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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陶瓷的成就与特点(下)

冯永谦 

  三 陶器

  辽代陶器,也颇具特点,自成体系。辽代陶器的研究,尚是一个未曾触及的课题。

  辽代的陶器比较发达,遗址、城址和墓葬中都有出土,覆盖面很宽,在当时辽土范围内大都有陶器发现。根据这些考古发现的资料为基础,是研究辽代陶器的一个优势。辽代陶器,原本是指契丹族使用的陶器,其涵意较狭。随着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统治地域扩大,包括其他民族,时间长久,于是又产生与原来契丹族所使用的陶器不同的器物,无论胎质、器型,还是花纹装饰等,都有变化。但这些也是辽代陶器。这种陶器不只是契丹人所用,而且应该说主要不是契丹人使用;不过它也是辽代陶器研究的重要内容,不能因其不具有契丹族的特点而摈弃,应该看作是辽代陶器在不同阶段上的发展和变化。因此,所谓辽代陶器,就应包括这样内涵不同的遗物。

  辽代陶器,属于契丹族使用的器物,其胎质颜色较纯正,一般为正灰色,或略偏黄褐,较少青灰色;有黑色陶质。晚期明器较多,胎色较重,为灰色或深灰色。器物胎较薄,质较纯净缜密,胎内亦见有略含杂质的,但不是大颗粒;作为炊具的陶器,则胎内羼砂,而陶色较红或呈灰红色。器物烧造的火候较高,胎质坚致。器底多内凹,底为模制,并多印有花纹,如“钱形”纹、“田”或“十”字等。器表纹饰,主要为篦齿纹,间或配以凸弦纹或弦沟纹;有的器表磨光,灰陶和黑陶均有此做法,尤其黑陶经打磨后,黑如墨染,光可鉴人,非常精美。

  产代陶窑址发现不多,过去很少见诸报道。笔者往年在阿鲁科尔沁旗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水泉沟窑址是一处专烧釉陶和纯陶器的窑场,面积很大,残片亦多,所见主要为饰有篦齿纹的陶器,特点突出,是了解辽代陶器生产的重要窑场之一。

  所谓辽代早期的陶器,实际是牵涉到契丹族早期的陶器问题。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契丹族陶器的生产和使用在辽建国之前,即应早已有了。 如从鲜卑族系看,包括北方早期的游牧民族,都会烧制陶器,契丹族对此绝不会毫无常识,根本不懂使用陶器;尽管他们是过逐水草的迁徙生活,但实际生活需要使他们离不开陶器。问题是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烧制陶器,还没有明确材料。我们认为契丹族的陶器应是自己发展起来的,并且应该是较早出现的,绝不会像瓷器那样,是受中原地区邢、定窑的影响,甚或是在有了定窑制瓷工人后才开始烧造。今后对契丹族早期陶器的探索,还是一个相当繁难的题目。

  过去在巴林左旗驻地林东镇北山坡辽代遗址出土一批陶器,有大口陶罐二局体小口鼓腹陶罐二局体侈口陶尊和直口长颈陶壶等,饰有凸弦纹、人字纹、篦齿纹、凹底并印有“钱形”纹(47)。后对此遗存进行过试掘,出土的器物除如前所报道的壶、罐外,还有陶盆与瓦当等物,证明这是辽代早期灰坑遗址(48)。这是见诸于遗址出土的陶器较重要的一次发现。

  —九八六年呼伦贝尔盟文物工作站在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发现三座墓葬,刳木为棺,随葬有木弓、铁镞、马蹬与革带铜节约饰件等。其中出土陶器七件(49)。敞口陶罐四件,可分两式。一式为夹砂灰褐陶,手制,质较粗,火候低。壶身素面,平底不内凹,口唇外部有两周锥刺点纹。器表有一层烟炱。另一式为砂质褐陶,质粗,火候亦较低。口唇外三道凸弦纹,底向内凹。其中一件颈部有两道篦齿纹,另一件有两道凸弦纹。壶三件,可分三式。一式为灰褐泥陶质,手制,质较细。底内凹。颈、肩部饰篦齿纹与大米粒状点纹,腹部饰“钱形”纹,隙间补饰蓖齿纹。另二式俱为灰褐泥陶质,质较细,轮制,表面磨光。侈口,底内凹。腹部以下俱饰篦齿纹,颈、肩部一件饰两道篦齿纹、一件饰两道凸弦纹。这些器物的胎质和纹饰,有的还残存有早期的特徵。此墓的木棺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距今约为一千三百十五年,树轮校正约为—千二百五十年,相当于唐代中期。此墓群全部出土物具有相当明确的契丹族遗物特点,独木棺的形式又比较原始,因而这处墓群应是辽代早期的契丹人墓葬,具体年代可提早到辽建国前的—段时间。毫无疑问,西鸟珠尔墓群有确切出土关系的陶罐和陶壶,是研究辽代早期陶器非常重要的资料。

  在哲里木盟近年发现几处墓葬,都出土有陶器,科尔沁左翼后旗呼斯淖土坑墓,出土磨光黑陶鸡冠壶、磨光灰陶同心圆纹扁壶、磨光灰陶瓜棱壶、素面小陶罐、磨光灰陶带盖陶罐(50),库伦秦家沟墓,出土夹砂云母灰褐陶凹底罐、灰色细泥饰弦纹篦齿纹瓜棱状凹底陶壶;通辽乌斯吐火葬墓,出土夹砂云母饰弦纹篦齿纹凹底灰褐陶罐、篦齿纹凹底灰陶罐、泥质灰陶盘口瓜棱腹饰篦齿纹凹底壶;扎鲁特旗荷叶哈达石棺墓,出土夹砂云母黑褐陶饰弦纹篦齿纹凹底罐、细泥磨光灰陶泥质盘口瓜棱腹饰篦齿纹凹底印标记壶、磨光细泥篦齿纹灰陶瓶;扎鲁特旗乌日根塔拉上坑墓,出土磨光泥质灰陶碗口瓜棱腹凹底壶、磨光泥质灰陶弦纹篦齿纹凹底瓶(51),这几件出土于墓中的陶器,从陶质、器型、纹饰看,与辽代早期陶器比较,既有相同之处,又不完全—致,研究者认为是辽建国前的契丹族陶器(52)。意见比较中肯。但它们相互的年代和发展序列,还应待材料多了再进一步比较研究,找出它们的发展和继承关系。

  辽阳三道壕木棺上坑墓,出土夹砂粗褐陶篦齿纹凹底印花叶标记大口罐、泥质灰陶侈口瓜棱腹篦齿纹凹底壶,其时代认为是辽代早期(53)。按此墓的时代,大约在辽建国初期或其稍后阶段。

  北票柳条沟一号砖墓,出土泥质夹砂淡红胎大口篦齿纹凹底罐、灰陶立领鼓腹凹底罐(腹部划一“杨”字)、灰陶侈口弦纹篦齿纹假圈足凹底壶(54)。此墓的年代,根据墓用砖砌、同时出土两件白瓷碗与立领罐腹划“杨”字等情况看,虽然夹砂大口罐等具有早期特点,但不会早到辽建国前,应是辽建国后的早期遗物。

  在赤峰地区(原昭乌达盟)和哲里木盟,近年出土一种黑陶鸡冠壶与瓜棱罐,数量不少,这是前所不见的。如科尔沁左翼后旗呼斯淖和喀喇沁旗上烧锅等地辽墓(55),都出土了这种黑陶表面磨光的鸡冠壶,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二号辽墓均出土了黑陶磨光瓜棱罐(56)。上述这些磨光黑陶的时代,大约从辽建国前到建国后早期。

  考古发现表明,辽代在建国后陶器数量相应减少,而釉陶器和瓷器增多。这是因为建国前后制瓷业发展起来,釉陶器和瓷器较之陶器要好许多倍,因而形成社会生活的广泛需要。辽代城址虽然都出土有陶片,但却不如瓷片多;而在辽建国后的大型墓葬中,尤其纪年墓里,主要是瓷器,陶器是很少有的,就是一般中型墓葬也很少发现,釉陶器相比之下,多了一些。这种现象大概反映了社会上对陶器需求的减少,因此生产数量不多,尽管当时可能还为平民所使用,不过可能也不多,故在一些辽代小型墓中只偶有发现。

  北京洋桥村辽北平王赵德钧墓,出土肩划水波纹圆唇平底灰陶罐、僧帽式灰陶器物底座和内壁划两尾鲤鱼与两束水草的灰陶盆,划纹工细,施红、白两色彩绘。这种作法亦为一种装饰,但前此少见。赵德钧墓,是辽建国后年代最早并出土陶器的墓葬。辽代器物有彩绘的作法,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墓和建平勿沁图鲁辽墓都曾出土过涂朱彩绘的白瓷器物。因此,赵德钧墓的陶器应为辽地所生产,葬俗也是接受契丹族的影响而随葬的施彩器物。

  在巴林右旗岗根辽怀州城址内西南部,因居民取土筑墙,挖出二十五件陶器,这是辽代陶器一次较大的发现。均为泥质灰陶,器型高大,制作规整,胎质坚硬,器壁匀薄,高者达九十厘米,壁最厚为一点二厘米,可见器物制作之精。器物有陶瓮,素面磨光,有平底与有底微内凹的;长颈陶壶,底微内凹,—外底印“钱形”纹,纹饰自颈至底分段压印篦齿纹花纹带,—件器身布满用篦齿纹组成的菱形纹、鹿纹和条带装饰言之,十分罕见。这些陶器,可以代表辽代建国后的制陶水平。

  一九七九年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南的塔山东北坡,发现一座小型火葬墓,葬具为轮制灰陶罐,敞口、鼓腹、凹底,颈部压印两周篦齿纹,腹部以下皆饰篦齿纹。这种墓在上京小小多有发现(58)。

  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哈达图村,出土一火葬骨灰罐,灰陶质,穹顶圆壁,整体作毡帐形式,非常奇特,正中设带轴的单扇门,门两侧各开一窗,外壁和顶部刻划十只鹿纹,有的互相亲呢,有的给小鹿喂奶,绕条流畅,形象生动逼真。另在林东镇辽上京南的塔山东北坡,亦发现一穹庐式骨灰罐,灰陶,素面无纹饰。这两件体现浓郁草原生活气息的骨灰罐,可能是契丹人的葬具(59)。

  巴林左旗双井沟墓地,南距辽上京仅四十公里。墓地中两个用石块垒砌的方形茔垣,门向东南;墓垣内分别埋六与八个陶罐或陶盒,内葬骨灰。这些陶器,均为灰色细泥质,轮制,部份陶器内壁经拍打或刮削;器型、大小虽有不同,但都身饰篦齿纹,底内凹。同出有一件白瓷碗(60)。北票柳条沟二号石墓,出土饰篦齿纹凹底灰色夹砂陶罐和细泥灰陶瓶,同出白瓷碗等其他器物(61)。这两处辽墓,都属小型墓葬,从建造茔垣或简陋墓室并有白瓷器等其他遗物同出看,时间约为辽代中期,下限最晚不会超过圣宗,出土的陶器,应是辽建国后的中前期产品。

  辽代中期以后,陶器也开始出现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为晚期开随葬陶明器之风。朝阳西涝刘承嗣家族墓,出土陶注壶、陶盏托等遗物。现知最早大批随葬陶明器的墓,是河北宣化姜承义墓,墓中随葬六十件陶器,无—件实用品,皆系模型,有碗、杯、罐、壶、盆、钵、盏托、镌斗、鏊子、盆形鼎、簸箕、水斗、仓、塔形器等(62)这种情况早期很少见。姜承义死后葬统和十二年(公元九九四年),统和是圣宗耶律隆绪年号,则此墓是辽代中期墓葬。墓中出土大批陶器,对研究和了解这一时期陶器的发展,是非常宝贵的材料。

  辽代晚期辽墓中陶器增多,从发现的遗物看,这时陶土不经淘洗,胎质较厚,颜色深灰,也见灰褐色的,并且是陶明器盛行。

  宁城县大明城镇辽中京西城外山头村和嘎斯营子村发现的辽墓,随葬遗物主要是陶器,有陶碗、陶碟,带流陶钵、陶盏托、陶执壶、陶盆、带盖陶罐、陶器座、陶锅、带耳陶锅、三足陶锅、双耳三足陶锅心币盖三足陶炉、陶镳斗、陶剪、陶簸箕等,俱为实用物的模型,器胎厚重,皆不精致。墓中还出有上划二爵昌气“刘郎”文字的陶片(63))。寿昌(公元1095—1100年)为道宗年号,由此可知,这些墓葬的年代为辽代晚期。

  张家口市宣化下八里辽天庆三年(公元1113年)张恭诱墓,出土碗、锅、罐、盆、水斗、簸箕二男刀等陶明器三十四件(64),天庆六年(公元1116年)张世卿墓,出陶碗、执壶、三足陶铛与簸箕等陶明器二十四件(65),同地葬于天庆七年(公元1117年)合葬于金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张世本墓,出土陶碗、钵、罐、盆、薰炉、鼎等七十三件(66)。皆为明器。可以看出当时烧造器类很多,定有专窑生产,供应社会需要。

  大同市新添堡等地的辽墓,也都出土陶器。新添堡天庆九年刘承遂墓(二十九号墓)出土陶壶、陶水斗、高足陶器与砂陶锅、长方印菱形纹盘、八角印莲纹盘;卧虎湾二号墓出土陶水斗、陶簸箕二局足陶器与砂陶菱角纹长方盘(67),卧虎湾乾统七年墓(三号墓),出土腹绘白花小灰陶罐;四号墓出土葬骨灰用陶罐,细泥薄胎灰陶;大安九年墓(五号墓)出土灰陶盆,圆口唇,小平底,胎质细腻,内外磨光,火候较低;六号墓亦出土有灰陶盆(68)。从墓葬年代看,纪年有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乾统七年(公元1107年)和天庆九年(公元1119年)等,大安为辽道宗年号,乾统、天庆皆为天祚年号,其时已为辽代晚期。

  一九七三年,笔者在法库县叶茂台镇的西山发掘有数座墓的辽代后族萧氏墓地。一号墓,是较小的方形石墓,时代为辽代晚期。墓中出土皆为陶明器,有小盆、小碗等。其色深灰,胎上未经淘洗,火候较低,器型均较小而胎甚厚,直观制作粗糙。

  这种随葬陶明器,显然是辽代社会中汉人的葬俗;与契丹族陶器完全不同,无论是胎质、器型还是纹饰,都无相似之处。应看作是辽代陶器发展的一个方面。

  辽代契丹族陶器在中期以后,逐渐衰微,瓷器和釉陶器以其优良品质广泛流行于社会上,陶器实用价值不高,遂被淘汰。可以这样说,辽代的制陶业,在中前期还烧造一些大型器物,供应社会需求,因火葬盛行,也烧制骨灰罐,且不乏独出心裁者,如穹庐式骨灰罐,器物造型颇为新颖。到晚期,尤其汉人居住地区,出现了烧制粗糙的陶明器,如陶水斗、陶簸箕等,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点需求而延续下来,但其质量却十分低劣,此时即或还烧造一些陶器,也不能和早期的制品相比了。

  此外,还应提及辽代晚期陶器装饰方法出现了一种研磨纹,即在陶器表面压磨纹饰。陶器经压磨后的部位,光洁明亮,与未经压磨的器面形成暗花纹,其样式或直线、或网格、或水波状,颇具特点。过去研究陶瓷者,认为这种花纹是在金代才有的。笔者一九八三年发掘北票县莲花山辽耶律仁先族墓时,墓中出土了这种饰有研磨纹的灰陶盆等,因此可知这种纹饰在辽晚期即已被应用,并且可以明确地说,至迟在道宗咸雍年间已经有这种纹饰了。

  四 砖瓦

  砖瓦属建筑用陶。 一般论述陶瓷,多不涉及砖瓦,包括近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等专业性著作,于辽代也不讲建筑用陶。其实砖瓦等建筑材料,也为陶制品,从系统研究角度考虑,应该列入。何况辽代的砖瓦又确有特点,与历代砖瓦皆有不同之处;故此本文增设建筑用陶,以便了解。

  辽代的砖窑和瓦窑,发现很多,几乎各地都有发现,尤其人居密集的地方,或城址附近,都有窑址存在。这是因当时需要而产生的。但是目前对已发现的窑址,常因其所烧为砖瓦,发掘的不多,有的就地保存,有的则在发现后陆续遭到破坏,非常可惜。

  一九五四年,笔者在东北文物工作队时曾在辽阳市鹅房村发掘两座辽代砖窑址,为马蹄形窑,砖筑窑室,有窑门、火膛、窑床、烟道等(69),都保存完好。此窑烧瓦,出土不少板瓦和筒瓦、瓦当等。兽面纹瓦当和横带纹板瓦滴水,与辽永庆陵出土的瓦当、滴水的形制、花纹一致。这是辽代东京城外的一处烧制瓦件的窑场。

  在宁城辽中京城外的榆树林子、红庙子等地,发现不少烧制砖、瓦的窑址。据笔者调查了解,有的窑发现时还装满已烧好的整窑砖瓦,未曾使用,当地农民发现这些窑后,就将成窑的砖挖出来建造住房宅院等。窑址分布占地很大,窑区长达五六里,已经发现的窑址数以百计,蔚为奇观,于此也可见营建中京对砖瓦等建筑材料需用量是很大的。这些窑址烧制的砖瓦建筑材料,质量很好,火候也较高,反映出中京地区窑业的烧制水平。窑址中出土的建筑材料,制作很精美,尤其吻兽烧制更为出色。

  一九七三年,笔者发掘法库县叶茂台的西山辽墓时,清理一处辽代居住址和一座窑址。窑为烧制灰色板瓦、筒瓦的窑址,板瓦滴水与兽面瓦当都有残遗,其形制与辽阳鹅房窑址的产品相同。根据此窑址所处地理位置,叶茂台西山不近辽代城址,而是后族萧氏墓地,在这里已发现辽墓有二十多座,如萧义墓、七号(出绢轴画)墓都在此墓群中,墓室建筑宏大,墓门仿建筑斗拱上部也有瓦珑、瓦当,因此这里设窑很可能是专门为西山建筑墓室烧造砖瓦的。

  法库县北上城子村辽代古城址,城外东南角不到五十米处就有窑址,可见当时建城即在附近设窑,烧制砖瓦。其他城址也有类似情况,这大约是一个规律。

  辽代砖的生产数量是最大的,当时不只是城市建筑用。实际辽代用砖最多的有三类:一是营造墓葬,任何人都可使用砖来修建,因此其用量相当可观;二是修建寺庙;三是建造佛塔。后两者常有联系,有的寺庙内即有砖塔。这三种建筑是辽代消耗砖最多的地方,至于人们生活住宅建筑,用砖则不多,从许多遗址看,房屋只有基础部份才采用砖或石块。而城墙修筑更不用砖,中国历代筑城皆是如此,都为土筑,中世纪以后也仅为城门略辅以砖,真正城墙包筑砖墙皮,则是从明代开始的,辽代还没有筑城用砖的记录。

  辽代砖—般为青灰色,胎土不经淘洗,有的砖内含有砂粒或偶含零星极小石块,火候很高,硬度较大,制作规整。其形制有长方砖和方形砖。砖的规格各地都不一致,互有出入。现举几例即可清楚。辽阳市白塔青灰色沟纹长方砖,一种长四十三、宽二十一、厚八匣米,一种长四十、宽十九、厚七厘米;法库县叶茂台七号辽墓青灰色长方形绳沟纹砖长三十四点五、宽十七、厚五点五厘米;库伦旗前勿力布格辽墓,砖青灰色,方砖长三十八、宽三十八、厚六厘米,长方形沟纹砖为长三十七、宽十九、厚六厘米,素面砖为长三十四点五、宽十七、厚六厘米;巴林右旗查干坝辽墓长方形纹砖长三十二、宽十六、厚五厘米,方形斜行沟纹砖长三十二、宽三十二、厚五点二厘米;宁城县大明城辽中京城址外城西南隅佛寺遗址长方形沟纹砖长三十四、宽十四、厚四厘米,素面方砖长三十六、宽三十六、厚六厘米;大同市十里铺二十七号墓的长方形沟纹砖长三十八、宽十九、厚七厘米,墓中出土彩绘砖,大者长四十、宽二十、厚九厘米,小者长二十、宽十八、厚六厘米;大同市新添堡二十九号墓铺地方砖长三十八、宽三十八厘米。

  砖多有沟纹,这是辽砖的一个特点;其目的是在建筑时沟纹内能进入灰浆,从而使砖与砖之间粘结牢固。沟纹有几种形式,一种是绳状沟纹,一种是条状沟纹。其做法是在制砖坯时,将绳索或小方木条拍入砖的背面,然后取出,在砖的底面即形成沟槽。沟纹有通长的,也有分为两段的;有与砖平行的,也有作斜绕排列的。作平行分布的一块砖上的沟纹四—七条不等。斜行分布的沟纹有十四条的,方砖条数有的略多些。这种沟纹砖,在辽代非常普遍。但也有无沟纹的,如北票县莲花山辽尚父于越宋国王耶律仁先墓和库伦旗前勿力布格辽墓就是用青灰色长方形沟纹砖与同形式的素面砖建筑。沟纹砖到金代还有生产,后逐渐消失。辽代砖一般都作青灰色,有的砖内部呈灰黑色;还原焰烧得不好,也有的呈灰褐色或红褐色,不过这种颜色的很少;还有的就如氧化焰烧出的—样,全砖作淡红色,法库县叶茂台辽墓就有此种砖,砖面还模印有双鹤纹。也还见有印鹿纹的,出于库伦旗前勿力布格一号辽墓(70)。还有花纹砖,纹均凸起,系模制,有缠枝纹和忍冬纹等。

  辽代瓦均较厚重,用上未经淘洗,青灰色,火候高,硬度较大。瓦分筒瓦与板瓦两种。筒瓦为圆径的二分之一、板瓦是圆径的三分之一切割而成。筒瓦为阳瓦,俯置,瓦筒内面印有布纹,其中有的前有瓦头(即瓦当),后均有瓦节,节上做出子母口,以便互相套合连接,瓦节长短不同,长者三节,短者一节。筒瓦外侧直径一般约十五—二十厘米左右。板瓦仰置,为阴瓦,凹面有布纹。板瓦最前面的瓦边向下折而形成一较宽的面,称为瓦唇,是为房檐向下流水用,故又称滴水,其上有花纹,也多变化。林西县西樱桃沟辽饶州城出土—件完整板瓦,长二十三、宽二十七、胎厚三点五、瓦唇面高四点五厘米。宁城县大明城辽中京外城西南隅佛寺遗址出土一种板瓦,头宽三十、尾宽二十六、长四十一、胎厚三点五厘米。北镇县龙岗子辽代遗址,出土的板瓦较此还要厚重,可能是辽乾陵或显陵所用。

  辽代瓦当,是颇具特点的一种建筑材料,本为筒瓦的瓦头,由于其上有花纹装饰,产生了特别的艺术效果。辽代瓦当为模印,花纹明显,形态逼真。瓦当直径在十四——二十厘米之间。辽代瓦当中,尤其是兽面纹瓦当,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常是作为考古学断代的材料。但辽代瓦当并非只兽面一种,纹饰亦颇多,约有十余种。现略举几例,以见一斑。

  莲瓣纹瓦当,外起当边,较窄而高起,当面为细单线突起作图案式四单叶莲瓣,当心有圆形乳突,花纹间饰各种点、线纹,以使当面隙处得到填充而丰满(71)。

  莲花纹瓦当,当面为一朵实体开放七办莲花,外有一周凸弦纹,当边较宽而不凸起。

  连珠纹莲花瓦当,粗双才突起作开放的八办莲花,周边连珠纹,莲心低凹,当中凸起圆点与弦纹形成莲蓬。

  连珠凸弦纹瓦当,由两重凸弦纹和连珠纹相互组成纹饰,当心为内向连弧和圆珠,状似铜镜,外为低而平的宽当边。

  牡丹花纹瓦当,当心作台状突起,当面布满牡丹花纹,宽当边,在当边内缘为凸弦纹与连珠纹。

  凤鸟纹瓦当,当面印有羽翼均作卷云纹状图案化的展翅飞翔的凤鸟,外有窄当边(72)。

  连珠凸弦纹瓦当,两条凸弦纹中夹细小连珠纹,当心是花式突起,斜坡宽当边,纹饰简略是瓦当中又一种花纹类型。

  尖办花纹瓦当,当心是一开放的八办尖叶花朵,办间衬以凹纹花瓣,外为两道凸弦纹夹连珠纹,低平的当边甚窄小工亏

  凸弦纹兽面瓦当,当心突起,兽面形象凶猛,大鼻巨口,高颧骨,圆眼怒睁,须毛皆竖,兽面外有凸弦纹,再即为坡状宽当边。

  连珠纹兽面瓦当,兽面眉目口鼻毕具,线条纤细,充满当面,周饰—道连珠纹,其外为宽当边,

  连珠弦纹兽面瓦当,兽面小口方鼻圆眼细眉,线条清晰,形近图案,兽面外为连珠纹与凸弦纹,再即宽当边。另一式余均相同,唯兽面简略,仅具形象。

  兽面瓦当,变化极大,几乎辽代城址或遗址中均有出土,各不相同,有的兽面繁复,有的粗犷,各具特点,是了解辽代建筑时代及特点的最好材料。

  辽代瓦当,尽管变化极大,但其主要纹饰为莲瓣纹和兽面纹,兽面纹占主导地位。这两种纹饰瓦当,北魏以来就已流行。辽代瓦当的发展演变有其自身特点。

  根据考古发现,辽代使用的瓦当最早是莲瓣纹,是由于受渤海的影响而产生的。渤海瓦当采用莲瓣纹,取材于唐。当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减渤海后,迁渤海人于契丹住地,以分散其力量,并在契丹人的控制下,防止其反叛。在迁渤海之民时,连同手工业工人一起迁来辽地,窑业有了渤海人的加入,于是把渤海的作风也带到辽地来,因而辽初生产的瓦当当面就反映渤海的样式。这样在辽代早期的城址如祖州和安置渤海人而建的饶州,所发现的瓦当即为莲瓣纹了。在上述所列举的几种莲纹瓦当中,以莲瓣纹为最早,其次是连珠纹莲花瓦当或弦纹莲花纹瓦当。

  继莲瓣纹而起的是兽面纹,其时间早晚在当面上的变化特点是:当面突起较高,兽面绕条刚劲稚拙,高颧骨,圆睛怒突,须毛皆张,形象凶猛,而当边较宽,坡度较大者,时间为早;当面平整,兽面无高大突起,线条变得细弱纤柔,甚至趋于简化,当边坡度变平,这种形态的要比前者为晚。

  辽代初期,受渤海影响的莲瓣纹瓦当有陡然凸起窄小并较低平的当边;其后,兽面纹瓦当出现,当边不凸起而变为宽大低平,其坡度较大,兽面的外缘多有一周凸弦纹,这种弦纹也为同时并存的莲花纹瓦当所使用;连珠纹也继之而起,并为莲花纹和兽面纹所采用,做为当面装饰;凸弦纹瓦当,即两条弦纹中夹细小连珠者,在辽代晚期乾统年间还在流行;兽面纹中连珠纹与弦纹复合使用的瓦当,兽面简略,是为晚期的产物。晚期兽面纹瓦当,当边变窄,并略高起,与早期兽面纹瓦当差别甚大,建平县邹家湾辽惠州城址即有出土,笔者曾将照片提供给《中国通史》作为附图(74),可以参考。库伦前勿力布格一号辽墓墓门上的瓦当,兽面移向下部,当边较窄,而上部当边甚宽,并划出鬃毛状,这是晚期瓦当的又一种形式(75)。

  滴水也是辽代瓦类有特点的标志物之—,它是板瓦的檐前瓦,因而也做出装饰花纹。辽代滴水瓦也受渤海的影响。从宁安县渤海镇的渤海都城上京遗址中出土的滴水板瓦看,瓦头即见装饰。但渤海瓦头不出唇,后或出唇也很小,上面印小圆圈纹或简单花纹;而辽代却较之发展起来。

  辽代板瓦出现这种新面貌,即板瓦的唇面加高,由于有了装饰余地,花纹变得颇为复杂,一般唇底边压印如水波状斜向凹沟纹,凹沟处有的光素,有的印出细密条纹,使之更具有水波感。唇面多划横向条状沟纹,少者一条,多者五条,在条纹上下划印各种纹饰,有指甲状纹、圆形凹点纹、方形凹点纹、梅花状凹点纹、菱形凹点纹、三角状锯齿形纹、长斜线纹、短斜线纹等。也有唇面无横向条纹,仅在光素的唇面上戳印指甲状纹、圆凹点纹等。这逗种瓦唇一般较窄小,而戳印也非常潦草,纹饰间凌乱而不平衡,这是时间较晚的滴水瓦。辽代后期还出现瓦唇印花板瓦,唇面为整体模印,多属缠枝花纹,建平县邹家湾惠州城址笔者调查时即采集到这种印花板瓦滴水;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所附印花板瓦滴水即由笔者提供的照片(76),可供参考。

  吻兽,也是辽代建筑用陶的一项内容。吻兽大都用于大型建筑的脊上,是既实用又起装饰作用的构件。吻兽一般形体较大,要求造型生动,神态逼真,而烧窑也较为困难,因此像这样—件制品是要雕塑与烧成等各方面都完成较好才能得到。辽代吻兽,现在从两方面可以看到。一种是至今仍保存的辽代建筑,在这些建筑上大都有吻兽,如蓟县独乐寺山门和观音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与大同市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等,虽有的经后世维修,但仍可窥见辽代吻兽风貌。另一种是考古发现地下的出土物,不过这类吻兽大都残坏,完整的少,有的亦可复原。饶州城址出有数件陶螭头和陶凤,雕塑工整,形象生动,当是辽代饶州官署建筑上的构件。辽代墓葬的墓门上部,仿木构建筑门楼式屋脊,也置脊兽或饿兽,法库县前山辽北宰相萧袍鲁墓门上正脊有陶兽头(77),库伦旗前勿力布格辽墓群中一、二号墓,出土有脊兽、饿脊兽和蹲脊凤,尤其一号墓的饿脊兽,张口怒目,毛发耸峙,上下撩牙外露,形象威猛,神态逼真(78)。从中可以看出辽代陶塑艺术与烧造水平。

  辽代陶瓷内涵十分丰富,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陶瓷的优良传统,而且又有很大发展和创新,写下了陶瓷发展史的辉煌篇章,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珍视!

  注释:

  (1)参见冯永谦:《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址的考古新发现》注(5),《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 文物出版社1984年十月版。

  (2)刚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3)(44)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考古》1962年第5期。

  (4)(11)鲁琪:《北京门头沟区龙泉务发现辽代瓷窑》—《文物》1987年第5期。

  (5)(2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1月版。

  (6)冯永谦:《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址的考古新发现》—《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7)“日”斋藤菊太郎:《辽林东窑白瓷提壶》—载小山富士夫主编:《世界陶瓷全集》第十卷《宋辽篇》 —河出书房1955年版。

  (8)中国硅酸盐学会》1编:《中国陶瓷史》27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版。

  (9)(12)(15)李文信、朱子方:《辽瓷选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62年5月版。

  (10)李文信:《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13)冯永谦:《建国以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辽金史论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

  (14)(16)赵光林:《近几年北京发现的几处古代瓷窑址》—《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1984年10月版:

  (17)承德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文物普查队:《宽城县缸窑沟辽金古窑址》,《承德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承德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1987年铅印本。

   (18)冯永谦:《建国以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辽金史论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版。

   (19)(25)(38)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的3座辽墓》—《考古》1960年第2期。

   (20)李文信:《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2期。

   (21)(32)(37)冯永谦:《新发现的几件辽代陶瓷》—《文物》1981年第8期:

   (23)辽宁省博物馆编:《辽瓷选集》—文物出版社1962年5月皈。

   (24)李文信:《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8册,1954年:

   (26)苏日泰:《科右中旗巴扎拉嘎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第2期,1982年。

   (27)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北票水泉1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2期。

   (28)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29)武家昌:《喀左北岭辽墓》—《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

   (30)张柏忠:《通辽2林场辽墓》—《哲里木文物通讯》创刊号,1982年。

   (31)(39)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杖子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9期。

    (33)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夫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34)张秀夫等:《河北乎泉县小吉沟辽墓》、《文物》1982年第7期。

   (35)雁羽:《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考古》196C年第2期;

   (36)此器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40)(65)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8期:

   (4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1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42)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代耶律延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G年第7期。

   (43)(50)张柏忠:《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文物》1983年第9期。

   (45)赵德钧妻种氏墓志铭载:“(种氏)于应历7年5月22日薨于燕京隗台坊之私第,……即以来年4月19日衬葬于燕京蓟北县使相乡勋贤里齐王之茔上齐王为赵德钧死后所赠王名。根据墓志可知种氏是拊葬于赵德钧墓的,此墓是为赵德钧死后修建的,而不是为种氏合葬时所修。

  (46)白俊波:《内蒙古宁城出土辽代3彩壶》。《文物》1984年第3期。

  (47)汪宇平:《内蒙昭盟巴林左旗林东街北山坡辽代遗址出土的陶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2期 。

  (48)(72)贾洲杰:《内蒙古林东北山坡遗址的性质问题》—《考古》198O年第1期。

  (49)白劲松:《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

  (51)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的几座契丹墓》—《考古》1984年第2期。

  (52)张柏忠:《契丹早期文化探索》—《考古》1984年第2期。

  (53)李庆发:《辽阳3道壕辽墓》—《辽宁文物》1981年第1期。

  (54)(62)冯永谦:《北票柳绦沟辽墓》。《辽宁文物》1981年第1期。

  (55)项春松:《上烧锅辽墓群》—《内蒙古文物考古》第2期,1982年。

  (56)项春松:《克什克腾旗28地1、2号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1984年。

  (57)韩仁信、青格勒:《辽怀州城址出土窑藏陶器》—《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1984年。

  (58)(59)金永田:《辽上京城址附近佛寺遗址及火葬墓》—《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1984年。

  (6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双井沟火葬墓》。《考古》1963年第10期。

  (62)张家口市文管所等:《河北宣化辽姜承义墓》。《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

  (63)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辽中京西城外的古墓葬》—《文物》1961年第9期。

  (64)(66)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河北宣化下8里辽金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0期。

  (67)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大同郊区5座辽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十期。

  (68)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大同卧虎湾4座辽代壁画墓》—《考古》1963年第8期。

  (69)东北文物工作队:《东北文物工作队1954年工作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期。

  (70)(75)(78)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6月版。

  (71)冯永谦、姜念思:《辽代饶州调查记》—《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版。

  (73)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科右前旗前公主岭1、2号古城调查记》。《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文物 出版社1982年9月版。

  (74)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6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218页“瓦当图”

  (76)同注(74)34页,瓦唇印花者标注为“辽上京遗址出土”误。实为建平县邹家湾村辽惠州城址出土。

  (77)冯永谦:《辽宁法库前山辽萧袍鲁墓》,《考古》198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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