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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

张咏梅   2005-08-12

  “促织鸣,懒妇惊”

  蟋蟀,直翅目蟋蟀科昆虫,长度30~50毫米,有家蟋蟀与田野蟋蟀之分,全世界约2400个品种。雄蟋蟀通过两个前翅互相摩擦而发声,鸣声有寻偶之意,又是驱除其他雄性对手的战斗号角。在北方,蟋蟀多在秋季成熟,一般寿命6~8周。

  数百年前小小蟋蟀就因鸣声悦耳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最先关注它的是田野劳作的农人,《毛诗·国风》有“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人我床下。”北方农村,人们称蟋蟀为“促织”,更有乡俚曰:“促织鸣,懒妇惊。”因为在劳作者的心里,入耳叽叽的蟋蟀声犹如急急的织机声。所谓“促织”即催促懒妇赶紧织布之意。

  中外文人骚客借物抒情,写尽了蟋蟀之鸣。《乐府诗》有:“置酒高堂,悲歌临觞。人生几何,逝如朝霜。时无重至,华不再扬。苹以春晖,兰以秋芳。来日苦短,去日苦长。今我不乐,蟋蟀在房。乐以会兴,悲以别章。岂曰无感,忧为子忘。我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可咏,长夜无荒。”《全唐诗》有另;味道的“蟋蟀秋风起,蒹葭晚露深”;有杜甫的“莫度清秋吟蟋蟀,早闻黄阁画麒麟”;有白居易的“梧桐上阶影,蟋蟀近床声……感时因忆事,不寝到鸡鸣”等等。在国外,有约翰·济慈(1795~1821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名篇《蝈蝈与蛐蛐》,有查理·狄更斯(1870年)的《炉边蟋蟀》等文章。

  蟋蟀入宫与全国斗蟋

  蟋蟀入诗中外相同,但斗蟋蟀却是中国人的专利。小小蟋蟀本是最微贱不过的凡虫,却也有“一朝选在君王侧”的显赫历史。蟋蟀入宫最早大约在唐代,《开元天宝遗事》说唐宫妃嫔,每到秋天,“竞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于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但此时全国流行斗鸡,尚不斗蟋。南宋是斗蟋蟀最著名的年代,一代权相贾似道(1213—1275年)酷爱斗蟋,竟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蟋蟀专著《促织经》,书中阐述了蟋蟀在斗性上的差异,记述了蟋蟀喂养调理的要点,详细介绍了如何合理运用雌虫来增强雄虫斗性、各种蟋蟀外伤内疾的治疗,以及选盆用器的要领,甚至还记述了体外寄生的螨类对蟋蟀斗性的影响等等。贾似道对昆虫学倒是贡献不小,可是在陆游(1125~1210年)嘱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时代,贾氏却在研究蟋蟀,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当蒙古破樊襄时,贾尚与群妾据地斗蟋蟀,置边递不闻也。”让这样的佞臣执掌朝政,南宋哪有不亡的道理!

  贾似道的遗产被明清两代发扬光大,那是斗蟋蟀的全盛时期。明宣德皇帝堪为个中翘楚。明末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时斗蟋蟀仍盛势未减:“近日吴越浪子有酷奸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贾之流毒也。”明末袁宏道《瓶花斋杂录》也记当时:“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余每至郊野,见健夫小儿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厕污垣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见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引斗以为乐。”

  清初,统治者虽一再严令禁止斗蟋蟀,然终不能绝之。清末斗蟋之风比明代犹有过之,各大中城市几乎都设蟋蟀场。《金陵野史》记载其时“斗之有场,盛之有器,掌之有人”,建立了完善的赌斗管理制度。斗前要给蟋蟀称重,分不同重量级别相斗,赌场抽赌金十分之一或之二。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

  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

  宣德皇帝是明史上为数不多的有作为的皇帝,政务之外又是丹青高手,更是斗蟀专家。宣德在位方10年便英年早逝,乃国之不幸(享年36岁)。因一国之君沉溺小虫,与一代明君身份不符,故正史不记其斗蟋之事。但斗蟋在皇帝的影响下已是风行海内,野史所载俯拾即得。据记载,当时品质最好的蟋蟀出自苏州,《万历野获编》云:“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又,吕毖《明朝小史》记“宣宗酷爱促织之戏,遣使取之江南,价贵至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食。惧,自缢死。夫复伤其妻,亦自经(上吊自杀)焉。”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开篇即云:“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皇帝既有此爱好,沈德符说宣宗时“苏州卫中武弁(旧时低级武职)闻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虏(斩下俘虏的首级)功得世职(世代承袭的官职)者”。捕蟋蟀和军中取俘首级等功,可以借此升官发财,足见宣德年间蟋蟀虽小,捕蟋蟀却是大事。但普通百姓却因此鸡犬不宁,甚至家破人亡。

  蒲松龄所写《促织》描述老实人成名为宣德皇帝寻蟋蟀,走投无路之际,其妻求得神示,抓到了一只蟋蟀,谁知儿广不慎将其弄死,儿子因此被逼投井。后来儿子的灵魂幻化为一只无与匹敌的促织,深受天子“嘉悦”,成名也因发成了大财。蒲松龄或许受前述吕毖书中故事的启发,或许此类典故在民间妇孺皆知,虽然这些都不是当朝人记当朝事,但既然能令“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数量如此庞大,知府自然要发动老百姓了,个别官吏盘剥催逼,鸡飞狗跳,如此动静,终致众口一词当是情理中事。宣宗斗蟋应是不争之事实。

  宣德蟋蟀罐解析

  宣德既好蟀,数量又多,蟋蟀罐理应不少。《万历野荻编》说:“今宣窑蟋蟀盆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由此可知在明末,虽然宣德朝蟋蟀罐已似珍宝,价高但毕竟还有存世。遗憾的是流传至今的宣德蟋蟀罐已成凤毛麟角。刘新园先生在《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一书中介绍,传世至今并有记录的宣德官窑蟋蟀罐共有3件,一件为故宫旧藏的宣德晚期青花牡丹蟋蟀罐,一件为日本户栗美术馆藏宣德晚期青花天马纹蟋蟀罐,另一件为1989年11月苏富比公司《中国艺术品目录》中刊出的宣德黄地青花瓜果纹蟋蟀罐。宣德蟋蟀罐存世如此稀少,原因何在?明初名臣李贤在宣德帝去世以后20多年撰写的《天顺目录》中说:宣德皇帝死后,其母张太后命令将“宫中—切玩奸之物”都废除掉了。宣德蟋蟀罐存世稀少与此大有关联。

  庆幸的是考古发掘有力地证明了宣德斗蟋之事,同时也让今人有缘一睹宣德蟋蟀罐的风采。1993年春,江西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在明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一条,在沟的北端距地表1.5米的宣德窑渣中,发现一批呈窝状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部为宣德官窑蟋蟀罐,核对复原出土的成品共计21件。按规定,御窑厂次品与贡余品必须砸碎埋葬,这在明初是严格执行的。所以,景德镇出的21件宣德官窑蟋蟀罐均属有意毁弃的次品或贡余品。

  宣德皇帝是丹青高手,宣德画院在中国宫廷画院中赫赫有名,流传至今的明代名作中还有不少宣德本人的作品,如乾隆时所著的《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两书记载,传世的宣德书画作品就有31件。其中《瓜鼠图》《万年松图》《三阳开泰》《双猿图》等均为精妙之品。宣德审美意趣对宣德蟋蟀罐的影响很大,1993年景德镇发现的这批蟋蟀罐纹饰精美,意境高雅。如宣德青花白鹭黄鹂纹蟋蟀罐,纹饰直接出自唐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宣德青花芦汀鸳鸯纹蟋蟀罐,描绘一片水域上芦苇随风摇曳,苇丛里——对鸳鸯嬉戏。此外,龙、凤、瑞兽、海马等动物纹都画得生气勃勃,动感十足。据说宣德望子心切,宫中遍种萱草(又名宜男草),宣德瓷器上多萱草纹可以旁证。宣德蟋蟀罐上也多见萱草纹,此外还有寓意多子多孙、连绵不绝的瓜瓞纹等等。宣德青花瓜瓞纹蟋蟀罐上的瓜瓞纹与传世宣德绘画作品《瓜鼠图》类似,当年这—蟋蟀罐纹样或为宣德手绘亦未可知。

  宣德蟋蟀罐——拍卖市场新宠

  2001年12月北京中鸿信拍卖一件明宣德蓝釉龙凤纹蟋蟀罐,成交价60万元。2004年10月,厦门国际商品拍卖中心又拍卖一件宣德青花鹰雁纹蟋蟀罐,口径13.8厘米,底径13.2厘米,高8.4厘米。造型为直口、鼓腹、宽平底。胎质细腻坚实,器口及内壁无釉,底足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青花双圈款。青花料用苏麻离青,发色鲜艳,并有蓝黑色斑块。青花鹰雁纹饰描绘芦蒲花草,随风飘曳,芦芒点点,—鸟栖立芦秆,四鸟凌空飞翔,鸟姿有鹰之矫健,有雁之灵动。构图清新明快,生机盎然。此罐由史树青先生鉴定为宣德朝宝物,以2207元人民币成交。此举奠定了宣德蟋蟀罐最新市场参考价格。如此罕有的宣德蟋蟀罐居然也能藏之民间,再次证明了民间收藏之辽阔幽深。

  斗蟋蟀虽是雕虫小技,但它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中国民俗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据说目前全国有1800万蟋蟀爱好者,蟋蟀罐收藏市场前景广阔。

  编辑: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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