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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窑

马文宽 

  宋代是我国制瓷业的繁荣时期,五大名窑争鲜斗艳,民窑如雨后春笋遍布各地,新品种不断涌现,产品数量大增。即使地处祖国东、北部的辽、金两朝,其制瓷业亦达到很高水平,并有其鲜明特色。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与宋、辽、金先后并存,位于祖国西北边陲,长达一百九十年的西夏王国(公元一0三八—二二一七年)瓷器所知甚少。解放后西夏瓷虽偶有零星发现,有的学者也指出它的存在。但这些有限的资料多为非发掘品,或没有确切地层关系和可靠年代的实物佐证,同时也没有发现其窑址,故还不足以对西夏瓷进行全面的论述,现存的几部陶瓷史也均未论及。

  一九八三年考古工作者对宁夏灵武县磁窑堡瓷窑址进行了调查,确定其时代为西夏,一九八四—一九八六年在此进行了三个季度的发掘(1)。遗址处在灵武县城以东三十五公里的沙漠中,工作环境极其艰苦,但发掘成果令人瞩目。不仅发现了西夏窑炉和作坊遗迹多处,还出土了极为丰富的瓷器、窑具和工具(2)。一九八七年考古工作者在灵武县回民巷村亦发现西夏窑址(3)。一九九二年甘肃省武威市塔儿庄出土一批西夏瓷器和窑具(4)。此地应是一处瓷窑址。上述考古发现为西夏瓷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西夏瓷的种类

  西夏瓷的胎质坚密,呈浅灰白色或浅黄色。釉有白、青、黑、褐、紫、茶叶末、姜黄等色,其中以白釉和黑釉为主。白釉瓷均施化妆土,釉料淘洗较精,三氧化二铁仅为百分之零点六六。这有利于提高釉的透明度。由于烧制时用煤作燃料,火焰短,在窑内易形成氧化焰,故烧成后呈白中闪黄色,即牙黄色,属暖色调。

  西夏瓷种类繁多,仅生活用具就有二十一类四十八种,其他尚有文房用具、娱乐用具、雕塑品、宗教用品、建筑材料等二十一类三十九种。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西夏境内缺铁,少铜、锡,因而一些日常用品不得不用瓷器来代替。二是西夏瓷中特殊产品较多。这与西夏王国境内的主体民族——党项族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有关。如适合于游牧生活使用的各种形式的扁壶,娱乐用具中的牛头瓷埙,雕塑品中大量秃发人像、骆驼,佛教用具中的法轮、金刚杵、擦擦、佛花,塔庙中泥塑像所用的瓷眼珠,建筑材料中的瓦件、白釉贴面等。这些均为其他窑址所少见。产品种类繁多且部份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与习俗,是西夏瓷一大特点。

  西夏瓷的造型与装饰技法

  西夏瓷造型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注重整体造型,力争达到以形取胜的艺术效果。如白釉花口瓶有五瓣双曲匀称的花口,细长颈微上撇,曲度恰到好处的扁圆腹,横线多层的喇叭口圈足,其造型是用准确流畅的曲线和直线来完成,各部份之间的曲度、宽窄、长短比例颇为谐调,因而显得修长而秀美,再加上白中闪黄的温暖釉色,体现了白瓷的艺术魅力,给人以美的享受。其他素釉瓷也都反映了以造型和釉色取胜的时代风尚。第二是造型重实用性。如大扁壶为斜唇小口,短束颈,扁圆腹,腹的两面各有一圈足,两侧有两系或四系。从整体造型来看,扁圆形适于马、驼长距离行走时携带,两侧之系便于穿绳捆绑和提取,腹背之圈足在放置时起平稳作用,正面圈足有对称和加固胎体作用。另外在前、后腹两爿结合处施附加堆纹,以使胎体坚固耐用。小扁壶则腹面无圈足,腹背有一凹足,肩侧有两系。小扁壶用于随身携带,因而造型设计体态轻盈,再施以单色釉,又有素雅之感。扁壶体现了党项族的生活与习俗,是西夏瓷中的典型器物。

  装饰技法以剔刻花为主是西夏瓷的另一特点。可分刻釉、剔刻釉、刻化妆土和剔刻化妆土四种。刻釉是胎体施釉后,待其稍乾用刻刀在釉面上刻出花纹,属阴刻。因所刻纹饰较细,胎、釉间色差不明显,很少单独使用。剔刻釉是在施釉的胎体上剔掉部份釉面而形成主题纹饰,属阳刻,但细部纹饰和地纹仍需用刻釉技法刻出。刻化妆土是在胎体上施化妆土,阴乾后刻出花纹,再罩以透明釉,烧成后花纹因露胎而呈浅青色,余呈白色。剔刻化妆土亦是用剔刻结合的技法来展现纹饰,再罩以透明釉,烧成后剔花部份是在浅青地上呈现出白色花朵,刻花部份则是在白地上显出浅青色花纹。剔刻技法始于宋初,以磁州窑最为突出。西夏瓷的这种装饰技法显然来自磁州窑系。另外尚有点彩、印花、刻花、镂孔等装饰技法。

  装饰题材

  西夏瓷的装饰题材以反映民间生活为主。如宋、金时期南北诸窑流行的代表人们希望的婴儿,表示吉祥的幼鹿、游鱼,象征美好幸福的牡丹,使人赏心悦目的莲花……还有反映党项族人的送葬狩猎场景和其他有关内容。下面介绍几件典型作品。

  白釉剔刻婴儿攀花纹瓷片,婴儿光头无眉,脸庞丰满,两眼炯炯有神,下配以尖鼻小嘴,有怡然自得之态。此画刀法洗炼,颇为传神。

  黑釉鹿衔牡丹花经瓶,腹部有两个开光,内各剔刻一形态矮小的幼鹿。匠师仅用几笔简练的线条就把幼鹿矫健优美的身躯、善于奔跑的动态和戒备机警的性格表现得非常成功。鹿回首嘴街一朵牡丹花,花瓣繁茂,花叶布满空间。此画线条流畅,构图繁简得当,堪称艺术佳作。

  褐釉鹿衔莲花经瓶,开光内鹿的形体偏瘦,颈部长伸,躯体轮廓转折有起伏,柔中有刚,四肢作奔驰状,显得劲健轻快。鹿回首嘴街一枝莲花,鹿背有一站立小人头顶花柄。从整体画面看,鹿的位置居中,四个边角的叶纹则有意简化,以造成整体书面的平稳。

  黑釉剔刻牡丹花双系扁壶,画面以两个左右对称的开光牡丹花为主体纹饰。开光间刻有密集的弧线来衬托单绕的牡丹叶纹。两者共同作为地纹把开光内主体纹饰烘托得更为突出。这样在画面上既体现了总体色彩上的块面对比,还注意到局部块面色彩强弱的对比,因而做到了主、地纹均衡协调而富于变化,在变化中求得统一。

  褐釉剔刻牡丹花四系扁壶,整个画面仅用一花枝缠绕,伸延穿插,映衬出四朵盛开的牡丹花。整个画面是用洗炼准确的绫条,叶纹的繁简,花叶结构的巧妙处理及块面色差的对比来展现牡丹花雍容雅致的花姿。其布局既严谨又不显呆板,近似对称又不严格恪守,因而画面显得粗犷、简洁,有着素雅质朴的美。

  褐釉小口深腹瓶,腹部刻有反映西夏统治者生活的送葬狩猎图。最前方是一惊慌奔逃之兔,其后一鹘(海东青)在抓扑一鹅,后又有一奔跑之狗似在协助扑鹅或追扑逃兔。中间刻一马,鞍上插有幡旗似刻有字(不清),应为死者之名。马后方刻有双靴挑灯,应表示人死后要走向祖陵的思想。靴后应尚有他物,惜因瓷片短缺不明。此图似表明西夏统治者喜爱狩猎,妄想死后在阴间继续过着世间—样的生活。

  装饰艺术风格

  西夏素釉瓷中以白釉瓷最为突出,达到了以造型和釉色取胜的艺术效果。这应与党项民族崇尚白色有关。剔刻花瓷主要是利用胎——釉、胎——化妆土之间的色差对比来展示所描绘的主体物象和相关纹饰,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以黑釉剔刻花尤为明显。黑(釉)白(胎近于白色)两色对比强烈,有素雅、壮重、宁静的美感。剔花有较大的空白处来突出主体纹饰,表现空间,构成画面的空灵感,给人以联想的作用。同时在所刻的地纹和边饰中又借助于多层次的视觉效果来突出主体纹饰,起到以虚托实、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

  用剔刻技法描绘现实生活的题材则体现出写实兼写意的画风。写实就是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写意是讲究艺术手法上的提炼、概括和意趣,从写实中掌握严谨的造型,然后再以形写神,以达写意的目的。前述送葬狩猎图表现了党项族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狩猎的场面,有着写实的意味。此图绕刻技法虽欠熟练,但颇有韵味,如海东青在抓扑鹅时,鹅在惊恐中已失去了身体的平衡,奔跑的狗跟踪而至,而惊恐之兔在拼命逃窜。这—刹那的紧张情景生动地描绘在画面上,质朴的绕刻把动态、神态一一勾画了出来,其造型的概括手法正是写意。前述婴儿攀花纹,仅用几条线刻就勾画出了婴儿的五官,把其天真烂漫的情态惟妙惟肖地展现出来,尤其是眼神的刻画既传神又传情。这是写实兼写意,在写实的基础上写意。

  西夏瓷装饰艺术上的另一特点是在构图上力图做到宾主有序,主次分明。首先是大量利用开光构图,几占纹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这为当时其他窑所少见。开光以内的物象作为主体纹饰,开光以外的地纹和边饰趄辅助衬托作用。第二,用多层次的色差对比,也就是既注意在总体色差上的块面对比,又注意局部块面色彩强弱的对比。这种从对比中找对比,使主体、客体纹饰非常谐调地处于同一画面之中。第三,在非开光画面中则运用线条的粗细、疏密、繁简及花与叶结构的巧妙安排以达到合理构图,来突出主体纹饰。由于西夏瓷装饰注重宾主关系的妥善处理,从而增强了艺术效果。

  西夏瓷出现的条件及历史背景

  西夏瓷窑址分布在宁夏灵武县、贺兰县(5)、银川市和甘肃武威市,均处在产煤区。在宋代北方诸窑均已用煤烧制瓷器,并用煤系地层中的“高领石质泥岩”和“高领石泥岩夹矸”为制瓷原料(6)。而且这些窑址均处在河流旁,又解决了制瓷所必备的水源问题。这样制瓷三要素——原料、燃料和水源都已具备,如再加上人的创造性劳动,瓷器生产就会应运而生。

  西夏瓷窑址均在政治、经济比较重要的地区。如灵武县城距西夏国都(今银川市)仅五十余公里,建国前曾是其首府,建国后与其国都并称东西二京。灵武县城以西属银川平原(亦称塞上江南),为富庶之区。武威古称凉州,为河西走廊重镇。在西夏著名法典《天盛年改定新律》中把西凉府(武威)放在与国都并列的地位,同为二品(7)。武威地区利用祁连山雪水溉田,素为农业发达地区。

  西夏王国主体民族——党项族在北朝时就活动在祖国西北大地。到李继迁时势力大增,四出侵掠宋朝边境,又经其子李德明的二十年休养生息,为西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德明子李元昊为人“雄毅多大略”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开国雄主。他在一0三八年建国称皇帝,国号大夏,宋人称之为西夏,沿袭至今。其领土包括今宁夏、甘肃、陕西、内蒙、青海五省的部份地区。它前期与北宋和辽,后期与南宋和金形成两个三国鼎立的局面。在第四代皇帝夏崇宗李乾顺和第五代皇帝夏仁宗李仁孝统治时国力强大,达到鼎盛时期,以后逐渐衰落,一二一七年为成吉思汗所灭。

  西夏建国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其能与宋、辽、金三国长期相对峙来看,是有其内在因素的。西夏历朝统治者大都热衷于学习汉文化,这又使其文化得到迅速发展。这些势必导致人们对日常生活中不可须臾即离的瓷器的需求量日益加大。除日常生活用品外,统治者们还需要大量的其他瓷质用品和瓷质建筑材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夏王国建立和发展了制瓷手工业。

  西夏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

  我国素以瓷国著称于世,主要生产地区多分布在中原、江南及华南等地。西夏瓷的发现与研究向人们说明地处西北的宁夏、甘肃两省区亦生产着精美的瓷器。这使我国古瓷窑址的分布点向西北推至贺兰山及河西走廊一带。西夏制瓷业受到中原诸窑系,特别是磁州窑系的强烈影响,应视为十二世纪我国制瓷业在西北地区崛起的一分支。

  就我国瓷器发展史而言,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瓷种,过去以辽瓷最为显著,现在可以说除辽瓷外,尚有西夏瓷。西夏瓷种类繁多,许多产品体现了党项民族的特点。这些独特的产品和装饰艺术丰富了陶瓷史内容,并为我国制瓷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夏灵武县磁窑堡瓷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0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夏灵武窑》,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3)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八宁夏灵武县回民巷瓷窑址调查》,《考古》1991年第3期。

  (4)孙寿岭:《武威新发现的西夏瓷》。《文物天地》1993年第1期。

  (5)内部调查资料。

  (6)郑直等:《煤系地层中高岭石质泥岩可能用作古陶瓷原料》,见《中国的瓷器》。轻工业出版社,1983年。

  (7)黄振华:《西夏文字典<文海>、<文海杂谈>及其研究——兼谈从西夏文献看西夏社会概况》,《中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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