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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福建陶瓷(第二章<下>)

叶文程 林忠干   2002-06-21

  第三节 原始瓷器

  原始瓷器,出现并流行于我国商周时代,以往一般被称为釉陶器,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对其化学结构和物理性能等方面的测定分析,认为它是我国古代陶器向瓷器过渡的一种形态,所以学术界比较倾向应用原始瓷器这个名称。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材料,大约在商代中期,劳动人民在烧制北方地区的白陶和南方地区的印纹硬陶的实际中,不断地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在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创造了原始瓷器。经过发展,至东汉时期出现了的瓷器,成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对世界物质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陶器与瓷器的区别在于:陶器以粘土为原料,瓷器以瓷土(高岭土)为原料;陶器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瓷器烧成温度在1200℃以上;陶器一般不施釉,瓷器必须施釉;陶器具吸水性,瓷器不吸水或吸水性极微弱。原始瓷器与陶器相比,已经具有坚硬耐用和器表有釉不易污染及美观等优点,利于口唇接触和洗涤,极大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因此,原始瓷器的烧成和使用,是陶瓷发展史和物质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原始瓷器在福建地区的发现,范围广泛,几乎遍及全省各地。在福建地区考古调查发现的古文化遗址中,有原始瓷器出土的遗址约占总数的20%左右。在已正式发掘或清理的遗址或墓葬中,原始瓷器与印纹硬陶器以及青铜器一般都具有共存的地层关系。

  1963年发掘的闽候昙石山遗址中,西周原始瓷豆、盂与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的印纹硬陶杯等共存于遗址的上层,该层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上,属青铜文化的范畴。

  1979——1980年发掘的闽候溪头遗址中,上文化层出土的少量原始瓷器也和印纹硬陶共存,该层迭压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上,形成年代是商周。

  1958年发掘的福清东张遗址,上层印纹硬陶器居多,并出现釉陶豆和青铜器残片,文化内涵属青铜器时代。

  1954年调查的光泽油家垅遗址,发现东周青铜刮刀、锯出土时放在釉陶盘内与硬陶罐共存一堆,推测可能是一座墓葬的随葬品。

  1960年试掘的南安丰州狮子山遗址,只有一层文化堆积,其包含物有夹砂陶、泥质印纹硬陶、原始瓷和青铜残器。

  前文叙及的杨山类型遗存,浮山类型遗存,都包含有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的共存关系。

  尽管上述具有共存关系的地层年代或长或短,但是原始瓷器作为福建地区商周时代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福建地区原始瓷器的遗存分布范围广泛,出土标本数量众多,但烧成的窑炉遗迹尚未通过考古发掘。根据共存关系与类型学的比较分析,它的发展大体经历西周与东周两个阶段。

  一、西周时代的原始瓷器

  此期的原始瓷器,胎体呈色有灰白、灰黄和浅灰色。胎泥含杂质较多,胎体表面肉眼可见细小的砂粒。由于烧成温度高低不稳的关系,质量坚硬或疏松的都有,但底足部分均感火候不足。

  釉水均是以铁作为着色剂的石灰釉,呈色以青绿为主,青褐次之。青绿釉偏灰或泛黄,光泽度尚好,可透见胎体。青褐釉光泽度较差。从青绿釉中聚釉厚处亦呈褐色的现象分析,青褐釉的浆水成份应和青绿釉相同,只是由于烧成温度不够高,釉中氧化铁含量较多及烧成窑炉内还原气氛掌握不好,故成色偏褐。釉层普遍较薄,匀薄的部分胎釉结合紧密,少有泪痕和脱釉现象;浓淡不匀的部分则有泪痕和脱釉现象,有的釉层几乎剥落殆尽,这种脱釉是由于器物长期在土壤中受水份侵袭蚀落的结果。施釉方法有两种:浸釉和刷釉。浸釉法将器物放置浆水中即刻取起,刷釉用毛刷醮浆水抹于器物上。前者多见于较小器物,器体内外施釉;后者用在高大器物上,釉施于器物表面而不见于内壁。无论浸釉或刷釉,器物底部或圈足露胎,以防止烧成时粘连。

  此外,还有一些胎体灰色粗糙的器物,表面施褐色釉,可能仍属陶器的性能范畴,因未作严格的化学结构测定,所以也暂时列入原始瓷器范围论述。这就是说,原始瓷器,实际上也包括一部分釉陶器。

  器物成型方法有轮制、手制和泥条盘筑三种。轮制法应用普遍,器物口沿、肩腹以至底部圈足均可见轮旋痕迹,器物圈足切削痕迹也很明显。手制法一般用于器物耳系把柄等部件。器物的圈足和耳系与器身分开制作,坯体成型后再拼接或安装,因此交接部分常见表面抹痕或发生断裂和丢落现象。泥条盘筑法一般见于大器,内壁可见明显的盘筑和指捺加工痕迹,器身成型后再经慢轮修整。

  装饰方法有刻划、拍印和堆贴三种。刻划以弦纹为主,还有篦点、圈点、禾苗纹等。弦纹是以尖状工具在坯体上轮转刻划而成的,多装饰在口沿、肩颈及腹上部,有的从口沿底足通体饰粗细均匀的平行凹线,使整个器物形成和谐流畅的曲线造型。篦点、圈点、禾苗纹则是在刻划规则的弦纹之后,再加以戳印或锥刺的,装饰部位在肩部、器内口沿或浅盘器的内底,形成有机的组合图案。堆贴法是从小泥条捏塑成假耳、横鼻和小圆饼以及卷云形,S形、绞索形等,然后分别堆贴于口沿、肩部、腹上部及鋬耳的上端。拍印法是以带花纹的工具拍打于坯体,具有美观和整形的作用,纹样有篮纹、席纹、方格纹、曲折纹、云雷纹等,与印纹硬陶器的装饰雷同,此法适用于较大件的器物,小件器物是不便于操作拍印的。

  本期的器物造型,以圈足器为主,圜底或圜底内凹器次之,敛口、折肩或折腹的现象比较常见。圈足器底是普遍外撇,早期略偏细高,晚期趋向低矮。器物品种,饮食器皿居多,盛贮器皿较少,不见炊器。器形有豆、盘、碗、盂、尊、罐、杯等。

  二、东周原始瓷器

  东周时期的原始瓷器,胎釉、成型、装饰等工艺技法继承西周时期的作风,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胎体普遍加厚,质量更为坚实,釉层的玻璃质感增强,新出现一种瓷化程度较好、胎釉结合牢固、釉层较厚的黑色釉。轮制工艺的应用更加发达,尤其是浅盘圈足和平底器的内底往往可见密集均匀的螺旋纹,反映轮制技术的快速和熟练程度。此期器物素面居多,装饰工艺较少使用。刻划的弦纹,堆贴的耳系仍有所见,拍印的纹样以席纹流行。器物继续趋向低矮以至近似假圈足;同时平底器逐渐兴盛并出现三足器。敞口器的比例较以前增多,并且腹部变浅。器物的种类仍以饮食器皿为主,盛贮器较前期减少,还出现少量的炊器。器形有豆、盘、碗、盂、尊、盉、簋、鼎等。产品数量较前期逐渐增多。

  总之,由形制工艺作风考察,福建地区原始瓷器的年代,应当开始于西周早期,兴盛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延续及战国时期。

  三、与吴越文化的关系 

  地处祖国东南的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也是我国商周时代原始瓷器的主要产地。早在“湖熟文化”遗址中,就已经有了釉陶的发明。西周时代,江、浙、皖的原始瓷业相当发达,遗址或墓葬中普遍出土原始瓷器。安徽屯溪出土的原始瓷器经测定,化学结构与祁门瓷土相近似。江苏南部土墩墓出土有烧造变形、起泡、器耳残缺的陶瓷随葬品,都表明原始瓷器是在当地烧制的。春秋至战国早期,勾吴、于越二国相继崛起,陶瓷手工业更加兴盛,浙江萧山、绍兴等地都发现有规模宏大的窑场遗址。

  福建原始瓷器,有一些圈足豆类器物类似于中原地区陕西、河南的风格,大部分在江浙吴越文化系统中都可以找到渊源关系,其胎釉、成型、装饰工艺技术特征,基本与江浙等地保持相对的一致性,说明福建地区的原始瓷器与吴越文化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而且,吴越文化中土墩墓及其随葬原始瓷器的习俗也影响及福建地区。所谓“土墩墓”,主要分布于江苏南部、安徽及浙江地区,特点是平地起坟,不见明显的竖穴,有石床、石槨和封土,随葬品中普遍都有原始瓷器,其年代始于西周前期,盛行于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至战国早期逐渐消失,由于其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墓葬不同,一般认为是南方土著“吴越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在闽北的光泽、政和等地也发现类似遗迹。光泽杨山遗址清理的一座长方形墓,用河卵石垒砌,当中随葬印纹硬陶器和原始瓷碗11件,年代为东周。该遗址类似墓圹的河卵石散布甚多,出土有两周时代原始青瓷豆、碗、尊、罐、盉、簋等器物属随葬品种类,可能是一处土墩墓的墓葬区。政和稻香村遗址,地表采集有西周晚期至春秋的原始青瓷豆、碗、盘、盂、尊和印纹硬陶罐等器物。遗址中清理墓葬一座,边缘已被冲刷,底部遗留铺设规则的河卵石,放置原始青瓷、盂、尊共7件,年代也在春秋时期。这种埋葬习俗,与吴越文化土墩墓相似,是吴越文化传播影响至福建地区的佐证。

  福建地区的周代原始瓷器,与江浙等地相比较,既表现出共同的时代风格,又存在明显的差异。

  首先,由于不同地方的原料与烧成技术水平而造成的胎釉区别。安徽屯溪的西周原始瓷为灰白、纯白胎,釉呈灰青、青黄色。江苏句容西周至春秋原始瓷淡黄、浅灰胎,釉分茶绿、半黄和淡青色。浙江江山西周原始瓷为灰白、青灰胎,釉呈黄绿、青褐色;瑞安春秋原始瓷灰白、青灰胎,黄绿、黑褐釉];德清西周春秋原始瓷灰黄胎,黄绿、茶绿釉。与各地相比较,福建原始瓷的胎釉及其烧成技术,似与浙江南部更为接近一些。

  其次,由于印纹硬陶器的地区性特点而形成的装饰差异。原始瓷与印纹陶,不仅共存发展,而且烧成温度和纹样也相接近。江南印纹陶是按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系产生、发展和衰退的,势必影响各地原始瓷的装饰特别是拍印纹样而形成不同的特点。江浙地区原始瓷装饰比较丰富多彩。如江苏镇江春秋原始瓷罐上多拍印一种纺织篮纹,为双线方格纹和单线方格纹对角交叠而成,美观大方,至今竹编篮及藤椅仍在采用。器物不仅堆贴绳系、假耳等装饰,而且堆塑鸟等动物形象,造型生动逼真又简练概括。浙江德清西周至春秋原始瓷,拍印花纹以云纹,水波纹间以横F纹、变体云纹常见,也有戳印圆圈纹、刻划重线水波纹。此类装饰在福建地区比较少见。

  再次,器物品种,江浙地区除了一般的豆、盘、碗、罐等造型外,还有仿青铜器造型的尊、簋、匜、卣、盉、钟、錞于、鼎等,尤其春秋以后渐多。与江浙地区相比,福建原始瓷不够丰富,仿青铜器造型比较少见。

  这样看来,福建地区的原始瓷器,一部分可能是从江浙地区输入的,一部分则是在吴越文化影响下在本地烧造的。福建商周印纹硬陶盛行,说明制陶业已具有高超的工艺技术水平;地下埋藏丰富的瓷矿资源,具有烧造原始瓷器的优越条件。虽然目前境内尚未发现此窑址,但从原始瓷发展的自身特色以及分布状况看,周代应当开始了烧造生产,但瓷业成就不如吴越发达和繁荣。

  第四节 创造印纹陶文化的古闽族

  由《山海经》记载情形,我们已经论证了创造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人是先闽族。那么,创造福建地区以印纹硬陶为基本特征的青铜文化的主人又谁?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它是从原始民族发展形式的古代民族,它的族称叫做“闽”。在先秦典籍《周礼》的记载中,可以了解古闽族的一些状况。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相传为西周初年开朝元老周公所作,近代历史学家根据周秦铭文,参证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定为战国时代的作品。《周礼》搜集了商周奴隶制国家的典章制度,历代史学家多所阐微诠释。

  《周礼·夏官》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东汉经文学家郑玄注曰:“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貉”。闽,蛮之别。国语曰:“闽芊蛮矣。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国数也。”

  《周礼·秋官》又说:“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秋之国”。

  这两段记载的大意是说:周王朝设置了职方氏、象胥等官职,掌管天下的地理版图与地处中原王朝周围四方的夷、蛮、闽、貉、戎、狄等少数民族的部落方国。方国人民的财政经济、农牧业生产和政治利益,都要受到中央王朝的管理控制。其中,闽是南方的少数民族,支系繁多,约有七个方国向西周王朝称臣进贡。

  《周礼·秋官·司寇》更进一步具体说明闽与周王朝的臣属关系。“司隶,掌五隶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掌帅四翟之隶,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其中的“五隶”、“四翟”,就有“闽隶百二十人”。闽隶的职责是“掌役畜养鸟,而阜蓄教挠之,掌与鸟言。其守王宫者与其守厉禁者如蛮隶之事。”这里说明:司寇下属的司隶,负责掌管蛮、闽、貉、夷等诸方国民族的差役,分别根据各方国物产及技艺专长,为王室服务。其中120名闽隶负责养鸟、教鸟说话与守卫王宫和执行规定的戒严命令。这些为西周王室服役的闽隶自然是闽族方国派遣出来的。

  《周礼》的记载表明:古闽族是处于中原王朝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商周时代已经形成若干个部落方国,曾经与中原奴隶制王朝通使往来,受到一定程度的节制。

  一、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渊源关系

  福建地区商周时代的青铜文化,是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发起来的。

  在闽族发祥地的闽江下游流域及沿海岛屿,从壳丘头文化、昙石山文化到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虽然它们之间还存在时间上的某些缺环,但是活动空间的共同性和物质文化面貌的发展性,使它们具备了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这种联系在陶器上的表现尤其显著。

  从陶胎质量看

  壳丘头文化的陶器,由于采用平地堆烧的方法,烧成温度较低,胎质疏软容易破碎,以夹砂陶居多,泥质陶较少,陶器呈色变化多样,作风原始粗犷。到昙石山文化中期,改用横穴无箅式窑炉烧造,烧成温度得到提高,泥质陶的数量趋多,泥质灰色陶占主流,晚期陶胎的软、硬程度明朗化,产量互相接近。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时期,陶器的烧成温度普遍达到1000℃以上,泥质灰硬陶居多,夹砂粗陶退居次要地位,质量细致坚实。此后进一步发明了比陶器光洁实用的上釉的原始瓷器。陶料质量的提高,是逐渐走向成熟的,从原始粗糙发展为比较细致美观。

  从成型工艺看

  壳丘头文化的陶器,以手工方法为主,出现对陶器进行局部慢轮修整的工艺。到了昙石山文化中期,手轮兼用,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的陶器快轮工艺得到普遍应用,造型更加趋向规范化。

  器物的造型品类,从壳丘头文化、昙石山文化到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一直以圜底器与圈足器作为拉坯成型的主流。器类式样由简单到复杂,从模拟简单的瓜果、竹木编织容器到仿效青铜器皿并加以改进组合,形式更加富于复杂的变化,反映了工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

  从装饰艺术看

  壳丘头文化陶器上,使用拍印、压印、锥刺、刻划等工艺手法,已经出现拍印的绳纹和压印的贝齿纹,在昙石山文化早期继续保留下来。到昙石山文化中期,拍印的装饰逐渐流行起来,有篮纹、方格纹、席纹、曲折纹,并为昙石山文化晚期所承袭,拍印纹样中增加了栅篱纹,梯格纹,彩绘纹样中出现了三角形平行斜线纹、回形雷纹。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要)文化的陶器,吸收了昙石山文化的纹样并参照青铜器的纹样,以云雷纹盛行,方格纹次之,三角形平行斜线纹、回形纹、曲尺纹则由彩绘改为刻划手法,并间加锥点纹。

  在装饰工艺中具有几何形图案特点的印纹装饰,是古闽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古闽族人民生活的自然环境中,盛产竹、苇、麻、藤之类的植物,利用它们纺织成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从编织物的花纹结构中受到启发,把它装饰到陶器上。“线、面、角、多角形、立方体、球体等等观念都是从现实中得来的”,壳丘头文化的人们,已经认识了点、线、方、圆之类的抽象的几何形概念,并把它装饰于陶器上。昙石山文化的几何形图案处于发展状态。到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时期则趋于成熟。布局从以前的零乱草率发展为整齐规范,基本上使用线的排列交织,按照一定的角度、距离和方向延伸展开,形成以四方连续为特征的几何形图案,印痕深刻,布局繁縟。以后又逐渐疏朗大方,形成不同时代的装饰作风的持续性。

  从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看

  在新石器时代,福建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沿海和内陆两个文化圈。至青铜器时代,两个文化圈的布局已经被打破,沿海丘陵与内陆山区连成一派,形成以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为中心的基本格局,虽然还存在某些地域性的不平衡和差别,但就整体来说,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遗存的涵盖面,超越了昙石山文化的范围,几乎遍布全省各地乃至邻省部分地区,说明原始氏族部落的活动空间和内部联系的强化,已经起了质量上的变化。“当这种变化在一个聚落单位的空间之内如果发生到质变的程度,即发生到整个文化体的平衡性遭到破坏的程度,那么我们便须另行开始另一个新的聚落单位”,“学者可以从器物细部特征与聚落各部分地点或遗迹的联系分布关系得到社会关系上的非常重要的结论”。

  所以,我们可以给予这样一个定义:由《山海经》、《周礼》史籍记载情形与考古学文化互为印证,作为东南少数民族的闽族共同体,在商周时期已经从原始民族发展成为古代民族。

  古闽族创造的印纹陶文化,是按照自己独立的体系发展的,同时它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历史进程中,它受到中原文化、吴越文化的影响,与邻近地区也产生过交流行为。在商周时代,南方地区几何形印纹陶的分布范围很广,《吕氏春秋·恃君览》:“杨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臣瓒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在这一大的区域之内,各个分区的几何印纹陶所表现出的文化面貌,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正是“百越”族类众多的必然反映。因此,古闽族的印纹陶文化,可视为南方百越族印纹陶文化的一部分。

  二、古闽族的经济生活

  商周时期,古闽族的农业得到长足发展。从各地出土的有段石(石奔)、石铲与青铜镢等工具看,这时期的农业普遍进入锄耕状态。与此同时,原始的刀耕火种方法继续被保留下来。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热饶食,无饥谨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段记载也基本符合先秦时代福建地区的状况。《汉书》应劭对这段记载中“火耕水耨”的解释是:“烧葺,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显然,这种耕作方式是相当原始的。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判断,福建地区的粮食产量没有超载原始社会的水平。因为福建地区商周时代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新石器时代比较接近,气候温暖,物产丰富,可供耕作的肥沃土地面积潜力很大。除了比火耕、耜耕更为进步的锄耕以外,由于人力的限制,为了不让土地荒芜,适当地保留部分火耕,对于增加粮食产量,还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对于丘陵地貌的福建地区尤其是处在山高水险内陆山区来说,火耕水耨还是一种因地制宜的耕作方式。这种原始的耕作方式,不仅在商周时代继续存在,而且还一直保留到近代,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增加,也反映到陶器的器物形态上。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陶器中,酒器等饮食宴会用的种类较多,是以具有比较充裕的谷物剩余用于酿酒为前提条件的。由于稻谷类产量的增加,使得人们的饮食生活习俗发生变化,食品加工倾向多样化,追求美食享受,于是对炊饪的器具和饮食的器具都加以改造和翻新。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及其他类型的陶器遗存中,除了作为烹煮的圜底釜以外,流行一种前所未有的炊蒸甗形器。

  甗作为炊具,首先开始出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原龙山文化,至商周而盛行。它的用途相当于后世的蒸锅,由硖砂陶或者青铜铸造,由鬲和甑组成,上部是无底的甑,下部是三足的鬲,上下交接处的内壁有一周箅承。受中原饮食文化的影响,古闽族先民把它改造为底部为釜上部为甑的甗形器,其功能与甗相同。白主段的陶甗形器,底部是圆圜底的釜。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和杨山的陶甗形器,底部的釜都作成折腹出棱的形状,既增加水容量、扩大受热面积,又便于安装于灶面使之稳定加固。

  与新石器朝代相比,商周时代的陶器,形体高大的器皿数量趋多,尊、瓮、坛之类的大件容器或盛贮器,显然都是为了适应食物、谷物数量增加的需求而制作的。

  由于原始瓷器的烧成和使用,食具受到釉面的保护,光滑润泽,改善了人们饮食时的口唇接触感,而且经久耐用,提高了卫生保健水平。杨山类型的陶器中,逐渐改变了以往圜器和圈足器造型的传统工艺,饮食器皿逐渐向圈足低矮和平底器造型发展,使用轻便,有利于日常起居生活。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出土的陶制鼓形器,是一种专门用于祭祀农神的乐器,表明至少在商代晚期开始,古闽族人民已经把农业经济摆到社会生产的重要位置。这种经济形态的变革和发展,是促成饮食生活的陶器形态器类变化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的渔猎经济仍然是人们获取食物来源的手段。各地出土的狩猎工具石戈、矛、箭镞,捕鱼工具陶网坠,陶器造型中习见的鱼娄形罐,都是古闽族社会渔猎经济生活的实物佐证。

  三、古闽族的社会观念

  “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而且,与中原、吴越文化相比,福建地工的青铜铸造业还比较落后,这种缓慢发展的生产国,决定了古闽族社会的生产关系处于奴隶制的初级阶段。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系列的社会观念形态。

  商周时代,闽族由部落联盟形成区域性的民族集团,划分成若干个方国。它的社会组织的基础,已经不是以氏族或胞族为基本单位,而以家族为基本单位。家族产生于氏族社会的父系时期,进入文明社会后获得确立而发展,它所表现的贫富分化、私有制观念和等级观念进一步增强。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在墓葬及其随葬品上得到较为直接具体的反映。

  以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遗址为例。该遗址发现的十九座墓葬,基本上是同一个时期的,如果包括早年被自然水土流失或人为破坏的,估计也有数十座左右。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墓葬遗存的上下年代,浮动在300年之内。即使在这同一时期,各座墓葬的主人,不可能同时活在世上,自然也不可能同时死去。因此遗存所代表的人类群体人数不可能很多,达不到一个氏族单位百人以上的水准,“关于一个氏族内的人数,由于氏族的多少以及本部落的盛衰有所不同”,据“主要的印第安部落的现况而言,每一个氏族的人数大约在一百人至一千人之间”。所以,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墓葬能够代表的,只能是一个家族的人口数量,这个墓地是一个家族一个时期内的墓葬区。

  19座墓葬中,有一座不见任何随葬品,其它18座随葬品皆以陶器为大宗,少者4件,多者21件,基本组合为豆、杯、罐或豆、杯、壶。形制独特或形体高大的陶制仿铜礼乐器尊、壘形器、鼓形器、虎子形器、甗形器等器物,仅出现占墓葬比例很小的少数墓葬,其中2件壘形器,成双配对地出现于同一座墓葬。鼓形器1件,也仅见于个别墓葬。盛行的觚形杯,有的墓仅1件,有的墓则多达8件。随葬品种类与数量上差别状况表明,即使在同一家族内,由于墓主的身份与地位不同,随葬品是有等级区别的,应该具有一定程式的埋葬制度。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以外,白主段、杨山等遗址,皆属于家族甚至家庭的墓地遗存形式,文明时代的家族单位是普遍和牢固的。由若干家族组成部落,由若干部落组成联盟的方国,这就是古闽族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

  政治、宗教和艺术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古闽族社会崇尚鬼神,具有悠久的传统。据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时,越巫勇之进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武帝”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陶器,既有一般的生活器皿,也有专门用于祭祀的仿铜礼器和乐器。这些器皿大部分是死者生前所用的,也有一部分是专门为死者制作的明器,如鼓形器、虎子形器、小釜、小盂等。《礼记·檀弓》:“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由此看来,古闽族在埋葬制度上,即使用了生前实用的祭器,也制作了死后使用的鬼器,反映了对祖先的崇拜和对鬼神的信仰观念,这种观念在武夷山地区的葬俗表现更为强烈。

  地处闽北武夷山风景区的古闽族人民,先人死后不埋地下,而是将棺木做成船的形状搁置到悬崖绝壁的自然洞穴或裂隙之中。随葬品也使用陶瓷器,宋代理学家朱熹游武夷山时还看到“两崖绝壁人迹所不到处,往往有枯楂插石罅间,以度舟船船棺柩之属。柩中遗骸,外列陶器,皆尚未坏”《武夷山志》也记载:悬崖船棺中有“陶器”、“瓷瓮”、“雷纹瓷缸”之类的遗物。这种葬俗之盛,乃至形成历史上武夷山有“悬棺数千”的传闻。它是商周时代闽族的一个支系,崇奉祖先使之灵魂安然升天而保佑子孙兴旺的信仰观念。

  古闽族部落方国,由于所处地区的不同,葬俗不尽一致,有实行土坑葬、石圹墓的,也有实行悬棺崖葬的,但使用大宗陶瓷随葬品的作法是共同的。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陶器随葬品,表现的是一种私有财产的观念形态,至青铜器时代,更加久盛不衰。

  在古闽族的原始宗教中,以崇拜蛇而著称于世。《说文》:“闽,东南越,蛇种”。蛇字的汉字篆体,为门内一条虫,虫的初形就像盘屈昂首的蛇,闽族人民奉蛇为图腾标志,渊源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

  福建地区山高林茂,气候湿润,是蛇类生长的王国,人们开门见蛇进门也见蛇,与蛇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生产力低下,对自然现象得不到科学解释,对祖先来源认识朦胧、希望获得祖先神灵保护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氏族集团的一切成员,都起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其他物体或现象”,作为自己的图腾标志。蛇的曲折灵捷,象征智慧;蛇的凶猛剧毒,表现威力,对于司空见惯的原始闽族人民来说,很自然地就拉上了亲缘关系。至青铜时代,几何形印纹硬陶装饰上,更加表现出与蛇身花纹或形态类似的特征。如回形纹、三角形纹、圈点纹、方格纹、曲折纹等,都可能是蛇的斑纹的模拟和演变。

  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陶器上,经常出现一种用细泥条堆贴的S形,卷云形装饰,很像小蛇的卷屈或弯曲或扭曲的形态;这种形态是小蛇刚从蛋壳里出生时情形。有一件器盖上,中央堆贴4只,周边堆贴16只。这种以雏蛇作为装饰的图案,形成了古闽族陶器装饰所具有的独特审美观念和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各地陶器上,出现不少简单的刻划符号,如一、二、三、×、#、↗、仌等,有的是数码,有的可能表示某种事物,或代表一定意义的标记。这虽然是一种原始的文字符号,但它闪烁的文明火花却是不可磨灭的。

  陶瓷文化谱写了福建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历史发展的篇章,原始的闽族发展为古代的闽族。

  公元前334年,楚来江淮的于越,越王勾践的后裔南迁福建山区滨海,与土著闽族融为一体,形成了后来活跃于秦汉舞台的闽越族。闽越族的主要成份,仍然是古代闽族,同时包含了江淮于越的部分遗民。这就是《史记》《汉书》上正式出现“闽越”名称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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