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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唐宋人形壶与陆羽

刘毅   2005-09-05

  唐人李肇在其《国史补》卷(下)中记载,当时江南道有一位精明强干的驿吏,某次接待刺史,陪同视察馆驿,参观“酒库”、“茶库”、“殖库”,其中茶库之内毕陈诸种茶具,还有一件神像,库吏说是“陆鸿渐”,大得刺史之欢心。唐代陆羽的神像主要是陶瓷制品,《国史补》说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即是其主要产地之一:“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巩义窑在河南巩义小黄冶、铁匠炉村、白河乡等地,在唐代以生产白瓷为主,兼烧唐三彩及单色釉陶,具备生产瓷塑像的能力。

  陆羽(公元 733年至 804年),字鸿渐,又名疾,字季疵;生活于盛唐到中唐之际,生前曾经自撰有《陆文学自传》,《新唐书》卷“隐逸列传”中也载有他的事迹。陆羽本是弃儿,“其先不知何许人”,三岁时被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龙盖寺住持智积法师收养。他初无名姓,因《周易》占卦,得辞云:“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以陆为姓、羽为名、鸿渐为字。唐代赵磷在《因话录》卷三中则说“竟陵龙盖寺僧姓陆,于堤上得一初生儿,收育之,遂以陆为氏”。据说陆羽像貌丑陋,还口吃。《自传》云,少年时在龙盖寺中“历试贱务,扫寺地、洁僧厕,践泥圬墙,负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他后来逃离寺庙,“以身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戏”。尽管经历坎坷,但以勤学不辍,成年后的陆羽仍然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并且才华横溢,与当时名士颜真卿、张志和以及诗僧皎然等人相交甚密。曾拜太子文学,再迁太常寺太祝,均辞而不受,于唐肃宗上元年间(公元760年至761年)隐居苕溪,自号“桑苎翁”,闭门著书,“不杂非类”。陆羽游历天下,遍尝各地名茶名水,写成《茶经》三卷,分为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共10篇。该书记述了茶叶源流、特性,采摘工具,茶叶加工,以及煎茶、饮茶的方法和茶叶产地等内容。《茶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茶叶专著,为以后历代百余种茶学著述之鼻祖,陆羽也因而被后世尊奉为“茶神”或“茶圣”。

  中国饮茶之风俗源远流长,《茶经》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据《三国志》记载,东吴末帝孙皓经常举行宫廷宴会,与宴者饮酒必至七升,大臣韦曜不胜酒力,当其得宠时,孙皓曾“密赐荼(茶)荈以当酒”。这说明至迟在三国时期,茶已成为东南地区的饮品之一种。但大体上说,唐朝以前的茶,还仅仅局限于“饮”而已,或以佐餐或以解渴,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化修养。正如唐代诗人皮日休《茶中杂咏·序》里所描述的:在陆羽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在饮茶方式由俗到雅的转变过程中,“茶圣”陆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因话录》说,陆羽“性嗜茶,始创煎茶法”。煎茶法所用之茶为饼茶,《茶经》说它的制作要经过采、蒸、捣、拍、焙、穿、封七道工序。饮用方式是:先将茶饼烘烤干,使其中的水汽完全蒸发,待其冷却后再碾成细末备用。煮茶的燃料以木炭为上,硬柴次之,皆不得沾油腥等异味;煮茶之水,以山泉为上,江水次之,井水最下。煎茶工具有风炉、渣斗、茶瓶等。煎茶工序,水初沸时,先放入适量的盐调味;二次沸时,舀出一瓢水备用,以竹荚在沸水中搅动,将已研成的茶末从搅成的旋涡中心投入;到水大沸时,再把先前舀出之水倒入止沸,待水面泛出茶花,便可以舀人碗中饮用。煮茶之水以三碗为宜,最多五碗,过多则无味;茶汤以浅黄色为上。

  由于陆羽等人的提倡,饮茶方式由粗放的“浑以烹之”演变为细品,饮茶从此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开始有了鲜明的文化风俗意义。在唐人的诗歌中,饮茶被赋予了若神若仙的地位,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堪称其中典型,其诗云:“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闭,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陆羽则在唐代已被奉为神圣,其像普遍供奉于茶肆间。《因话录》记载,当时“鬻茶之家陶为其(陆羽)像,置于炀器之间,云宜茶足利”。成书于北宋的《新唐书·陆羽传》也说:“(唐)时鬻茶者至陶(陆)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但这位茶神的地位却颇与其他神不同,它们往往和茶具相伴出现,据《国史补》说,是购买茶具较多时的附赠品,并且“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

  唐代坊间的“陆鸿渐”究竟是何风采,这是很多人都萦绕于心的疑问。按《茶经》所云,唐代所用茶具多达24种,其中瓷质品主要是茶碗、茶臼、茶碾、鹾簋等。这些器物或标本在各地古瓷窑遗址中都有发现,有些产量还很大,但惟独没有“陆鸿渐”。台北自然科学博物馆收藏有一组唐代花岗岩石质茶具,有风炉一、座子一、茶瓶一、茶釜一、单柄壶一、茶碾一、茶碗二、茶托二、盘一、茶器台一,共计12件;其中茶器台长37厘米,宽29.5厘米,其余各件都比较小,高约4.5厘米至10厘米。这是一组难得的唐代茶具标本,但其中也没有“陆鸿渐”。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套唐代邢窑的白瓷茶具,传为1950年代河北省唐县出土,包括风炉、茶鍑、茶臼、茶瓶(注子)和渣斗共5件器物。这组器物形体较小,风炉和茶鍑通高才15.6厘米,茶瓶高9.8厘米、渣斗高9.5厘米、茶臼口径12.2厘米,估计可能是供观赏的模型或随葬用的明器。和这组茶具相伴出土的有—件瓷人像。该像头戴高冠、身穿交领衫袍,盘腿结趺而坐,双手展卷。瓷像通体施白釉,五宫及须发处略施黑彩,形象生动逼真。据孙机等人研究,此像像主应当是《因话录》中所载供奉于茶肆间的陆羽,,此件人像冠顶开口,可以注水,但其形体较小,灌注量有限。

  事实上,这种“陆鸿渐”茶神瓷像到宋代仍有生产,据北宋欧阳修在《集古录》为李阳制陆羽画像石碑所作之跋中云:“言茶者必本陆鸿渐,盖为茶著书自其始也。至今俚俗卖茶肆中,尝置一瓷偶人于灶侧,云此号‘陆鸿渐’”。据此估计,宋代各窑生产的陆鸿渐瓷像亦个在少数。但陆羽瓷像不同于一般神佛造像,既没有鲜明的面目、姿态和衣冠特征,也没有文字标识,所以很难辨认,迄今未见披露。有几件传世和历年发现的人形执壶,造型奇特,很可能与唐县出土的白瓷人像有相同的功用。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青绿釉人形壶,推断为;比宋耀州窑产品。壶高29厘米,人物站立,头束高髻,为壶口;瓷人体内中空,身着宽袖对襟长袍,袍胸部有凸印飞鹤纹,前系蔽膝,双手拱于胸前执笏,以笏板为壶流;颈后至腰际有一曲柄,通体施青绿色釉。

  1963年,北京顺义县南关辽开泰二年(公元1013年)净光舍利塔塔基中清理出一批白瓷,其中有一件定窑白釉人形注壶,—些研究者称之为“童子诵经壶”。这件壶胎骨致密,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微泛青。壶高27厘米,口径3.3厘米,底径10.5厘米,瓷人端坐,头戴莲花瓣式冠,冠顶有圆孔为壶口,身着交领袍,双手执书卷捧于胸前,书卷上端为壶流,背后有一柄。

  1971年,安徽省怀宁县出土的一件青白釉人形执壶,壶高23.9厘米,口径2.2厘米,人呈站立式,面目端庄,有须。头束冠,冠顶为壶口,身披长袍,背部有曲柄,双手交于胸前捧一管状物,用作壶流。

  中国古代的人形器物大都具有一定的寓意,否则一般不取人形为装饰。瓷质人物塑像最多见的是殉葬俑类,另有—些释道宗教神塑像或民俗神塑像,此外还有玩具。俑用于随葬,依时代不同而各具有特定的造型和装饰,通常不会与实用器相混淆。神像一般都有明显的造型或装饰特征,也很容易辨识。如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宋潮州窑“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款释迦牟尼坐像,通高31.5厘米,佛祖结跏而坐,法相庄严。又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另一件耀州窑青釉人形瓷塑,高45厘米,头系巾带,身披树叶,左手托一葫芦,有人认为应该是药王像,其实也可能是上古圣王神农氏。无论如何,显然是用于供奉。至于瓷质人形玩具则多见婴孩形象,还有一些是游戏或滑稽人物,形体大多比较小,也具有鲜明的特征。作为一般瓷日用器装饰,宋金时期最多见的塑形人物形象是婴孩,如当时南北窑场都有生产的孩儿枕或带托面孩儿枕等。河北崇礼县出土过—件北宋定窑白釉童子骑鹅壶,壶高15厘米,童子头后有孔,为注水口;骑于鹅背上,右手揽鹅颈,以鹅中为壶流。人物面带笑容,童稚可爱。

  上述三件宋代人形注壶,分别属于青釉、白釉和青白釉三个不同品种,人物姿态亦有立有坐,但其基本形式却一致,壶身都是人形,头顶部开口;即以人形而充壶用,它们明显不是佛、道等宗教造像;人物面貌成熟,也不是用于表现吉祥寓意的婴孩;而面部表情端庄,显然也不会是玩具。结合“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等记载,可以判定这几件人形壶应该就是奉于茶肆的“陆鸿渐”,这类东西在当时的南北方窑场中都有生产。从有关调查发掘资料来看,在景德镇等两宋青白瓷窑遗址中偶尔可见人身带管状流的残器,但因形体过小或残损过甚,尚无法证明它们是否确属“陆鸿渐”一类。

  除内地外,这种人形注子也见于高丽王朝统治下的朝鲜半岛。1971年,韩国大邱市出土过一件青瓷人形注子,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该件注子胎质细腻,釉色青绿,釉质莹润,通高28厘米。瓷人头戴花冠,身穿交领宽袖袍,盘座于圆垫之上,双手交于胸前,捧仙桃一丛,内有壶流,口微残。人物雕塑技法精细,局部有细线划花装饰,衣前蔽膝等处还有白色点饰。从胎釉特征来看,它应该是全罗南通康津窑的产品,生产年代约相当于南宋的中期,其功用当与上述三件人形注子相同。

  编辑:西岩

  摘自:《中国收藏》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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