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书法艺术

因因 发表于 2008-08-06    阅读 1011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苏洵的长子,人称“苏长公”。与其父、其弟苏辙并称“三苏”。他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访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贬黄州。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儋州,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为人正直、性旷达,所传忧国忧民之说,为世称道。苏轼的书法重在写“意”,走自己的路。“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谓“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气韵,可以说是他的书法最大特点。明董其昌更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故世称苏的书法之美乃“妙在藏锋”、“淳古道劲”、“体度庄安,气象雍裕”、“藏巧于拙”,是“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的大家风度,而他的书论寓意之说则更加精辟,既为当世直视,又为后世楷模。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诗与黄庭坚齐名,称“苏黄”。词开豪放派的先声,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能画竹,学文同。擅长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本文介绍他的生平和书法艺术成就。

  苏轼,诞生于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字子瞻,一字子平,又字平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从小接受优良的文化教育,因其父苏洵游学在外,曾由母亲程氏教他读书识字。苏轼自幼聪颖,才气横溢,奋励有济世志。嘉祐二年(1057),二十二岁的苏轼中了进士,后除大理评事,任凤翔府签判。英宗治平二年(1065),值史馆。神宗朝,因上书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任杭州通判,转任密、徐、湖三州刺史。元丰二年(1079),御史李定等人从苏轼所作诗文中罗织“诗讪朝廷、讥切时政”的罪名,苏轼因而被捕下狱。这即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由于多方营救和神宗母亲太后的说情,苏轼在牢中关了四个多月,便释放出狱,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哲宗时,旧党执政,尽废新法,苏轼被召还京,迁中书舍人,后除翰林学士兼侍读,复迁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又因和执政者政见不合,他认为不应当尽废新法,因而为旧党一派攻击,出知杭、颖、定三州。后又回京,官至礼部尚书。绍圣元年(1094)又贬知英州,再贬惠州,授琼州别驾,一直贬官到儋州(今属海南省)。徽宗立,移廉州、永州,至英州复任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直到临死前半年才获赦,北归途中,因病卒于常州(今属江苏),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在政治上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也有革除弊政、为民谋利益的要求和具体行动,在担任地方官期间都卓有政绩。作为文学家,他对北宋古文革新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苏诗各体皆工,尤长七言,甚至“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苏词创立豪放一派,突破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爱、离愁别绪的内容与格调,又是一大革新。

  苏轼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素养和革新精神,在书法艺术中也体现出来,并且取得卓越的成就。

  苏轼敢于创新。“唐人尚法”,他却认为执笔无法,书法乃无法之法。他斜执笔,用侧锋,遭人讥议,却笔挟伟力豪气。他置“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训则于不顾,用既肥又扁的字形,吐露萧散风神。他在书法作品中抒发他的才情学识,把对人生哲理的感悟、个性情绪的触发都在作品的笔画中表现出来。

  苏轼虽然天分很高,但他之所以能够自成体势,自辟门户,自树一帜,实赖长期的砥砺和探索。

  苏轼的书学渊源,黄庭坚有过论述:“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指王羲之),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徐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城悬(柳公权)。中岁喜学颜鲁公(颜真卿)、杨风子(杨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李邕)。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又说:“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徐浩),笔圜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颜真卿),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学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这两段话,基本上概括出苏轼从早年到中年直到晚年的书法变化及其特点。

  苏轼从晋人处问津。苏轼之子苏过也曾说过:“吾先君子,少喜二王书。”从苏轼早岁作品,比如《治平帖》的姿态秀媚、风流韵胜,即可见一斑。苏书行草的丰秀、潇散,深受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影响,尤其是二王尺读书艺的风格,同样在苏轼的尺牍中体现出来。苏轼从晋人处求门径,别有会心,自有见地。他在《书所作字后》曾说:“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其法度,乃为得之。”他认为执笔无定法,关键能使笔流转而将书家的气息宣泄出来,在晋人为韵,在自己则写意。根据这个原则,他作书取斜执管、虚而宽之法,自开门径,终得晋代书家的审美精髓:一切自由活泼,力去斧凿雕饰。

  南朝齐的王僧虔对于苏轼也颇有影响。王僧虔是王羲之的四世族孙,官至尚书令,工真、行书,对于书法理论也很有研究,著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他的行书,精致丰赡,而且神高气全,有一种风流气骨。苏轼之学王僧虔,明王徲登在《治平帖》跋语中即已提到:“苏文忠书法出自王僧虔,仰希江郢小郡帖,谁谓不由晋辙哉!此书之迹全类僧虔。”今人侯镜昶也认为,苏书源出王僧虔、徐季海,以后参以《东方画赞》,并直溯钟繇,加以变化,遂趋精深。

  从唐贤处继承,是苏轼书法的又一源头。他对颜真卿最为钦敬,受其影响很深,且常自比颜鲁公。黄庭坚曾有评:“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苏轼首先激赏颜书的变法精神,这是与他自己的创造精神相吻合的。他又心爱颜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雄健豪迈之气,颜书的丰腴雄媚的笔画、端庄厚重的结字、元气充盈的章法,都用心采撷。清代梁(山献)《评书帖》中说:“东坡书世谓出于颜,细观其转折顿挫,实本《圭峰》,《姑熟帖》内《归去来辞》转折皆然。”明代王世贞也说过:文忠“擘窠大书,源自鲁公,而微欹近碑侧记”。其子苏过早就说过:“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转引自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从这些评论都可看出颜真卿其人其书多方面地影响了苏轼的书艺。然而苏轼学颜而有变化,自加熔铸,且能与之相颉颃。

  徐浩、杨凝式、李邕等人的书艺,也是苏轼书法的渊源。徐浩,字季海,官至太子少师,封会稽郡公,人又称徐会稽。皇帝四方诏令,多出其手。苏轼曾有诗云:“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棱。”可见苏轼对徐书很有研究,早年、中年写的有些字,风格与徐浩接近。清人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东坡于少师(指徐浩),神似非形似,观其笔势,殆可伯仲。”但苏过却说:“俗手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说明苏之学徐只是一个方面。宋人对杨凝式很崇拜,苏轼从杨书中仿其欹侧取态,得其跌宕雄杰之致,汲其萧散古雅之趣。苏武自云:余书“稍放似杨风子。”李邕,又称李北海,以行书书碑,豪气挺拔,遒劲飘逸,又多变化。清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云:“至《李思训碑》、《任令则碑》之荡轶,《端州石室记》之敦朴,《麓山寺碑》之遒劲,《李秀碑》之肃穆,《卢正道碑》之精丽,《灵岩寺碑》之静逸,《龙兴寺额》四大字之雄厚,既各造其妙,而纯任天机、浑脱充沛则以《法华寺碑》为最胜。”因此,苏轼学李邕又效其书的风格纷呈。苏轼又学柳公权,且评论“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书店氏六家书后》)。

  苏轼既向前代名家学习,对于当代书家也常留意。他对欧阳修很钦佩,多有触悟,曾说:“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文忠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眉丰腴,进趋晔如也。”他也赞赏蔡襄,说:“……蔡君漠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而对当时世人推崇的李建中、宋宣献,则有所贬抑,谓“宋寒而李俗”,“格韵卑俗”。苏轼分析蔡氏书学模式也即是他自己学书的路子。苏轼自况:“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漠。”其他如王安石、黄庭坚、米芾、秦观等,苏轼同他们都有过书艺上的探讨交流。特别是对米芾和黄庭坚,他评:“米芾行书,王鞏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黄庭坚出自苏轼门下,两人堪称知音,常常探讨书艺,一次,苏轼说:“鲁直(黄庭坚字)近字里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则说:“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两人相与大笑,以为深中对方之“病”。

  苏轼从前代和当代书家中汲取营养,他一生的坎坷遭际也无不影响和促进他书艺的成长,终于达到卓然自立的境界。黄庭坚曾就他的生活阅历评说:“东坡书早年用意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其彭城以前犹可伪,至黄州后,掣笔极有力,可望而知真赝矣。”可见苏轼生命之波澜,至黄州一变;苏轼书法艺术,在黄州也随之一变。历炼越深,其书艺也愈加超越自我。他至儋州后又为之一变,如元郭界《苏轼书离骚九辩卷跋》中云:“东坡先生……,晚岁自儋州回,挟大海风涛之气,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龙喷浪、奇鬼搏人,书家不可及。”在苏轼那里,书艺与他的文学成就一样,随着生命的流走,阅历的加深,愈益闪放光辉,通向美妙的境界。

  宋人将书法艺术用以写意、乐心、游息,可以不计工拙,在自由的挥洒中,抒发精神的自由,视为人生一乐。苏轼认为在明窗净几的环境中挥毫,且笔砚纸墨又极精良,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欧阳修曾有书法“乐心”说,苏轼也视书法为求适意、寓意而已:“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怀晚岁,则犹贤于博奔。”他从作字中体会到“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这是一种获取心灵快感、调节生活色彩与节奏,又是寄寓作者意志、抒发情怀的雅行,因而至老不倦。

  书法既为寓意,当自出新意。苏轼就自我剖示过:“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自出新意,是一种抒写自我的意趣;不践古人,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创造。苏轼的书法确实是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显其天真烂漫。宋人尚意趣,有苏轼振响于前,又有黄庭坚反“俗气”、米芾讲“真趣”继响于后。而一以贯之者,即是不作“奴书”,超越世俗,让书法自由地抒写性灵,表现意趣!

  苏轼认为,新意之出,当在变法,因此他赞扬颜真卿:“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苏轼不拘古人成法,广学博取,变化镕铸,才形成独特的风格。他的“变法”书法观,曾遭到当时一些人的非议,说“东坡用笔不合古法”。黄庭坚则反问道:“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黄庭坚、米芾都从苏轼的变法观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书法既求寓意,所以不必计较工拙。苏轼曾说:“貌妍容有矉,璧美何妨椭?”(《次韵子由论书》)苏轼书法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或谓其书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也有辩:“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心有灵犀一点通,黄庭坚可谓深识苏轼书艺之妙谛。

  书法既求寓意,就不必矫揉造作。苏轼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论书》)书法作品既是自我心灵的坦露,又何必刻意做作呢?在火候未到时苦求其“佳”,“佳”偏偏不来;待瓜熟蒂落时,“佳”不召而自来。他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犹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也不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当然,苏轼指出的“不失法度”是辩证的,主要的法度即是“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论书》)。如能神而化之,则法意互得,互辅互行,无意于佳而自佳。苏轼的书艺便是如此,大小不论,纵横斜直,率意而成,却无不如意,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书法既求寓意,当以晋贤为榜样。苏轼在《题王逸少帖》诗中写道:“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苏轼在这里指出张旭、怀素,追求世俗所好,欺世盗名。他赞赏钟、王书法中的萧散韵趣,他称道谢道韫(王凝之妻)的书法澹雅丰容,潇洒超脱,有林下之风。他在《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绝句中赞赏王献之短短两行十二个字,“气压邺侯三万签”(邺侯,指唐代李泌)。在这一贬一褒中,透露出苏轼书法审美的理想是以晋人风格为依归的。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笔迹》诗)他认为书法艺术不能仅靠一种秃笔堆成山的苦练,高品位的书法更需要高度的文化素养。读万卷书,学养深厚,学问与艺术间相互渗透,才能妙悟通神,才能够手眼不凡,新意迭出。这两句诗含意深刻,耐人体味。

  苏轼的“寓意”说,在黄庭坚、米芾那里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凝结出宋代书法审美的“尚意”思想。黄庭坚就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米芾在《书史》中说:“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这是以游戏态度来看待书法。从书法中看到娱乐性,可以说是传统书学中的新的认识。宋代书家尚意,摆脱唐法之束缚,追求晋书的真趣。但是晋人书法之韵趣是与彼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的。时代、环境、社会意识、风尚不同,宋人已不可能恢复到晋代那样崇尚玄学、崇尚清谈,也不可能像晋人书法那样冲淡神远。因此,同样是追求真趣,宋人与晋人并不一样。宋人书法放纵不羁,恣肆横逸,在率直中得其意;晋人书法是在新鲜活泼、自然天成中得其韵。朱熹说到宋代书家,“至于黄、米而欹侧怒张之势极矣”(《朱子文集》)。今人宗白华也说:“苏、黄、米、蔡等人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宋人虽未达到晋人那种神韵,但毕竟与唐人风格迥异,他们创造出新的书艺境界,这与苏轼的书学观念和实践是密切相关的。

编辑: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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