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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教室] 青铜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最大的特点

王巍   2007-03-22

  大家都知道,今年春节前夕,在眉县杨家村发现了一批西周时期的铜器窖藏,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振奋。因为我们搞夏商周考古学的,包括一般考古学家都知道,西周时期直接的文献记载很少,大多书出自后人的史家的某种梳理、整理,这样的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就成为研究西周历史非常重要的文字资料。当然,这个墓葬里也有出土,但是一般数量比较少,而且铭文字数也不多。这次,眉县杨家村这批窖藏,在考古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甚至我们都肯定认为它是今年(2003年)的十大发现,甚至可以说,我们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它也是十年(从2000年到2010年),它也绝对会是十大发现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几个原因。

  第一,这批青铜器窖藏数量多,另外它更可贵的是几乎件件都有青铜铭文。这是一般不容易的。因为,青铜窖藏,有些有铭文,有些往往没有铭文,还有一个更可贵的,就是它铭文字数很多。开始报道的时候说有2000多字到3000多字,现在经整理,实际有4000多字,这也是迄今为止没有过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单件铭文的数量,最多的一件372个文字,这也是超出我们解放以后青铜窖藏的单体铭文字数,在这之前,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976年在陕西扶风庄白村出土的史墙盘,那个284个字,所以,这个也是成了第一了吧!

  另外,更重要的是,它这青铜器铭文的内容记载了,第一是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世系,这个也是迄今最多的,我记得史墙盘记载了5代,再一个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三足附耳的一件青铜盘上,记载了12代周王的事迹。这个也是迄今为止,一件青铜铭文上记载周王世系最多的一次。

  这个,都成为这个青铜窖藏的特色,所以,有些考古学家就把它形容为一次震撼。对我来说,非常振奋。对西周的历史,周王的世系以及单氏家族这一个家族历史的研究,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我们1996年到2000年是全国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综合研究,200多个学者,从历史文献、考古测年、天文、文字各个方面研究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当然,很重要一批资料就是对西周青铜器以及青铜铭文的研究。这次,这批窖藏中有些铜器具备很多的研究年代的要素,比如说是什么王,我们叫四要素齐全,比如说,哪一个王多少年、月日、月相,当时是满月呀还是什么,这个月相记载很全。另外,还有史实,就是说对研究当时的年代有很重要的意义。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可以说引起学术界很重视的一点,就是迄今为止,比如周宣王在位的年数。一般说30多年,青铜铭文中记载宣王最多年数的是30多年,但这次出现了42年、43年,这个我觉得特别吃惊。因为根据他这个周王在位30多年已经是比较长的了。另外也成为我们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宣王在位年数的重要依据。当时就是公布周宣王在位年数不少于30几年,这次42年43年鼎就把宣王在位年数大大的延长了。这样就需要我们对西周各个王在位年数重新调整。但是,有人会不会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整个年代序列会不会受到动摇,甚至否定呢?我觉得这个还不是这样一个意义。因为,我们几个点把周王在位的年数总体卡住了,只不过把各个王之间的要做一些调整,应该不会导致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尤其西周的年期的判定,总体框架不受影响,无非是新增加一些资料,我们要做相应的调整,这个也是我们夏商周断代工程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这批青铜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记载的史实中有比较重要的内容,比如说,这个主人公逨,他的父亲曾经伐西戎有功,受到王的赏赐,这样的话,就是对研究西周王朝和它周围一些部族的关系也是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文献上记载,西周王朝的西部是有戎这样一个部族在活动,而且在西周晚期是非常强大的一个部族,也是导致周王朝把它的都城从西安附近迁到洛阳附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迄今为止,在文献当中,在青铜铭文记载关于周人与戎的战事是比较少的,所以,这次有这样一个记载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我们研究西周王朝,原来都比较注重周王朝本身,但是对于西周时期的贵族,他的家族或者宗族历史的研究往往缺乏材料,所以难以深入。这次,铭文当中有单氏家族8代的世系,以及他们服伺周王朝历代王的一些功绩,这个对于研究西周时期贵族的宗族关系很重要。大家知道,西周时期的重要制度就是宗法制度,就是把这种亲缘关系和政治统治相结合的一种制度,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个对我们研究西周时期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是很有帮助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在眉县这儿出土这么多的青铜窖藏?大家都知道,在这一带不是第一次出现,我印象中好像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都发现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4次在这一代发现青铜窖藏。这个就说明,在眉县这一代,当时应该说是周人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

  在陕西的扶风和歧山这一带,有一个叫周原的地方,是周人兴起的一个地方,整个西周王朝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我2000年带队在周原进行发掘,发现了一组周人非常重要的宗庙祭祀遗址。这次,眉县是和歧山、扶风,仅隔着一条渭河,应该说是靠近周原这个地方,而且我印象里边也出过一次形制非常大的青铜鼎,我们都叫眉县大鼎,我们一般都叫西周时期的重器。

  在西周时期,它的青铜器比如我们国家商周时期青铜文明,青铜器除了武器、一些农具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这些青铜容器。这青铜容器应该说是构成中国青铜文明不同于其它地区青铜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它的地位更远远高于兵器和生产工具。因为这些青铜容器它是用于盛肉或其它的酒呀,是用于祭祀祖先,是当时用在各种礼仪场合的器物,所以我们一般又把它叫青铜礼器,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在当时能不能使用,使用数量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你比如说王用青铜器鼎可以有9个,跟它相配的簋8个,叫“九鼎八簋”,然后,卿这一级“五鼎四簋”,然后一般士,3鼎或1鼎,这是有严格的制度,而且在西周时期是不能超出这样一个制度的。编钟编磬也是有这种数量的限制的。这次,青铜窖藏,比如说鬲,有9件,这个如果按照当时西周中期的制度,应该说是最高的等级了。比如在这里出现9件,还有一个我印象好像是10件。我刚在报纸上看到,我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出现10件同样的礼器一组的,后来我看了看,最小的一件青铜铭文,因为第9件形制比较小,铭文铸不下,所以第9件和第10件,共同构成一篇完整的青铜铭文。所以,当时就考虑到,铸造一件,铭文写下来,又附铸一件,所以,这个就我印象,好像也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局面。那就表明,青铜铭文它铸造以前就是设计好的,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比如说,怎么样理解这9件列鼎的礼器的制度?因为,单氏家族不是这王一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这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西周晚期的时候,周王的权力不像西周早期或中期那样,一些诸侯一些势力很强的卿大夫势力在增强,周王朝这种统治的力量有些削弱。所以,在历史上就出现了僭越,诸侯可以用天子的礼仪来祭祀,是否可以用这种现象来解释。同时也说明,这单氏家族的地位当时是很高的。如果当时按这种鼎的鬲的数量来考虑,可能他的地位接近诸侯王的,这个也是给我们提出新的课题吧!可以从这些方面来看这次窖藏的意义。

  青铜窖藏是在渭河北岸的一个塬上面,有一个问题,当时这批铜器为什么会被埋在这儿?它跟当时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在周原发掘很多周人居住的宫殿、宗庙,也发现很宽的道路,这道路当时是跑马车的,因为马车在商代晚期,在殷墟,在陕西也有发现,周人墓葬里也有很多车马器。当时马车是贵族活动的很重要的交通工具,但是这次怎么在塬上?怎么理解?

  我是这样看。因为在周原也发现很多青铜窖藏,一般都是在居住地的附近,比如说周原的青铜器,你看它埋藏年代也是在西周晚期,好像在西周晚期,各个贵族都有把青铜器埋在地下的情况。虽然这原因各人有各人的估计和判断,比较多的人认为可能跟这个戎或者猃狁进攻有关,周人为了免受劫难,在转移之前,因为这青铜器很重,而且也不便于搬运,所以可能就埋在地下,是跟这个有关联的。比如说,眉县这个为什么会埋在塬上,因为在这个附近没有进行系统的发掘,是不是附近有周人的遗址?是不是单氏家族就在这一带?因为我想,不会是他要几十公里特意地埋在这地方。应该是,这一带发掘了好几处青铜窖藏,好像是两公里范围,有好几处吧!所以,我想当时单氏家族可能是在这附近居住的。但当时,现在也没找到他当时居住的遗址,是在塬上还是在哪里?我觉得不会是在渭河的边上,渭河自古以来就经常泛滥,当时人们不太会居住河边的,在塬上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这样的话,在附近居住,在撤退之前,把一些不便携带的青铜器埋在地下,还是可能的。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一个估计吧!因为在周原也有这样的现象,但你说他住在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当然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我们在周原发掘时就发现周人的遗迹当中就有稻米呀小麦的出土,他当时主要是种植这样的作物,但是在商代的时候,也种植水稻,但是在西周的时期是不是有水稻,现在还是争论。我们现在也是很关注周人的经济生活,但无论如何,他是以小麦小米为饮食的主要来源。

  这么多青铜器需要大量的铜矿,另外,大家都知道,青铜器除了铜之外,还有铅和锡,这都是需要矿产的。但是据现在的了解,在周原、眉县这一带,并没有发现这种铜矿的来源,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些铜、铜器是在哪儿生产的?它的铜矿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搞商周考古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现在对商代,对殷墟出土青铜器的成分分析,有些铜的成分是来自南方,就是在湖南江西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铜矿,另外,在山西也有,这种铜矿的来源,究竟这些铜是来自哪儿?我们就要进行成分分析,根据这些成分的特点来判定,这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方面。周人青铜器的铸造,我们判断主要在陕西,尤其关中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但究竟是在丰镐地区(西安),还是在周原(歧山扶风,甚至眉县这一带),这是要靠我们的发掘,比如说,作坊遗址,根据这些来断定,我们估计在周原一带,应该是有青铜作坊的。

  至于青铜原料的来源,可能来自江南,比如湖北这一带,但也不排除来自山西等等。另外,在湖北大冶铜绿山,我们确实发现了西周到春秋时期的铜矿,有矿井,这表明确实是西周时期是在这儿开采铜矿的。因为从商代一直到周人,一直是不断地和长江中游地区,比如说荆楚作战,征伐,实际上,原来我们不理解它的原因,只是一般地理解为他扩张自己的疆土,但现在看来,实际上是为了确保包括铜矿在内的战略资源,才进行这样的征伐。如果从水路打,是有船,因为船我们发现最早是六七千年前的船,在长江流域。但这一带主要是马车,如果征战在长江流域的话,他必然有一个沿江的路线,在山西这一带还是有可能的,起码他这个渡江过河的能力是有的。

  周原地区,我们自1976年以来,进行过几次发掘,尤其是1999年以来进行过大规模的发掘,但现在发现有些迹象,就是青铜作坊的迹象,但整体还没有发掘。今年开始要重点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宫殿有了,也出过甲骨,然后近两年我们也发现宗庙。当时,这个手工业的情况,也发现过制骨作坊,冶铜作坊也有迹象,但是,缺乏大面积的发掘,这也是我们今后若干年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牵扯到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比如说我们也会问,当时主要劳动的是什么人?据我们学术界现在多数人认为,这个农业的主要劳动者应该是当时的平民阶层,在商代,把他叫做“众”,商代甲骨文的“众”字就是一个太阳,底下三个人在耕作的象形字,所以,平民阶层构成当时生产劳动的主要来源。但比如说,像作坊这一类的,有两种情况,也可能是平民阶层在做,但也不排除有一些像奴隶这样身份的人。原来我们认为,商周时期,好像奴隶是占主要地位,现在看来,当时社会的下层,所谓平民,实际上是受贵族剥削的,他要向贵族、商周王贡献他的劳动产品,甚至服劳役,所以他这个阶层,应该是叫自由民,实际这个自由民,“自由”是要画上引号的。他是有一定的自由,比如也可以有自己的家,但是他要为贵族、要为周王服务,服劳役、服兵役,而且要交纳粮食等等产品。在作坊当中,也可以有自由民,也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奴隶来工作。这个由于发现的少,现在还不好断定。

  当时这些作坊的性质,比如说都归王室所有呢还是这些高级贵族椰油自己的作坊?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当中,经常可以发现“某某受到周王的赏赐,为了纪念这个,他来做青铜器,他希望他的子子孙孙都来使用”,这个情况说明,比如说王室直接控制这个作坊,这些贵族能否到那儿定做自己的青铜器,这是一个问题,因为王室作坊主要是为周王服务的。所以我估计,在一些比较有权势的贵族,在他统治范围内应该有一些规模小于王室的作坊,这样的话,他接受了王的赏赐,随时就可以作器,这种作坊做的青铜器,在迄今的发现中,应该比王室做的要多。经常会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候,比如我在北京郊区琉璃河发掘的燕国的都城和墓葬,那就是说燕候当时到都城受王赏赐,然后纪念作器,在陕西扶风歧山出土的也有很多这种情况,所以,我估计在高级贵族当中,应该有青铜作坊。

  我们仔细观察西周青铜器当中,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是西周早中晚期,这个青铜器的风格都惊人的相似。比如同一个时期的某一类器,往往是从它的器形到它的文饰,乃至青铜铭文的风格都是相当接近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究竟这些器相隔这么远,不同国度的铜器为什么有这么一致的风格?这个确实是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当时是流行这样一个时尚,这个时尚当时是依周王室,以他作为一个标准,或者作为一个样本,然后流行这种器物。当时这种情况究竟是强制的呢?还是一种自然形成的?比如说,相隔数千里之遥,会有很相似的风格,但也有解释就是因为这些青铜器可能都是在西安、洛阳这些都城制造的,这样的话,它才有这样的风格。但我刚才讲,有好多青铜铭文明显是各地诸侯王自己作器的,那这种把它集中出自周王都城的说法,也不好解释。我理解是一种时尚和风范。比如我们现在流行某一种服饰,它就很快会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全世界范围内都成为一种潮流。这种时尚的流行可能也是一解释。另外,它都是以周王室作为自己效仿的榜样,这个也是当时一种可能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流行的时尚,更好理解一些。

  单氏家族的青铜器,有铭文的单氏家族的青铜器在以前,尤其是在青铜的铸造方面也有零星的发现,但一般都没成批量。我记得好像在洛阳附近也发现过单氏家族的青铜器,但是,这个单氏和我们在眉县发现的单氏是不是同一批人,是不是同一个家族?这个应有待于研究。因为这个现象在其他的家族也有,比如说,当时的诸侯或者贵族,往往有这种情况,他在自己家族的聚居地,主要的人都生活在这儿,但也有他的一些少量的高级贵族,他要在都城服伺周王,有这样的情况。这个也有比如埋葬的多数人都在他这个家族的聚居地埋葬,有些在都城埋葬,有这种可能。同一个宗族,随着人数的繁衍,也有一些分支,这些分支,有些就迁走。比如这一支他服伺周王,作为西周的官吏,他就到西周都城的附近活动了,也是有这种可能的。

  单氏家族的这一批青铜器出现,对我们研究单氏家族的历史,应该说提供了一批很重要的资料。我们今后的课题,就是说,除了研究这批铜器之外,跟其他的发现的这些零星的单氏家族的青铜器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年代是不是一致?另外,从它的出土地之间的联系,也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因为还有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也存在贵族之间的青铜器馈赠这种情况。往往一个贵族的墓葬当中,会主要是自己家族的青铜器为主,但也有一些比如说是他的亲属呀他的妻子那方面的青铜器,也会传入其中,所以,这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宗族或者来自婚姻关系,都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这次我们还得对这个具有4000多字铭文的青铜器窖藏作细致的分析,好多事情得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得出结论。因为考古的人,事先不愿把这种推断说得太多,如果万一不一样就很被动,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有所保留,反正有些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从文王到成王这个时期,应该说在周原这个地区,他活动了很长时间,100多年,他下面有很多隶属于他的势力,有些势力是外姓的,甚至一些是当时从属于商王朝的小国,他下面也有一些周的同姓的宗族,这个应该是构成周王朝,或者文王武王推翻商王朝的重要力量。比如像周公、召公,都是在西周早期辅佐武王推翻商王朝的重要势力,另外还有姜尚呀等等。

  单氏也在西周早期也零散地见于文献,后来就不见于文献,所以也有一个疑问。我估计这种情况也有多种解释,其中之一就是各个支系或者说力量在周王朝的兴衰有变化的。有些可能说在周早期可能比较强大,后来是不是有别的强有力的宗族或者贵族崛起,他都有一个兴衰的变化,他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我们看到,凡是单氏,最起码他从文王开始一直追随周王朝,而且也是主要的力量之一。但是按他这个势力强弱来说,他比不上周公召公这样大的支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小的,而且从他分布的范围来看,他确实是在眉县这一带活动,那他距离当时西周的沣镐,乃至周原,稍微有一些距离。我想,更强有力的氏族,居住在周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所以,我估计当时至少是有数十个这样的宗族在服伺周王,构成周王统治的支柱。他应该说是其中之一,但他应该是很重要的一支,我是这样来判断的。

  比如说,它有宣王42年、43年,至少表明他在宣王42年43年做了这个器了,这批窖藏埋葬的年代,肯定要晚于宣王的42年43年,这就有个问题,宣王在位究竟是多少年,原来认为,根据青铜铭文是30多年,这次是40多年,那还会不会有更长的(迄今还没有发现过),这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估计,恐怕42年43年已经是一个王在位时间很长了。比如说,他继位的时候,如果是一个青年的话,至少18、20岁左右,就是说42年43年,他就有60多岁,除了个别长寿的之外,一般没有,“人到七十古来稀”,他六七十岁已经够长了,所以,这样的话,有可能是宣王最后,但也不排除已经进入到幽王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在幽王的时期,西戎的势力更加强大起来,恐怕也是导致平王东迁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所以,现在不好断定,但是你要说他没有进入幽王的话,证据不足。肯定是在宣王末期,才铸造的这批青铜器,不可能说42年43年,当年就埋进去,那就太偶然了,也可能说使用若干年,延续到幽王也是可能,这个断定,不是太容易。

  在西方,包括东方的日本、韩国,跟他们交流起来,他们觉得中国的青铜文明是很有特色的。因为在西方,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其他地方,它的青铜文明主要是青铜兵器和工具,这个是它的特点,但比如说在欧洲,它的表现身份的标志,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甚至是一枚别针,从别针的形状就可以分辨,他等级高了是一种形状,然后又是另一种形状,他是这样来表示的,以某种装饰品来作为他的象征。而我们确实又这种大量的青铜容器,而且容器制作非常精美,从文饰从造型方面,这是令他们非常佩服的,如果是仅就青铜文明这个层次来说,中国在世界上是第一的。当然,比如说埃及,他有金字塔,另外的一些表现,非金属的,仅就青铜艺术来说,中国无疑是世界第一位的。无论从青铜器的种类、数量以及制作的难易程度来说,都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说,大量文字铸刻再青铜器上,这是中国青铜文明的另一个特点,而且这种青铜铭文往往跟这家族关系甚至政治事件都有联系,都有直接的记述,你比如我再北京郊区,燕国的墓葬当中,直接就发现周王分封诸侯的记载。这个是跟司马迁的《史记》是完全吻合的,这种情况,第一,他们没有文献,第二更没有再青铜器上出土的资料,这个他们就非常羡慕,埃及它有这种文字的系统,所以,这种青铜文明这真是我们的特色,当然后来,包括丝绸、瓷器都是中国文明的特色。

  这个夏商周时期,青铜文明是非常有特点的,跟它相同的是,在希腊是迈锡尼文明时期,他也有很辉煌的文明也有青铜器,但它的黄金是很有特点的,青铜只是装饰品之类的,确实各国都有特色,从世界范围来讲,文明的多元性至少再那个时期是表现出来了,你很难说他们之间有优劣,但起码在中国的青铜文明来说,那是领先的。我刚才讲的是容器,还有乐器,礼乐文明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乐器的发展当时已经非常先进了,而且包括音准呀,文明在陕西发现的一些铜钟,那音准是相当准了,而且是数件上,组合最多的,大家都知道,在曾候乙墓出土的是60多件,64件编钟,这个也是我们在世界上非常少见的高度的文明。再有一个,玉器当中,可以这样说高度发达的玉器也是商周文明的特点之一,应该说一直到汉代以后,玉作为中国文明的特色,是非常令人瞩目的。但是,西方比如说有宝石呀有翡翠呀也有其他的钻石呀等等,但是玉器的这个文化,以及它所代表的精神,应该说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特色。

  我们对商周玉器成分的一个分析,发现有相当以部分是来自新疆的和田玉,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新疆和田玉是通过什么途径到数千公里之遥的内地来,比如说陕西河南等地,这个实际上我们从前年就开始从事一个课题叫“玉石之路”,就是要了解,新疆和田玉是通过什么样的路线到达中原到达关中,乃至到达河南的,这个已经进行,有了一些线索吧,还有待于进行今后的研究。但可以这样说,商周时期它交流的范围,它绝不止,比如说往西,西戎大家都认为是在青海呀、甘肃,但肯定它交流的范围肯定超出这个,起码是跟新疆那边已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了,当然它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和田玉是通过西戎再交换到这边,也是可能的,但交流范围无论如何要远远的扩大。我现在想起来《穆天子传》,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文献的记载,那时候的记载,穆天子周游已经到了昆仑山、天山这一带,虽然这个也有争议,但是一般认为,它那个文献传递了某些信息,就是说周人活动的范围,可怕绝不止关中,往西到昆仑山这一带也是有可能的。联系到马车的来源,中国马车的来源有各种各样的观点,简单地说有人认为是本地起源的,但也有人认为,当然马车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左右,已经在中亚、高加索那一带已经出现,这是不是也有可能来自西边的信息的影响,这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而且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比如可以看到在西周时期的一些遗址当中,商代遗址当中,也包括当时中亚一些特点的青铜器遗物的存在,所以,这恐怕商周时期人们对外交流的范围要远远超出我们原来的设想,比如说只到青海湖北,恐怕要超出这个范围。

  我们在四川三星堆发现的很有特点的青铜文化,主要是各种人像,有大有小,最大的我记得高出地面2米多,2米3、4,人像本身也是1米7、6左右,就是说相当于真人那么大小,这种人像在商周时期的中原包括关中、河南没有发现,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青铜文化?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就是原来想就是中国青铜文明就是一个中心,就是黄河中游,但现在看来,这个当然也是,中心是在黄河中游的区域,在夏商周时期,但是周围并不是不毛之地,沿周围也有一些区域的青铜文明,它有自己很多的特点,三星堆就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就是说它也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文化,甚至也有自己的青铜文明,但是它跟中原的商周文化也是有交流的,你比如在三星堆也可以看到一些比如铜鑘也是跟商周的比较接近,更多的是当地的特点,这个实际上又引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文明,固然是以黄河中游为主,但实际上它是跟周围一些区域性文明互相交流、互动,互相促进,竞争,在这个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它也吸收了一些周围文化中一些先进的东西,比如包括我们在陕西发现的一些青铜兵器,明显地带有巴蜀文化的一些特点,这表明当时关中区域的周人和成都一带甚至周围是有交流的。

  而且我印象好像是武王伐纣的时候,在动员的兵力当中,也有巴蜀的参与,所以在那时候,已经是有联系了,或者是形成了联盟。三星堆应该说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是以人像为主,人像我们一般认为它跟祖先崇拜、祭祀有关系,但是,是不是就是说,周人就没有祖先崇拜呢?这是不对的,祖先崇拜的发达,应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比如周人的宗法制度,它都是以崇拜祖先为前提的,同一个祖先它可以下来有分支,但这个分支定然是有关系的,它的最大的一个支系就是周王的直系了,他的周围有一些兄弟的宗族呀,下面又分成若干,但他都尊崇自己一个共同的祖先——周王室。

  所以,这个单氏的这个窖藏铭文当中,它有单氏自己的家族,但他一定要记述周王的世系,表明他是以这个作为自己的始祖的。像三星堆那边,它也有它自己的特点,我们认为它最大的那个青铜头像,也可能是他传说中的始祖的形象,这个,比如说这个周人他没有把他祖先用形象来表现,他在文字当中来表现或者在观念当中来表现,三星堆就把他具象化了,变成人的一个头像,这个在世界各地都有,这个类型应该说很多,古希腊时期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相似性不止三星堆和希腊,把自己的祖先具象化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倒是说像商周这样,用文字来记载自己的祖先,倒是中国的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文明这种模式,这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比如最早是黄河中心论,黄河中心论翻译出来就是黄河中原地区是当时最先进的地区之一,叫“中原中心论”,中原是最先进的,周围都是很落后,后来在四川在江西发现都有很发达的区域性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区域性的文明,那么就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原文明之外,也有自己独立的文明,有的甚至可以说,跟你那没有关系,甚至也有叫长江文明呀,和黄河文明不是完全一个系统的,但还有一种认为是多元一体。

  我是这样看,就是中国文明形成模式,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在夏王朝形成之前,或者说夏王朝成立的时候,应该说汇集了周围地区的文化,就是说尧舜时期,各个地区都有比较先进的区域性的文化,有些甚至说也倒了文明的门槛了,但是夏王朝正是汇聚了周围一些文化的先进因素,率先建立了王朝,这个时候,应该说有一个汇聚,周围的文化汇聚倒中原,比如说我们看倒的夏商周时期的玉器,如果要溯源的话,有些是来自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它的器形比如说玉琮、玉璧呀,这个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汇聚的过程。

  夏王朝建立之后,商王朝、乃至西周时期,相对于周围多数地区,它是一个先进的阶段。这样的话,它比较多的因素向周围地区进行辐射,包括青铜容器,青铜礼乐器的向周围的传播,比如我们在江西、甚至在三星堆都能看到这些中原系统青铜器的存在,不完全是铜器本身,可能这些铜器礼乐带来的理念,对周围地区进行传播,但是并不是说,周围只是接受传播的,被动的接受传播,它有自己的文化的发展,应该说是在这相互交流、互动当中,夏商周时期主要是中原向周围地区的辐射,但也存在各地区青铜文明的发展,也存在这种地区文化对夏商周王朝的影响。它是互相的,但一个时期是有一个主要的方面。我觉得是不是这样更合适。有多元的形成,也有一体的过程。从尧舜禹时期一直到夏商周,应该说各地区的文化逐渐向中原汇聚的一个过程。有汇聚有辐射,最终进入以秦为代表的一个新的帝国的时期。

  我们细读司马迁的《史记》,发现他答对商、周甚至夏的记载,有相当大的真实性,很多都被考古发现索引证了,甚至比如说武丁或尧舜禹时期的记载,我们认为他都不完全是一种虚构或传说,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司马迁并不会在当时看到大量的考古发现,他是根据什么来做出这样比较准确的记述呢?我想司马迁当时能看到的文字资料要远远多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比如说他当时看到当时战国时期、春秋时期的记载,肯定要多于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是鲁国的历史,但是其他的国家也会有它文字记载的历史,所以,《春秋》是一个国家鲁国的历史,然后战国七个国家,甚至很多国家,那些被灭掉的国家保存的文献,可怕要远远多于我们现在要看到的,好多文献现在都佚失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司马迁他非常注意到各地调查了解一些传说、一些口传的历史,这些东西它当时也不可能完全记成文献了,但是它就在代代的流传,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直到几十年以前,甚至到现在,我们到少数民族地区,一些老人他还会一代代相传,虽然以故事的形式,讲述他祖先的历史,所以当时这些口传可能也是它的来源之一,但他进行了大量的取舍,他觉得可信的他才录用,他删掉的东西可能远远数倍于他采用的东西,所以当时应该是有大量丰富资料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他埋掉的那些书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没有流传下来,司马迁已经是在他之后了,由于后来的战乱,又有相当一部分散失了,所以我们现在留下来的文献就是很少的一部分,就是先秦时期的文献。时不时也考古发现,比如墓葬竹简,像《竹书纪年》这类,我们也期待不断有秦汉以前的东西的出现,每次都会使我们对古代的认识有一个突破。

  青铜文明在世界上有很多,各自都有各自的特点,如果说什么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特点呢?可怕拿礼乐制度礼乐文明可以做一个概括,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以礼器和乐器为主构成的,这里礼器和乐器实际是当时这种礼仪制度的一个载体,比如说根据不同的身份,他有不同的青铜种类,然后数量也不同,比如乐器编钟编磬,也是由于身份的不同有不同的数量和规格,这个是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所以这个礼乐制度应该是一个特点。大家都知道,孔子的时候,哀叹“礼崩乐坏”,表明礼乐制度是构成维护当时王朝统治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所以也有人说,中国的文明实际上就是一种礼乐文明。早期的文明或者说文明的起源,也就是这种礼制产生、发展的一个过程,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就实质来说,礼乐文明是一种等级制度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等级制度的划分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前它是一个阶层分划的结果,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它是用法律的形式用强制的手段把它固定化、严格化,这样一个过程。当然,比如说,礼崩乐坏的时候,已使他统治的秩序尤其是周王朝势力的衰落,曾经被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到秦之后,那是进入到一个新的更高层次以帝国为特点的更严格的制度。

  应该说是西周中期,礼乐制度形成完善的一个时期,但实际很多内容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了,比如说,根据当时贵族身份使用不同的数量的青铜器祭祀,然后根据文献的记载,什么样的记载用牲来祭祀,比如说“少牢”,比如说比较正规的祭祀呢用牛羊猪,实际最近我们在殷墟发现的甲骨当中,就有这种少牢的记载,而且我们在商代都城当中发现用猪呀牛羊来祭祀,这表明这种用牛羊猪的祭祀,绝不是出现在西周,但是形成制度或者把它规范化,应该是在西周,尤其是周公,制礼作乐嘛!但是他应该是对前代等级制度进行规范化的一个结果,但不一定是在西周时期才出现,是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的出现、形成、规范、发展的一个过程。

  礼乐文明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形成呢?比如在西周还是在商,还是在更早,文明现在一般这样认为,就是说这种礼乐文明有一个起源、发展形成的过程,它这种礼制的出现比如说等级身份,已经是通过这种礼器乐器来反映这种不同的身份,已经在尧舜时期已经有这种端倪了,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发现一个280万平方米的一个城,这个城当中发现规格比较高的墓葬,应该说当时的王,相当于尧吧,他这个墓葬礼就有鼓呀,包括使用石磬,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一进入商代,就应该进入一个规范的时期,这样,恐怕礼乐的起源至少可以推测到尧舜时期,当然在夏商时期,它有一定的发展,实际礼乐呢,我理解就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然后进入西周时期,应该说把它规范化、制度化,更加严格了。所以说,商和西周,是礼乐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

  再一个,比如说文化,究竟是开始由个性逐渐发展到统一呢?还是开始比较一致,然后出现个性?这个不好一概而论,你比如就周而言,再西周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周王统治的范围内,他不是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吗?他这有相当的局限性,他统治的范围内,文化的一致性是比较突出的,尤其是表现再青铜器上,我刚才讲,相隔数千里之外,它从铜器的文饰到类型,都是很一致的,就是这种一致性是比较突出的,这是周王分封带来的一致性问题。但是在春秋时期,这种特点开始出现,比如说齐文化、鲁文化呀,开始逐渐明显了,那就是各地的不同,然后,战国时期进入发展,到秦又一致了,实际上,再往前追溯,在原始社会时期,也有这种一时比较一致,然后逐渐地不同,它是这种一致、个性突出、然后一致,好像这样一种循环的过程,当然它背后有一个背景需要我们深入地进行研究。我们感觉,在一个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在它初期应该是以它统一性为主,比如商王朝,它建立之后,也有一个时期,它的势力范围内文化是比较一致的,后来就逐渐形成各地的特点,周的话,由于它的分封,又出现一致,之后,又是这种个性,就是有这样一个统一、个性发展的过程。

  第一,司马迁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认为可信他就采用,认为可疑,他就弃,有这么一个取舍的情况。比如说他的标准,这个就很难,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舍弃的是那些内容,我们只能说他这种取舍标准是正确的,所以现在好多我们看到他的东西是被考古发现所印证的,这个就是他是很了不得的。另外,他看到的东西,起码是数倍于他写的东西,他有那种选择,如果仅看到一种,他没法选择,他只能依据这个,就是说,他能看到的资料是远远多于现在,然后,他的取舍标准是科学的正确的,至于这标准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看不到它舍弃的东西,无法判断,就是说他绝不会有这种考古的遗存,比如我们现在用的二重证据法,既有文献,然后最好有这种实物,他可能绝不会只依据一种文献来判断,他至少说有同一件事情,至少有两三种史书的记载,甚至不同来源的记载同一件事情,那可能就是真实的,如果仅仅依据一个书的判断,那恐怕就是要存疑。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看到早期的文献比我们要多,出于战国晚期和出于春秋的文献,它是不一样的。那就是越早的文献,记载可能越真实,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另外,他可能采取官方的史书,像《春秋》这样。

  另外,像当地各种民间流传的,像《诗经》、一些故事呀它吻合的越多,它就越真实,估计很可能是类似于这样的标准。就是说他的证据不是单一的,而是几方面可以相互印证、参照的,他要有几种资料相互印证,如果没有,只是孤证,那他取舍就要难了,就是说这种资料有可能是民间的传说、口传的资料跟史书的记载都有,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正史和野史之分,那如果都同样记载一个史实,而且来源可能不同,如果都出于一种书,那他把它演绎起来,那是令当别论,就是说不同来源的书记载同一史实,这就真实了。

  比如我们现在关于大禹治水这个记载,是不是可信,原来是有怀疑的,因为只有司马迁是《史记》记载,但是后来我们通过一些自然环境的分析,当时确实有一段天气不是很正常,雨水也比较多,而且也发现一些城,相当于尧舜时期的城被洪水毁坏,我们在山西陶寺就发现有这样的,另外,你比如最近发现的燧公须,燧公须铭文有记载,“禹平水土”,这就有了印证,我想当时他当时也可能采取类似这种,甚至也不排除他也看到一些青铜器流传下来,也是可能的,他当时能看到的史书主要是战国时期的一些竹简、简牍,我们现在还保留很多,当时会有很多这类的记载的,这个应该是他主要的来源。

  编辑: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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