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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教室] 书画的收藏、鉴定、赏析(中)

李烈初   2005-04-22

          鉴  定

  20世纪80年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手头钱多了,听说书画能升值,纷纷收藏之。造假书画的人也应运而生。然粗制滥造,到了笑话百出的地步。譬如说:张大千署名“张爰”,“爰”字较难认。就乱猜乱写。我见到过的假张大千,竟有署名为“张爱”“张寿”者,令人笑掉大牙。

  等这些收藏者找到有水平的鉴定师鉴定出所收书画十之八九是赝品时,早已花掉一二十万元冤枉钱了。可见“只收不鉴,亏莫大焉!”“三折肱为良医”“折肱”不足惧,但一定要籍而懂得医治方法。即买了赝品,一定要作为深刻教训,反复揣摩赝品究竟“赝”在哪里?与真品有什么不同?同时,要不耻下问,要多向老一辈请教。当然,老一辈也有愿教不愿教的。我年轻时,拿了一幅署名涂渭的《桐叶鸜鹆图》请教一位老先生。他笑道:“有青藤(徐渭),就该有白阳(陈淳)呀!白阳呢?”我晓得他在挖苦我,报之一笑。还有一次,我拿了幅署名邹一桂的菊花请教叶梦庚先生。叶先生详细告诉我:古画有一定规格,此图原来要长得多,被人裁去原有款题上面一截,而空白处假造了邹一桂的题款。我仔细揣摩,果然画面局促,落款处墨迹浮而不切,字也较板,是一幅典型的“旧画后落款”。

  历代著名书画鉴藏家,一定有个先决条件,便是看到过大量书画真迹。某一作者的真迹看得多了,一打开卷轴,不用看款识,便能看出是某人的作品。据清梁章钜《浪迹丛谭》记述,宋荦精鉴赏,坐轿至王俟斋家,远远看见大厅悬一画,即称系林良作品。下轿一看,果然是林良。林良是明朝的花鸟画家,笔墨深厚,遒劲有力,画翎毛有其独特的风格。

  其实,精鉴与否,是相对的,永不失手,似不可能。20世纪30年代,余绍宋为杭州《东南日报》主编特种副刊《金石书画》,于第24期刊出《宋梁楷风子睡狷图》,为上海吴湖帆藏品,有吴湖帆、叶恭绰长题。称此图“纸莹如玉,墨黝如漆,光彩竦异,精妙入神”。“上有廖莹中题字,廖氏精鉴别……题曰神品,可知此画六百年前早具连城身价矣!”“下角有先愙斋公(吴大澂)鉴藏一印,悉为吾家旧物,乃以重值易归。”余、吴、叶均以精鉴名世,但此图实系张大千所伪造:一猿头冲外伏卧,略加坡石、竹丛,署梁楷姓名。画面不到氏面一半,左上作廖莹中题“梁风子睡猿图神品。”其实此图可疑处甚多:1.构图为现代风格;2.纸张洁白;3.墨色较新;4.廖莹中不可能称梁楷为“梁风子”(画史称梁楷不受金带之赐,嗜酒自乐,称梁风子。”“风子”即“疯子”。廖当颂梁,何至直书绰号?)

  既多可疑,何以吴湖帆会上当?叶恭绰会赞叹?余绍宋会刊登?我想主要是:1.画得很好;2.纸张、墨色,令人联想起澄心堂纸、李廷珪墨,以为是不世之遇;3.廖莹中题字,属于仅见,无从对照;4.有吴湖帆先人鉴藏章,在感情上特别亲切。“重值易归”,不知究竟花掉多少钱?据说吴湖帆弄清是赝品后,不动声色,略高于原价售予外国人。

  鉴藏家不一定会书画,书画家也不一定会鉴定。解放初期,浙江美术学院中的国画教学受排挤,两位国画教授不能开课,只负责收购书画、卖电影票。他俩曾来我家看画,他们认可的粗绢古画,后经善鉴的叶梦庚先生指出,实系用棉纱、罂粟壳染色伪造。又有上海大画家,宝一石涛山水,盖有一章“××所得铭心绝品。”“文革”中被抄出,经博物馆专家鉴定也属赝品。

  “真作假时真亦假,假作真时假也真。”书画一经收藏,即使藏家日后发现纰漏,也会坚持自己所藏是真,不肯说假。这种心态,令人蹄笑皆非。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一事:清初,新疆屯垦部位耕田得一后汉敦煌太守裴岑破呼延王碑,石刻如新。乾隆时,游击(武官名)刘存仁将碑拓摹刻木版上,撒上火药,引火一烧,斑驳犹似古碑。石拓本、木版本并传至京师、京中大老均以木版本为真,石拓本为假。两本系纪晓岚问罪新疆时所目睹,乃感叹:“以同时之物,有目睹之人,而真伪颠倒如此,况于千年外哉!”

  对同一件作品,真伪各持一说,犹似检察官、律师对簿公堂,这也是很有意思的。1963年,河南省博物馆买到一幅陆厚信画的“曹雪芹先生小照”,对折有两江总督尹继善题诗,引起“红学”界极大兴趣。至1982年查明,此图为俞楚江像,俞家后裔早年卖出。书画掮客郝某等与朱聘之商量,俞楚江名气太小,乃假托曹雪芹,以谋取善价。1982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第4版特为此事报道:“近二十年悬案下定论,‘曹雪芹小照’是卖画人的假托,画中人不是曹雪芹而是俞楚江。”但至同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第8版又发表署名文章,说经上海博物馆的书画鉴定专家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鉴定,他们认为画像上的题词与画像本身都属于同一时代——乾隆。这一公案,后来不知如何了局?但据徐邦达先生《古书画伪讹考辨》:1.原件像上无款识题字,今所题处墨色上浮;2.对折尹继善题诗已于《尹文端公诗集》中查到,题目为“题俞楚江小照”;3.书画掮客郝某已谈清与朱聘之伪造题“曹雪芹小照”。朱聘之原为商丘工商联干部,已死,经找朱聘之生前字迹核对,与题像字迹完全相符,我想,有此三证,已成铁案,是难以再翻的了。

  综上所述,鉴定书画确实很难。难怪明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提出:鉴定书画,必须具备“金刚眼力,鞠盗心思”。“金刚眼力”,就是要炼就慧眼,明察秋毫,识破皮相,还其本真;“鞠盗心思”,就是要像老吏析狱,条分镂析,丝丝入扣,解疑释惑。清朝的钱沪认为张丑的话不对。他说:“看字画如对可人韵士,一望而知为多才尚雅,可与终日坐而不厌不倦者。”这“一望而知”,似乎有点玄;但对每个有书画鉴定经验的人来说,都会有过这种“一望而知”的体会。因为,上好的书画,犹似佳人,第一眼看到,便会被深深吸引;伪劣的书画,犹似嫫母,第一眼看到,便可断然摈弃。但是对一些似是而非的书画就得多看看,不可贸贸然,轻下结论。为人乐道的清朝鉴藏家毕涧飞买高房山《春云晓霭图》赝本的故事,就是因为“适卧病,不出房,一见叹服”的缘故。等到病愈悬挂细看,看出破绽,已追悔莫及了。

  对于“一望而知”,有人借用古代占侯求的“望气”二字,或称“第一印象”。其实是书画鉴定者看到一件书画时脑子里顷刻间作出的综合判断。人的脑子远胜电子计算机,凭藉所储存的有关书画鉴定的信息作为参照系统,自能迅速作出综合判断。尽管作出判断是迅速的,但平时的储存却是长期的、细致的、缓慢的;否则脑子里空空如也,绝不可能作出任何合理的判断的。只能如劣等生作是非题,瞎选其一而已。

  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要想鉴定,就得明白作伪者的手法。书画作伪的方法很多,常见的有:

  (一)临摹。又可分为摹当代人和摹古代人。摹当代人,由于书画的时代风格相同,纸、绢、笔、墨、颜料、印泥等物质条件相同,如果临摹者有一定水平,就较难分辨,非从个人风格、笔墨功底等细处区分不可。摹古代人,须把纸、绢染旧,把墨色、颜色、印色等光泽掩去。但邪不胜真,总会露出破绽,总不如真古色自然。但如系古人临更古的人,则至今也成真古旧,即所谓“老充头”,初搞收藏的人往往会上当。20多年前,台州民主人士李瑾侯老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在北京读大学,课余喜欢学画,拜访过一些名画家。曾亲见金北楼(城)在一张玻璃台面、下照强电灯光的桌子上映摹古画。金北楼的笔墨功夫,十分了得。我想他临摹出来的假画,一定骗得倒众多鉴赏家。杭州老一辈藏家盛传:李瑞清卖掉一座房子买下一幅元王蒙的山水,其实是临摹本,解放后此画曾在杭州出现,我见过一面,笔墨很好,但纸色似不到元明。

  (二)旧画新落款。古代没有署名的画幅,或者是小名家、不知名画家的作品,往往被作伪者根据风格,落上大名家的款印。前者是添款,或者是改款。如系改款,则要把原来落款的地方截去或挖去,使得尺幅不伦不类,或不应残破的地方出现破补。无论是添款、改款,墨色总有破绽可寻。解放初,杭州有一画家开旧书店,也经销书画。他看到两幅山水是学龚贤的,就把原款挖去,自己添上龚贤的款印。因交裱画店重裱,其事遂传。近于某展览会见到一幅清代王澍的篆书条幅,上有朱丝栏。显而易见,原来落款的一行已被裁去,因正文末行仅书二字,即于其下伪添王澍款印。不仅幅子特狭,且被裁处残留朱丝栏横线,明眼人自能一见知之。

  (三)割裂拼凑。作伪者往往把书画真迹上的诗堂、裱绫(有题字)、签条和画心分离开来,另造假画心,把一件东西变成几件。册页、手卷,更加变化多端。一余姚书画掮客携来一幅石涛画芭蕉人物小中堂,显然是假;但左侧裱绫上的吴昌硕题识,却是真迹。听说此件后在上海卖去,得款18000元。我想,这也是买吴题的价钱吧!曾见一本张大千的八开山水册页,其实是清末小画家册页中未加题款的八开,妄加张大千题款、印章,冒充张大千的早期作品。还在首页伪造一垂死老人“临危托宝”的故事,实属矛盾百出,欲盖弥彰。如称“秘不示人”,何以册页甚旧,且是散页,当属常供人观摩者。又在某展览会中看到一件明末王铎的行草手卷,后有清朝屠倬的题跋。屠跋甚佳,王书则靠不住,矛盾得很。我的藏品中有一狭小横幅,系清孙星衍篆书“黄山观瀑图”五字。按其尺寸,当是某山水手卷的引首,被人从真迹中揭下,准备伪造某大名家的《黄山观瀑图卷》。因故未就,遂成不伦不类的狭小横幅。

  (四)副张。有些书画用纸,原系二层、三层加厚(如所谓“夹贡”),裱工即把厚纸撕成二层,下面一层墨色较淡,称“副张”,也称“魂子”。杭州某裱工,曾把一幅徐悲鸿为某教授画竹子副张卖给我,还附来一封徐悲鸿的信:“××先生:实在忙得不了,勉成一小幅,不足当方家一笑。”此竹已失去,信还在,倒是原件,并非副张。副张不仅墨色淡,且有拉毛留下的小白点。图章似不能透至副张上,须另加盖假印。副张不能说是“赝品”,只能说是裱工不法牟利的一种手段。传世有一幅任伯年画的《承天夜游图》,上有徐悲鸿题字,仿佛记得也是副张,而神采未失。

  (五)向壁虚构。书画内容、题诗、落款、题跋等等均属杜撰,无所凭借。可分高、低两种:高水平的作伪者如张大千,伪造八大山人、石涛,可以随心所欲,处处皆像。有一次,上海藏家程霖生出巨资买下八大山人的四幅丈二屏条,有一幅荷花的梗子长八尺余,一笔到底,精力弥满。程称:“张大千虽善作伪,决无此魄力。”程死后,张大千始告人:“四幅皆我所作。八尺荷梗,不过将纸横铺桌上,边走边画而已。”还有一种低水平的,大多造方孝孺,杨继盛、海瑞、史可法等历史名人。为了引人征信,往往在裱绫上有多人题跋。不用说别的,即这些题跋,都笔迹相似,印色相同。真是欲盖弥彰,徒劳心机。我在杭州、奉化、金华都曾见到过同一面目的“方孝孺”书法条幅,纸色很黯,可知当年造出过不少。

  (六)印刷品。除了碑贴、版画,我见到最早的印刷品是清末用木版印刷的“中兴名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的书法屏条。其次是民国时期锌版印刷的大中堂、对联。有一幅任伯年画的《五谷丰登图》,作一士人手持稻穗,立方桌旁,桌上有一玻璃风灯。有人说,所持是瘪壳,以“无谷”谐音“五谷”,以“风灯”谐音“丰登”。我读高中时,曾于一国文教师家见到何绍基书联:“仙曹共作窗间戏,吏部相从瓮底眠。”虽系印刷品,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近50年来,复有木版水印、日本二玄社印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书画精品等问世,使印刷品的质量越来越好,越来越逼真。有一种珂罗版印刷的小幅书品,如不详审,颇难区别真伪。一般印刷品对浓淡、洇晕、飞白等较易露破绽。还有,对阳光看反面,不似真迹有浓淡。曾见一幅假张大千山水,是利用旧裱头上的红绫作地,用现代假金粉作画。画的水平较低,但题字却很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仔细观察,原来是用筛网制版,将字用金粉刷在红绫上的。用笔写字,笔画都是中间略浓,两边略淡,筛网印刷却是中间略淡,两边略浓,是其破绽。

  张珩、徐邦达、史树青、谢稚柳诸前辈,都为鉴定书画写过专著。但光看书,不实践,仍难以提高鉴定水平,正如光看游泳书籍仍不会游泳。有些世代相传的藏家,从小耳濡目染,自是条件优越。否则,靠自己琢磨难免要呛上几口水,有些从事文博工作多年的人,对鉴定书画仍不甚了了;而自己收藏“呛了水”的人,却提高很快。自己花钱,买了赝本,十分肉痛,到处请教,仔细琢磨,接受教训,进步就快;反之,无切肤之痛,漠然处之,进步就慢。我认识一个青年女裱工,书画知识、鉴定水平,原属平平;到南方做了几年书画买卖,就令人刮目相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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