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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纪事
公元 1900 庚子 光绪二十六年
到公元
历史纪事
慈禧太后决定招抚义和团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季以来,直隶、天津一带的义和团日趋活跃,并陆续进入北京。北京的义和团活动亦由近郊地区向城内中心地带扩展,焚烧教堂,打杀教民及与外国使馆卫队的冲突日益频繁,各国使团一再威逼清政府予以镇压。对此,清朝统治集团内剿抚对垒分明。端王载漪等为使溥亻隽早日继位,其集团人员更加飞黄腾达,主张利用义和团,与扶保光绪皇帝的列强抗衡。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诸大臣许景澄、袁昶、联元等与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相呼应,认为招抚义和团,授列强以入侵口实,将使中国蒙受更大损失,坚决主剿。慈禧太后忌恨列强干政,倾向于借义和团之手泄私忿;但又怕列强大兵入境,颠覆其统治。由于她的动摇不定,在四、五月间发布了一系列有抚有剿,自相矛盾的谕令。五月初十日,慈禧太后派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刚毅前往涿州,劝散和察看义和团,以便最后决定对义和团是剿是抚。涿州一带义和团首领李来中表示,义和团“实为教民欺压,团练学艺,为各保身家之计,并不敢抗拒国家”。从宫中到地方,有为数甚多的官吏,因痛恨列强的对华侵略,同情和支持义和团抵抗外侮的爱国举动,也纷纷要求清廷对义和团采取招抚政策。载漪等人倚仗其在清政府中的实力地位,利用国内舆论的支持,在朝廷内逐渐占了上风。刚毅回京后,将涿州及直隶其他地区义和团活动的情况,向慈禧太后报告,谓义和团人数甚众,且山东、直隶一带“无处无之”,因此“宜抚不宜剿”。慈禧太后在载漪等人的影响下,坚定了主抚的决心。五月十三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返回皇宫,当晚就召集亲信会议,“为时极久,旋即议定,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因该团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荣禄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人“不以为然”,但他们胆小怕事,不敢得罪端王。载漪等人基本上控制了会议,使慈禧太后决定招抚义和团,暂时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默许其进入北京城,当义和团从十七日开始大规模焚烧教堂时,也未加以干涉。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发布对外宣战谕诏后,同时颁布了招抚义和团谕诏,称义和团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令各省督抚招抚义和团,“如能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必能得力”。又命英年、载澜会同刚毅统帅京师、天津一带团民,将直隶各州县被捕团民一律释放,并发放粳米赏银支持义和团。义和团被奖为“义民”后,各地义和团普遍树起“奉旨义和团”旗帜,向清政府登记挂号,接受招抚,“扶清灭洋”的口号响彻北方地区。

清政府对各国宣战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宣布对各国开战。光绪二十六年入春以后,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以及各国列强的出兵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义和团是抚是剿,对列强是战是和的分野也更为清晰。京官以太常寺卿袁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吏部侍郎许景澄为首,封疆大吏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为首,力主不与列强开衅,严厉镇压义和团。而后党集团的王公大臣,以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为首,主张招抚义和团,以为其用,直至对列强宣战。载漪是诏立大阿哥溥亻隽之父,徐桐为溥亻隽的老师,刚毅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并一直怀有与荣禄争拥待之功的心思。他们对列强扶保光绪皇帝充满怨恨,企图借“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武力解决废立问题,使溥亻隽早日登基。慈禧太后对列强干预朝政亦忌恨在心,且慑于义和团声势,恐强行镇压会激起事变,危及其统治;但又怕招抚义和团导致列强出兵,后果堪虑。于举棋不定中,她连续四次召开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剿抚和战。五月十二下午,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以载漪为首的和以袁昶、许景澄为首的两派展开激烈争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各支持一方,没有结果。同日,慈禧太后命刚毅、董福祥募拳民精壮者成军,“折冲御侮”,其余遣散。载漪等为促使慈禧太后不改变主抚政策,下决心不与列强调和,于当晚伪造了一份列强“归政照会”,其中一条为“勒令皇太后归政(光绪皇帝)”,派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于午夜呈交荣禄。荣禄见照会信以为真,绕屋疾走,终夜徬徨,黎明急报慈禧太后。慈禧见后大怒,不问真伪,即于下午再次召开御前会议,高叫“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遂遣徐用仪、立山、联元至各国使馆,劝阻联军入侵;各国若必欲开衅,可即下旗归国。与此同时,命荣禄率武卫军备战;并以“民教寻仇,京城内外,扰乱已极”,命各省督抚派兵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十三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的电奏到京,坚决反对对外宣战,力主镇压义和团。主和派见有封疆大吏声援,袁昶即于二十二日上《急救目前危局折》,奏称局势危迫,亟图补救,坚持主和。慈禧太后遂又如今大臣会议,强令众臣通过宣战,但不立即发布宣战之诏。又命王文韶、立山、许景澄再往各国使馆,劝阻联军勿犯北京。二十三日,大沽失陷战报到京,午后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强行决定对外宣战;命许景澄照会各国使馆,限二十四小时内离京,由清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二十四日,慈禧太后撇开光绪皇帝,独自召集枢臣会议。会后发布紧急谕诏,称洋兵聚集津沽,中外衅端已成,令各省督抚联络一气,共挽全局。二十五日,清政府正式颁布宣战谕诏。同时还谕各省督抚招集“义民”组团,借御外侮。

八国组成侵华联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初一日晚,义和团焚烧丰台火车站的消息和京津铁路轨道均被拆除的谣言,同时传到东交民巷。各国公使感到形势急剧恶化,立即举行会议,一致“同意不失时机地调来卫队保护各国使馆”。会后,葛络干代表各国公使向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照会,声称“奥、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国公使已经决定调集特遣部队立即前来北京,并要求提供运输便利”。与此同时,各国公使又分别电请各自政府立即派兵进驻北京。法国公使则在召开会议之前,已经向本国发出请兵电报,英、美、俄、日等国公使也在会议之前,即把军舰调往大沽,并通知做好登陆准备。初二日,驶抵大沽口外的各国舰队先后接到奉命进京的电报,并迅速派出陆战队,由海河乘船到达天津,准备向北京进犯。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感到各国派兵进京事关重大,于初三日拒绝了各国的要求,直隶总督裕禄亦秉旨传令,不准外国军队乘火车进京。各国公使闻讯后,推英、俄、法、美公使前往总理衙门,威胁说各国调兵进京决心已定,若中国政府提供便利条件,各国将派少量军队,否则将派大军强行赴京。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迫于列强威逼,命令总理衙门同意各国调兵入京,但每一国派兵不得超过三十名,一旦恢复平静应立即撤离。初四日晚七时左右,三百三十六名英、俄、美、日、法、意侵略军率先乘车到北京。五月初六日,八十名德、奥侵略军也到京,这些部队实为八国联军的先遣队。此后,各国舰队陆续在天津大沽口外集结,各国政府亦纷纷电告这些舰队的统帅,可根据形势的变化,与其他各国军队协调,采取军事行动。五月上旬,进入天津租界内的各国军队已达二千人。五月十三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电告在天津的英军统帅西摩中将,北京形势严峻,迅速带大队英军向北京进发。同时,各国驻津领事和海军统帅在英国领事贾礼士请求下举行会议,在美国领事的撺掇下,会议决定将在津的八国现有兵力组成进军北京的联军;由在津军队中级别最高的西摩为统帅,美国的麦卡加拉上校为副统帅,八国联军遂在此日正式组成。

《东南保护约款》议订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间,北方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英国政府很担心这场斗争蔓延到英国势力范围内的长江流域。而东南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封疆大吏,亦不希望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东南,引起列强的入侵和战乱,使其利益蒙受损害。于是共同酝酿一个互相保护的方略。五月十八日,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华伦致电国内,建议英国政府忙与清湖广、两江总督取得“谅解”,帮助他们在辖区内“尽力维护秩序”。二十日,英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电复电,授权华伦通知张之洞、刘坤一,英海军将支持他们维持秩序。翌日,英国驻汉口领事与张之洞商议长江流域治安事。张之洞表示他与刘坤一皆极愿与英军联络互相保护之事。英国单独行动引起列强的不满,为防止英国一方势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扩张,其他列强亦要求参与互保活动。经督办铁路事务、东南众多企业的大股东盛宣怀的牵线联络,由刘坤一、张之洞主盟,有李鸿章、袁世凯极力支持的东南大吏,与以英、美为主的各国列强就互保问题进行商议。正在商议期间,慈禧太后关于“宣战”“招抚”的决定,由荣禄于五月二十五日密传李鸿章。盛宣怀得悉后,恐因此影响互保谈判,建议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将此谕隐匿不发。刘、张见宣战上谕后,感到互保一事有关逆旨,颇为犹豫。盛宣怀遂电告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陈说利害,指出不速订互保协议,则江南糜烂,局势更难收拾;又派沈瑜庆赶到南京,会同东南实业巨人张謇一道向刘坤一“再为陈说”,劝其坚持互保宗旨。张謇以“无朝廷不足以存东南,因名份不够;无东南亦不足存朝廷,因财政粮饷出于此”相告,指明保东南即保进行,使刘坤一决意承当东南互保牵头人。同时,沈曾植也说动在汉口的张之洞。刘、张均以为盛宣怀主张“思虑周密”,要求盛宣怀帮助上海道加快互保谈判。并电令上海道余联沅在盛指点下与各国领事紧急会商。刘、张还与李鸿章相约,凡五月二十四日以后的上谕概不奉行。经过一番商议,迅速拟成了互保约款,并安排了谈判技术细节。五月三十日,余联沅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共同会议,盛宣怀以两江、湖广地区公请帮办身分出席。当日议定《东南保护约款》九条,《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前者规定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由督抚切实保护。后者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上海道协助维持地方治安。为扩大互保地区,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分别致电东南各省督抚,请其赞助并参加。李鸿章首先表示合力支持;山东巡抚袁世凯随即仿照东南各省实行互保;闽浙总督许应骙于六月十八日与英、美、俄、日等六国订立《福建互保协定》、互保范围由苏、赣、皖、鄂、湘扩大到浙、闽、粤、川、陕、豫、鲁等十多省。东南互保约款均没正式签订;但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其各项条款均付诸施行。

清政府向列强求和  
  慈禧太后凭多年的统治经验,深知得罪了各国列强,一旦战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颁布对外宣战及招抚义和团诏书后,反而更加不安。一方面义和团在奉旨组团后,队伍迅速扩充,阻击联军,攻打教堂、使馆愈演愈烈,使慈禧太后产生“祸起肘腋”之忧。一方面是清政府收到一系列照会,均声称派兵入华,只为弹压义和团及一切阻拦联军赴京者,并不针对清廷。且经查明,各国并未发出“归政照会”,所谓归政照会系伪造的,使慈禧太后感到列强不逼迫其归政,则不存在来自列强的威胁,因此必须迟早就宣战一事取得列强谅解。另一方面,在宣战谕诏发出后,主和派并未停止求和活动,东南封疆大吏亦纷纷批评匆忙宣战,转战为和的呼声又渐高涨。再就是宣战之后,清军并未能有效地扼制联军进犯的势头,大沽失守,联军步步向北京进逼,更促使慈禧太后很快就改变宣战的态度。五月二十九、三十两日,慈禧太后连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致电,表白宣战不得已的苦衷,说明招抚义和团乃被逼采取的临时措施,并“仍尽力保护”使馆,试图通过封疆大吏,将她这求和信息传给列强。六月三日,慈禧太后又通过清廷驻外公使直接告白于列强:“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指义和团)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将两省教士教民使无遗类”,这才不得已进行招抚。还自甘下贱地说:“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并向列强保证:“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六月初七日,清政府命驻俄、英、日三国公使向所驻国呈送国书,再次将宣战的责任推在义和团身上,求三国“暂弃小嫌,共维全局”,向其他各国疏通,“排难解纷”、“挽回时局”,结束战争。随后于六月十三日,授李鸿章以全权名义,令他与各国协商,准备乞和。

俄国侵占东北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俄国侵略军占领中国东北。先是同年夏天,由于义和团反侵略斗争的高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全谋组织联军,进入中国境内镇压义和团。俄国政府一面派兵参与进军北京的联军;一面借口保护正在修筑的中东铁路,调集十七万大军,兵分六路入侵东北。第一路从伊尔库次克和外贝加尔攻入海拉尔,经呼伦贝尔,越过大兴安岭,进逼齐齐哈尔。第二路由海兰炮进攻瑗珲,七月初十日入城后,屠杀中国民众一万五千人,并纵火烧城,使这座古城化为废墟。该军又经墨尔根,与第一路俄军于七月末抵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八月初一日,黑龙江将军寿山派营务处总理程德全与俄军商议停战,定约俄军不攻省城,俄军可出入省城。三天后,俄军单方面毁约,突然发起攻击。齐齐哈尔随即陷落,寿山以死殉职。军用物资及饷银三十余万被侵略军卷走,库府财物、书籍档案亦被席卷一空。第三路由伯力(哈巴罗夫斯克)进攻三姓、哈尔滨。第四路由双城子(乌苏里斯克)攻入绥芬河,经牡丹江向哈尔滨挺进。第五路由海参崴出击,直趋珲春,占领宁古塔后,进军吉林。吉林将军长顺派人乞和,八月初一日,与俄方签订降敌“和议”,约定“两军相见,以白旗先,各不开枪,让道而行”。俄军军需粮秣均由当地供给,清军一律缴械,银库、军械由俄军看守。俄守入吉林省城后,拆毁制造军火的机器局,抢走造币厂的大量存银。第六路从欧洲由舰船载至旅顺登陆,进攻盖平、营口、辽阳、奉天。参与八国联军的部分俄国,还从关内经山海关,攻占了锦州。闰八月初八日,俄军进占清王朝的发祥地盛京(今沈阳)。十月下旬,东北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全部沦陷。在俄军侵略东北的整个过程中,有大约二十余万无辜的中国民众在侵略者的屠刀下丧生。

北京陷落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先是七月初十日,约二万联军自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发。十一日,在北仓的马玉昆部首先与联军接仗,当地义和团也参加了阻击战,共毙亡日军四百余人,英军一百二十人,最后联军攻克北仓。十二日,联军兵临杨村,宋庆军与联军刚一交锋,旋即败退,杨村失守,从天津退驻杨村的直隶总督裕禄“见事不可为”自杀身死。同日,因“请赴前敌决一战”,被任命为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的李秉衡临危受命,率几个幕僚及数百义和团出京御敌。名义上李节制各地调来“勤王师”四军,“实无一兵应命”。十三日,李秉衡行抵马头,与夏辛酉军相会,随即进驻河西务。十五日,联军兵逼河西务,张春发军尚未见敌便逃遁。万本华、夏辛酉则接仗即败,河西务陷落敌手。李秉衡退至马头,适逢宋庆、马玉昆等败军万余,溃逃如流,充塞道路,难以阻遏。各军见此,全无斗志。陈泽霖军未战先溃,逃往济宁。万本华军不战北逃,遁入山西。夏辛酉军亦调头向山东逃窜。丧失军旅的李秉衡,于十六日退到通州(今北京通县)张家湾。十七日,联军兵锋直指张家湾,李秉衡自尽殉国,联军进占张家湾。十八日,联军进入通州,宋庆闻风而逃。十九日,联军直抵北京城下。俄军首先由乐便门攻城,遭到甘军及义和团的顽强抵抗。至二十日凌晨,俄军破东便门,直逼建国门。守城甘军据高阻击,矢弹横飞,俄军伤亡惨重,华西里耶夫斯基将军被击成重伤。激战延续到下午,俄军才占领建国门并从此涌入内城。俄军抢先攻城后,日军随后向朝阳门、东直门发起攻击,在朝阳门遇到甘军的拼死抵抗,从二十日清晨打到黄昏,日军才得以进占朝阳门。英军在俄、日两军行动后,即在广渠门发起攻击,守兵先是溃逃,英军遂于下午两点最先进入内城,通过水洞爬进东交民巷使馆区。法、美等国军在这之后相继进入北京城。负责北京防卫的最高统帅荣禄,以及他所率领的武卫中军及神机、虎神等营清兵数万,早已作鸟兽散。但仍有部分清军及义和团团民坚守着皇宫,他们筑街垒,设障碍,与联军展开巷战。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等,微服出德胜门逃离京城。同日,联军调两千余人前往西什库,解义和团攻打之围。义和团力不能支,最后败散。二十二日,北京陷落。联军入京后,对北京义和团及广大民众进行了残暴的屠杀,他们包围各坛口,搜捕屠杀义和团民,仅庄王府一处,就杀死烧死团民一千七百余人。驻京的十一国公使馆成员也参与了杀戮,并以杀人的数目互相炫耀。城内尸积遍地,腐肉白骨纵横。联军还在城中肆意放火,凡设过拳坛的王公府邸、寺观和民宅,“皆举火焚之”,使昔日金碧辉煌的北京城,一变为到处破墙残垣,满眼荒野萧条。大批珍贵图书档案遭到焚毁和劫掠。

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西逃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开始西逃。八国联军攻破东便门后,慈禧太后慌忙召集朝廷官员商议对策,众官员“相顾愕眙,无敢出一语”。后有人主张打白旗投降,有人主张向各国公使求降议和。慈禧太后举棋不定,又召集几次会商,但赴会官员愈到愈少,最后仅到二、三人。负责城防的荣禄亦逃得不见踪影,慈禧太后感到事态严峻,决定带溥亻隽等逃离京城。为防列强挟持光绪皇帝执政,于己不利,亦挟光绪皇帝同行。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太后等不及梳洗,即微服从德胜门逃出,临行前,还将光绪皇帝宠妃珍妃投入井中溺毙。随其西逃的仅载漪、刚毅等十数人,护卫清军百余人。二十三日,慈禧太后等逃到怀来县,在此命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二十四日,广东布政使岑春煊率兵前来,护卫慈禧太后。二十五日,慈禧太后被迫下“罪己诏”。二十九日,授权李鸿章“便宜行事”,催其“迅速办理”投降事宜,朝廷不为遥制。八月初一日,慈禧太后等逃到怀安。八月初五日,慈禧太后到山西大同。十三日,宣布剿匪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命直隶地方官“严行查办,务净根株”。随后慈禧太后调各军进攻义和团,并向联军请求“助剿团匪”。十七日,慈禧太后逃到太原。嗣后,又逃到陕西西安。

各国外交使团提出《议和大纲》  
  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十一日,法国提出六点要求,照会各国以此作为对华谈判的基础。六条内容为:惩办罪魁;禁止输入军火;赔偿各国、各社团及个人的损失;在北京设立一支卫队永久保护使馆;拆毁大沽炮台;联军在京沽之间设立若干军事据点,以敞开北京至渤海的通道。此后不久,各国驻华外交使团重新组成,于九月初六、初九两日,对法国的要求进行讨论。经过反复磋商争执,在六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对指使围攻使馆和杀戮教士的罪魁,特别指明董福祥、毓贤二人,处以斩刑;宣布凡是在其辖境内发生排外纠纷的官员,立即革职;增加赔款数额;设立使馆区,不许华人居住;拆毁大沽炮台以外的另一些炮台;在全国张贴上谕两年,禁止民人加入排外会社,违者处死;取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命外交部大臣。德、日两国又提出对克林德、杉山彬之死的处死方案。又经过多次计议策划,公使团归纳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十一月初三日,公使团以同文照会形式,将《议和大纲》交清政府议和大臣,转达西安行在。李鸿章等议和大臣为保慈禧太后的地位,在谈判过程中,不停奔走于各国公使之间,特别请俄国斡旋。作为报答,李与俄国公使格尔思签订了《天津俄租界议定书》,使俄国强划天津租界合法化,甚至准备以东北主权作交易。在俄国坚持下,列强终于同意用苛刻条件,换取对慈禧太后的谅解。慈禧太后西逃后,十分惧怕各国把她作为首祸论咎,“常悁栗不自安”;及得约,未见追究之辞,如获免罪赦书,大喜过望,“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布谕诏,谓“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会,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又按各国公使要求,在谕诏上加盖御玺,作为照会副本,二十七年(1901)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分送各使馆,正式生效。

列宁发表《中国的战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初三日,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抨击了俄国政府对中国的无耻侵略,揭露了俄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的野蛮行径。他的文章一开始就写道:“俄国正在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动员了好些军区,耗费了数亿卢布,派遣了几万名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次仗,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的确,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淹死和屠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列宁还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俄国政府的侵华战争,亦给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其侵略中国的目的之一,在于将国内深重的阶级矛盾转移于战争。他号召俄国人民识破政府制造民族仇恨,转嫁危机的阴谋,行动起来,“打碎战争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锁。”

忠义军武装抗俄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十万余俄军占领东北后,四处烧杀抢掠,东北民众纷纷组织起来,武装抗俄。在当时东北抗俄义军中,实力较雄厚的是刘永和为首的忠义军;王和达为首的义和团余部及农民军;杨玉麟为首的镇东军。为了有效地打击俄国侵略者,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二月,三支抗俄主力军在吉林海龙实现联合,统称“忠义军”。联合后将士达两万余人,原忠义军首领刘永和为总统,统率余军。忠义军以“御俄寇、复国土”相号召,得到辽东百姓的积极支持。忠义军活跃在海龙、通化一带的高山密林中,采取据险伏击,迂回包围,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术,打得俄国侵略军坐卧不宁。俄军为镇压忠义军调集了大批军队,并要求清地方当局配合围剿,同时还兼施诱骗、招抚、暗杀等手法。忠义军部分首领在这种情况下动摇。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刘秉和、姜海山、李贵春等坚决抗俄的将领相继牺牲和被叛徒刺杀。刘永和、杨玉麟等则于冬季接受清吉林将军长顺招抚,忠义军抗俄斗争以失败告终。

中俄进行交收东三省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九月间,俄国利用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之机,占领中国东北三省。联军对华作战停止后,清政府提出交收东三省一事,俄国政府要求与清政府进行单独协定的谈判。十一月十二日(1901),清政府援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商议交收东三省事宜。李鸿章为在与列强谈判中取得俄国支持,力主出卖东三省。十四日,交收东三省谈判正式开始。二十七日,俄国财政大臣维持先向杨儒口头提出约稿十三条。杨儒指责这个约稿是“因利乘便,以力制人”,拒绝答应。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第七次会商时,俄方正式向杨儒提出议款十二条,主要内容有东三省由俄国“设兵保路”;禁止清军驻扎东三省,只准设“马步巡捕”,名额须与俄国商定;东北三将军之委任,由俄国支配;俄国购买山海关至营口铁路:“东三省蒙古、新疆等处矿产、铁路及其他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予他国;不准中国在上述各处自行造路”等等。不经讨论,俄方便逼杨儒画押,杨儒以条款须无损我自主之权方可签字对,双方争执不下。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初九日,清政府命奕劻、李鸿章商请各国公使,劝阻俄国强迫签约。各国不愿俄国独吞东北,接连向俄国质询。刘坤一、张之洞联合上奏,力主拒绝签约;并劝朝廷联英、日拒俄。杨儒与维特谈判七次,与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谈判十四次,俄方横施恫吓,杨儒据理力争,仍无结果。在此期间,维特托人通知李鸿章,如要能促成签约,将以五十万卢布相酬,“以后还可多给”;同时威胁说,“逾期将决裂”。李鸿章遂向慈禧太后进言,尽早签约。正月二十二日,拉姆斯道夫提出最后约稿十一条,压迫杨儒,限十四日画押,不能更改一字,逾期停止谈判。李鸿章与奕劻电示杨儒:“势处万难,不能不允,即桓画押,勿误!”杨儒要求与俄方继续谈判。均遭拒绝,且中国皇帝国书、外交部文件,俄政府也一概不收。二月初二日,清政府电令出使各国公使,请各国代清展限签定东三省交收之约,以筹妥协。初四日,维特见杨儒,催促杨儒签字。杨以未奉“确旨”不签。维特谓:如贵大臣能画押,他日政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废。杨答曰:私自画押,该当何罪?维特保证,若清政府“欲加罪于与俄订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杨正告维特,“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初五日,拉姆斯道夫又约杨儒签字,杨再度拒绝。同日,各国公使向清政府声明,公约(指十一国与中国谈判之约)未定前,不得与他国议立专约。清政府在北京外国公使团压力下,通知各国公使,谓“中国不敢遽允俄国画押,请先议公约”。初十日,清政府命李鸿章向俄使婉商,先订公约,再议专约,交收东三省谈判暂告一段落。

各国公使要求清政府剿灭义和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二十一日,各国驻华首席公使、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将法国主教樊国梁写给法国公使毕盛的信交各国公使传阅。这封信中说:义和团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欧洲人,北京现已被拳民包围,教堂和教士已处在当年天津教案前夕的险境,请派海军陆战队前往北京加以保护。翌日,在毕盛的请求下,葛络干召集驻京公使团会议。会上,毕盛吁请各国公使重视樊国梁对形势的估计,建议各国调兵来京保护使馆和教堂,并联合照会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有力的屠杀政策。英国公使窦纳乐则认为,调军来京,反而会激怒义和团,主张先采取联合照会清政府的方法。窦的建议得到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支持,遂议决联合照会清政府剿灭义和团,若五日内得不到圆满答复,再提请各自政府批准调动军队登陆或组织海军示威。四月二十三日,葛络干代表各国公使将联合照会交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要求清廷:下令将继续活动的拳民及其首领“一并正法”;将给拳民提供住房和集会场所的人“一并收监”;将纵容、帮助和指点拳民的人“尽数诛戮”;将拘办拳民不力的官员“概行惩处”,并将此措施布告北京、直隶及北方其他各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第五天复各国公使,清政府与各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并正在草拟严厉镇压义和团的上谕。各国公使对总理衙门的回复十分不满,于四月二十八日晚,再次召开公使会议,议决由窦纳乐和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面见总理大臣奕劻,说明各国要求,如果仍得不到满意答复,将立即调兵进京。奕劻在第二天接见了窦纳乐、格尔思,明确表示义和团不仅反对友邦,也反对政论,是国家的敌人。清政府正在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保护使馆和教堂,他本人亦“愿意亲自,承揽对所有外国人的保护”。奕劻的态度,安定了公使们的情绪,公使们遂决定再等待一天,观察清方行动,然后再议是否调兵入京。
文化纪事
《中国日报》创刊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月二十五日,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又名《中国报》)创刊,报社社址在香港士丹港丹利街二十七号。报名为孙中山亲守,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意。《中国日报》每日出两大张,分栏编排,内容以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闻和评论为主。《中国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由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战友陈少白担任,协助他经营报纸和负责编辑撰稿工作的先后有王质甫、杨肖欧、陈春生、郑贯公、廖平庵、卢信、陈诗仲、黄世仲,洪孝衷、陆伯周、冯自由等。该报初创时,发表了《中国报序》,阐明其办报宗旨在“欲使中国维新之机勃然以兴”,“使中国之人明外交之道”,“识内治之理”,“知农工商矿之利弊”,“举凡中国旧染污俗又将一洗而新之”,没有直接亮出革命旗号。半年以后,言辞才逐渐趋于激烈,并直书革命字样于报端。此后该报公开提倡民族民主革命,猛烈抨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报道各地革命党人的活动,介绍西殴、美国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学说。相继发表《解辫发说》、《论民权》等文章,报导了东京革命党人发起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活动,并全文刊登章太炎写的纪念会宣言,还发表了要国人警惕俄国侵吞国土的文章《中外关系论》等,被称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在《中国日报》创刊两个月后,该报又办了一个旬刊《中国旬刊》,设论说,中外新闻、中外电音、视听录、衡鉴录、党局、鼓吹录(杂俎)等栏目,每期一万二千字。主编由杨肖欧、黄鲁逸担任。旬报于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停刊。

《訄书》初刻本刊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章太炎著《訄书》初刻本出版刊行。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底,章太炎在台湾时,就将其原先发表的和新撰的论政、论学文字辑订成《訄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交给祝心渊在苏州刊印。次年七月前,初刻本印成,一册五十篇,另补佚二篇。《訄书》具有强烈的反满革命思想,在《不加赋难》等文章中,无情地批判了清政府对中国民众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在《分镇》等文章中,斥责了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在《刑官》等文章中,流露了章太炎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向往。在《原教》、《公言》、《原人》、《原变》等文章中,宣扬了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思想。初刻本反映了章太炎二十世纪初的思想状况,对当时青年知识分子走上反清革命道路起了很大影响。

《亚泉杂志》创刊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由杜亚泉编辑出版的《亚泉杂志》在上海创刊。《亚泉杂志》为半月刊,内容是介绍近代理化博物等自然科学知识,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办而没有外国传教士参与的中文科学期刊。创办人杜亚泉是浙江绍兴人,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自幼兴趣广泛,年轻时对物理、化学、博物、医药、政治、法律、哲学等中西书籍均有涉猎。后感传统古旧文词太空洞,不如自然科学对国家有实用,遂倾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光绪二十六年,杜亚泉到上海,自费创办亚泉学馆,招收学生普及博物知识,为辅助教学和更广泛地宣传自然科学知识,创办《亚泉杂志》。由于杂志发行量很少,仅出了十期便不得不停刊。

《开智录》创刊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初十日,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编辑的《开智录》在日本横滨创刊。《开智录》为半月刊,最初用油印,后来刊物接受了孙中山资助的二百元印刷,改为铅印,借《清议报》的印刷所印刷,并随《清议报》一同发行。刊物主编由郑贯一担任,冯自由。冯斯栾等任撰述。在郑贯一主持下,刊物先后译载了卢梭的《民约论》、大井宪太郎的《自由原论》、中川笃介的《民权真义》、《法国革命史》等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思想的专著,还发表了许多带有反抗列强侵略,批判封建制度的政论文章。因其“文字浅显,立论新奇”,颇受南洋、美洲一带华侨读者的欢迎。但在出版了十余斯后,因遭到保皇派干涉和《清议报》的压制,不得不停刊。

《译书汇编》创刊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十五日,以江苏籍留日学生为主编辑的《译书汇编》在日本东京创刊。《译书汇编》为月刊,每期一百四十余页。创刊时,编者声称其宗旨为“务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主要译载欧、美、日等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新思潮等方面的著作。戢翼翚、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是主要编辑者。该刊初期连续翻译登载了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著作,受到国内外青年和学生的青睐,风行一时。一年多以后,刊物变成以著述为主,编译为副,每期附录“欧美政治法律经济各新书目”,被人们视为“足为研精西学之一助”。该刊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十五日更名《政法学报》,而更名后仅出了十一期即停刊。
杂谭逸事
反对建储事件发生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虽然禁锢了光绪帝,但仍感到保存帝王的光绪对其是个巨大的威胁,企图谋害他。她先是散布光绪帝病重消息,借病做文章,置光绪帝于死地,因英国公使窦纳乐等警告,并派外医入宫诊视,未能得逞。事隔一年,慈禧太后又宣称“帝久病不能君天下”,准备废立。她密电地方各督抚,以自家威严压地方大吏附和。但遭到地方大吏的反对,刘坤一在复电中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李鸿章亦劝告后党不可操切行事。在海外的康有为,鼓动保皇党华侨纷纷发电国内,“请皇帝圣安”,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梁启超则利用《清议报》为光绪帝大唱颂歌,猛攻后党丑恶行径,又一次阻止了慈禧太后去光绪帝的阴谋。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荣禄向慈禧太后献计,请“立大阿哥”为同治帝载淳子嗣,“徐篡大统”。光绪二十五年(1900)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召王公大臣、满汉尚书集议于仪鸾殿,逼迫光绪帝下诏,宣布以病先退,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预定于庚子年元旦(1900年1月31日)光绪帝行让位礼,改元“保庆”。此事公诸于世后,慈禧太后命人运动各国公使入宫祝贺,不料各国公使不仅不贺,还放风绝不承认新皇帝。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闻讯,立即鼓动上海绅商名流一千余人,于二十六日联合发出保皇通电,恳请光绪帝“力疾临御”,坚持亲政。此后,各地阻止建储的通电,公德,雪片般飞往北京。清廷下令捕捉经元善,而经在英国的帮助下逃往香港。在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联络华侨号称十万之众,通电国内,揭露建储阴谋。加上当时京城中盛传外国军舰集结于北洋海面,慈禧太后及其党羽被迫搁置建储计划。

励志会成立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由部分留日的中国学生组成的第一个爱国团体励志会在日成立。会员约四十余人,由戢冀翚、沈翔云等任干事;主要骨干有曹汝霖、章宗祥、吴禄贞、傅慈祥、秦力山、杨廷栋等。该会初建时,“尚无革命与不革命之分”。曾定立会章五条,“不外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国家别无政见”。该会成员初期倾向维新,但又与孙中山革命党有所接触。自立会谋划起义时,许多会员回国参与自立军活动,傅慈祥等会员死于起义。起义失败后,戢冀翚、沈翔云等返回日本,开始远康、梁,而近孙中山,并创立《译书汇编》和《国民报》等刊物,革命色彩逐渐浓厚。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励志会进入最兴盛期。是年六月,清廷推行新政,有“酌用东西洋各国留学毕业生”之议,励志会遂发生分化,激进派戢冀翚、沈翔云、秦力山等走向革命,而章宗祥、曹汝霖等投靠清廷,励志会旋解体。

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  
  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后,即准备以镇压山东人民反洋教斗争,报答外国使团对他的赏识。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二十八日,肥城县大刀会群众,杀死了路过当地的英国牧师卜克斯。袁世凯夸大案情,判处二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二人有期徒刑,并将肥城知县撤职。他还向当地人民勒索白银九千两和五亩空地给教会,罚出事地点群众白银五百两,“在卜克斯被害处立碑”。为了镇压山东义和团,他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奏请清廷允许他扩充新军马炮步队二十营,增立一军,称武卫右军先锋队,后又新募马步八营。扩军之后,袁世凯对山东各地仇教打教的义和团开始了血腥屠杀。平阴县邢兆陆、邢兆复兄弟为首的义和团,高密县孙文为首的义和团,茬平、高唐一带王立言为首的义和团,博平、清平、夏津、邱县一带王玉振、徐福为首的义和团,陵县、临邑、禹城一带李传和、王立东为首的义和团、冠县阎书勤、高天祥为首的义和团、乐陵、海丰一带孙洛泉为首的义和团,均遭到袁世凯军队毁灭性的打击。到四、五月间,王玉振、王立东、孙文、徐福、孙洛泉等义和团首领先后牺牲,义和团十余部均被袁军扑灭,残存的义和团只能忽聚忽散潜伏活动,或转入直隶。由于袁世凯的屠杀,使本来仇教打教的义和团“今复仇官”,他们愤怒地发出“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呼声。袁世凯为此寝食不安,为防人刺杀,以致“于卧室外密护铁网”。

直隶义和团运动日趋高涨  
  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冬间,直隶省即有义和拳活动。光绪二十五年(1899)山东省义和团运动兴盛之际,直隶省民众或到山东“学拳”或请山东师父来“授拳”,反洋教斗争随之高涨。直隶省南部和东南部的大名府,冀、深两州,河间府三个地区的义和团,多次攻击焚烧教堂,并与前来镇压的官军对抗。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十分恐慌,派贵族提督梅东益、道员张莲芬率清军攻剿三地区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由于袁世凯的血腥屠杀,山东部分义和团转入直隶。由于两省义和团的沟通和联络,加强了直隶义和团的力量,促使直隶义和团运动从南部向中部扩展。三月二十二日,义和团焚毁清苑县姜家庄教堂。定兴、涿州、新城、易县等地义和团,闻讯纷纷前往支援。他们“或十数人一起,或二三十人一起,壮丁幼童皆有。持长枪者十之七八,持腰刀手袋者十之二三,持鸟枪者甚少。或腰红带,或蒙红巾,目不旁视,鱼贯而行”,“街市官署,无敢过问”。法国天主教驻京大主教樊国梁写信给裕禄,要求对直隶义和团“不分首从,尽法惩办”。四月二十四日,裕禄派张莲芬、练军分统将杨福同率军驰往涞水镇压。杨在涞水肆意砍杀,激起众怒。团民遂于定兴县石亭设伏,将杨及所部马、步队七十余人击杀,残兵溃逃。义和团乘胜追击,于二十九日占领涿州县城。一时间,涿州团民达二、三万人,黄巾、红带者,城厢内外皆满。为阻止裕禄调兵镇压,义和团焚烧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车站,拆毁铁路百余里及沿途桥梁、电杆,使芦保、京津铁路中断,裕禄无力控制直隶局势。五月初二日,清政府命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严拿匪首,解散胁从”。初三日,又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直隶总督严饬地方官统带各员合力镇压义和团。裕禄急派提督聂士成率部往保定镇压,但遭义和团阻击和困扰。义和团运动遂在直隶日趋高涨,以至北京外围郊县“村村皆有”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兴起  
  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季,天津地区开始出现一些义和拳的群众性活动。秋季以后,天津西郊、南郊义和拳的活动明显增多。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义和拳公开亮出义和团的旗号,在天津城内,活动更加公开化,他们“痛诋洋人,仇视教民”。二月初,义和团匿名揭帖贴遍天津,号召拳民于三月初一日起事,攻打天津的外国租界。二、三月间,天津城内外,时有幼童、青年演练义和拳,又有青少年妇女演练红灯照,不少清兵亦参加义和团,声势日渐高涨。天津地方当局对义和团的公开活动十分不安,认为“必酿巨祸”,从直隶总督裕禄到天津知县阮国祯,最初都主张对义和团加以查禁和镇压,正在这时,迅速流传的著名揭帖《只因鬼子闹中原》在天津城内出现。揭帖道出了义和团出现的原因、斗争方式及其目的:“助神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神发怒,佛发烦,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独念咒语说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路,拔电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法、俄势萧然。洋鬼子,全平完,大清一统太平年”。进入四月,天津已是拳坛林立,其中以庞维(庞围)、林黑儿(黄莲圣母)两支最为著名。为赶制武器,业冶铁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相继。清地方官府曾出告示禁止冶铁,拳民闻讯,纷集县署,逼官驰禁,官方被迫从之,冶铁锻刀者遂遍街巷。五月十二日,安次县义和团乾字团,首领杨寿臣率数百名团民进入天津。接着,静海一带义和团著名首领曹福山率数千乾字团团民入津,五月下旬,有“天下第一坛”之称的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又率七千团民进驻天津,裕禄失去对天津的控制。从进入五月以来,天津义和团已开始抗击外国侵略军的战斗,他们首先与在大沽登陆的外国侵略者开战。五月初六日,独流镇团民与俄国哥萨克马队冲突,团民死二、三十人。初十日,义和团在天津郊外又与侵略军发生了战斗。此时,天津租界内已进驻联军三千余人,他们开始炮击义和团。十八、十九两日,天津义和团焚毁城内教堂八处。二十日,俄军用机枪扫射前往天津火车站的义和团,三四百名团民死亡。二十一日零点五十分,法、英、俄等国联军从海面和炮台后侧同时猛攻大沽炮台,天津镇守总兵罗荣光率守台官兵奋勇还击,激战六个多小时,打死打伤联军一百三十余人,击伤敌舰六艘,但北洋海军统领叶祖珪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守台将士被迫放弃炮台。从此,法、德、英、俄、日等国联军纷纷从大沽登陆,进入天津,天津义和团开始了抗击联军的更英勇的战斗。

义和团在廊坊抗击联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上旬,开进天津租界内的各国联军已逾二千人。五月十一日前后,各国驻华公使被授予武力镇压义和团全权。他们立即要求在津的各国部队向北京进发。五月十三日,八国联军正式组成后,制定了夺据天津,由铁路进犯北京的计划。次日,联军中统帅英军中将西摩率联军二千余人,分三批由天津乘火车北进。消息传到北京,董福祥率领的清兵甘军迅速控制了北京车站,准备迎击联军。十五日,前往火车站迎接联军的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永定门外被甘军射杀。在联军开往北京的途中,沿铁路线的义和团及民众破坏了铁路,随处拦击侵略者。联军只得边与义和团及民众边修路行进。第一天只走了四十多公里,第二天走了十六公里,第三天则进军不过五公里。当联军到达廊坊时,被蜂拥而来的义和团及民众包围。这些团民和民众直扑联军,英勇无比,其中多数为少年,联军开枪射击,团众死亡惨重,但仍前仆后继。附近村庄团民闻枪声纷纷赴往战场,使联军被团团围困在廊坊。十八日,联军突围北进,团民则继续围堵,奋不顾身,直逼火车。他们面对来福枪和机关枪的扫射,毫无惧色,勇猛前冲。同日下午,义和团又猛攻京津路上已被联军占据的落(伐土 上下结构)车站,迫使西摩派部分联军回援。这一路联军被包围在廊坊和杨村之间,前后两端的铁路都被拆毁,火车无法行进。联军进退失据,供应断绝。二十日,西摩率领部分联军退到杨村,企图改由运河水路北犯。二十二日,数千义和团团民和二千余甘军将士向廊坊的联军发起猛攻,激战两个多小时,毙伤侵略者五十四人,残余之敌被迫全部退至杨村。当日夜晚,义和团和甘军袭击杨村,联军又伤亡近四十人。在义和团和甘军的围击下,联军“进京之路,水陆俱穷”。二十三日,西摩无力北犯,遂率部从杨村由水路逃往天津,沿途继续遭到义和团和民众的袭扰和打击,伤亡惨重。二十七日,联军退至西沽,夺占武库,随即又被清军和义和团围住。直到三十日,大队联军赶到,才使被围的联军退回天津。这一战被称为廊坊之战的战役,联军被击毙六十二人,伤二百二十八人。事后,联军统帅西摩心有余悸地说:“义和团所有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

义和团运动在北京进入高潮  
  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冬间,北京郊县即有一些青少年暗中习练神拳。随着山东、直隶义和拳运动声势的扩大,北京义和拳活动也逐渐由远郊僻静处向中心地带发展。先是北京城邻近郊县拳民,开始进入北京城近郊。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间,城内东单牌楼西裱褙胡同于谦祠堂内,出现了城中心地区的第一个义和团坛口。景山后墙外空地,此刻亦成义和团练拳最活跃的场所,“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入四月后,北京义和团团民中纷纷传言,说是在西郊温泉山煤洞中,掘出一块明代刘基(伯温)预言石碑,碑文有“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趋炎附势,肆虐同群”;“红灯夜照,民不迷津”;“义和明教,不约同心”;“待到重九日,剪草自除根”等语,依此碑文,义和团团民准备在九月初九日起事,击杀洋鬼子。五月初,冀中和顺天府属各州县团民不断涌入北京,北京义和团声势更壮。五月十二日,义和团在北京外城示威,高呼“杀洋鬼子”,群情激奋。十三日,清政府调董福祥甘军入京,驻扎天坛。义和团首领李来中派人前往活动,使甘军士卒加入义和团者超逾五百,其中以虎神营、神机营中士卒最多。甘军中的满族将士,几乎都参加了义和团。十四日,清廷中主张招抚义和团的一派得势,慈禧太后亦下招抚决心,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默许其入京。从此,京外义和团团民昼夜鱼贯进入京城,日以千计,到处设立神坛拳厂,北京城顿时成为义和团的世界。义和团有宫中贵族支持,甘军响应,威力更大,以致扬言“愿得一龙(指光绪皇帝)二虎(指奕劻、李鸿章)头”。不久,“京师里九外七各城门,皇城各门,王公大臣各府,六部九卿文武大小衙门,均派义和团民驻守”。端王载漪等甚至带领数十名卒义和团团民入宫,查验二毛子(指教民)。五月十七日,北京的义和团开始焚烧教堂,搜杀教民。慈禧太后又感到“京城内外,扰乱已极”,于十八日下诏:“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着步军统领衙门迅饬派出弁兵练勇,严行查拿,将首要各犯悉数务获惩办,并解散余党。”十九日,慈禧太后召李鸿章、袁世凯入卫。二十日,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向西什库天主教总教堂发起猛攻。此时,进入京城使馆的联军先遣队士兵组成巡逻队,经常上街击杀义和团民,各国使馆官员亦参与其间。十九日,他们杀戮义和团民近百人。德国公使克林德,比利时公使姚士登等,均多次带兵捕杀义和团,杀害团民数十人。由于联军先遣队经常以使馆为据点,攻击枪杀义和团,激起了义和团民的极大愤慨。于是,义和团与董福祥甘军一道,于五月二十四日,对各国驻京使馆发起围攻。克林德等人亦于当日,被虎神营士兵在东单牌楼击毙。围攻战持续了五十六天,团民们奋不顾身地进攻战,把北京的义和团运动推入高潮。

义和团攻打紫竹林  
  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五月间,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各国纷纷将战舰集结到天津大沽,遂派遣一批批海军陆战队登陆,进入在紫竹林租界。各国联军进入租界后,即与租界地内武装起来的人员相配合,以租界为据点,不断地攻击和枪杀义和团民和当地民众。五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占据大沽炮台后,义和团和部分清军立即分数路围攻紫竹林租界,进行反击。联军为了控制海河,企图占领河东武备学堂,学堂内爱国学生奋起抵抗,联军久攻不下,放火焚烧房屋,使储藏军火爆炸,数十名学生壮烈牺牲。义和团闻讯赶到,经战斗,迫使联军退回租界。五月二十四日,二千余联军从塘沽开往紫竹林增援。义和团在其途经的浮桥两端截击,打死打伤联军近百名,其中包括一名德国将军。攻打紫竹林的战斗中,以老龙头火车站战场最为激烈。该站地处交通枢纽,是租界北面的门户,有俄军一千七百余人驻守。天津义和团著名首领曹福田率数千团民及清军,对老龙头车站发起猛攻,在义和团潮水般的冲击下,打得侵略军“皆高挂白旗,以示不战”。但曹福田仍率团民攻打不休,西方记者云:俄军“竟死伤有五百名之多”。六月初一日,曹福田给租界联军下了道战书,指出天津市内为烟稠密,交战伤及百姓;而天津东郊“有旷野,堪作战场”,要求侵略军“定准战期,雌雄立见”。翌日,义和团著名首领张德成率“天下第一团”进入天津。六月初三日,即投入攻打紫竹林,激战数小时,一度占领火车站。六月初六日,张德成又率团从马家口冒死猛攻租界。为冲破侵略军的地雷封锁,张大摆“火牛阵”。团民以火牛开路,冲入租界区,杀死杀伤许多侵略军。直到六月十八日天津失陷,义和团和清军围打紫竹林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一个月,毙伤大量联军,使得侵略者“狼狈不堪”,“相对而泣”。

英国策划李鸿章据两广独立  
  北方义和团运动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季进入高潮后,英国政府为保护其在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已经攫得的权益,一方面拉拢清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酝酿东南互保协定;一方面又企图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脱离清政府,据两广“自主”。四、五月间,香港立法局华裔议员何启,在香港总督卜力授意下,草拟《平治章程》,建议兴中会与李鸿章合作,据两广独立。他还亲与兴中会骨干陈少白密商,准备请孙中山帮助李鸿章组织“独立”政论。李鸿章幕中要员刘学询函邀孙中山赴广东“协同进行”。孙中山得讯后,有些犹豫,据以往对李的了解“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又觉得“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遂决定“分头办事”。孙一方面加紧准备在广东组织第二次武装起义;一方面偕杨衢云、郑士良、宫崎滔天(宫崎寅藏)等去广州与李鸿章商谈合作。在五月十五日途经香港时,孙得知李鸿章尚在观望北方形势,且有诱捕自己的企图,改派宫崎滔天、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三名日本人前往广州谈判。宫崎滔天等到广州后,与刘学询商议,议定保障孙中山生命安全,借款六万元为双方合作条件。刘经李鸿章同意后,先付款三万元。六月十六日,清政府诏令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次日,香港总督卜力致电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谓李鸿章北上经港时,拟允孙中山到港与李商谈合作。索尔兹伯里复电,谓英政府对孙中山五年驱逐令未满期,不许卜力向李鸿章谈与孙中山合作事。六月二十日,孙中山到香港海面,香港警署以五年驱逐令未满期,不准登岸,合作会商未能进行。六月二十一日,李鸿章离粤准备北上,英国遂放弃拥李据两广独立计划,兴中会与李鸿章合作尝试亦告流产。

天津沦陷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一日,大沽炮台失陷后,天津义和团及清军即开始攻打紫竹林,天津战役由此爆发。六月初一日,义和团著名首领张德成率“天下第一团”五千余人入津,参加战斗。清政府鉴于驻津清军势单力薄,聂士成部武卫前军仅十营驻津,遂急调马玉昆、宋庆驻山海关军队往津增援。在津清军也加入了攻打紫竹林的战斗。聂士成部为清军中战斗力较强的新军,在租界与联军恶战十余次,斩杀敌军比其他各军都多。但各国联军从大沽源源进入天津,至五月底六月初,紫竹林内联军已逾一万四千人,且有野炮五十多门,机枪三十余挺,战斗力大为加强,六月初三日,领事团将战守事宜移交联军,加强了军事指挥。十三日,租界联军分路向天津西南郊进攻。六千余联军在纪家庄屠杀团民群众上千人,随后扑向驻守八里台的聂士成部,将其团团围住。聂士成率将士与敌军激战两个多小时,伤亡严重,复以弹药不继,遂奋力突围。但由于联军炮火猛烈,“聂军几无一生者,惟见尸身仆于血泊中”。聂士成左右腿均被击中,仍身先士卒,奋臂驱马向前杀敌,身上又中弹多处,“腹破肠出,犹挥军前进”,不料,头部连中两弹,遂壮烈牺牲。聂士成死后,清军失去统帅,天津防御力量急剧衰退。十四日,新任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接手天津战事。他伙同马玉昆大肆屠杀义和团。在攻打租界时,义和团的先锋,宋、马却令清军在背后枪杀团民。十七日,侵略军对天津发起攻击,宋庆不思迎敌,反“下令军中,痛杀拳匪”,半日之间,城内神坛多被捣毁。义和团接受招抚后,对清军毫无戒备,结果被戮数千人,以至无人守城巡街、盘查奸细。宋庆屠杀义和团后,护送直隶总督裕禄等逃到杨村,马玉昆逃往北仓。坚守天津城的义和团及练军,虽兵力单薄,仍顽强抵抗。十八日凌晨,日军扮团民赚开天津南门,用炸药炸毁城墙,联军大批涌入,守城军民与敌展开肉搏。张德成、杨寿臣等义和团首领虽负伤仍率众杀敌,后抵敌不住,撤出天津。练军守备宋春华等人战死在城墙上。这一战毙伤联军七百多人。侵略军攻陷天津后,在城中心鼓楼架炮,向逃难人群轰击,使城内鼓楼至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联军连日屠杀,使海河上漂尸阻塞了河流,城内死人满地,房屋无存。官署、钱庄、商店、工厂、仓库、民宅,均被抢掠一空。仅长芦盐务署一处,被日、美侵略军抢去的白银,就可堆成高宽各三十英尺的银山。造币厂的几百吨存银,被俄军抢光。二十六日,由列强主持的天津都统衙门成立,对天津、静海、宁河等地实行殖民统治。俄国率先在占领区强行成立俄租界,占地达五千九百多亩。各国纷起效尤,已占有租界的英、法、日、德则乘机扩大地盘;未占有租界的意、比、奥也各占一块,形成各国列强分治天津的局面。

俄国制造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血案  
  海兰泡原名孟家屯,位于黑龙江省瑗珲县黑河镇北岸,本是中国的一个居民村。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瑗珲条约》,将其割占,改名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当地居民多为世代生息在那里的中国人,以做工经商为生。为了永久地拥有这块土地,俄国蓄意对这里的中国居民进行血腥屠杀。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中旬,俄方通知当地中国居民说:中俄已经开战,要把他们送往黑龙江对岸,各家不许闭门上锁。六月十九日下午,俄军突然封锁黑龙江,扣留所有船只,不准中国居民过江。二十日,俄军四处搜捕中国居民,随后将被捕者关押在警察总部,后转移到结雅河边一个木厂的院子里。从二十一日开始,俄军出动大量骑兵、步兵,将被捕的中国居民分成四批,最多的一批有三千余人,驱赶到黑龙江畔。途中走不动的,掉队的,均被俄军砍死或枪杀。人群到达江边后,俄军强逼着他们泅水渡江,许多人被迫投江,结果溺水而亡。俄军对不愿下水的人,先是开枪扫射,后又由马队冲入人群,恣意劈砍,使得江畔尸体纵横,江中“骸骨漂溢”。泅水到对岸逃生者,仅八十余人,直到二十四日止,被残杀淹死的海兰泡居民则超越五千。当俄军向海兰泡居民举起屠刀的同时,还血洗了江东六十四屯。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东岸,从瑗珲县黑河镇对岸的精奇里江口往南,直到孙吴县霍尔莫勒津屯对岸的一段土地。中国人民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历史上曾有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落,因此得六十四屯之名。当地聚居着两千多户汉、满、达斡尔等族中国居民,共一万多人,历来属瑗珲副都统管辖。从六月二十一日开始,俄军几次冲进这块中国领土,大肆残杀劫掠。他们将在各屯拘捕的中国居民,赶入一间大房子里活活烧死。其余中国居民被迫逃离家园,哭号于江滨。瑗珲副都统凤翔部清军,虽于六月二十一日渡江击退俄军,护送五千多中国居民过江。可经历这番残杀、焚烧和掠夺,中国民众惨死七千余人,财产损失合三百多万银元。此后不久,俄国竟宣布江东六十四屯归俄国管辖,不准已经逃离的中国居民重返家园,从此将这块中国领土强行霸占。

惠州爆发起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十五日,郑士良、黄福等在惠州起义。先是同年五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在香港与兴中会员举行会议,共同研究在广东组织起义的准备。会上议决“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惠州,准备发动;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日本诸同志则留港助杨、陈、李等办事。”六月二十日,孙中山再抵香港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惠州发难指挥权交郑士良;福平诚在香港主持起义筹备工作,陈少白、杨衢云负责接济饷械;毕永年赴长江流域联络会党。郑士良联络潮州、惠州、嘉应各属会党和绿林首领,集合于惠州归善三洲田,等待香港方面运来枪械,即行发难。闰八月初,孙中山由日赴台,建立起义指挥中心,并与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取得联系,日总督许以支援孙中山起义。清两广总督德寿探得惠州将起义消息,调集四千清军逼近三洲田。起义军决定先发制人,于闰八月十五日,由黄福率精锐八十人夜袭沙湾,毙敌四十,俘敌三十,首战告捷。郑士良即指挥义军乘胜向深圳推进,拟攻新安,趋广州。旋接孙中山来电,告知枪械不能由香港转运,令义军改道取闽南,接应他从台湾运械内渡。义军乃折向东北,直趋镇隆。二十二日,大败清军于佛子坳。继而又在镇隆、永湖、崩冈圩连败清军。二十八日,义军进至三多祝,人员扩展到二万余,声势颇大,亟待孙中山带干部前来指挥,并输送枪械。不料台湾总督秉承新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旨意,禁止日本人参与起义,不准孙中山在台湾活动。而孙等原订军械“全是废物”。孙中山指望落空,只得派日本人山田良政传信郑士良,“谓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自决进止”。义军在清军进逼下弹尽援绝,于二十九日败散。郑士良率少数骨干避往香港,日本人山田良政因迷路被俘,旋遭杀害。

唐才常组织中国国会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初一日,唐才常在上海组织了中国国会。戊戌变法被镇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往日本,以保皇反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相号召,企图通过请求列强干涉及其他活动,达到使光绪皇帝重新掌握实权。不久,幻想“尊王”的唐才常也逃到日本。唐找康、梁磋商,议定在长江流域发动武装“勤王”,由康、梁负责募集经费,唐负责回国组织发动。鉴于当时长江流域的会党大多已接受兴中会的领导和留日学生中倾向革命者甚众,唐才常便与孙中山和部分留学生商谈在长江流域“合作”起事,采取“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的策略,以达到借用兴中会在会党中及留学生的力量。唐才常邀请留学生秦力山、吴禄贞等二十余人,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先后回国筹备起兵。六月,唐才常到上海后,借日本人田野橘次的名义,设立东文学社,以教授日语为掩护,成立正气会机关。在正气会二十余条章程中,既有“非我种类,其心必异”等民族革命的语言,又有“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等保皇派口号。不久,唐才常将正气会改名为自主会。七月初一日,唐才常邀集上海维新人士在张园开“中国国会”,到会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毕永年等数百人。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自任总干事。国会宣布宗旨三条: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拥护光绪皇帝复辟。因宗旨自相矛盾,章太炎、毕永年表示反对,并劝唐才常与康、梁分手。唐以经费需赖保皇会提供,婉言拒绝。章太炎当场自剪发辫,宣布决裂。毕永年因劝唐无效,加上兴中会原先联络的会党首领在保皇会引诱弃毕投康、梁,愤怒至极,乃削发为僧。

清政府杀五大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三日,西太后以“离间”罪为借口,杀支持光绪帝的吏部侍郎许景澄等大臣。早在光绪二十五年末二十六年初(1889年底1900年初),慈禧太后、载漪等策划废帝立储阴谋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太常寺卿袁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联元,户部尚书立山等五大臣就“力言其非”,“意不谓然”,引起太后,载漪等人的忌恨。在商讨和战的四次御前会议上,五大臣又都站在光绪一边,反对招抚义和团,对各国宣战,“彼此居然结成一团”,更激怒了慈禧太后、载漪之流,使他们心生罗织罪名,借机诛戮之心。七月初三日,慈禧太后以“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的罪名,将许景澄、袁昶处死。七月十七日,又以“动辄离间”的罪名,杀徐用仪、联元、立山。

自立军起义失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正气会改自立会后,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加紧组筹自立军,以为武装“勤王”之旅。林圭首先在汉口秘密设立军事机关,联络会党,运动清军,仿照会党颁发票布的办法,向成员发放“富有票”,上书“救民保国”。以武力驱除义和团,“讨贼勤王,以清君侧”,推翻慈禧太后政权,拥戴光绪皇帝重新柄政相号召。唐才常将自立军分为七军,秦力山统前军,驻安徽大通;田邦璿统后军,驻安庆;陈犹龙统左军,驻湖南常德,沈荩统右军,驻湖北新堤;林圭统中军,统汉口。另有总会亲军、先锋军。唐自任诸军督办,总机关设在汉口。唐才常等预定于七月十五日,在汉口、汉阳及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兵“勤王”。由于康、梁的接济汇款迟迟不到,起兵一再延期。但是,因长江沿岸戒严,秦力山未得通知,如期在大通起兵,发布“讨贼勤王”告示,宣称“清君侧,谢万国”,经过三天战斗,起义被清军镇压。唐才常遂将起义之日改在七月二十九日。英国原计划通过康有为使自立军起事,宣布东南独立,选择湖广总督张之洞或两江总督刘坤一为“独立”政府首脑。由于法、德等国反对,加之联军已于七月二十日占领北京,英国放弃东南“独立”计划,遂与张之洞联合破坏自立军起义。七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勾结汉口英国领事,破获自立军总机关,将唐才常等人逮捕。二十八日,唐才常在汉口被杀,自立军起义“勤王”计划遂告彻底失败。张之洞、刘坤一随即严厉镇压自立会会众,株连甚广,捕杀百余人,自立会亦告瓦解。

清政府派奕劻等为议和大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十四日,慈禧太后正式诏令奕劻、李鸿章、荣禄为议和全权大臣,同时谕令与英美等国有联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办议约事宜,均准便宜行事。

瓦德西出任八国联军总司令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七月间,进入天津的八国侵略军已达三万人,为了保证“在中国领土内的统一行动”,各国列强认为应把“所有这些特遣部队的总的统率和指挥权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中”。英国主张由侵华联军中“军阶较高的司令官”来担任,日本则提出根据在华部队的人数多寡来考虑总司令的人选,俄国认为俄军是攻占大沽炮台和天津的主力,最有资格担当总司令一职。德、意、奥都或明或暗地支持俄国,但英、美、日都反对由俄国人任联军总司令。七月初,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又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为借口,先后向俄、英两国提出由德国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很快得到俄、英两国的赞同,美、日两国随后也表示同意。七月二十三日,一直持反对态度的法国也表示同意任瓦德西为联军总司令。九月二十六日,瓦德西率大批德军到达北京。

史坚如谋刺德寿未遂牺牲  
  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下旬,兴中会会员史坚如、邓荫南等在广州得知惠州三洲田已经起义,而广州方面则因筹款不足,军机尚无着落,一时不能召齐会党,策动起义响应,遂决定采取暗杀活动,刺杀两广总督德寿,使敌方失去首脑,惊惶混乱,给惠州起义以有力声援。史坚如等在总督府后租一宅院,挖地道通至德寿的卧室正面,埋置炸药。九月初六日,史坚如引发炸药,巨响震动全城。可惜地道未掘到位,只将总督府后墙和附近几户民房轰塌,德寿从床上震落在地,却未丧命。次日,史坚如前往现场探视结果,被清方逮捕。被捕后,史坚如备受酷刑,坚贞不屈,于九月二十八日慷慨就义。孙中山闻其死讯后,称史坚如的牺牲“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

杨衢云遇刺  
  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未遂后,德寿即悬赏购革命党领袖的首级,其中杨衢云首级赏价为白银三万两。友人曾劝杨衢云暂避东南亚,但杨坚持留在香港,以教授英文谋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二十日,杨衢云正在给学生上课,被清广东当局指使的凶手开枪击中。杨被送入医院,次日死亡。杨衢云是福建海澄(今龙海)人,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光绪十七年(1891),他与孙中山结识,常以爱国图强为话题交谈。次年,杨与谢缵泰创立以“开通民智、研究新学”为宗旨的爱国团体辅仁文社,并担任社长。光绪二十一年(1895),辅仁文社并入兴中会,杨被举为兴中会会长。四年后,杨辞会长职,荐孙中山继任。惠州起义时,杨衢云负责接济饷械。起义失败后,杨仍留居香港,遂遭暗杀。
注释
公元 1900 庚子 光绪二十六年
到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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