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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紀事
公元 1905 乙巳 光緒三十一年
到公元
歷史紀事
清軍機處發查禁革命書報電  
  光緒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七日,清軍機處奉命向各地方當局發出查禁革命書籍、報紙、期刊的電文。電文中謂:「近聞南中各省,書坊報館有寄售悖逆各書。如《支那革命運動》、《革命軍》、《新廣東》、《新湖南》、《浙江潮》、《並吞中國策》、《自由書》、《中國魂》、《黃帝魂》、《野蠻之精神》、《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瓜分慘禍預言》、《新民叢報》、《熱血潭》、《瀏陽二傑論》......等種種名目,駭人聽聞,喪心病狂、殊堪痛恨。若任其肆行流市,不獨壞我世道人心,且恐環球太平之局,亦將隱受其害。此固中法所不容,抑亦各國公法所不許。務希密飭各屬,體察情形,嚴形查禁。」

孫中山訪第二國際  
  光緒三十一年(1905)四月中旬,孫中山第二次來到布魯寨爾,經賀之才介紹,走訪了國際會黨執行局(即第二國際常設機構)。孫中山與執行局主席王德威爾得、書記處書記胡斯曼晤談。提出了接納他的革命組織為第二國際成員的請求。孫中山向王德威爾得、胡斯曼扼要地解釋了他的組織的目標和綱領:「第一,驅除篡權的外來人(指滿族統治者),從而使中國成為中國人的中國。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分為公共所有,就是說很少或沒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給農民,......每人依其財產數量繳納租稅」,目的在於「防止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的現象,就如歐洲各國所發生過的那樣」。四月十五日,佛蘭德文版的《人民報》對這次晤談進行了報道。

抵制美貨運動發生  
  光緒三十一年(1905)四月七日,上海工商界召開大會,上海總商會會長曾鑄提出:以抵制美貨反對美國續訂《中美會訂限制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款》,以及迫害華工華僑事件,並通電各省商會傳諭商界共同行動。上海的倡議迅速得到各地的響應,廣州、天津、長沙、漢口、蘇州等城市民眾紛紛參加抵制美貨活動,學生發傳單斥責美國罪行。一時街上開會演說風起,通電往返,國內外華文報紙雜志輿論也以此為中心。六月二十六日,抵制美貨運動正式開始,工人不運美貨,企業不加工和進口美貨,商業不賣美貨。報刊指斥清政府專制賣國,聲稱「勿依賴清政府」,只能依靠全體民眾的力量。各階層人民還紛紛建立群眾性團體,公開宣布「廣開會議,聯絡全國,可為異日自治自立之基」,形成近代史上規模空前的反美運動。美國政府見此威逼清政府禁止運動發展。八月初二日,清廷發出諭旨,禁止民眾抵制美貨,否則嚴厲鎮壓。在清廷的嚴厲鎮壓下,運動以失敗告終。

清政府決定派五大臣考察憲政  
  光緒三十一年(1905)六月十四日,清廷發出諭旨,派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政治。稍後,清廷續派商部右丞紹英參與此事。由載澤、徐世昌、紹英為一隊,赴英、法、日、比等國;戴鴻慈、端方為一隊,赴美、德、意奧等國,時人稱之為五大臣考察憲政。自光緒二十九年(1903)後,以國內及留學國外的青年學生為主的反清愛國運動日益高漲,國內群眾性反對清政府壓搾的斗爭也此起彼伏,迫使清朝當局一再宣示要實行變法和新政,使立憲派人士感到立憲有望,加緊推波助瀾。光緒三十年(1904)五月,狀元實業家張謇替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魏光燾起草了《擬請立憲奏稿》。不久,清朝駐法公使孫寶崎亦電呈《上政務處書》,請求立憲。國內外改良派報刊紛紛為立憲鼓噪,以至「奏請立憲之說,喧傳於道路」。接著,雲貴總督於振鐸、署兩廣總督岑春渲、貴州巡撫林紹年也相繼以立憲入奏。光緒三十一年(1905),一些身居高位,權勢顯赫的洋務大吏也把立憲之論掛在嘴上。五月三十日,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聯銜上奏,請朝廷宣示十二年後實行立憲政體;同時還奏請朝廷簡派親貴大臣分赴各國考察政治。面對朝野一片立憲呼聲,清政府已不能不對此作出相應的表示,遂派五大臣出洋考察。

中國同盟會成立  
  光緒三十一年(1905)六月二十八日,孫中山和黃興派人分頭邀請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科學補習所等革命團體領袖,各省傾向革命的留學生,聚集到日本東京赤板區檜町三番黑龍會內田良平的寓所,舉行建立全國性革命政黨籌備會,共議政黨名稱、綱領、誓詞、加入儀式和推選章程起草者事宜。到會者七十余人,代表了十七個省的留日學生。會上孫中山首先演講了「革命之理由」、「革命之形勢」、「革命之方法」,闡發了三民主義思想,然後討論政黨名稱。最初有人提議定為「對滿同盟會」。孫中山認為革命並非專為排滿,更在推翻帝制,創建共和,所以應為「中國革命同盟會」。後有人指出政黨為秘密團體,不宜公開標明革命字樣。經過商討,最後定名為中國同盟會。接著,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誓詞,並提議將誓詞作為同盟會革命綱領。有人認為應取消「平均地權」一條。孫中山根據世界革命發展趨勢和社會民生問題的重要性,對此做了耐心的解釋,使得誓詞和宗旨終被多數人接受,並表決通過。孫中山遂率領眾人舉行宣誓加盟儀式。會議最後推舉黃興、陳天華、宋教仁、馬君武等八人負責起草同盟會章程。七月二十日,一百余名同盟會員來到東京赤板區靈南板,借日本人阪本金彌的住宅,正式舉行同盟會成立會議。會上,首先由黃興宣讀同盟會章程草案,確定「本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經過討論修改後,集體通過中國同盟會章程三十條。接著,黃興提議選孫中山為同盟會總理,與會者一致舉手贊成。同盟會總部設在東京,根據三權分立原則,在總理下設執行部、評議部、司法部。黃興任執行部庶務總干事(相當於常務副總理)、汪精衛任評議部評議長。鄧家彥、宋教仁分任司法部判事長、檢事長。會議決定在國內外分設九個支部,國內為東(設上海)、西(設重慶)、南(設香港)、北(設煙台)、中(設漢口)五個;國外為南洋(設新加坡)、歐洲(設布魯塞爾)、美洲(設舊金山)、檀香山(設火魯奴奴)四個。最後,黃興提議將《二十世紀之支那》作為同盟會機關報,與會者鼓掌贊同。同盟會成立後,在孫中山主持下,立即展開了發展組織,建設國內外分支部;編輯機關報,與康、梁保皇派論戰;積極准備新的武裝起義的工作。

清政府下令廢止科舉  
  光緒二十九年(1903)初,署理兩江總督的張之洞會同直隸總督袁世凱,奏請變通科舉。謂科舉阻礙新式學堂的興建,請按年遞減中額,在數年之後,徹底停止科舉,呈入後未經覆議。同年底,張之洞與張百熙、榮慶復奏重定學堂章程後,又聯銜重申「遞減科舉,注重學堂」。奏稱「時勢阽危,非人莫濟,除興學堂外,更無養才濟時之術」。請自下屆丙午科起,鄉、會試每科分減中額三分之一,俟三科後中額減盡,即停止鄉試;學政、科試取進學額,於鄉試兩科年限內,計兩次歲考,兩次科考,每次各減四分之一,俟學額減盡,即停止歲、科試,以後生員盡出於學堂。清政府允其所請,宣布遞減科舉中額。然而至光緒三十年(1905),列強侵凌日重,國內危機四伏,直隸總督袁世凱,會同盛京將軍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渲、湖南巡撫端方,於八月初四日聯銜奏請立即停止科舉。該奏折謂:「現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即以遞減科舉中額,期以三科減盡之法,已緩不濟急。清朝廷「宸衷獨斷,雷厲風行,立沛綸音,停罷科舉」。清政府接受袁世凱等人呈請,於當日諭告全國,「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延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至此壽終正寢。

中國人攝第一部電影《定軍山》  
  光緒三十一年(1905)初,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開設大觀樓影戲園的沈陽人任景豐,有感於在中國放映的皆是外國電影,拷貝經常斷缺,萌生了自行拍攝中國影片的念頭。任景豐青年時曾到日本學習過照像技術,早在光緒十八年(1892),他就在北京琉璃廠土地祠開辦了第一家照像館(豐泰照像館),有較豐富的攝影實踐經驗。這年秋季,他從德國人開的祁羅孚洋行購買了一套攝影器材及十四卷膠片,便籌劃自拍電影。當時北京風行京劇,任景豐認為拍攝戲劇片既富有中國特色,又為老百姓喜聞樂見,便請來當時享譽戲壇的京劇老生演員譚鑫培,在豐泰照像館的院子裡,利用自然光進行拍攝。譚鑫培表演的是京劇《定軍山》中的一些片斷。因為當時電影還處在無聲電影階段,所以基本上以武打動作為主。整個拍攝過程持續了三天,攝影者為豐泰照像館的照像技師劉仲倫,這是中國人拍攝電影的第一次嘗試,由於把電影同中國的傳統戲劇結合在一起,加上譚鑫培扮演的黃忠把古代名將的英雄氣概表現得淋漓盡致,放映時受到熱烈的歡迎。

日俄簽訂《樸資茅斯條約》  
  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七日,日、俄簽訂了《樸資茅斯條約》。光緒三十年初,奉天大戰結束,日、俄雙方都損失慘重,無力再戰。光緒三十一年三月,日本駐美公使高平小五郎出面非正式地請求羅斯福出面調停。俄國在四月對馬海峽之戰失敗後,被迫接受美國的調停。此前,日本以承認美國吞並菲律賓;承認英國鞏固在印度的統治為條件,換得美、英同意日本對朝鮮的宗主權。七月初十日,俄國全權代表維持和日本全權代表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開始議和談判。經過十次會議的討價還價,在美國等國的撮合下,雙方於八月初七日,在《樸資茅斯條約》上簽字。條約正文十五條,附約二條,主要內容是:一、俄國承認日本對朝鮮「政治軍事經濟上均享有卓絕的利益,如指導、保護、監理」的權利。凡是日本認為必要的措置,俄國「不得阻礙干涉」。二、「俄國政府以中國政府之允」,將俄國從中國攫取的旅大租借地及其附屬的一切權益均轉讓給日本。三、俄國政府將從長春至旅順段的中東鐵路支線及其所屬的一切權利、財產,包括煤礦,均移讓給日本。四、日、俄兩國可在各自霸占的鐵路沿線駐軍。五、俄國宣布取消在東北的一切有違機會均等主義的權益。六、俄國將北緯五十度以南的庫頁島及其附近一切島嶼並該處一切公共營造物及財產之主權,永遠讓與日本。

中日簽訂《東三省事宜條約》  
  光緒三十一年(1905)六月初五日,清政府在得知日俄議和及議和有關條款後,通過外交部向日、俄兩國聲明:「倘有牽涉中國事件,凡此次未經與中國商定者,(清政府)一概不能承認。」但日、俄兩國卻置之不理,擅自簽訂了瓜分中國東北權益的條約。事後,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根據《樸資茅斯條約》中俄國轉讓給日本的旅大「租借地」及中東鐵路支線權利,「須商請中國政府允諾」的規定,強逼清政府承認既成事實。十月二十一日,中日全權大臣開始就有關事項進行談判。十一月二十六日,小村壽太郎、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與清外務部總理大臣奕劻、外務部尚書瞿鴻示幾、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北京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條約正約三款,附約十二款。主要內容有:清政府承認《樸資茅斯條約》中俄國讓與日本在南滿的各項權利;允許日本在奉天(今沈陽)、營口、安東(今丹東)劃定租界;安奉鐵路仍由日本管理,為期十五年;鳳凰城(今鳳城)、遼陽、新民、鐵嶺、通江子(今昌圖縣通江口)、長春、吉林、哈爾濱、琿春、三姓、法庫門(今法庫)、寧古塔(今寧安)、海拉爾、瑗琿(今愛輝)、滿洲裡、齊齊哈爾十六外「開埠通商」;日本享有在鴨綠江右岸森林開采權。這個條約使東北幾乎全境對外開放,為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略東北大開方便之門。
文化紀事
黃遵憲逝世  
  光緒三十一年(1905)二月二十三日,有近代新派詩旗手之稱的黃遵憲於故鄉逝世。黃遵憲是廣東嘉應州(今梅縣)人,生於道光二十二年(1848)。黃遵憲自幼喜愛詩文,青年時寫下「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的詩句,主張詩文不應以剽竊模擬、拾古人牙慧為上乘,而應融入新事物,抒發各人自己的情懷。光緒三年(1877)秋,黃遵憲經同鄉何如璋推薦,被任命為清朝駐日大使參贊,開始了長年的外交生涯。黃遵憲在日時期,與日本文化界往來密切,向日本友人介紹了《紅樓夢》等中國文學巨著。同時他對日本國情有了較多的了解,遂著手《日本國志》的撰寫,以使國人認識近代發展迅速的東鄰。光緒八年(1882)春,黃遵憲調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了一些為當地華僑爭取權益的事情。他還寫了大量的詩文,記錄了美國政治、經濟社會風情,其中描寫美國總統競選全過程的《紀事》一詩很有名。除了將國外的所見所聞所感以詩的形式反映出來外,黃遵憲詩歌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把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均寫入詩中,對中法戰爭、中日戰爭中的許多戰役,許多主要戰將、許多事件,他都有長詩紀詠,如《馮將軍歌》、《悲平壤》、《東溝行》、《哀旅順》、《哭威海》、《度遼將軍歌》、《馬關紀事》等等,被稱為史詩。他的詩題材廣泛,不拘舊格律,被梁啟超譽為新派詩的擎旗人。戊戌變法期間,黃遵憲積極參與維新變法運動,出資創辦維新刊物《時務報》。赴湖南做按察使後,黃遵憲大力支持巡撫陳寶箴的新政,親任湖南時務學堂總理,培養維新人才。在慈禧太後扼殺維新運動過程中,黃遵憲受到牽連。被迫返回故裡,他常以詩詞自娛,但依然關心國家命運。光緒三十年間,黃遵憲早年患有的肺病加劇,終於不治去世,終年五十七歲。

《國粹學報》創刊  
  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十日,革命學術團體國學保存會主辦的《國粹學報》在上海創刊。《國粹學報》為月刊,分政、史、學、文等類,以「發明軍學,保存國粹」,「愛國保種,存學救世」為宗旨,並把國粹的宣傳和反清革命的宣傳緊密結合在一起。該刊的主編是國學保存會的發起人鄧實,擔任編輯和撰稿的主要有黃節、陳去病、章太炎、劉師培、黃侃、馬敘倫等,多為國學保存會會員。南社成立後,編撰者又多為南社社員。這些人大都是有造詣並有強烈反滿思想的國學家。《國粹學報》刊登了大量研究祖國歷史文化、發揚民族傳統,表彰宋未明末忠義節烈,激發民族感情的文章。該刊還搜集了不少明清間的禁書,以《國粹叢書》、《國粹叢編》、《神州國光集》的名義出版,在當時的輿論界和學術界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宣統三年,該刊停刊,共出版了八十二期。

《孽海花》刊行  
  光緒三十一年(1905)春,《孽海花》初集(一至十回),二集(十一至二十回)由小說林書社出版,光緒三十三年(1907),又發表了二十一至二十五回。先是光緒二十九年末,金天翮(松岑)應《江蘇》雜志之約,開始撰寫《孽海花》小說,第一二回於當年十二月初一日(1904)夏秋之交,金將已發表的前兩回及新寫成的三至六回寄給林書社的主辦人曾樸。曾樸見稿後,認為可以金雯青、傅彩雲(影射洪鈞和賽金花)故事為線索,做反映晚清政治、社交文化變遷譏諷官場車載斗量的鴻篇巨制,並與金擬下了全書六十回的回目。金認為曾樸的想法很可取,且已有成熟考慮,遂同意由曾樸將其原稿隨意修改,然後由曾繼續完成小說。曾樸遂接過了創作《孽海花》小說一事。《孽海花》與一般小說不同,書中人物,無不有所影射,所述之事,大都可以考稽。作品以金雯青和傅彩雲的故事為線索,通過當時京城內外官僚名士、封建文人的思想生活和社會風氣,展現了清末的政治、經濟、外交和社會生活的情況,對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朽、窳敗和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歌頌了馮子材、劉永福等抗敵英雄,還通過作品中人物的口,宣傳了「天賦人權,萬物平等」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曾樸是江蘇常熟人,生於同治十年(1871)。他早年受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影響,曾入同文館學習法文,翻譯過雨果等人的作品,文學興趣日濃。後來參加戊戌變法運動,與康梁等維新派過往頗密,在清政府殺害女革命家秋瑾時,他還簽名抗議。光緒三十年(1904),他創辦了小說林書社。他家與朝廷大吏有親緣關系,和帝師翁同龢等是同鄉世交,對朝廷宮中之事知之甚多,所以才能寫出勾畫晚清政治社會變異歷史畫卷的力作。

《二十世紀之支那》創刊  
  光緒三十一年(1905)五月,湖南、湖北、廣東、江蘇、安徽等有反清革命思想的留日學生,倡議「破除地方團體意識」,決定聯合創辦一個革命刊物。不久,《二十世紀之支那》在東京創刊。《二十世紀之支那》設有論說、學說、政治、軍事、實業、歷史等欄目,標榜「愛國主義」。該刊主持人為宋教仁、程家檉。擔任主要編輯、撰稿和發行工作的有田桐、白逾桓、陳天華、劉公、魯魚、何湛霖、雷克宇、張炳標、高劍公等。該刊在創刊號刊載《二十世紀之支那初言》,聲稱辦刊宗旨是:「以正確可行之論,輸入國民之腦,使其有獨立自強之性,而一去其舊染之污,為世界最文明之國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設新國家,使我二十世紀之攳,進而為世界第一強國」。創刊號上印有軒轅黃帝的肖像,附有「嗟予四萬萬同胞兮,尚無數典而忘祖」的題辭,並使用黃帝紀年,流露了反清革命傾向。七月二十日,同盟會在東京召開成立大會,黃興提出《二十世紀之支那》社半數以上成員已加入同盟會,可將該刊改組為同盟會機關刊物,與會成員一致同意,隨後開始辦理交接手續。然手續尚未辦完,七月二十七日,該刊第二期出版,登載蔡匯東《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一文,揭露了日本對中國遼東半島的領土野心,引起日本官方的惱怒,將已印好的刊物全部沒收,宋教仁、田桐等被日本警方傳訊,刊物也因此被查禁。不久,該刊改為同盟會機關刊物的交接手續完畢,遂改名為《民報》出刊。

《民報》創刊  
  光緒三十年(1905)十月三十日,《民報》在東京創刊。《民報》初創時為月刊,後來為不定期出版,每期約六至八萬字。該刊設有社說、時評、譯叢、談叢、紀事、撰錄、圖畫等欄目。實際擔任主編的先後有胡漢民、章太炎、陶成章、汪精衛等人。該刊的大多數文章由本社成員撰寫或編譯,主要撰稿人有章太談、陳天華、胡漢民、汪精衛、汪東、朱執信、廖仲愷、宋教仁、劉師培、黃侃、汪增璧等。《民報》的宗旨就是宣傳同盟會的綱領,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化為常識而深入人心。在創刊號上,孫中山親自撰寫了發刊詞,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在《本社簡章》中宣布的「民報之六大主義」中,有「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建設共和政體」、「土地國有」三項,實際上是三民主義的具體化。光緒三十二年初,《新民叢報》連續刊載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章,鼓吹君主立憲,反對共和革命。《民報》發表號外,專門予以批駁,拉開了革命與立憲的論戰序幕,《民報》遂成革命派闡述觀點的主要陣地。《民報》十分重視當時世界上各種學說的介紹,在創刊後的第二期上,就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是最早的比較系統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學說的文字。宣統二年(1910)初。《民報》出版了最後一期,總共出刊二十六期。
雜譚逸事
孫中山承認學生可作革命領導  
  光緒二十九年(1903)後,隨著留學生運動的高漲,以學生為主的愛國知識分子成為國內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的部分,他們頻繁發起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在海外組織革命的孫中山逐漸感到,愛國學生可能成為中國革命的力量。光緒三十年末,孫中山前往歐洲,試圖與愛國留學生接觸,希望吸收這部分參與革命。而在具有反封建傾向的青年學生心目中,對孫中山長年不屈的反清斗爭亦十八欽佩。光緒三十一年初,德國和比利時的中國留學生朱和中、賀之才致函孫中山邀請他到布魯塞爾會商組織反清團體之事。二三月間,孫中山到達布魯塞爾,與從柏林趕來的朱和中就反清革命進行了討論。孫中山向朱和中等介紹了他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闡述了他的革命策略。朱和中等對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十分贊賞,但對孫中山以會黨為革命領導和骨干的策略提出異議。他們認為革命不能撇開知識分子和愛國學生,並用光緒二十九年以來愛國學生革命活動的大量事實加以說明。但孫中山在最初卻堅持有功名的人和留學歸國的軍官搞不成革命的觀點,指出自己多年從事革命主要依靠的是會黨,今後應繼續以這部分力量為領導和骨干。朱和中等又以光緒二十六年自立軍起義失敗為例加以反駁,認為會黨難於控制,其主要興趣並不在於政治革新,並有劫掠舊習,並指出孫中山歷來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知識分子和愛國學生的支持。經過三天三夜反復辯論,孫中山接受了朱和中等人的意見,認為愛國學生中全心全意獻身革命的人,均可作革命的領導,也是革命的骨干力量。隨後在留歐學生中,發展了三十余人加入其革命組織。

清政府宣布改革刑律  
  光緒二十八年(1902)初,英、美、日、葡等國向清政府表示,若中國能參照西方律例,對刑律進行改革,則放棄其領事裁判權。清政府感到「墨守舊章授外人以口實,不如酌加甄采(外國刑律),可收長駕遠馭之效」。遂於四月初六日,派刑部右侍郎沈家本、駐美國公使伍廷芳「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把修訂《大清律例》納入「新政」范疇。沈家本、伍廷芳受命後,參照西方和日本等國的刑律,將《大清律例》中相互重復,已經停止以及特別殘酷的封建判刑條例進行了合並和刪除,把充軍、流刑、徒刑改為服勞役;廢除了凌遲、梟首、戮尺、緣坐、刺字等酷刑;把笞、杖改為處罰金,輕罪禁用刑訊;將虛擬死罪改為流刑、徒刑。光緒三十一年(1906)三月二十日,清政府采納了沈家本、伍廷芳的部分修訂意見,宣布刪去《大清律例》中凌遲、梟首、戮屍、刺字等酷刑。隨後又頒布「恤刑獄」若干條,「禁止刑訊、拖累、變笞杖」。

孫中山與黃興在東京會面  
  光緒三十年(1905)六月十七日,孫中山到達日本橫濱,不久便前往留學生最集中的東京。孫中山在日本友人宮崎滔天(宮崎寅藏)家中,詢問東京留日學生活動情況、有無出類拔萃人物。宮崎滔天告以兩三年間中國留日學生猛增,其中黃興是個極為傑出的人物,是反清組織華興會的首領,在留學生中威望甚高。孫中山遂請宮崎滔天介紹他迅速與黃興晤面。同時參加會面的還有末永節、張繼。在餐桌上,孫中山與黃興就時局和反清斗爭形勢交換了意見,又就興中會同華興會等革命組織聯合等問題進行商議。整個會談長達兩個小時,孫、黃定下各個革命組織聯合建立統一的全國性革命政黨大計。六月二十六日,孫中山又與宮崎滔天到華興會創辦的《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社,與華興會的另兩位首領宋教仁、陳天華會談。孫中山重述聯合各黨,組建統一的全國性革命政黨的重要意義和必要性,並表明他對革命前途充滿信心。孫中山的言談給宋、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進一步促成了聯合的實現。

吳樾炸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未遂  
  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二十六日,載澤、徐世昌、紹英、戴鴻慈、端方五位出洋考察憲政大臣,帶領大批參贊隨員,到正陽門火車站乘車離京,前往上海轉乘輪船赴外國考察。當五大臣登車後,革命黨人吳樾暗藏炸彈,喬裝成皂隸,尾隨跟上專車。他剛進入車內,正逢機車與車廂掛鉤,車身突然震動,觸發炸彈,吳樾當場死難,而五大臣中只有載澤、紹英受了輕傷,其余人皆無恙。吳樾、安徽桐城人,早年崇拜康、梁,後閱讀了《警世鐘》《孫逸仙》《黃帝魂》等革命書刊,幡然省悟,成為激進的革命黨人。他曾組織過軍國民教育會保定支部,主編《直隸白話報》,而對於冒險和暗殺活動尤為熱衷,寫有《暗殺時代》一書,把暗殺視為反清革命的主要手段。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他得知五大臣出洋的消息,立即從東三省入關,決心以炸斃五大臣,挫敗清廷假立憲騙局。他寫下遺書,懷揣炸彈行刺,不料出師未捷身先死。由於吳樾的行動,延緩了五大臣的出行。直到十一月十五日,五大臣才啟程離京,但原來派定的徐世昌、紹英,改由順天府丞李盛鐸、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頂替。

清政府設立學部  
  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四日,清政府宣布廢止科舉後,山西學政寶熙隨即於九月上書朝廷,謂學制「變更伊始,造端宏大」,欲令全國整齊劃一,斷非補苴罅漏之計所能為,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濟,所以奏請於京師設立學部,以為「總匯之處」,專管學堂事務。經政務處會同學務大臣議覆,清政府於十一月初十日諭令設立學部,位在禮部之前,並將國子監歸並學部。榮慶被任命為學部尚書,熙瑛、嚴修被任命為侍郎。第二年(1906)三月初一日,學部奏准教育宗旨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規定「無論大小學堂,宜以經學為必修之科目」。

陳天華蹈海  
  光緒三十年(1905)十月初六日,在清政府要求下,日本文部省頒布了《清國留學生取締(即管束)規則》,對留日中國學生的活動大加限制。規則頒布後,廣大中國留學生認為這一規則「剝我自由,侵我主權」,暗中醞釀一場反取締規則的運動。陳天華對日本政府的行為十分憤慨,但感覺到留學生中確有許多追求利祿之人和民族敗類,恐怕難於組織起統一行動,故沒有積極支持這場運動,還婉辭了宋教仁要他撰文號召的約請。從十一月初八日起,就讀於日本各校的八千余名留學生同心同德,相繼集體罷課,使陳天華不勝驚喜。而日本政府控制下擔報刊輿論卻對中國留學生的行動大加污蔑和指責。十二月十一日的《朝日新聞》,將中國留學生的集體罷課歸結為是「清國人特有的放縱卑劣性情所促成」。陳天華見此異常氣忿,但同時擔憂留學生一旦不能團結一致,把斗爭進行到底,出現日本報刊攻擊的放縱卑劣的狀況,將是中國留學生和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他認為,此時用口頭呼吁去喚起學生團結堅韌可能是無力的,便毅然決定以身投海,以自殺來震驚國人,激勵留學生堅持斗爭,並向全世界證明中國人不是放縱卑劣的芸芸眾生。他用了一天的時間,寫下三千言的《絕命書》,聲明他之所以蹈海,是為了使國人有所警悟,以實際行動,回擊外人對中國人的污蔑,他希望留學生們牢記「堅忍奉公,力學愛國」八字,臥薪嘗膽,刻苦求學,振興中華民族。他還在《絕命書》中對一系列革命的現實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非常有價值的是他認為在宣傳革命時,要注重政治問題,而不宜過於強調民族問題,反對倡言戮殺滿族人民的復仇觀念。十一月十二日早晨,陳天華坦然離開寓所,將《絕命書》寄給留學生總會,然後從容地在東京大森灣投海。陳天華的蹈海,大大激勵了留日中國學生的反取締規則斗爭,數千名留學生集體回國,驚動了國際輿論和日本朝野,使日本政府對取締規則作了新的解釋,承認了留日中國學生提出的一系列正義的要求。光緒三十二年(1906)閏四月初一日,陳天華的靈柩運抵長沙。初七日,長沙各界一萬余人為他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公葬。

收回礦權運動興起  
  早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英國福公司通過《山西開礦制鐵以及轉運各色礦產章程》,掠得山西潞安、平定、盂縣、澤州四礦煤鐵開采權及平陽府煤鐵石油開采權。光緒三十一年(1905),山西人民首先展開收回礦權的斗爭,全省紳商要求巡撫張人駿主持廢約,山西籍留日、留歐學生也組織了爭回礦權活動。光緒三十二年(1906)八月二十六日,山西籍留日學生李培仁為抗議英資方對中國礦權的掠奪,憤而投海自盡,從此激起更大規模的斗爭。次年,山西紳商成立保晉礦務總公司,主張收回礦權自辦礦務,並在公司簡章上規定「唯收華股,不收洋股」。福公司在山西人民的抗爭下,勒索了二百七十五萬兩白銀的「贖金」,放棄采礦權。光緒三十四年(1908),奉天人民經過斗爭,收回錦西暖池塘煤礦;山東嶧縣中興煤礦排除了德國資本,歸華商自辦。宣統元年(1909),安徽省紳商學界為收回銅官山礦權,開始連續不斷的斗爭,組成安徽省路礦公會,號召聯合沿江各省,對外國資本掠奪中國礦權行徑「實行文明抵制」。同年夏,四川人民經過斗爭,以二十二萬兩白銀「贖回」被英國江北公司攫取的江北廳煤鐵礦,由中國人自辦。山東紳商學界又經過一年斗爭,於宣統元年末,在被德國資方勒索了三十四萬兩白銀「贖款」後,收回茅山等五處礦權。河南、雲南等地人民也收回采礦權展開了斗爭。宣統三年(1911),雲南人民收回被法、英霸占的臨安、澂江等七府錫、銅、金、銀等礦權利;山東收回津浦濟南至曲阜、兗州沿路被德國霸占的礦權;湖北逐出炭山灣煤礦德國的資本,歸華商自辦。

收回路權斗爭興起  
  先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外務部總理大臣奕劻,與英國駐華公使薩道義函商貸款,以川漢鐵路修築權相交換。四川人民聞訊奮起反對,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成立川漢鐵路總公司。該公司章程規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債,是以專集中國人股份」。宣統元年(1909),該公司籌款修築宜昌至萬縣段。光緒三十一年(1905),浙江、江蘇兩省人民發起廢除盛宣懷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同英國簽訂的《蘇杭甬鐵路草約》,爭取當地紳商自辦蘇杭甬鐵路運動。當年六月,浙江成立鐵路公司,後集股四百余萬,並開築杭州至嘉興段鐵路。第二年,江蘇亦成立以張謇為首的江蘇商辦鐵路公司。光緒三十三年(1907)九月,清政府不顧人民反對,將蘇杭甬路交英國「借款修築」。詔下後,浙江鐵路業務學生鄔鋼嘔血而死,浙鐵副總工程師湯緒絕食抗議身亡,使蘇浙收回路權運動推向頂點,至宣統三年(1911)初,蘇浙人民最終贏得商辦鐵路斗爭的勝利。光緒三十一年(1905),湖南、湖北、廣東三省人民提出與美國資方廢約,要求自辦粵漢鐵路。該路修築權是美國合興公司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三月,在與清政府簽訂的《粵漢鐵路借款草合同》中攫得的。到光緒三十年(1904),該公司僅築了九十華裡,還將部分股份轉售給比利時銀行。三省人民提出收回路權後,合興公司派柏士來華,詭稱代表華豐公司,願接辦粵漢鐵路。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也向清政府施加壓力,維護其所奪路權。但由於三省人民堅持斗爭,並得到各省人民支持,中國留日學生還組織了三省鐵路聯合會,通電力爭自辦。在人民的反抗下,美國合興公司以勒索六百七十五萬美元「贖款」,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八日,交還粵漢鐵路築路權。三省紳商民眾遂分別成立鐵路公司,籌款築路。光緒三十三年(1907),還發生了河北、河南、江蘇等省人民要求從英、德兩國資方,收回津浦路的斗爭。收回路權斗爭的基本力量,是廣大城鄉勞動人民和愛國學生。因運動本身對發展民族工商業有利,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官紳也極為關心,立憲派頭面人物充當了運動的領導,斗爭形式是「文明抵制」。

南昌教案發生  
  光緒三十年(1904)六月末,南昌知縣江召棠秉公處理了新昌(今宜豐)棠浦鎮教案,彌禍定亂,保全了一個縣民的性命。光緒三十一年(1905)冬,江召棠又將因病保釋出獄的南昌荏港二名犯罪的教民追查歸案。江召棠的所作所為,引起了法國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的極端不滿。光緒三十二年(1906)正月二十五日,王安之給江召棠寫信進行恐嚇威脅,未能奏效。後以宴請為名,再三邀請江召棠,謂有要事相商。江召棠屢辭不獲,於正月二十九日下午赴邀。席間,王安之強求江召棠推翻新昌棠浦舊案,釋放荏港二名犯罪教民,擴大傳教特權。江堅拒不允,王安之惱羞成怒,拿出一刀一剪逼江自盡,狂言「汝死案即可了」。江憤極用力自刎,因怕痛而歇手,未能至死。王遂令下人持江手,握刀剪猛戳江咽喉,傷重至死。南昌百姓聞訊後,怒不可遏,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全城鼎沸。二月初三日,南昌周圍各縣百姓匯集百花洲,眾勢洶洶,分四路奔赴天主教堂,沿途一片喊打之聲,引起觀望群眾響應,紛紛加入暴動隊伍,接連搗毀四處法、英教堂和學校,殺死王安之等六名法國教士和三名英國教士。次日,英、法軍艦駛入鄱陽湖,炫耀武力進行威嚇。清政府驚惶失措,於初五日,諭令江西巡撫胡廷干「督飭嚴拿首要,按律懲辦」,極力保護江西各處教堂,妥為撫恤受到傷害的英、法兩國教士民人。胡接命後,即通令南昌、新建兩縣各警署、城防營彈壓暴動民眾,逮捕一千六百余人,其中大部分是「教民挾仇誣告,希圖報復者」。二月十三日,清外務部派津海關道梁敦彥會同法國使館人員前往江西查辦南昌教案。英、法公使為此幾次向清政府提出懲凶、賠款等無理要求。清政府在列強逼迫下,處死十名百姓,並對二十七人處以各種徒刑,還將江西巡撫胡廷干、臬司余肇康、布政使周浩等人撤職。四月二十九日,清政府與法國訂立善後合同,賠法教士恤銀五萬兩,教堂損失銀二十五萬兩,醫院銀十萬兩,此案方算了結。
注釋
公元 1905 乙巳 光緒三十一年
到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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