍政府。當時江西革命黨骨干均在各地,南昌城中的革命黨人地位低微,難於駕馭局勢,商議結果推原江西巡撫馮如騤為都督。馮拒絕任職,又改舉混成協協統吳介璋為都督,並宣告江西光復。軍政府成立後,政局十分波動,彭程萬、馬毓寶相繼接任都督。直到後來南京政府派同盟會會員李烈鈞到江西任都督,局勢才大體穩定。

雲南光復  
  雲南革命黨人爭取新軍的工作進行得很早,到宣統初年,雲南新軍中下層大都傾向革命。宣統三年(1911)三、四月間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後,黃興即准備將大規模反清起義地點選在雲南。武昌首義勝利消息傳到雲南後,雲南革命黨人躍躍欲試。九月二十六日同盟會員張文光、陳天星等率雲南新軍第七十六標和防軍部分士兵首先在騰越起義,占據騰越後,張文光稱滇西軍都督,分兵下永昌、水平等州縣,進圖省城昆明。此時,昆明新軍中革命黨人已經密議,商定在重陽節舉事,推選蔡鍔為未來軍政府都督。九月九日晚,新軍第七十三標士兵打響了第一槍,第七十四標隨後響應,冒死猛攻軍械局、九華山等處。經過激烈戰斗,擊斃統制鐘麟同,布政使世增亦被殺,義軍於次日上午占領軍械局、總督府等處,雲貴總督李經羲逃匿。九月十一日,雲南軍都督府成立,起義者依前約推蔡鍔任都督,宣布雲南光復。

上海光復  
  宣統三年(1911)三、四月間,廣州黃花崗之役失敗後,同盟會員宋教仁、陳其美、譚人鳳等到上海,同上海民族資產階級上層代表人物沈懋昭、李平書等加緊聯絡,創設革命外圍組織中國國民總會。因清廷對憲政毫無誠意,熱心立憲的沈懋昭、李平書等上海總商會首領都轉而擁護革命,積極參與謀劃武裝起義。武昌起義後,武昌軍政府派光復會員李燮和為總司令,率三十余名敢死之士到上海,策動響應。李憑借滬軍、炮台、巡防營官兵多湖南籍的關系進行聯絡後,與陳其美相約於九月十五日起義。而陳其美想搶先發難,以頭功居都督席位,遂召集同黨另行密謀,決定利用商團武裝,提前起義。九月十三日,陳其美率商團攻打江南制造局。因兵單被俘。李燮和李書平聞訊急忙發動滬軍巡警商團第武裝圍攻制造局。次日晨,制造局總辦張士珩逃遁,工人內應,起義者占領制造局。上海道劉燕翼逃往租界,起義遂告成功。十五日,同盟會、光復會等各派集議成立上海軍政府和推選都督。陳其美親信運用幫會勢力,哄堂大嚷,選陳其美為都督。李燮和因在上海遭排擠,轉到吳淞,稱中華民國光復軍總司令,至此上海宣告光復。

貴州光復  
  武昌起義,湖南、江西、雲南等省反正的消息傳到貴州後,給了貴州的革命黨人極大的鼓舞。貴陽陸軍小學和貴州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經過密商,擬於宣統三年(1911)九月二十至二十一日之間,利用夜間演習之機,發動起義。因立憲一再受挫轉向革命的貴州自治學社也認為時機成熟,准備策動貴州反正。自治學社首領張百麟親赴巡撫衙門,勸巡撫沈瑜慶宣布和平獨立,並請沈出任都督。沈瑜慶拒絕張百麟之請,並准備將張逮捕。自治學社遂決定於九月十五日起事,同時與陸軍小學和新軍聯絡。九月十三日,沈瑜慶與貴州憲政派合謀搞「貴州自保」騙局,企圖在十四日召開的自保會議上逮捕張百麟等人。自治學社聞知後立即商定將計就計,在自保會上「以兵劫沈瑜慶」,此計尚未實施,陸軍小學學生走漏起義訊息,被當局聞知,並行將鎮壓。陸軍小學緊急決定,於十三日破軍械庫取槍,即刻發動起義,並迅速通知自治學社和新軍。新軍得告,即於當晚十一時宣布起義,官兵共推同盟會會員陸軍小學總辦楊藎誠為指揮,攻打省城。撫署衛隊營自管帶以下均加入義軍。沈瑜慶見大勢已去,只好向自治學社控制的咨議局交出政權。十四日,陸軍小學學生和新軍整隊進入貴陽,貴州軍政府於當日成立,楊藎誠被推為都督,新軍隊官趙德全為副都督,貴州宣布光復。

江蘇光復  
  江蘇省是資產階級立憲派最為活躍的省份,巡撫程德全一向善觀風色,與張謇為首的江蘇立憲派保持著極為密切的聯系。隨著武昌起義,各省響應,特別是上海光復後,江蘇震動,程德全認為「軍國之事,已無可為」,開始設法自我保全。以張謇為首的立憲派此刻也感到清王朝已窮途末路,為了保全立憲派紳商在江蘇的身家財產,只有勸程德全盡快宣布獨立,才可使江蘇不受革命起義戰亂殃及。在張謇等人的活動下,江蘇資產階級上層以全省的地主紳商的名義擬寫了一篇《江南自保商榷書》,呼吁兩江總督、安徽、江蘇巡撫主動「明建義旗,宣告獨立,以釋群疑,以備匪類」。此時,程德全亦察覺新軍不穩,遂准備接受紳商敦請。宣統三年(1911)九月十五日,在程德全與江蘇省地方官紳合謀下,新軍馬、步、輜重隊「一律袖纏白布,直達巡院」,要求程德全反正,並舉其為江蘇都督。程德全當即宣布:「當此無可如何之際,此舉未始不贊成,務必秋毫無犯,保全閭閻。」隨後在原撫署門口,掛上「中華民國軍政府江蘇都督府」的旗子,程德全改稱都督。在此之後,江蘇各府州縣官紳紛紛仿效省城,根據程德全的電令「奉憲獨立」。不久,江蘇除南京外,全告光復。

浙江光復  
  武昌起義消息傳到江南後,江蘇、浙江革命黨人就在上海聚會,經討論認為應在杭州發難響應。於是浙江的光復會會員和同盟會會員成立即在浙加緊聯絡新軍和其他武裝力量,浙江新軍、巡防隊、警察中多數士兵均贊同舉事。宣統三年(1911)九月十三日,上海反正的消息傳到杭州,當地革命黨人決定乘當局慌亂之機,馬上發動起義。次日晚,駐杭州新軍第八十一標、八十二標、其他州縣集合來的會黨及上海馳來的敢死隊,分幾路進取省城。杭州城內的警察、工兵營的革命士兵則打開城門接應,使起義軍很快攻下撫署,並逮捕了巡撫增韞。十五日,省城幾乎全部控制在革命黨人手中,只有駐防將軍德濟督旗兵頑抗不降。經反復攻打和勸說,德濟提出只有推舉浙江立憲派首領湯壽潛為都督才肯投誠。早在舉義之前,浙江光復會和同盟會的會員在商議都督人選時,身任咨議局駐局議員的同盟會會員褚輔成,已提出由湯壽潛做都督,並派人赴上海迎湯返浙。德濟聞知後,放棄抵抗。湯壽潛到杭州任都督後,接受旗兵投誠,並釋放了增韞。但佐將貴林要旗兵隱匿槍支彈藥,陶成章、褚輔成捉住貴林,搜出槍彈,才使杭州局勢穩定。此後,浙江各府州縣革命黨人紛紛策動武裝力量,據城獨立,清朝地方官吏非逃即降,全省遂告光復。

廣西光復  
  武昌起義消息傳到廣西後,省城以外府州縣的革命黨人立即行動起來。宣統三年(1911)九月初十日,同盟會會員劉崛等聯絡梧州鄰近的綠林會黨兩千余人,進入梧州,集合各界代表,宣布反正。九月十五日,同盟會會員羅佩珩等策動潯州境內的會黨、綠林、團練、巡警數千人,起義攻占平南城。隨後又匯合各縣地方武裝萬余人,攻克籐縣。進取潯州。此後柳州、玉林、南寧等地相繼發生兵變、起義。省城桂林的革命黨人也聯絡駐扎城郊的新軍和當地會黨近三千人,於九月初九日向桂林城進軍,但因路被水淹受阻。廣西巡撫沈秉坤見變起肘腋,驚恐萬狀。諮議局中革命黨人黃宏憲、蒙經等和立憲派,乘機向沈指陳利害,「倘不宣布獨立,糜爛即在眼前」。沈見局勢無可挽回。於十六日夜同意宣布廣西獨立。次日,在立憲派操縱下,沈秉坤被推為都督,改撫署為軍政府,傳檄全省各府縣迅速反正。但光復後的廣西政局動蕩,巡防營發動叛亂,沈秉坤見新、舊軍隊磨擦,便借故離開廣西。地方實力派,原廣西提督陸榮廷乘機接任都督。

安徽光復  
  武昌起義爆發後,散在外省的安徽籍革命黨人相繼返省,組織武裝響應。同盟會會員吳春、陳獨秀等人憑借過去運動革命的基礎,經過多方奔走,約集新軍第三十一混成協第六十一標、六十二標代表、陸軍測繪學堂、陸軍小學堂、新軍馬、炮營、工程隊中的革命黨人,共同商定在宣統三年(1911)九月初九日晚,以兩標中的革命士兵為主力,起義攻取省城。因行動倉促,未能成功。此時安徽周圍各省先後光復,致使省內群眾革命情緒高漲,革命黨人遂立即重新聚集力量,圖謀再舉。九月十五日,革命黨人張匯韜、管鵬組織民軍在壽州起義,隨後占據壽州、六安、風台、定遠等縣。合肥、蕪湖、穎州、臨湘相繼飄起義旗。立憲派面對如火如荼的起義,加緊奔波於巡撫朱家寶和革命黨之間,「斡旋宣布獨立」。朱家寶此時得到袁世凱的密電暗示,遂同意宣布安徽獨立。革命黨人事前忙於策動武裝起義,未議及起義後的政權歸屬問題。十八日,諮議局出面宣布安徽光復,舉朱家寶為軍政府都督,革命派也沒有爭議。朱家寶換了招牌後,軍政各方一切如舊,引起民眾和革命黨人的不滿。同盟會從九江調來黃煥章,攆走了朱家寶。後都督幾次易人,直到同盟會會員孫毓筠接任後,政局才稍得安定。

福建光復  
  武昌起義前,同盟會會員許崇智等在福建新軍中宣傳革命,成效顯著。同盟會會員彭壽松在神州組織軍警特別同盟會,新軍和巡警中下層官兵入盟者甚多。武昌起義,湖南光復消息傳到福建後,參加特別同盟會的軍警絡繹不絕,幾乎全部入盟。新軍第十鎮統制孫道仁見軍心已變,遂附合革命。宣統三年(1911)九月初,神州新軍中革命黨人經商議,決定在九月十九日起義,推孫道仁為都督,許崇智為前敵總指揮。福建諮議局議長、立憲派人士高登鯉等得知新軍發難在即,企圖搶在革命黨人之前攫取政權,便於十八日召開諮議局會議,要閩浙總督松壽交出政權。但松壽和福州將軍樸壽以組織旗兵「殺漢圖」負隅頑抗相答。十八日晚,許崇智等根據原計劃,率各路義軍集結到於山。次日拂曉,義軍發起攻擊,經過一天戰斗,旗兵勢窮力竭。樸壽被擊斃,松壽自殺,余眾繳械投降。二十一日,福建軍政府成立,孫道仁被推為都督,福建宣告光復,而政權大部分掌握在原諮議局立憲派手裡。

廣東光復  
  武昌起義成功,湖南、江西反正,消息傳到廣東,廣東革命黨人急切地准備再次起事。革命黨人經過策劃,將省城外民軍分為四軍:江東為第一軍,由諮議局議員陳炯明指揮;北江為第二軍,由徐維揚指揮;西江為第三軍,由蘇慎初指揮;韓江為第四軍,由姚雨平指揮。宣統三年(1911)九月初三日,化州首先起事,攻取州城。初八日,陳炯明、鄧鏗在惠州起事,十八日占領惠州城。同時潮、汕地區也響起反清槍聲。廣州革命黨人組織的機關部也向下屬發出總動員令,要求迅速集合隊伍,五日內趕到省城郊區,會攻廣州。九月初,數支民軍已隱伏在近郊待命。兩廣總督張鳴岐鑒於情勢,被迫與革命黨人聯系,以為退路。廣州的豪紳巨商和立憲派,成了革命黨人與清地方當局斡旋「和平獨立」的中間人。廣東的革命黨頭面人物胡漢民等,過高估計清軍的力量,又自感沒有掌握足夠的武裝力量,遂希望謀得廉價的和平光復。廣東清鄉督辦江孔般、諮議局議長邱逢甲在廣州多次邀集上層人士會議,決定承認共和政體。經張鳴岐和革命黨人首肯,決定在諮議局共同商決廣東獨立問題。在九月十八日舉行的共同會議上,作出即時「宣布獨立」決議。翌日,廣東公開宣告獨立,張鳴岐被推為都督,原提督龍濟光被推為副都督。張自知難容於眾,不等督印送到,即微服逃往沙面。龍濟光也避不就職。各界代表遂與諮議局部分議員重新開會,推舉胡漢民為都督,陳炯明為副都督,九月末,廣東軍政府正式成立。

保安會成立  
  武昌起義成功,各省紛紛反正消息傳到東北後,工商兵學各界異常興奮,東北革命黨百余人分頭秘密集議,決定乘此有利時機,「共謀起義,促動關外三省獨立」。隨後分往各地發動反清起義。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初期頻繁調動軍隊,封鎖消息,監視黨人動向,圖謀扼制東北革命活動。但面對東北人民聞知各省起義後日益高漲的反清情緒和獨立的要求,感到不能一味硬壓。此時,北京總稅務司安格聯勸告趙爾巽:「唯一明智的辦法是稍微順著革命運動的潮流走」。諮議局議長、立憲派首領吳景濂等也向趙進類似之言。趙同時聞知:東北革命黨骨干張榕等正准備在東三省策劃「和平光復」,成立「保安會」,逼清總督趙爾巽出走,然後舉(藍)天蔚為關外都督,(吳)景濂為奉天省民政長。宣布獨立。趙爾巽隨即決定搶先下手,與諮議局聯合,組建一個名義上「接收政權」的國民保安會,度過革命危機。宣統三年(1911)九月二十二日,奉天省城各界和自治團體代表大會在諮議局召開,宣布成立奉天國民保安公會,趙自任會長、吳景濂、第三十九協協統伍禎祥任副會長。九月二十六、二十七兩日,吉林、黑龍江兩省也如法炮制,分別成立保安會。原吉林巡撫陳昭常、原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分任會長。革命黨人張榕僅擔任了點綴性的奉天保安會參議部副長。

山東假稱光復  
  武昌起義和各省相繼反正消息傳到山東,要求革命的各層人士隨即醞釀反清起義。但山東革命黨人領袖、同盟會會員徐鏡心等害怕出現大亂局面,寧願與立憲派頭面人物丁世嶧等聯合行動,一意謀求和平獨立。宣統三年(1911)九月十五日,徐、丁等聚集各界人士在諮議局開會,提出獨立約章七條,要求山東巡撫孫寶琦宣布獨立,限其三日內答復。而孫寶琦在奏報清廷後,宣告成立山東臨時政府。革命黨人和要求革命的各界群眾對此十分不滿,在二十三日再次商議獨立問題時,革命黨發動濟南各學堂大批學生參加,要求孫寶琦宣布獨立。與會的新軍第五鎮軍官也逼孫寶琦宣布獨立,否則「以兵器相加」。孫則提出三個條件,總攬一切權力,才能宣布獨立。與會得「一律承任」,並推孫為都督,第五鎮代表統制賈寶卿為副都督,孫稱這種獨立「譬之開店,換一牌招而已」。二十六日,袁世凱在京組成新內閣。袁親自要孫寶琦取消獨立,第五鎮反動軍官也脅迫孫取消獨立,甚至放風欲殺賈寶卿。賈寶卿逃遁,孫寶琦於十月初四日宣布取消獨立,為時十二天的假光復結束。山東革命黨人在獨立取消後,才真正致力於組織武裝起義。

四川光復  
  武昌起義各省紛紛反正後,成都、重慶兩地革命黨人不敢輕舉,沒有響應。宣統三年(1911)九月十五日,龍泉驛新軍二百余人在排長夏之時率領下起義,才拉開四川光復的序幕。十月初一日,義軍抵重慶郊外。初二日,同盟會會員張培爵等組織各界群眾數千人,在朝天觀開獨立大會,敢死隊持械逼迫重慶知府繳印反正,迎夏之時軍入城。旋即成立蜀軍政府,張培爵被推為都督。初五日,瀘州宣布獨立,成立川南軍政府。初六日,端方帶入四川的鄂軍革命士兵起義,殺死端方,返回湖北,川東、川西的反清烈火也燃燒起來。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為避開革命打擊,與蒲殿俊為首的立憲派及地方士紳密訂官紳獨立三十條。初七日,他們宣布成立四川軍政府,由蒲殿俊任都督,趙的心腹朱慶瀾任副都督,趙名義上下台,實際仍操大權。十八日,趙爾豐唆使成都巡防營兵變,蒲,朱逃匿,趙以總督部堂名義發布文告,妄圖卷土重來。原陸軍小學總辦、同盟會會員尹昌衡立即率新軍平定叛亂,殺死趙爾豐,自任都督,穩定了成都局勢。此後,尹昌衡與重慶軍政府函電往來,達成合並協議,尹任統一後的軍政府都督,張培爵任副都督。
注釋
公元 1911 辛亥 宣統三年
到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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