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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略谈古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

叶文程   2002-02-21

  古泉州地区的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七县,是历代烧造陶瓷的重要地区。特别是宋元时代,这里出现许多烧制陶瓷的窑场。在这些陶瓷窑场中所生产的陶瓷器,可以确定有一大部分是福建,也可以说是我国历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它在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古泉州地区陶瓷的外销,不但反映与促进泉州港海外交通的发展,也是中外人民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

  泉州地处福建南部,是中世纪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国际港口之一,因此,古泉州地区一带,自唐宋以来,特别是宋元之际,古陶瓷窑场的大量出现是和外销有密切关系的。从文献记载资料,调查发现遗物以及国外已有出土的标本看,完全可以证实这一地区出现的陶瓷窑场是为适应对外贸易而建立的,而这些窑场烧造的产品,更是适应外销需要而生产的,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和重视。

  近几年来,在东南亚各国,甚至非洲和欧洲许多国家发现和保存的我国古代陶瓷器,不少是泉州地区或由泉州港口出口的其他地区产品。通过这些标本使我们得知,我国人民特别是泉州地区人民自古以来,和世界各地人民有着悠久的友好往来,并且在相互往来的过程中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中外人民在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的长期接触中,共同为中外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有益的贡献。

  一、我国古陶瓷的外销,在历代有关文献中都有详尽的记载。关于古泉州地区的陶瓷外销问题,同样也在一些文献特别是地方文献中有过详细的记述和反映。这为我们探讨和研究古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根据记载,泉州自南朝以来便与海外有交通往来。及至唐、五代时,且已逐渐发展。五代时有“陶器、铜铁,泛于蕃国,取金帛而还,民甚称便”的记载。

  到了宋代,由于泉州港海外交通的继续发展,泉州地区一带古陶瓷的外销也有很大的发展。宋代陶瓷的对外贸易,已是一项可图厚利的买卖,因此,商人把陶瓷贩运到东南亚各国去贸易的很多。

  宋代至南宋时期,海外贸易更加发展,与海外贸易发展俱来的是钱币的严重外流,造成国内钱荒。宋政府为了防止钱币流出海,规定凡外货,不用金银铜钱,而以绢帛、陶瓷为价代,由于这个措施的实行,而使陶瓷器更加大量地输出和销往到世界各国去。

  据南宋理宗宝庆年间,担任泉州提举市舶司的赵汝适所著的《诸蕃志》一书中所记:当时泉州地区等处陶瓷,包括青瓷、白瓷、青白瓷、盆钵粗器以及瓷珠等,已行销于中印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东印度群岛、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岸以及东非海岸一带。该书所记陶瓷销往范围很广,计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几乎囊括整个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由此,可见泉州地区陶瓷生产已相当发达,生产品种多,外销数量大。

  宋末元初,中外商人往来更加频繁,亚、非各国商人皆云集泉州,并将泉州地区的陶瓷器大量贩运出去。“宋末荷兰人将福建(主要应指泉州)贩运陶瓷至欧洲,价值每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

  其时,中国商人到海外诸国进行通商贸易的,很多是从泉州港或取道泉州出洋。吴自牧在《梦梁录》中曾记载:“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又说:“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由此可知,荷兰人及中国商人贩运瓷器至欧洲,就是从泉州港出口的,因此,中外商人由泉州港运出的陶瓷器,除了国内其他窑口的产品外,绝大多数可以肯定是泉州地区(如德化窑、泉州窑、晋江瓷灶窑等)各窑口的产品。

  元代统一中国后,由于版图广阔,海运成为国家要政,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盛况空前,陶瓷外销范围更加扩大。当时的泉州港已凌驾于广州港之上。《伊本·巴都他游记》曾称赞泉州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或径称世界唯一之最大港亦无不可也”。他“曾目睹大帆船百艘,辐辏其地,至于小船,则不可胜数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曾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他也称赞泉州港:“据商业额量说起来,这是世界两大港之一”。马氏在福建贸易兴盛时,曾在泉州住一个月,他于1292年回国时,从福建带回中国白色瓷器与彩色小瓷瓶,存于威尔斯市之圣马可宝藏所。

  曾游历我国泉州、广州等地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Ibn Batutah 1304-1377年)在他的游记里也说:“中国瓷器仅产于刺桐(即泉州)、兴克兰(即广州)两城,……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乡摩洛哥,此种陶瓷真是世界上最佳者也。”

  马可波罗在其著作中还谈到:“并知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Tiunguy),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购价甚贱”。“此城之中,磁市甚多,物搦齐亚钱一枚,不难购取八盘。”张星烺译的《马哥孛罗游记》也谈到:“……作各种大小磁碟子,品质皆是可想象的那样最美丽,它们不在别的城制作,只是在这一城,由那里分散到世界各处,这里制作很多,但极便宜。一个威尼斯格罗棱币可以买三个碟子,并且皆是顶好的,比那再好的是你们想不到的了。”马可波罗所指的迪云州,冯承钧译时已明显指出是德化,我们认为是符合客观的,戴云的主峰就在德化境内,“戴云”与“迪云”字音相近,同时“德"与”迪"的音亦近仿。作者把德化指为戴云而写为迪云是可以理解的。这里提到的泉州地区德化窑瓷器外销的事实,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元顺帝至正间(1341年),我国商人汪大渊几次从泉州港出洋,回国在泉州撰成的《岛夷志略》曾记载了当时泉州陶瓷外销的国家,有越南的占城,泰国戎,缅甸淡邈,柬埔寨真腊,马来亚丹马令,吉兰丹丁家奴,苏洛鬲,新加坡龙牙门,菲律宾三岛,婆罗洲蒲奔,勾栏山,苏门答腊的日丽,三佛齐,喷喷,旧港,班卒,假里马打,花面,淡洋,喃噬哩,爪哇的遐来物,文诞,东淡邈,甚至远达东印度群岛的摩鹿加群岛的文古老和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时,外销瓷的釉色,有青瓷(包括处州瓷)和青花瓷器两种,器形类别除一般瓷器和瓷珠外,还有粗碗、壶、瓶、罐、水埕、水坛、瓮、盘等日用器皿。这就说明元代泉州地区外销瓷器主要是青瓷器,外销陶器中主要是坛、罐、大小埕、瓮,这时期陶瓷器外销的范围比以前更广,远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各国。

  元代文献记载中提及泉州瓷器外销名胜的有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一书,他在该书欲得唐货条下有如下的记载:“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错,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瓷器”。这是最直接最重要的记载泉州青瓷器外销的史料。这一史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外销的瓷器是指泉州青瓷而非处瓷。这里也使我们认识到:由泉州港外销的瓷器中,有泉州青瓷和处瓷(或处州瓷),泉州青瓷和处瓷占有同等的地位,然而,泉州青瓷有时也应包括有处瓷(或处州瓷)在内。这是完全可能的。

  地方志书族谱记载泉州地区瓷器外销的,有《梅溪吴氏分支族谱》云:“三世,元末大乱,招延清源鸿儒麦先生,设塾诲训子弟耕陶……”。又乾隆版《晋江县志》云:“瓷器出晋江磁灶乡,烧大小钵子、缸、瓮之属,并过洋。”(指南洋,即东南亚诸国)。

  元代以后,及至明清时代,郑和七次下西洋,作为博易外货的瓷器,有着很详细的记载。当时随郑和出使西洋的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和巩珍著《西洋番国志》,对这一时期我国陶瓷的外销都有记载。这时瓷器的行销范围大抵和以前相同,而销售量却大大增加了,这一时期,泉州地区陶瓷外销仍然继续不断。尽管泉州港官方对外的海洋贸易停止,但是民间的商人仍将陶瓷器运销到外国去,并且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只是当时输出的港口不同而已,有的由漳州(月港)运出,有的由厦门港运出;有的则由神州港运出。据傅振伦《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一书载:“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由中国福州输出日本的瓷器有二万七千件。”其中多数是德化窑的产品,这里也包括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至于由漳州港、厦门港外运出的陶瓷器中,泉州地区各县所产瓷器所占的比重,自然就更大了。

  清代康、雍、乾是我国瓷业的鼎盛时期,泉州地区的外销瓷仍有发展。牛津大学1924年出版的《远东陶瓷概述》曾谈到当时厦门的欧洲商人,特别是法国人把德化瓷介绍到欧洲,使欧洲熟悉德化瓷器并仿制德化瓷器,道光十二年(1832年)刊行的《厦门志》卷五“洋船条”也记载德化瓷从厦门港外销的事实。

  上述有关历史文献和地方志书,对古泉州地区陶瓷大量外销作了详尽的记载,通过这些记载使我们了解到当时古泉州地区陶瓷外销的路线、种类和范围。这为我们研究古泉州地区外销陶瓷提供了非重要的资料,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注意的。

  二 、解放后三十年来,省、地、县和有关部门对古泉州地区各县古窑址进行多次的调查和发掘,在古泉州所属七个县发现古外销窑址共达四百多处。这为我们研究古泉州地区外销陶瓷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现简要综述如下:

   远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古泉州一带的越人,就能烧制包括釉陶在内的各种瓷器,已发现的四十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遍布全区各市县,其中有印纹硬陶,还有青绿釉陶,这应是泉州地区陶瓷生产的起源。1977年在南安城关困狗山出土的蓝纹印纹硬陶片和南安丰州狮子山、南安英都公社大新大队石狮寺山出土的编织纹印纹硬陶片在马来半岛柔佛河流域都有出土。

  晋江磁灶溪口山是南朝晚期至唐代的窑址,它是目前发现的泉州地区最早的古窑。产品以盘口壶、盘为主,施青绿釉,质粗而厚重。泉州地区朝墓葬也常出土这种器物。1973年在南安丰州人民中学墓葬出土了青釉虎子、青釉鐎斗、青釉博山炉和青釉小唾壶就是东晋时期的器物。1956年在惠安山腰普安大队墓葬出土了六朝的青釉水盂、青釉托杯等器物。1979年在晋江磁灶大队溪口山窑址出土了六朝晚期的青釉平底盘、青釉双系盘口壶、青釉带柄瓷拍、陶球、陶容器,就是六朝瓷器的代表。

  唐至五代,泉州地区已发现的窑址18处,主要产品有四系或双系罐、钵、碗等,这时期的制瓷技术已具有一定的水平,为宋元时期瓷业的兴盛奠定了基础。根据国外文献介绍,唐代泉州的双系罐和四系罐在婆罗洲和马来半岛均有发现,这与地方文献记载五代时泉州陶瓷泛于蕃国相吻合。

  这个时期的器物在泉州地区已有许多地方出土,如1973年永春县湖洋清小学墓葬出土的青釉双系罐。1976年德化盖德和同安出土的平底碗。1978年1月惠安山腰坝头大队唐墓出土的青釉托杯、青釉五盅盘、青釉花插、青釉鐎斗和惠安南埔公社槐窑出土的四系广肩尖底罐。1978年2月惠安山腰唐墓出土的四系盘口壶、四耳罐。1978年泉州市人民医院出土的五代四耳罐,1979年晋江磁灶溪口山出土的唐代青釉钵、灯座及灯盏,以及同安出土的白釉碗,五代莲瓣尊等等,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

  宋元时期泉州港的海外贸易空前繁荣,陶瓷器在对外贸易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当时的陶瓷器生产和外销蓬勃发展,窑址遍布古泉州地区,以生产青白瓷为主。青瓷的制作技术更为成熟,产品远销亚、非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年来国外出土的泉州瓷器,也以这个时期的产品占较大的比重。

  1976年在德化盖德碗坪仑窑进行发掘时发现一条残窑基,器物以军持、粉盒、碗主为,装饰采用划花、印花、堆花等技法,釉色以影青为主,也有部分黑釉,产品在东南亚国家都有出土,如青白釉云纹军持、青黄釉云纹军持、白釉蟠龙军持、青白釉莲纹军持、青白釉盖碗,以及各种纹饰的盒,都是外销的重要产品,青白釉划花大碗,1974年在西沙群岛的全福岛上也有发现。德化三班家春岭窑的小碗在菲律宾有出土。

  1976年在德化县屈斗宫窑进行发掘时,发现一条目前福建最长的残窑基,长达57.10米。该窑以生产白釉瓷为主,器物有碗、洗、杯、壶、瓶、军持、盒等,还有瓷雕,品种繁多,是泉州地区古代外销瓷名窑。其中军持、盒、高足杯(碗)、弦纹洗、执壶等在日本、菲律宾、东爪哇东南亚各国都有发现。墩子碗在锡兰也有发现。枢府碗和高足碗与朝鲜新安海域沉船出土的高足碗完全相同。

  同安汀溪窑是古泉州地区生产青瓷器的主要窑址之一,产品以碗、洗为主,远销国外。其中的青瓷划纹碗曾在日本出土,日本人称它为“珠光碗”,这是因为日本高僧珠光常以此碗为茶器而得名(这种产品1975年在泉州卫校也有出土)。多年来国外出土的泉州青瓷器不少为该窑产品。1978年在这个窑址上还出土了白釉冰裂平底碗、青釉细冰裂纹碗、黄釉小洗、印花纹碟和灰釉划瓣纹炉型器等器物。

  晋江土尾庵窑在磁灶公社岭畔大队梅溪南畔小山坡,遗物散置范围约12000平方米,堆积层最厚达4.5米,产品种类繁多,以军持、执壶、瓶为主,有黄、绿、酱、黑、青等釉色,器物在国外屡见出土,尤以日本、菲律宾发现最多。1978年曾在这里出土了绿釉力士塑象、铁绘执壶、绿釉注子、黄釉喇叭型碗、青黄釉铁粉盏、折腹小洗、灯盏、黑釉罐、黑釉盏托、黑釉注子、黑釉扁罐、黑釉小罐、黑釉熏炉、青釉熏炉、褐釉器盖等器物。

  晋江磁灶蜘蛛山窑与土尾庵窑毗邻,遗物堆积达6000平方米,厚2-4米,器物品种丰富,以军持、注子、瓶为多,装饰技法有刻花、印花、堆花、捏花、划花诸种。国外大量出土该窑产品,菲律宾、日本均有资料可证。菲律宾出土的长颈军持和绿釉军持、盘和砚滴。日本出土的青釉碟、孔雀纹盘与蜘蛛山窑出土的基本相同,可能就是这个窑的产品。1979年在这个窑址上曾出土了孔雀盘、绿釉敞口碗、黑釉深腹碗、青瓷碗、轮花口青瓷小碗、酱色釉碟、青瓷碟、灯火碟、宝塔式器盖、平底钵、绿釉带座小炉、带座小炉、直道纹盒、绿釉莲花碗、黑釉碗、绿釉龟形砚滴、四系盂、青瓷漏斗、鼎式炉、爪瓣执壶、两系壶、平底盘、长颈壶、鼓钉纹盖罐等器物。

  晋江磁灶童子山窑与土尾庵窑隔溪斜望,依山坡筑窑,残存有窑基,遗物散置在14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堆积层经试掘达1.8米,主要产品有盆、洗等,装饰花纹除刻花外,还有釉下绘花,开泉州瓷釉下彩的先导。还出土了题诗的器物和黄釉铁绘纹盘,这里出土的黄釉铁绘纹盘分别在日本福冈和长野县都有发现。

  泉州东门窑位于泉州东部碗窑乡,有南、北两窑。南窑产品釉色青灰,俗称“土龙泉”;北窑产品釉色白里透青,加篾纹,制作风格类似德化盖德窑,年代早于南窑。两窑器物均以碗为主,还有执壶、炉、盒等。这里出土的灰白瓣形盒底,灰白釉刻花盒盖,白釉划纹盘,于1976年在西沙北礁均有出土。

  南安窑、南安县已发现宋元窑址47处,主要分布在东田、罗东、官桥、水头、仑仓等公社,以东田公社最多,遗物散布范围连绵数里,最厚堆积成4米,器物以碗、碟、洗、罐为主,出土的青花划纹碗与同安汀溪窑有共同的特征。东田窑出土的瓜形盖罐在菲律宾也有出土。

  安溪窑以桂瑶、魁斗二窑为著名,规模都相当大,产品丰富并有外销。桂瑶遗物散布范围达三、四平方里,堆积1~3米,器物以碗、洗为主,属影青和青瓷类。魁斗窑堆积层0.5~1米,面积约4000平方米,以白瓷为主,也有部分青瓷,器物以碗、盘、粉盒为主,二窑的青瓷划纹碗与同安汀溪窑有相似之处。近年来,在魁斗窑曾出土了芒口碗、印花盒、绿釉三乳足炉、青瓷托器、影青菊花器形碗等器物。在桂瑶出土了青瓷仿哥碗、瓣形碟、绿釉隐篾纹碗、青瓷双鱼洗等器物。

  永春窑:永春县已发现宋元窑址6处,分布在一都、玉斗、湖洋等公社,产品以碗、粉盒为主,釉色系影青,这种产品在日本、菲律宾均有发现。

  明清时期,泉州港在海外交通的地位趋于衰弱,但是泉州地区的陶瓷器仍然通过民间商人或其他途径大量输出,烧制技术也有新的发展,特别是德化的乳白瓷更是誉满国外,这一时期的主要产品是白瓷和青花。

  德化乳白瓷:明代的德化瓷在宋元的基础上又有新发展,特别是创造了一种釉色,晶莹温润如凝脂,胎薄并富有透明感,国外称为“象牙白”或“乳白”。传到欧洲,被称为“国际瓷坛上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并把这种象牙白赞为中国白瓷的代表,取名为“中国白”。制瓷名匠何朝宗的各种瓷雕,在当时东西洋市场都很欢迎,被誉为"东方艺术"。用乳白瓷制成的各种器物别出心裁,畅销国外,如梅花杯等许多产品在许多国家都发现。

  明清的青花器。十三世纪七十年代景德镇窑工创造了一种青花瓷器,继而推广到国内许多窑址,这种青花产品运销海外,成为价格昂贵的“人间瑰宝”,当时仍烧制青瓷器,并大量经由泉州港等港口运销国外。据考证,第一件传到英国的青瓷碗,可能就是当时从泉州或漳州出口的龙泉制品,传到法国的青瓷,法国人则用美丽的故事给予一个富有诗意的代名称叫“雪拉同”。

  终清一代泉州陶瓷器的外销并没有因为强行的“海禁”而完全停滞,这时的青花瓷器不仅畅销东南亚各国,而且远销到东非和阿拉伯国家,随着华侨的大批出国,中国的制瓷技术也传到国外,对当地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

  东非坦噶尼喀出土的青花圈点纹碗,在德化的12处窑址已经发出,在永春苏坑上安窑、圣人格窑及安溪窑也有发现。

  在非洲达累斯萨拉姆博物馆陈列的吉祥纹盘在德化的石坊窑、洞上窑等窑址已发现。兰花纹盘在德化的15处窑址也有出土。

  在大陆和西沙出土的古外销瓷有寿字青花盘、寿字纹青花碗、云龙纹青花碟、云龙纹青花碗、云凤纹青花碗、城楼纹青花碗、半寿纹青花盘、云龙火珠纹青花碗、牵牛花纹青花碗、牵牛花纹青花碟、佛手纹青花碟、山石花碟青花碟。这些产品已在德化的51处古窑址发现。其中佛手纹青花碟在永春县的介福陈兰窑、盖福外窑、长垄窑也有发现。云凤纹青花碗和云龙火珠纹青花碗在介福陈兰窑也有出土。牵牛花纹青花碟在永春的介福外窑、过路溪窑、洋坪瓷窑也有发现。

  近百年来,泉州地区的瓷业生产受到极大的摧残。解放后三十年来,随着我国外贸事业的发展而迅速恢复发展。目前泉州地区的陶瓷业无论在生产规模、制作技术、产品质量、数量等方面。都是以往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瓷器外销也日益繁荣。根据1978年统计,全区已有26个瓷厂的产品大量外销。其中以德化县的最多,外销瓷厂就有17个,产品畅销世界五大洲七十七个国家和地区,晋江陶瓷厂、晋江磁灶瓷厂也大量外销,安溪魁斗瓷厂每年销量为七十万件至一百三十万件,远销东南亚国家和美国、泰国、南斯拉夫等国家。

  附:泉州地区古瓷窑分布统计

  县市  泉州 晋江 南安 惠安 德化  永春 安溪  同安 计

  五代以前9  3  6         1  17

  宋元  2  12 47 1  33  6  23  3 127

  明清  1  7  3     152 15 105   283

  总计  3  28 53 7  185 21 128 4 429

  三、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东南亚各国,甚至远到东非沿岸一带,在很多考古遗迹中都发现有古泉州地区各县烧造的外销陶瓷。这些古外销陶瓷标本的发现非常重要,为我们研究古泉州地区外销陶瓷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

  近些年来,在国外许多古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不少中国的陶瓷器,从唐代到明清各个时期都有,如德化窑的瓷器自宋以来,外销延续不断,在东南亚国家中,以菲律宾出土为最多,1964年以来,在菲律宾遗址与墓葬中发现了数千件较完整或能够复原的德化窑瓷器。其中以马尼拉圣安娜,贝湖西端的内湖(离马尼拉约50英里),叫都洛的加莱港等遗址最为集中,出土的器物有壶、军持、罐、瓶、盖盒、碗、碟、高足杯等。器物均模制,胎质有烧结适当、瓷质较好的,也有一些生烧因而瓷质较差的。釉色青白(影青),也有白中闪黄,俗称"牙白"的。器物口沿分有釉与无釉(涩口)两种:有釉的都采用一匣一器正烧方法烧成,无釉为对口烧而成的小洗之类的器物。装饰均以印宽细线条纹为主。纹饰有莲瓣、卷叶、牡丹、飞鹅、线纹、万字符号、水生植物、玫瑰花等。

  菲律宾发现的德化窑早期白瓷,据英国学者爱迪斯说,在菲律宾发现的大批器物为福建德化窑的产品。瓷器主体很精致,为纯白色。没有铁杂质形成的斑点,只是偶尔底部因烧制呈现锈斑。器物均模制,其底部未上釉,且出模后没有加工处理。釉面一般微带浅黄色,但有一些样式,也许是更高温烧制,几乎呈青白色彩。

  小瓶为分段模制,瓶底深凹,几成半球形。如有印纹也总是模印以线状样式,有草叶纹或缠枝花纹图样。碟子最为普遍,未上釉(即露出白胎),器底中间有一圈凸起。器外同样印有类似小瓶叶形纹或凤鸟纹,也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酱壶或酒壶,分段模制,有模印线纹,或是有脚边有底座,同碟子相同,或是没有脚边,平底。还有许多小粉盒,盒盖上模印有花纹(朵)或凤鸟线纹,并环以典雅的缠枝纹样。底部深凹,没有脚边。此外还有钵和小瓶。

  有许多小圆壶,有的外形上模印有元代特征的龙纹。滴壶和军持壶,或无印纹或瓶体上模印龙纹,较不普遍。一些印有叶脉纹或素面的碟子,有模印以线状样式的凤鸟图形,平底,满釉,可能出处不同。这批小壶和滴壶看来是元代的,它们的被发现与浙江青瓷、景德镇陶瓷以及早期德化白瓷有关联。

  在菲律宾发现有早期的中国瓷,如中国元代龙瓷。在菲律宾宿务发现的中国瓮,是十五世纪时由中国输入的,一直为菲律宾人和马来西亚人所应用。另一种明时期的中国瓮,同样发现于菲律宾的宿务岛,这种瓮,在肩腹间都印有龙纹,属龙瓮之类,应是泉州地区的晋江磁灶所产。

  在菲律宾发现的晋江磁灶窑烧制军持壶(或称注水壶、双龙壶),是古泉州地区外销陶瓷的重要物证,值得我们特别加以重视和注意。这种壶一般高12、口径6、底径5.5厘米。口稍外侈,边唇外折,颈短而粗,底平微凹,流长附于肩腹之间,腹部周身印有两条龙纹,腹下部有一道弦纹,底腹印有瓜瓣纹。器表施绿釉,釉水光亮,这类军持在晋江磁灶窑出土不少,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在调查发掘该窑址时也曾发现不少这类标本。这种军持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有发现,如菲律宾就有发现(见艾迪斯:《菲律宾发现的中国瓷器》附图29b)。

  另一件收藏在德国科隆市博物馆东方艺术文物室的军持壶,亦系菲律宾出土。高12.5厘米,浮雕花装饰,深绿釉,流附在肩腹。壶底内凹,无釉。壶体分段模制接合,壶肩模印有双龙带幸福珠。壶口、壶颈和流部釉特别厚。对照样本,艾迪斯图书馆29b,1975年,目录编号:171。

  在菲律宾出土的另一种军持壶,圆身,长颈,喇叭口,边唇削成突出斜槽。胎骨为淡红色或灰色,釉为琥珀色,有碎裂纹。在菲律宾发现一大批这类形式的军持,釉色为绿釉和琥珀色结合,如“唐三彩”的墓葬用具。这种东西可能是早期类型的军持。

  这一类军持,在菲律宾还发现有几件,1件高15厘米,深绿花纹,带棕色斑点,垂釉流附在肩腹之间,平底,底部上釉,壶分两部分模制结合而成。对照标本:见洛新图20(菲)圣安娜出土,图23(菲)圣安娜出土。

  另1件,高16.5厘米。由釉底料做的。受侵蚀历害,同93件,呈琥珀色,带棕斑纹。器壁一部分和底部无釉,壶口及颈部经修复。对比样本,本编目93。

  一件高17厘米。同94号,为琥珀色釉。

  另一件高17.5厘米。同94号,带琥珀色。

  上述几件军持壶,均被推定为元代器物。

  上述菲律宾出土的军持标本,与晋江磁灶发现的绿釉、酱色釉军持完全相同,确为晋江磁灶所产。磁灶发现的军持,一般高18,口径1.8,底径7厘米。口沿边唇斜削,颈长,腹上都附一流,平底。施绿釉,底腹无釉。酱色釉军持,出土数量多,高16.5,口径5--6,底径7.1厘米。与绿釉军持形制相同。施酱色釉,底腹无釉。

  在菲律宾群岛,如上面所引《诸蕃志》、《岛夷志略》和地方志都记录了宋元时期中国对菲律宾的陶瓷贸易,因此,在该地出土的文物里以陶瓷为最多。从菲律宾的北吕宋到苏禄全国的广泛地区中都有发现,所以,宋元时期古泉州地区陶瓷的大量外销菲律宾各地,也是无可置疑的。

  在菲律宾的怡老戈,锋牙丝兰、描沓安、邦邦牙、黎刹、民都洛、描实描地、怡朗、武六干和苏禄等省,都曾出土有埋葬瓮、龙瓮、龙壶、瓷碟、青瓷碟和白瓷等器物。

  泉州地区不但外销陶瓷到东南亚各国去,而且还把制陶制瓷技术传播到国外去。有人曾提到:“在中国(福建省 )晋江磁灶乡……自这小村镇移来的工匠,把这工艺介绍到菲律宾来”,泉州晋江的制瓷技术,由我国的陶瓷工人带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去。根据调查访问和已有的资料看,在菲律宾的怡老戈曾有几条龙窑在烧造陶瓷器。他们把所烧造的瓮,叫做“文奈”、“达巴渊”和“大孝”。

  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也发现不少古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陈万里在《调查闽南古代窑址小记》一文中提到:“最近据荷兰兰登人民美术博物馆的报告说,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旧称西里伯)南部出土了一个白瓷盒,有细线样的花纹,就照片来看确是德化的白釉器”。陈万里在调查记中还指出,就已发现的泉州及同安古代窑址的碎片看来,在国内传世的完整物品很少,可以想见当年的制成品似乎都是用于外销。此刻所要先行提及一点是就是晋江、同安等处在当年所烧造的,恐系外销品居多。

  印度尼西亚全境内都发现有中国的青白瓷(影青),在数量上仅次于青瓷,从景德镇影青瓷器到德化瓷器都有。德化瓷器在苏加威西和爪哇就出土过不少。东爪哇出土的一件军持,从它的形制与花纹特征看,与德化屈斗宫窑发掘物完全相同。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的东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方,也曾发现过大量的德化窑瓷器。在沙捞越地方就曾发现过德化窑的白釉瓷盒。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院在东南亚各国搜得的宋瓷最多,除大盘、大碗之外,其搜得的军持及各种瓶壶之类亦不少。尤其该院搜自渔人在爪哇海捞得曾附生尺余高之海中植物俗称铁树之宋瓷最为有趣,笔者与土人搜得之宋瓷亦有小量。这些出土物与泉州碗窑乡和晋江磁灶出土的遗物,如青釉碗和青釉小坛(缸)比较非常相似,应为古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

  新加坡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搜集和保存丰富的中国陶瓷,其中就有宋德化桶形白瓷罐。高80毫米。明德化粉绘白瓷盒,直径141毫米。明德化印花白瓷盒,直径46毫米。明德化狮头双耳白磁瓶,高119毫米。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保存的还有明福建青花鸳鸯水注,高80毫米。明福建花鸟青花杯,高41毫米。明福建上品香茶青花罐一对,高6.5毫米。明福建印尼银饰青花盒,直径60毫米。明福建丰兴福字印尼灯影人物青花盘,直径241毫米。明福建暹罗神象青花罐,高51毫米。明福建花卉赤鱼青花碟,直径122毫米。明福建三彩花卉盘,直径302毫米。明福建陈文显三彩飞凤盘,直径308毫米。明福建三彩红牡丹碗,直径169毫米。明福建三彩冰梅盖盅,杯径102毫米。明福建青花立凤盘,直径362毫米。明福建三彩山水方章盘,直径383毫米。明福建堆粉花鸟棕釉碟一对,直径155毫米。清福建朱墨回经幻方盘,直径141毫米。上述这些瓷器,尽管只笼统提到福建,而没有具体点明是哪一个窑口生产,但可以估计到有一部分是古泉州地区的外销瓷器。

  近几年来,日本也出土不少中国的陶瓷器,其中平安后期出土的中国陶瓷的遗迹,最多的是"经冢"。在发掘由平安后期到镰仓时代的经冢时经常发现中国陶瓷。出土的中国陶瓷,能举出的有收藏写经的经筒,另外有容器和它的盖子以及和它一起埋葬的盒子、小壶、小盘、香炉等等。盒子的数量最多,从一个遗迹挖出几个盖子来是不稀奇的。盖子大小几种,很多是模制的。盖子的表面有草花纹、小花纹、七宝纹、双凤纹等等。盒子、小壶、小盘之类,一般用白瓷制成,这种白瓷曾有被称为青白瓷或影青的那种蓝色,从制作来看,都是大量生产的杂器。制作地点不明,但是能推测出多数产于福建省泉州附近。

  还有福建省同安窑的谓之珠光青瓷种类也很多。各地出土的有制作稍微特别的划花纹的青瓷和可称为青瓷和白瓷的灰色的瓷器。这些虽然被认为是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大约是南宋时期的青瓷,但是从制作上无法区别是十二世纪还是十三世纪。然而钴青瓷和珠光青瓷,好象少数是从十三世纪或十四世纪的遗迹中发掘出来的。

  在西亚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在一处遗址,曾发现过晚唐、五代的越窑青瓷和华南烧造的白瓷,在叙利亚哈马古城的发掘中出土许多中国青瓷、德化白瓷、青花等。

  东非海岸的广大地区,经常发现大量的中国瓷器。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坦噶尼喀等地出土的有德化、永春、安溪等窑烧造的青花圆圈点纹碗、吉祥纹青花盘、碟、青花盘等器物。

  至于保存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博物馆私人收藏的传世品,那就更多了。近几年来,不但多次召开国际性学术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古外销陶瓷问题,并特别注意福建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确认在中国古外销陶瓷中福建所占的比重很大。有的还对古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进行专门研究,把有关窑口的外销瓷汇编成专书,如《中国出口瓷器》、《中国白瓷--福建德化瓷器》和《建瓷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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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座谈和探讨古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我们认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和重视。今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这方面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1、古泉州地区所属各县,自宋元以来陶瓷手工业非常发达,可谓陶瓷业的勃兴时代。这一时期陶瓷业发达的原因,与当时泉州港成为对外贸易的国际大港是有密切关系的。宋元之际,泉州地区陶瓷工业的发展,为泉州港的海外交通和海关贸易提供了重要的出口商品。泉州港海外交通和海洋贸易的兴起和繁盛,也促进了泉州地区陶瓷业的发展。所以,作为泉州港主要外销商品之一的陶瓷器。是泉州港海外交通和海洋贸易发达的重要实物佐证。通过对泉州古外销陶瓷的研究。可以丰富和完善泉州海外交通史的许多内容。

  2、古泉州地区各县古外销窑址的调查发现和国外出土的古泉州地区外销陶瓷标本,就其意义上说也是很重要的。这不但足以丰富福建陶瓷史和我国陶瓷史的内容,也为我国特别是福建古外销陶瓷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新资料。对于我们开展有关“海上陶瓷之路”的开辟与兴盛,古泉州地区外销陶瓷的窑口、品种、数量和范围、泉州青瓷的发现与外销、古泉州地区外销陶瓷的运销路线以及泉州地区古外销陶瓷在我国历代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和位置等问题的研究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3、古泉州地区陶瓷的外销和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受到亚、非、欧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和极大重视,它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性劳动,也说明我国陶瓷对世界物质文化的影响和贡献。直到今天,世界上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制瓷技术无不受到我们的影响。所以,通过古陶瓷的外销,特别是制瓷技术的外传。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亚、非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今天,我们通过古泉州地区外销陶瓷来追溯历史、回忆往事,感到中国人民和亚非各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友谊。古泉州地区陶瓷的外销,曾在中国制瓷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外友好关系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建国三十年,泉州地区的陶瓷业和陶瓷的外销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畅销世界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外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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