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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福建陶瓷 (第三章)

叶文程 林忠干   2002-06-28

            汉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据《史记》《汉书》等史籍的记载,自秦统一中国置闽中郡到东汉末年建安郡的设立以前,福建地区一直是闽越族及其后裔山越人的居住地。秦汉时代福建地区的社会历史,是一部闽越民族逐渐与中原汉族交流融合并最终被同化的历史。考古发现的闽候庄边山汉墓、武夷山汉城遗址、闽候庙后山东汉墓等陶器遗存,具体形象地反映了汉越文化融汇统一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 庄边山汉墓陶器

  地处闽江下游的闽候县庄边山遗址,是一处文化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上面,叠压着一批秦末汉初的墓葬群。1960年和1980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这里清理了九座墓葬遗迹,墓葬排列有序,方向基本一致,墓坑为长方形坚穴土坑,中部多有两道平行的棺槨垫木痕迹,出土陶器、石壁等随葬品78件,其中陶器占绝大多数。

  陶器胎体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类,胎质有火候很高的硬陶,也有火候很低的软陶。陶色呈现灰褐色、黄褐色。多素面,少数刻划弦纹、篦点纹。使用快轮工艺制作成型,器表断续旋坯纹痕迹明显。器物器物的基本组合为鼎、豆、壶或鼎、盒、壶,成双配对地出现,还有瓿、瓮、甑、盒、香薰、罐、匏壶等。

  鼎、豆、盒、壶属汉式仿铜陶礼器,瓿、瓮、匏壶等属闽越式日用生活器皿。陶礼器的形制,大多与湖南长沙地区战国至西汉前期墓出土的陶器作风一致,年代在秦末汉初。

  庄边山墓葬形制与陶器随葬品,属先秦时期楚文化的遗制,它出现于闽越居住地的福建地区,是具有历史渊源的。

  楚文化的主要分布范围,大致在今湖南、湖北及河南、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成为南方的泱泱大国,楚威王时,“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楚威王六年(公元前334年),楚军挥师东进,“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说明战国中期以后楚国的势力范围,已经囊括长江以南的吴越地区,渗透进入福建沿海。由越王勾践后裔与七闽土著融合形成的闽越部族方国,向强楚俯首称臣,是一种小国服从大国的政治关系。

  战国晚期,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秦王蠃政发动统一中国的军事战争。

  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军六十万南下,攻楚,楚国倾全国之兵迎战,王翦坚壁不出,待楚兵疲惫退却时下令追击,大破楚军,杀楚将项燕。次年秦军乘胜攻占楚地,俘楚王负刍,楚亡。紧接着,王翦又率劲旅征伐邻近楚国的百越民族,遂定江南,“降越君,置会稽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推行郡县制。以后不久,“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军,……三年不解甲驰弩……以与越人战”。秦征伐百越的战争,首先摧毁了闽越人的主要武装力量,“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置闽中郡。但由于遭到闽越人的不断反抗,秦军疲于奔命,士卒劳倦,所以闽中郡建置不久,便陷于弃置不理的状态。

  长沙地区战国时期属南楚范围,西汉时期是长沙国领地。第一代长沙王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民心,号曰番君”。番阳地邻闽越,所谓“甚得江湖民心”,是指包括闽越在内的百越百姓。至秦末,吴芮率“越人举兵以应诸候”,“及项羽相王立芮为衡山王”,项羽死,刘邦封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长沙),并表彰说:“长沙王忠,其定著令”,芮传号五世,至汉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以无子国除”。吴氏属项羽旧部,应是楚人,在他所辖治的区域内尚保留某些楚人的遗风是理所当然的,长沙地区西汉初期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仍承袭战国晚期或部分保留战国晚期的风格,这种情形尤其在中小型墓葬中流行。

  从楚国的政治势力及其文化消长趋势分析,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楚国遗民的一部分有可能迁徙进入福建地区。尤其是秦代番阳令吴芮,他不仅甚得闽越人心,还率领闽越王无诸一起北上中原共同参加倒秦大起义,以后又佐项灭刘,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在这期间,吴芮的部属进入闽越居住地,协同参政活动,可能性是较大的。庄边山墓群可能是一处吴芮部属的家族墓地。这些土坑墓的使用棺槨形式及其随葬品的主要组合形式,都体现楚人的旧制特征,同时使用了部分闽越式的器物。表明这批楚国遗民,来到闽越地后,仍然保留原有的埋葬习俗,同时较尊重土著文化,逐渐随风入俗,成为闽越族的组成部分。他们所使用的陶器,应当就是在本地制造的。

  第二节 武夷山汉城的陶器

  武夷山汉城遗址,位于闽北武夷山市(旧称崇安县)兴田镇城村,该遗址依傍三座连绵山丘营建夯土城墙,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48万平方米,周长2896米。1958年调查发现,翌年试掘确定汉代城址。1980年以来进行全面勘探发掘,在城址中部发现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城门外侧发现高台与建筑基址。出土大批陶器、建筑材料、铁器、铜器等文物数以千计。

  关于城址的年代和性质问题,学术界见仁见智,提出了汉武帝至王莽时期东越王宫说、汉武帝平定闽越后军事城堡说、汉武帝平定闽越前闽越都东冶说等等。虽然看法不尽相同,但大家对崇安汉城遗存中丰富的闽越族文化内涵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我们认为:崇安汉城的主体建筑开始于西汉景、武之际,是闽越王余善建筑的宫殿,汉武帝平定闽越以后,越宫汉葺沿袭为会稽郡东部都尉府属下的冶县,至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战乱中夷为废墟。

  类似武夷山汉城的遗存,通过近几年的文物普查,在全省各地都有发现,尤其以闽北和福州地区最为集中。因此,武夷山汉城出土的陶器遗物,足以代表闽越族的制陶手工业生产水平,反映了西汉时期闽越族文化发展的基本内涵。

  武夷山汉城出土的陶器,按照用途划分,有建筑材料、日用生活器皿和生产工具三类。前两者品种数量较多,生产工具中见网坠、纺轮等少数品种。

  一、 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包括砖瓦、水管道、井圈等。

  瓦类

  用含有少量细砂的陶土烧成,煅烧火候较高,质量坚硬,一般呈现青灰色或灰褐色,也有由于放置窑位窑火气氛关系而呈现灰白、橙黄、赭红等。

  汉代大建筑的屋顶均用瓦,板瓦、筒瓦是瓦的两种基本形制。筒瓦称牡瓦,板瓦称牝瓦,二者俯仰扣合,以复屋面。

  板瓦的制作程序是:1、将泥条盘筑成圆筒形,一般直径为40——50厘米,用竹刀将内外多余的泥团刮削干净,使筒壁厚薄均匀,表面湿手抹光。2、一手以凹点纹的印模垫衬在内里,一手在外面相应的部位拍印绳纹,这样内里呈现凸起的麻点纹,外面呈现竖直或斜列的绳纹。有的内里压印网格纹。有的在内里压印麻点纹以后,再加拍菱形纹或方格纹。这道工序的目的,都起到整修和装饰作用。3、将筒坯放置在陶车上,慢慢转动,用细木棍或竹条在筒坯的下部刻划出十数道凹弦纹,这样筒坯外壁呈现出凹弦纹间加绳纹与绳纹组合的装饰。4、用竹刀将筒坯切割为四等分,待半干时切断成型,得到四片板瓦晒干后装窑烧成。

  筒瓦的制作程序略似板瓦,不同之处在于:1、筒坯较小,直径一般在15——20厘米。2、内里一般为素面,少量为用范模压印的布纹。3、筒坯放在陶车上后,还要将一侧口沿向里压下伸出前端做出唇口。4、用竹马将筒坯对半切割成为半圆形。

  板瓦的内里和筒瓦的背面常见戳印文字,也有少量拍印文字,一般为制作工匠的姓氏或名字。字数一般为一至二字,一般都有重复,戳印的带有方框,拍印的不带方框;同一字体连续出现,书体以隶书为主,少数为篆书或介乎篆隶之间。字体有:居、林、胡、黄、邓、卢、屋、根、赞、狼、径、莫、夫唐、气结等,还有个别为吉祥语“日利”等。

  瓦当,是筒瓦顶端的下垂部分,又称筒瓦头。安装在屋檐边缘,其主要作用是装饰,同时也蔽护屋檐,遮挡两行板瓦间的缝隙,增添建筑物的牢固和美感。其制作方法一般是先用圆形泥坯范模压印出瓦心纹饰和边轮,再与瓦筒相拼接,用刀具将瓦筒对半纵切至近当处,用绳弓横切下,便可得到一筒瓦和一带瓦当的筒瓦。拼接时在瓦当背部与筒瓦拼接处抹涂一圈泥条,将接缝填平指捺牢固,以防止断裂,待凉干后装窑煅烧。此外,也有少量瓦当范成时没有边轮,直接与瓦筒拼接的。

  瓦当的装饰,以卷云纹居多,一种当心平整,以井字形界格线将当面划分为四个象限,每个象限内以单线卷云纹两两相对间夹乳钉纹;一种当心有凸起的圆泡,周边由单线或双线区分为四个象限,每个象限内由单线或双线卷云纹对称间加2——4支箭镞状的树纹,或再加乳钉纹的,此类装饰一般称作云树纹。也有的在云、树纹间填饰鸟形、蛇形、T字形、草叶纹等。当面纹饰绝大多数是凸起的阳纹,极少数是模印的阴纹,有的卷云纹呈四朵相对称的花瓣形。

  装饰文字的瓦当,通常是吉祥语,有“万岁”、“乐未央”、“常乐”、“常乐万岁”,字体均作篆书,间架匀称,形体齐整秀美。除万岁瓦当上部配置单线云树纹当心有圆泡外,其余当面均满饰文字,皆是阳纹。

  瓦钉出土数量不多,其作用是通过筒瓦之孔将它压进苫背的泥中,更加稳固且便于施工。形作伞状,钉头呈方锥形或圆锥形,背素面。

  砖类

  土堑砖,用于砌筑房墙或台阶边缘。以泥土置以长方模框中夯筑成型,最后装窑焙烧成半熟的红色粗砖。

  铺地砖,用于宫殿建筑的门道、走廊、庭院、天井、井台的地面铺设。砖略呈正方形,边长45厘米左右,一般为泥质灰陶或红褐陶,质地坚硬,用模制成型,一面模印有菱形几何图案。当中以六行变体菱形上下对称布局,图案疏朗大方。周边以对角菱形的连续长方块装饰,图案繁縟密集。为防止煅烧时胎体因冷热膨胀系数的里外不同而爆裂变形,不少砖体入窑前在砖面上布满人工穿透的小圆孔,以利透烧。

  水管,用于建筑地下输水或排水系统,有多种大小规格,泥质灰陶,一般是圆筒形,大多数一头大一头较小,较小的一头都有形同筒瓦前伸的唇口,以利鱼贯套接。也有呈弯曲开关的,可任意连接同径水管而改变水流方向。水管的制作方法兼有板瓦、筒瓦筒坯的做法,惟不事切割。城址地处南方山区,降雨量较大,陶水管和水管道的发现,充分证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用水和排水的问题,并用埋设水管道的办法妥善地加以解决。

  井圈,泥质红陶,质地稍软。圈壁上有四个相对称的小圆孔。既有利于透烧,不断裂变形,又便于井外的地下水源源不断地渗入井内。井的建造方法是先挖一个比井略大的圆形土坑,然后把井圈一节重叠一节地放入井坑内,一直叠到井口为止。城址出土的井圈在中部宫殿建筑的下后方,这是福建地区出土的第一口水井,可以想见当时宫殿建筑设施的完善程度。

  另外,还有一种空心砖,表面周身模印圆璧纹与菱形纹组成的图案。形体硕大厚重,平整壮观,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该砖发现于高胡坪宫殿区的西北方下寺岗遗址,估计是属于宫庙或陵墓之类的大型建筑的用材。

  城址出土的建筑材料,大多与中原地区具有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板瓦、筒瓦、土堑砖、铺地砖、空心砖、水管道等,形制与装饰作风类似于秦都咸阳宫遗址和西汉长安城的宫殿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

  洛阳中州路汉代遗址出土的瓦,与东周时期的瓦类相同,制作工序是先制成筒坯,再在陶轮上旋转修整,手制的方法早晚不同。西汉初期仍用泥条盘筑成法,不过里面很少泥条未被抹平的痕迹,筒瓦的里面也不再像东周时期的那样凹凸不平,可能是当时拍印绳纹时,里面也采用了陶垫。板瓦的里面以素面为主,也有绳纹、麻点纹及布纹等。东汉时期的制作方法不再用泥条盘筑法,采用的方法可能与现代的制瓦方法相似,先用绳弓由泥坯上切下薄片,把它圈成筒坯,然后抹平接缝,表面主要装饰细绳纹,几乎都是垂直排列,内里纹饰则以布纹居多。武夷山汉城的瓦类做法,与洛阳西汉时期的相似,而罕见东汉形制。

  瓦当的制作方法,陕西一带战国、秦至汉初是:瓦当范成后,与瓦筒相接,用刀纵切将瓦筒分成两半至当背约约2——4厘米处,有的还有绳勒而成,这种制法的瓦当无边轮,瓦筒与瓦当连接处便是这个瓦当边轮部分。到了西汉时期,简化其制作过程,将范成的瓦当与筒瓦相接,用手指将瓦当背面与筒瓦连接处捏抹牢固,这种瓦当已有边轮。洛阳中州路边遗址出土的汉代圆瓦当,最初是先把它从瓦筒上横切一半再向下纵刀开瓦筒,因此瓦当背面都遗留有切痕。后期的做法是将圆瓦当直接附着在已经切好的筒瓦,这种制法的瓦当背面不再有切痕及棱角。从武夷山汉城出土瓦当的形态痕迹观察,比较符合中原地区秦至西汉时期的工艺作风。

  与中原地区,瓦当上的云纹装饰,具有“一个写实到写意、融合与变形的艺术过程,云纹是由动物中蝉纹、蝴蝶纹、饕餮纹、鸟纹等禽兽纹;植物中的树枝、花朵;自然中的云朵光芒综合演变而来的”,到西汉中期以后则以几种卷云纹定型。将武夷山汉城出土瓦当的内圆周边云纹图案比较,不难看出其祖型应渊源于西汉时期的长安都城地区。吉祥语文字类的瓦当,亦仿效西汉时期长安城建筑的长乐宫、未央宫之类的宫殿建筑用瓦文字。其中“常乐”、“常乐万岁”瓦当尤具王莽时代的典型风格。《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篡汉立新,改长乐宫曰常乐宫,改长安曰常安。一时钦定以长代常蔚为风气,武夷山出土的“常乐”类瓦当应当是这个时期的遗物。

  因此,从总体特征考察,武夷山汉城建筑材料的制作年代,应当在西汉时期,其工艺技术应是闽越人从中原地区引进的。与此同时,也进行局部的改造,如瓦当装饰上树纹、鸟、蛇图案,就极富于地方物色。几何图案铺地砖,云树纹万岁瓦当,又与西汉前期岭南地区南越国建筑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雷同,说明江南百越民族对中原文化加以利用改造的共性。

  瓦不中以简练的线条组成鸟、蛇图案,是闽越人独特的装饰意蕴。这种意蕴,来源于闽越人图腾崇拜的历史传统和习俗。

  图腾崇拜,是原始氏族公社宗教俯仰的一种主要形式。每一个氏族都选择一种同本氏族关系最密切的自然物,作为本氏族图腾崇拜的对象。当氏族部落发展形成为古代民族以后,图腾崇拜的习俗,往往有残存下来。闽越族是江南百越的一个支系,也不例外地保留有先民图腾崇拜的遗俗。

  鸟曾经是江淮于越人的崇拜动物。《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载:“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越王勾践“长颈鸟啄”,春秋战国时期越国铜吕铭文中有鸟篆书体。晋张华《博物志》载:“越地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冶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西汉闽越族包含越王勾践后裔的成份,把鸟作为图案装饰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蛇是闽越族的图腾标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闽,东南越,蛇种”。闽越人把蛇作为装饰,当然也是一种象征吉祥的标志。

  二、日用生活陶器

  胎料工艺

  陶质分为泥质与夹砂两类,以泥质占多数,胎体质量以火候很高的硬陶为主,火候较低的软陶较少。陶器呈色以灰色为主,还有极少量的上釉陶器。

  泥质陶的陶土经过淘洗,一般都掺有少量细砂。有的由于淘洗纯净,质地细腻。夹砂陶,掺砂甚多,颗粒较粗,含有石英等杂质成份。

  胎料是一种含铁量较高的粘土,烧成后胎心颜色一般比器表深,常见青灰,深灰、灰褐、紫褐、深褐、黑褐以及砖红、紫红等。由于烧成火候较高,器表往往有一层较薄的灰褐色或微泛蓝紫的色泽,或毛糙粗涩或光滑似釉,是高温焙烧所致。

  成型工艺

  陶器的造型,以平底器居多,圈足器次之,三足器较少。器物的成型工艺,有轮制、手轮兼用和手制三种方法。

  轮制工艺一般应用于中小型器物,用快轮拉坯一次成型,器物底部用绳弓切割,往往留下疏朗或密集的螺旋圈痕迹。轮制的器物在成型之初,大多底径偏小,需用泥条加大整平,所以底腹交接处留下明显的加贴痕迹。

  手轮兼用工艺一般应用于较大型的器物,先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再采用陶车进行轮修整形,器物底部往往采用接底方法。

  纯为手制的,一般是器物上附属的耳、系、足等部件。

  装饰工艺,流行拍印、刻划手法,还有镂雕、堆贴、戳印等。

  拍印纹样以方格纹居多,还有绳纹、菱格纹、米字纹、云雷纹、乳钉纹、圆圈纹、网格纹等。由于快轮工艺的普遍应用,器物较规范。拍印装饰的整形作用减少,使用陶拍在未干的器坯上施作装饰时,陶拍需贴近器身用力压迫出花纹,所以有的学者把这种方法称为“压印”。

  刻划的纹样,盛行弦纹、水波纹和篦点纹,还有瓦纹、綯纹、锯齿形纹、栉齿纹、三角形纹、鳞纹等。

  镂雕装饰有三角形、米字形图案,主要施作于器盖上。

  堆贴装饰。有的以泥条围绕器身,指捺作绳状波浪式。更多的是将器物的耳、系、纽捏塑成羊角形、牛角形。也有的作鸟形、蛙形与兽面形带不游环的铺首。其中,铺首的作法模仿中原地区的铜器造型装饰风格。蛙形作立体浮雕形象,对称安装在器物的肩部,宛如匍匐昂首欲跃姿势的蟾蜍,栩栩如生。在古代神话传说故事中,蟾蜍是一种具有神力的灵异类动物。《淮南子·精神训》云:“月中有蟾蜍”,《览冥训》又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尔雅·翼》云:“蟾蜍去月,天下大乱”、“五月五日得之,谓之辟兵”。所谓“辟兵”意思说五月五日那天捕捉蟾蜍抹在兵器上,可以辟邪入敌阵而无损。蟾蜍不仅成为美好的化身,而且具有辟牙去恶的功能。在闽越人居住的地区,蟾蜍和同类青蛙更是司空见惯的两栖类爬行动物,它们与农事生产活动关系密切。“稻花香里,听取蛙声一片”;它们呷食蚊蚋害虫,保护庄稼与人类的健康,受到人们的喜爱。把蟾蜍形象堆塑到陶器上,自然也是一种喜闻乐见的装饰手段,体现了闽越人的审美心理和情趣。

  武夷山汉城的陶器装饰,有单一纹饰的,更多的是由两种以上的纹饰组成图案。装饰的风格,继承了先秦时代印纹硬陶的传统工艺手法,尤其是拍印的方格纹图案,严谨工整,刚劲深刻,是和印纹硬陶工艺一脉相承而发扬光大的。与先秦印纹陶相比,汉代的装饰工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于快轮技术的提高,刻划手法中的水波纹、弦纹、篦点纹等,更加细腻繁复。根据器物造型特征进行局部堆塑的部件,将实用与美观效果有机地融合于一体,既有简练抽象的装置手法,也有刻意精工的传神技艺。

  带有强烈标记性质的戳印,又是一种新颖的装饰方法。戳印装饰分为图案与文字两类。图案戳印,以圆形或方形几何图案,戳印于以方格纹为地纹的器物上,这种戳印风格,借鉴了中原地区传统的铜器装饰工艺。文字戳印,呈印章式,有单字或双字的,如“官长”、“官信”、“官黄”、“官径”、“宫”、“乾官”、“居”、“修”、“钱”、“从”、“封”、“唐”等。其中部分文字,如黄、径、修、钱、从、唐等,与瓦文上的姓氏名字相同,可能仍然代表制作工匠的标记。其他如带官或宫字的,则可能代表宫署和官衙督造或使用标记。

  装烧工艺

  器物的装烧方法,绝大多数都有明显的叠烧痕迹,只是所在部位各不相同。从痕迹观察,在入窑装烧的情形应分为两种,一种是将不同造型的器物依大小不同互相重叠装置,一种将相同造型或类似造型的器物互相重叠装置。不论哪种方法,皆以装置稳当为宜。遗址未见装烧陶器的窑具,其窑炉结构可能属有窑箅的馒头形窑,这种窑炉的结构,是在火膛的上部设置箅孔,火焰通过箅孔上升至窑室焙烧器物。

  品种与造型演变

  器物的品种,按用途分类,有炊煮器的釜及支座、甑、鼎;盛贮容器的瓮、罐、瓿壶、匏壶、提筒;盥洗器的盆、洗;饮食器的盘、碗、缽、盉、盅;照明器的灯盏;烤火取暖器的三足盘,卫生器的香薰等。形体厚重朴实,墩矮浑圆,具备大中小不同的规格,既有根据本地传统的沿袭和改造,也有吸收江南百越系统和中原汉族工艺的形制。

  根据器物的造型特征及其文化渊源关系,又可划分为闽越式与汉式两种类型。

  闽越式的器形,体现本地特色,为中原地区不见或罕见,典型器物有盘口釜、折口瓮、双耳罐、鼓形罐、匏壶、提筒、敛口缽、小盅、小盒、瓿、提梁盉等。

  汉式的器形,模仿中原地区或江南汉族居住地区同类器物制作,典型器物有折腹盆、甑、三足盘、鼎、壶、香薰、圈足盘等。

  汉式陶器在胎质、花纹与制作烧成工艺方面与闽越式陶器基本一致,只是在器形方面仿造汉文化的造型,有的也仿汉铜铺首装饰,所以也是本地烧成的,而不是由中原汉族生活居住地区直接输入的。就数量来说,闽越式陶器也占多数。日用生活陶器反映的文化面貌,闽越文化占主流,汉文化处于辅助性的发展状态。

  根据考古类型学的纵向和横向关系比较分析表明,武夷山汉城的陶器具有前后发展、变化的递嬗演变轨迹。

  典型器物中,瓿,卷唇甚短  直短唇,腹最大横径偏上  在中部。

  盆、洗类,口沿折平  仰折,圆腹  曲折腹。

  瓮,口微外折  外折,肩部宽圆  窄斜。

  双耳罐,敛口  外折口,直耳 横耳。

  匏壶,小口短颈  直口长颈,肩腹交接不明显  明显。

  釜,口唇较短  较长,腹部较深  较浅。

  前段器物,地方物色较为浓厚,多与广州西汉前期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部分器物又见于本省闽候庄边山秦末汉初墓。后段器物除继续保留某些地方特点以外,由于受中原等地区形制作风的影响,形态上的变化因素有所增长,部分器物又与本省东汉墓陶器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就整个福建地区来说,前段器物所代表的年代在秦末至西汉中期,后段器物所代表的年代在西汉晚期。

  这批陶器,不仅可以作为日用生活中的实用器皿,也可作为墓葬的随葬品。在武夷山汉城以及闽北、福州等地发现的中小型墓葬,一般为长方形的土坑墓,底部铺设河卵石,当中有棺槨枕木沟痕迹,随葬品以陶器为大宗,一般组合品种有双耳罐或鼓形罐、匏壶、瓿、敛口缽等,反映了闽越人所特有的埋葬习俗。

  三、陶文反映的年代特征与相关制度

  武夷山汉城出土的陶文,包括建筑材料和日用生活器皿上戳印或拍印文字,这种作法来源于汉文化系统,带有时代特征的强烈烙印。

  秦代的关中地区,中央和地方官署以及民营制陶手工业作坊都流行陶文。一般说,中央的具官署和人名,市府的作某市或某亭某人。戳印的格式字数一般在二字以上,多达六字。书体以小篆居多,有些介乎篆、隶之间,隶体较少,字体比较草率粗犷。武夷山汉城出土的陶文字数为一、二字,书体以隶书居多,有些为小篆或战国古文或介乎篆隶之间,书体比较方正,与秦代陶文相比较,无论戳印格式和书体风格,都泾渭分明,时代相去甚远,其晚于秦代是可以肯定的。

  汉代中原地区的陶文,流行于市亭手工业作坊,一般作某市某亭。中央官署建筑基址出土的则作某宫某署,陶工名姓比较少见。戳印文字或单或双,书体的趋势是隶渐多于篆。如汉武帝时代的甘泉宫遗址采集的陶文有“北司”、“本”、“嘉”、“甘”、“甘居”、“当口”、“大匠”、“桐”等。与武夷山汉城陶文化相比较,二者之间的戳印格式和书体都相接近,但前者戳印的框格大小不匀,而且字体结构不大方整,后者的进步性是很清楚的,年代也相对略迟。

  岭南地区的西汉南越国时期,陶文可分为戳印和刻划两种形式。戳印文字有“居室”、“长秋居室”、“食官”、“常御”和“官”、“公”、“卢”等,一般是小篆书体,见于部分官署用陶器和宫殿遗址出土的砖瓦上,其中“居室”、“食宫”、“常御”反映的是南越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的制度。但此类官职文字目前是在崇安汉城中未有发现。在南越国时期日用陶器上,比较流行的刻划符号,发现有60多种不同结体的记号,所表示的意思可能代表不同数码或陶工自己的记号,其中有些数码是相同的。这个事实说明西汉前期汉字仅在南越国统治阶层使用,民间仍未通行,制陶工匠的记码还是承袭先秦印纹硬陶上刻划符号的作法,这种作法应当说是比较原始的。武夷山汉城陶文的姓字符号,统计达40余种,普通工匠能应用汉字作为标记,摒弃了原始的刻划符号,应当是汉字推广普及于南方地区之后。

  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当时各个地区陶工的标记习惯或者汉字书写水平等方面的某些差异因素。但是,从整个汉字发展以及推行的趋势看,武夷山汉城的陶文大多数已经超越了秦代和西汉初期的风格和水平,其年代可能在西汉中期及以后。

  武夷山汉城陶文中,汉字结构尚处于不稳定状态,如赖字,形体作(刺具 上下结构),刺在上贝在下,符合于《说文》:“赖,从贝刺声”。与以后的赖字结构里束在左负右的形体还有一段形成的距离,反映偏傍位置可发生移动的现象。有的书体则发生减笔或别体现象,如蓝作艹刂竹土,錣作钅爻爻等。有的同一字而写法不同,有的同一姓名分开写,如:气、纟古、气纟古,马、(马巾),马(马巾)等。

  陶文中,有些是带宫字或带官字的,代表宫殿或官署的使用或督造者标记。

  如“官长”,可能代表这座城邑的行政长官或这座城邑中掌管某一部门的首长。《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后汉书·百官志》记载相同,又注引应劭《汉官》曰:“三边始孝武皇帝所开,县户数百或为长”。汉印封泥中有“齐铁官长”、“齐铁官”等,为地方候国少府属官。

  乾官。乾、干、斡同声韵通假,乾官等于斡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治粟内史属国有“斡官、铁市两长丞”、“初,斡官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大司农”,注引如淳曰:“斡音筦,或作干。干,主也,主均输之事,所谓斡盐铁而榷酒酤也”。又引师古曰:“当以干持财货之事耳”。汉印有“斡官泉丞”,可证师古之说。这种斡官,属中央部门的行政官员,地方候国“都官如汉朝”。又《后汉书·百官志》,郡县职官条称:“閤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注引《汉官》曰:“河南尹员吏九百二十七人……书佐五十人,修行二百三十人,斡小史二百三十一人”。自汉至南北朝,封建官府中,干的地位都比较卑微,是可供驱使的门仆之类,但并不是直接的生产劳动者。因而,斡官也可能代表这座城邑的末流官吏。

  带官的戳印文字表明,崇安汉城的陶器手工业是在官署管理之下进行生产的。

  崇安汉城出土的瓦文与陶器戳印中,多数是姓氏或名字,代表制作工匠的标记。这种现象说明,城址出土的建筑材料和日用生活陶器,非一家一户专门烧制,更非一窑一次全部烧成,而是在若干窑场中多次烧成的。戳印的文字标记,仿效中原地区“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制度,表示讲求质量,实行承包责任制。

  陶文的姓名,有些属越族人称,如夫唐,与于越先君夫镡、吴王夫差等相若;气,气纟古,不见汉人姓字,广州南越国时期遗址也曾出土过“纟古”字瓦。居,曾为越人所用,《汉书·两越传》:有“越繇王居股”、“桂林监居翁”是其证。也有人认为居字是汉代少府属官居室令的省称。

  大多数的名姓则来源于中原汉族谱系,出土汉印或《史记》、《汉书》皆可印证。如:皋姓,汉印有皋青、皋大、皋遂、皋疆;屋姓,汉印有屋卢霸,屋卢安;辕姓,汉印有辕之隆、辕猛,《史记》有汉将辕终古、大儒辕固生;狼姓,汉印有狼信、狼宜、狼翁伯、狼詹、狼奉;会姓,汉印有会柱、会忠、会宜年,《汉书》有会乙;龙姓,汉印有龙武、龙屋武、龙枯、龙乘、龙审,《史记》有楚将龙且等。其余的如胡、马、林、黄、吴、莫、赖、卢、邓等更是不胜枚举。

  名字中,也多为汉族所习见,如:根,汉印有雝根、彭终根、馀蒲根、吕遗根、张根等;居,汉印有张安居、工鸟居、郑居;从,汉印有吕从、公孙从、马从、杨从等。

  使用这些陶文姓名的人们,大部分是土著的闽越人,一部分则可能是由中原迁居福建的汉人。

  《史记》东越传、《汉书》闽越传记载,闽越族统称“驺姓”,闽越贵族不少只记其名而不记其姓,如闽越王无诸、甲、郢、余善、丑、居股,将军敖、多军等,反映他们具有共同的祖先,带有残余的血缘纽带关系。《史记》有“闽君摇”、“繇君丑”、“繇王居股”、“繇毌余”,摇、繇非国名、邑名或姓字,而是闽越部族的集团名号。《汉书》称闽越有“三王之众”、“两国之兵”,反映闽越部族集团组成王国,尚未彻底解脱血缘纽带关系。闽越人用汉姓,见于《史记·东越传》的有越衍候吴阳,将佐黄同等,但为数尚少。由陶文反映的状况看,闽越人大量采用汉姓,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已经逐渐解脱了血缘纽带的束缚,建立了新型的封建宗法关系,姓氏大量地分化和应用,当地居民才可能较普遍地应用了这一家一姓的形式。所以后来唐代《括地志》说:闽越人“皆蛇种,有五姓,谓林、黄等是其裔”,是有所本的。武夷山汉城陶文中常见的“林”、“黄”等戳印,也因此得到印证。

  武夷山汉城出土的陶文姓名,虽然只是当地百姓的一部分,但足以证明:中原汉族人人,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向福建地区迁居了。以往谈到汉人迁徙入闽,言必称自西晋永嘉之乱开始“中原衣冠士族,八姓入闽”。那是人口数量较多、规模较大的迁徙活动,人口数量较少、规模较小的迁徙活动应当在西汉时代就有可靠的证据了。

  总之,从建筑材料、日用生活陶器类型特征考察,武夷山汉城的陶器遗存,反映了闽越族制陶手工业状况,代表了西汉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闽越族文化,这一文化正处在与中原文化逐渐交流配合的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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