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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辽代陶瓷的成就与特点(上)

冯永谦 

  辽代陶瓷,以其独具的特点,在我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过去由于文献记载缺略,亦未更多见到实物,因此无人提及。自二十世纪以来,辽代遗址、城址和墓葬不断被发现,陶瓷器陆续有了出土,并且积汇日多,在此前提下,我国古代陶瓷中的一朵奇葩——辽代陶瓷,即在陶瓷研究领域里产生了。

  我们如果考察对辽代陶瓷研究的历史,仅有五十余年的历程,尽管时间不长,可是已经取得很大成绩;这些应归功于前辈学者的不懈的探索,从而为辽代陶瓷研究奠定下基础。不过今天于辽代陶瓷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系统和规律性的总结更须艰苦的努力和不断深入地进行下去,才有可能获得圆满的解决。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近五十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在辽宁二口林、黑龙江、内蒙古、北京、河北、山西等省、市、自治区的辽代城址、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辽代陶瓷,这是此前任何时候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同时还调查或发掘了上述地区的辽代窑址,这些都给今天对辽代陶瓷的研究创造了先决条件。

  一 瓷器

  辽王朝时期,正是我国瓷器经过隋、唐大发展后,进入五代以来技工窑艺更臻完善和成熟的时候。特别是白瓷,至少在北齐时就已经烧制很好了,有出土实例可以为证;而此时更是大放异彩,南北各地群窑蜂起,青瓷、白瓷比翼齐飞,在各方面诸如胎、釉选料、器物造型、花纹装饰、色釉加彩以及入窑装烧、火候掌握等,都有许多突破和创新。 一时间,名窑辈出,争相夺魁,在生产过程中,各自形成不同的特点和风格,出现了群窑竞秀的局面,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辉煌灿烂的一页。契丹族在接受中原地区先进封建文化的同时,对于这种“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瓷器,自然也吸收过来。虽然游牧仍然是这个民族的生活特点,但是瓷器已成为契丹社会不可或缺的器用。根据考古发现,契丹在辽土范围内建立不少烧制瓷器的窑场,而且建窑烧瓷的时间也不是很晚的,从所烧制的瓷器看,在某种意义上说,保持了当时瓷器高度发展的水平,不仅中原地区传统形式成为辽地窑场烧瓷的内容,而且更由于民族和生活习惯的特点,创造出许多新的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等都有特点的产品,这就构成了“辽瓷”。

  辽代瓷器的品种比较丰富。作为流行于社会的应用器物,仍是以白瓷为主。辽代白瓷可以明显看出是受唐代以来在我国北方并普遍应用的邢、定窑的深刻影响。更具体地说,辽代白瓷是接受设在定州内即今河北省曲阳县的“定窑”的传统技艺;甚至可以说,其制瓷工人中就有来自定窑的,因而在辽瓷中保存了异常明显的定瓷特点,假若没有定窑工人的直接参与,两者也不会如此之酷似。定窑工人来辽地,当在辽建国初期,甚或在阿保机掌政契丹部和建汉城谋求自立时,一方面阿保机接受中原地区的文化是最迫切的,另—方面社会状况也于契丹有利,当时由于唐末战乱,中原地区人民北流契丹,同时辽军不断南下掳掠,每次都是人畜财物满载而归,这其中也包括技工百艺人等,述律氏于所俘有技艺者置属珊军,令其各安生业,即是证明;曾数次去过定州的辽军,历来渴求手工业技术工人,在此时将生活于定州的定窑制瓷工人掠进辽地,即是十分自然的事(一)。因此,辽瓷的产生和定窑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上述说明辽瓷出现时间比较早的问题,现已从考古发现中得到证明。如在辽代早期墓葬中,已有大批精美辽瓷出土、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二),就是一例。卫国王葬于穆宗应历九年(公元九五九年),距辽建国仅四十三年,墓中其他瓷器暂可不论,即以出土的十四件鸡冠壶来说,已有凹底和圈足两种形式。这两种不同壶式就其演变关系看,非是短时间内所可能有的,应该是经过一个瓷窑生产的发展过程,才会出现不同形式的器物。驸马赠卫国王墓距赤峰缸瓦窑村瓷窑址很近,有的瓷器当出自此窑。再有祖州所出瓷胎黑釉瓦,祖州为祖陵的奉陵邑,是太宗天显二年(公元九二八年)所建,城内有安置阿保机像的二仪殿,殿上用瓷胎黑釉瓦,而这种瓷瓦在辽上京故城内瓷窑址有发现,它当属此窑所烧制,现此窑虽不能确定为早期,但殿址出土的黑釉瓦当的纹饰,还保存渤海莲花瓣纹的形式,这却是早期的现象,不应忽视;或许有他窑生产,时间应在早期。再有辽北平王赵德均墓出土器物(三),如白瓷碗、莲瓣纹器盖和青瓷碗,调查者认为是龙泉务窑的产品(四),赵德钧死于太宗天显十二年(公元九三八年),与其妻种氏合葬时间为穆宗应历八年(公元九五八年),此时为辽代初年;并且就现在学术界对龙泉务辽金窑址烧造瓷器的认识“属辽代早期”(五)的意见,则是相同的-—因此说,在辽代建国前后,已烧制瓷器,大致是可信的。

  辽代也和当时中原地区的王朝一样,设有“官窑”。辽代有官窑,这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其本身就值得大书特书,实质上无疑是将瓷器在辽地的发展推上一个高峰,代表了辽瓷达到的最高水平。所谓官窑,就是专门生产供宫廷使用的瓷器。这种“官窑”从现在考古发现看,并非绝对化,即整个一处窑场都为宫廷烧瓷,实际上某个窑场中官窑也只占有一个窑或几个窑,进行精工细做,烧制的器物专供宫廷使用,窑场中的其他窑仍生产民需品,否则就不好理解已被确定为官窑的窑场,为什么生产的瓷器会有精粗之分。辽代官窑在众多窑场中,应是何处,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赤峰缸瓦窑村瓷窑址,由于出土了“官”和“新官”字款窑具(六),并且在窑场发现有极精致的白瓷,甚至和定窑无异,因此,将其定为官窑恐怕不会再有疑问,但也有人认为:巴林左旗辽上京故城窑(七)和北京龙泉务窑(八),为辽代官窑;这两处窑场,生产的瓷器虽然也很精美,但还没有发现任何官窑的标志,故不能最后肯定,是否为官窑,这只有待将来考古发现来证明了。

  辽代瓷器的胎质,比较复杂,精粗不一,精者极为洁白细腻,瓷化程度很高,粗者胎内含有杂质,颗粒明显,而烧成等也较为低下。瓷器的釉色是很丰富的,虽以白瓷为主,而其他各色釉的瓷器也均烧制。辽代烧制瓷器的特点如下:

  (一)白瓷

  赤峰县缸瓦窑村瓷窑址,白瓷所占比例最大,并有精、粗之分,精者数量不多。窑场中有—种极精的瓷片,器壁很薄,胎质细白,不挂陶衣,施无色透明釉,胎釉结合牢固,瓷化程度很高,残片作玻璃破碎状,与定窑上品没有什么差别。不过这种瓷片颇少,百不遇一,在已确定缸瓦窑村窑为辽代官窑的前提下,这种残瓷片当是官窑瓷器孑遗。粗者数量最多,分布窑场各处。这种瓷器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较好的胎质细白,有的可略见杂质,制作工整。稍差的胎内含杂质较多,有的还可见到明显的砂粒,胎质瓷化程度不高。胎色一般为灰白色,也有呈米黄色、灰褐色或淡红色的。挂白陶衣,施釉外部多至腹下部(九),釉色出入较大,有的作象牙白色,有的微泛青,釉面皆光亮,有的釉黄色浓重,无温润之感。尤有粗者,拉坯痕迹明显,器表斑驳不平。白瓷产品有:碗、盘、碟、杯、瓶、罐、壶与棋子、瓷人、瓷马小玩具等。

  巴林左旗辽上京故城窑出土的白瓷片,瓷色纯白,胎釉质量很好,制作也甚精致,釉层较薄,无堆脂现象,温润有光泽,无冷硬感。挂釉至足边,亦见底足满釉的覆烧器(10),器物有碗、碟、盘、盆、管口直颈瓶、梅瓶、罐、盂、渣斗、盖盒、海棠式长盘、方盘与长颈杯口瓶等。

  北京龙泉务窑,白瓷胎较薄,无杂质,色纯白而坚致,瓷化程度高,多薄胎满釉,釉色青白莹润,有的有开片纹。另有较粗者,釉白而不润泽,有的色较黄,混浊不透明,烧结度差,厚胎,砂底,大圈足,器多施半釉。敞口器如碗、盘内底有十一或十二个支钉痕(11)。器物有碗、盘、碟、盆、盂、壶、净瓶等。

  辽阳江官屯窑,白瓷,胎骨厚重,色呈灰白,有的可微见杂质,瓷化程度不高,有的器片断面呈米糠样。器表皆挂白陶衣,其上施釉,釉多不到底(12),釉色乾白,温润不足,有的釉因汁水稀释,釉层极薄,几如素胎。器物有碗、盘、碟、杯、瓶、罐与小瓷人、马、狗等玩具。

  阿鲁科尔沁旗小南沟窑,只采集到白瓷,未见其他釉色,则此窑可能只烧白瓷。胎质无极精者,都为一般瓷器,釉色白而多稍灰(13)。所烧瓷器有碗、瓶、罐等。

  密云县小水峪窑,亦烧白瓷(14)。器物有碗和罐等。

  二;黑釉瓷

  辽上京故城窑,在已知辽代生产黑釉器的各窑中,其产品是烧制最精美的一处窑场。此窑所烧的黑瓷,胎为白色,质较为同窑场的白瓷稍粗,釉层略厚,有不均现象,在器物口缘有棱角凸起部份,凡此则釉层薄而色淡。釉色黑而闪暗绿,偶有小开片纹。挂釉至器物足边,下部釉厚处有蜡泪痕或堆脂状。釉调沉厚温润,光泽较强,无冷硬感。此窑黑釉与当时各窑所烧黑釉都不相同,较为特殊。器型有瓶、罐、壶、盂等。瓷胎黑釉瓦与黑釉器相同,而釉色较匀且黑,但笔者在祖州二仪殿址上调查所见的瓷胎黑釉瓦,有去此颇远者,胎质有的很粗,颗粒明显,纯为粗缸胎,而釉色变化亦大,色深浅不一,有仅呈淡棕褐色的,也有的釉层极薄,现出施釉时造成的不匀条纹。

  巴林左旗白音高勒窑,此窑场中的黑釉器较茶末绿釉鸡腿坛产量为小,其胎质粗黄厚重,釉色纯黑而欠光润(15),器物为瓮、罐,其中两耳小罐数量较多。

  辽阳江官屯窑,烧制黑瓷,胎质与白瓷相同,略见粗糙,微含杂质,瓷化程度不高。其釉色较黑,但温润不足,有的釉色略偏红,釉较光亮。器有碗、碟与罐等,也有小人、马、狗等玩具。

  北京龙泉务窑,黑瓷,胎较细白,质地坚硬。器型为碗。施釉有内外俱黑釉,也有内白釉外黑釉的。

  (三) 青釉瓷

  北京龙泉务窑,生产青釉瓷,但数量不多。此窑的青釉器胎作灰白或灰色,釉色有豆青和青灰色。器型有碗、盘;碗有莲瓣纹小碗,另一碗光素,敞口有沿,盘敞口折沿。

  密云小水峪窑,青瓷,器为灰白色胎,上施青釉,釉有青色和青绿色。所烧器型为碗,多为素面,底有支钉痕迹。另一青瓷缸,平口内敛,内施青釉,外挂蓝釉,比较特殊,笔者以为其时代可能要晚。

  房山磁窑务窑,青瓷胎内多含砂粒,质较粗,胎呈灰色或深灰色。釉有青色和青绿色不同,在器外壁施半釉(16),器物主要为碗,圈足,足上粘结有支钉。

  在辽代窑址中发现烧制青瓷,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北方素以产白瓷著称,尤其是对辽代这样一个由契丹族建立起来的王朝,过去陶瓷研究者并普遍认为只烧制白瓷,因此,遍观所有出版的论著,从未有明确提出过辽有青瓷者。对于在辽代城址、遗址或墓葬中出土的青瓷器,一律目为中原地区或南方产品,当然能辨出窑场的青瓷,应当这样做,可是对不能确定其窑场的,则根本不考虑是否为辽代青瓷。现在通过对窑址的调查,而且不上一处窑场发现青瓷,可以证明辽代确曾烧制青瓷。这为今后研究辽瓷增加了新的内容。故此,笔者特为说明,以引起注意。

  (四)绿釉瓷

  辽上京故城窑,烧制的这种绿釉器,根据其烧成特点,与釉陶有别,应属瓷器范畴。其胎质较同窑场的白和黑釉两种瓷器稍粗松,绿釉稍混浊不透明,作正绿色,光泽不甚强,釉层厚度适中,无开片纹。这种绿釉器的胎质,较一般辽代釉陶器的胎质精纯得多,硬度也较高,显然属于中等温度的釉质。这种胎质釉色的器物,在辽或宋代的瓷器中,是比较少见的。

  北京龙泉务窑,烧制绿釉数量较少,只占极少比例。

  房山磁窑务窑,绿釉器的胎质较粗,作灰黄色,没有完全烧结。釉色不纯正,器表釉调呈绿褐色。器型为碗,平底,有的釉面有开片纹。

  宽城缸窑沟窑,绿釉呈豆绿色,器物有碗(17)。

  (五)褐釉瓷

  北京龙泉务窑,褐釉器的胎质纯白,其上施褐釉,釉呈酱褐色。器型为碗,敞口平沿,有一件碗口沿饰一道细窄的黑釉边,十分别致。

  密云小水峪窑,褐釉瓷数量不多,器物有碗和罐。

  房山磁窑务窑,褐釉器的胎质为粗砂胎,呈灰白色,生产器型为碗,内施白釉,外挂褐釉。

  宽城缸窑沟窑,褐釉器产品的产量较大,烧制器物主要为缸和鸡腿坛。

  (六)酱釉瓷

  辽阳江官屯窑,酱釉器物一般多为大型,胎质较粗,含有杂质,或颗粒明显,基本烧结。釉呈酱红色,较光亮,也有作酱黑色的,有的釉表面光泽不强。烧制瓷器大者有罐,小的如兽头口笛(埙),也有雕塑的动物饰件。

  北京龙泉务窑,烧制酱釉器物数量较少,胎质稍粗。

  (七)茶末绿釉瓷

  赤峰缸瓦窑村窑,烧制的茶末绿釉瓷器,胎呈米黄色,质较祖,含有杂点,硬度较大。器施茶末绿釉,其釉色颇似碎茶叶末状,深浅偶有出入,较为匀净。施釉一般至足际。烧制器物主要为鸡腿坛,在这个窑场中是有专窑烧造。

  巴林左旗白音高勒窑,此窑场规模较大,是一处专烧粗瓷杂器的窑场。此窑烧制的茶末绿釉瓷器,胎质粗糙厚重,呈米黄色,硬度较大。器施茶末绿釉,釉作灰绿色而略闪黄,釉层较厚而光泽不强。器物为鸡腿坛,是辽地生产这种缸胎瓷器的重要窑址。

  通过上述我们对辽代窑址生产瓷器的考察,可以明确知道,辽代烧制瓷器的种类十分丰富,胎质、器型、釉色、花纹各具特点,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应很好加以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辽瓷。特别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对辽代窑址发掘、研究得很不够(18),这是一个缺憾。辽代陶瓷器目前发现已相当的多,可是大都不能归其窑属,无法系统排比,停留在一般认识水平上,其原因就在这里。因此,做好辽代窑址的了解工作,是今后深入研究辽代陶瓷的一个关键。

  二 釉陶器

  釉陶属陶器范畴。辽代的釉陶,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特别是当中古时期瓷器已经大发展起来之后,辽代釉陶不但没有衰落,被瓷器所取代,反而焕出异彩,蓬勃发展起来,不仅单色釉很出色,而三彩釉更是为人所称道,大概除“唐三彩”之外,只有“辽三彩”独步其后了。

  辽代由于社会生活需求,有的瓷窑场中有专窑烧制釉陶,也有专烧釉陶的窑场,因而使釉陶发展起来。据现在所知,辽代烧制釉陶的窑场,已有数处。

  赤峰缸瓦窑村窑,它本是一处烧制瓷器的窑场,但在这处窑场中有专窑烧制釉陶器物。它烧制的单色釉有白釉、黄釉、绿釉,同时也烧制黄、绿、白三色组成的三彩釉陶。此窑场的釉陶,质较粗硬,胎呈浅淡的粉红色或黄白色,火候较高。挂白陶衣,其上施釉。釉色鲜明光艳。根据研究,新民巴图营子辽墓出土的三彩釉印牡丹双蝶纹海棠式长盘、三彩釉印牡丹花纹暖盘(19)、建平张家营子辽郑恪墓出土的三彩釉印水波莲花海棠式长盘、三彩釉印水波莲花纹花式碟、三彩釉印流水落花缠枝牡丹纹方碟(20)等,都很可能是这个窑场烧制的。

  巴林左旗辽上京南山窑,是一处专门烧制釉陶的窑场。它生产单色釉白釉、黄釉与黄、绿、白三色并施的三彩釉陶。此窑烧制的釉陶胎质较细,呈淡红色,硬度较小,器挂白陶衣。其上施釉,釉色不很鲜艳,此窑特点是在有的单色釉如白釉或黄釉的釉面上,加少许绿彩,造成一种非常好的装饰效果。阿鲁科尔沁旗天山口乡红旗村北山辽墓出土的白釉划花绿彩花鸟陶盆(21)。即可能是此窑生产的。

  阿鲁科尔沁旗水泉沟窑,此窑址为笔者往年在阿鲁科尔沁旗进行考古调查时至其地,经过调查发现是一处既烧制陶器又烧制釉陶器的窑址。釉陶胎为淡红色,火候不高,挂白陶衣。釉系单色釉,有白釉和绿釉;另因此次仅是调查,未做试掘,地面采集不见三彩碎片。烧制器物以碗为最多,内施釉,外壁丰釉或无釉。碗底镟削较为特殊,均为斜坡下刀,圈足内壁面均成坡状而不陡直,但挖足较工整。

  北京龙泉务窑,这是一处烧制瓷种较多的窑场,但近年又发现它也生产三彩釉陶制品。由于窑场地近都城,宫殿、寺庙都需要这种釉色,自然三彩釉就成为该窑场烧制的产品内容。从发现的器物看,胎釉均很细致,而且还见有纪年铭。如发现的三彩菩萨座两件,一为披绿色袈裟,白色璎珞,一为饰黄色披肩和璎珞,下着绿裙。而在另一种三彩釉陶残器内,存有阴刻“寿昌五”三字,显然失去一“年”字,可以推知它是“寿昌五年”的划刻铭。寿昌为辽道宗的年号。这至少说明龙泉务窑,在辽道宗时,确在烧制三彩釉陶器物。三彩菩萨塑像的造型,与山西大同华严寺的同类塑像非常近似,是典型的辽代作品,另外在北京地区还发现有些寺院遗址,建筑上使用的大型吻兽,也极可能是龙泉务窑生产的(22)。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它为辽三彩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辽代的釉陶窑址,至今虽然发现的还不多,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釉陶,却是—个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的局面。就釉调看,色彩斑斓,就器型看,极富变化。即如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大型集辽代陶瓷精品的图录《辽瓷选集》,入选者当然是从各方面考虑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共收入辽代陶瓷器一百零七件(23),其中缸胎粗瓷四件,釉陶六十八件,瓷器仅三十五件。由此可见,在这样—部大型的专题书籍中,釉陶占了绝对比例,亦反映出釉陶在辽代陶瓷中占的位置。因此,研究辽代陶瓷、釉陶器是不可忽视的。

  辽代的单色釉陶器,尽管只施—种色釉,但也不因釉色单—而失去光彩,其制作是很美的。由于釉调高雅、器型富于变化,有的并附有各种不同装饰或花纹,个别还有加彩者,因此给人以清新的感觉,令人喜爱。

  单色白釉。器型有碗、盆、鸡冠壶和长颈瓶等。一般在淡红色器胎上挂白陶衣后施釉,有的釉面有细小开片纹。光素无纹饰的较多。装饰,有刻划纹和堆泥条,或加绿彩。其中以鸡冠壶器型变化较大。目前所见白釉器较精致的数量很多。阜新清河门辽萧慎微祖墓群出土的白釉鸡冠壶和白釉长颈瓶(24),是辽代釉陶器中,烧制质量颇高的产品。而阿鲁科尔沁旗红旗村辽墓出土的白釉划花绿彩花鸟盆、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白釉堆贴钮带装饰加绿彩鸡冠壶,制作规整,釉色明快,装饰效果极强,也是白釉陶器中不可多得的代表作品。

  单色黄釉。器施黄釉的较多,有碗、碟、盘、罐、托盏、渣斗、砚、把壶、穿带扁壶、葫芦形把壶、鸡冠壶、凤首瓶、长颈瓶等。黄釉色调变化较大,深浅不—,多偏近棕红,纯正黄色几乎不见,釉色稳重,颇为悦目。建平县张家营子乡勿沁图鲁村辽墓出土有黄釉执壶、黄釉花式托盘、黄釉花式口小碗,特别是黄釉压划卷云纹鸡冠壶加饰绿彩,更属难得,新民县巴图营子村辽墓出土的黄釉鼓式砚,也是首次发现的出土实物(25)。

  单色绿釉。器物有碗、碟、盏托、注壶、把壶、鸡冠壶、凤首瓶、长颈瓶等。绿釉色多较自然,润泽明艳,但亦有深沉者,色近墨绿,而浅淡的,色亦清雅。绿釉器物各地都有发现,赤峰县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有绿釉鸡冠壶,胎赭红色,挂深绿釉,很为难得;科尔沁右翼中旗巴扎拉嘎辽墓出土有绿釉鸡冠壶,陶胎赭红色,施深绿釉,提手处雕塑一龙,形象生动,前此少见(26)。真法库县叶茂台十四号辽墓出土绿釉豆形镂孔风字砚,北票市水泉辽墓出土绿釉凤首瓶(27),阜新市清河门二号辽墓出土绿釉凤首瓶,朝阳县前窗户辽墓出土绿釉鸡冠壶、绿釉注壶、绿釉凤首瓶、绿釉莲纹洗、绿釉盏托与花口式杯、绿釉渣斗(28),朝阳县波罗赤辽墓出土绿釉盘口穿带瓶,朝阳县商家沟一号辽墓出土绿釉鸡冠壶,喀左县北岭辽墓出土绿釉鸡冠壶(29),通辽二林场辽墓出土的绿釉鸡冠壶、绿釉渣斗(30),宁城县小刘杖子辽墓出土绿釉凤首瓶、绿釉渣斗(31),阿鲁科尔沁旗红旗村辽墓出土绿釉竹节状长颈瓶(32),北京西郊辽韩佚墓出土绿釉盖罐(33)平泉县小吉沟辽墓出土绿釉鸡冠壶(34),新民县巴图营子辽墓出土绿釉长颈瓶等,都是很典型的器物,辽宁省博物馆藏有一件绿釉鸡冠壶,加绘黄彩花朵,用笔潇洒明快,更为难得。

  辽代的三彩釉陶器,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辽三彩”一词久已著称于世,与辽同时并存的宋朝,也有三彩釉,但它基本是划花后填釉,拘谨呆板,缺乏生动活泼气势,数量也没有辽三彩多,故难于和辽三彩齐名。然而“辽三彩”与“唐三彩”也不完全相同,不仅胎质有异,在釉色上唐三彩中有蓝釉,辽三彩无蓝釉而用绿釉,由黄、绿、白三色组成明丽的釉调,因此,不能简单地看做是“唐三彩”的延续和继承,虽然“辽三彩”是受“唐三彩”的影响而产生的,但它确有所创新和发展,丰富了我国古代陶瓷宝库。一九八九年四月在日本东京举办“世界三彩展”在新落成不久属于一流设计和建筑规模庞大的东京世田谷美术馆精致展室里陈列的主要展品,就是“唐三彩”和“辽三彩气同时参加展览的“波斯三彩”和“奈良三彩”则只有很小一部份。当时日本各大报纸连篇累牍报道的,都是赞美“唐三彩”和“辽三彩”的学术价值和所达到的高度艺术水平。笔者应邀赴日本参加该展览的开幕式,并到许多地方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所见所闻,均反映出“辽三彩”所取得的成就已为人们所珍视。

  辽三彩从日用器物到建筑材料都有烧造,而且造型富于变化,小者如饮食器用的碗、碟,大者如官殴寺庙建筑用的巨型吻兽和佛像,无不生产。根据现在知道烧制的辽三彩器物,主要有碗、盘、碟、瓶、壶、扑满、鸡冠壶、海棠式长盘等。 一般所谓“辽代陶瓷”有民族特点的器物,除单色釉有—小部份外,瓷器所占比例并不大,而实际上最多的还是三彩釉器。然而对这一点以往却是常被忽略,以为辽代陶瓷的成就就是指“瓷器”而言,称为“辽瓷”,这是狭义的。若认为只有瓷器才具有代表性,其实这是对辽代陶瓷没有真正地全面了解。就瓷器讲,具有契丹族特点的鸡冠壶,若与釉陶鸡冠壶比较,无论器型还是釉色等的变化以及数量等,釉陶都比瓷器多得多,釉陶尤其三彩釉陶,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过去对这点注意不够,现在这个不全面的认识应当纠正过来,不应只称“辽瓷”,较全面而符合实际的说法应当称为“辽代陶瓷”。

  近来年来,三彩釉陶发现很多,而且大多是经过考古发掘获得的,有明确的出土关系,因此其学术价值非常高。通辽县二林场辽墓出土三彩陶枕,锦西市西孤山辽萧孝忠墓出土三彩釉印牡丹纹方碟、三彩釉印落花游鱼海棠式长盘(35),建平县烧锅营子辽墓出土三彩釉塑贴牵犬纹暖盘(36),宁城县段家洼出土三彩釉划花龟形壶(37),新民县巴图营子辽墓出土三彩釉印牡丹花双蝶纹海棠式长盘、三彩釉印牡丹花纹暖盘(38),宁城县小刘杖子辽墓出土三彩釉印花方碟。三彩釉印牡丹花纹盘、三彩釉印牡丹花纹大盘、三彩釉绘六瓣花纹盆、三彩釉印落花游鱼海棠式长盘、三彩釉印菊花海棠式长盘、三彩釉印宝相花海棠式长盘、三彩釉八方暖盘(39),宣化县下八里辽张世卿墓出土三彩釉盘(40)等,都是近年出土实例,实际出土三彩釉陶器的墓葬远不止这些,这仅举例说明而已。国内外收藏三彩釉陶器也很多,辽宁省博物馆藏品数量即非常可观,且不少均系珍品,是三彩釉陶器中之佳作。

  上面我们虽然只列举了发现材料的很小一部份,已可窥知辽代釉陶蓬勃发展的面貌。并且根据考古发掘结果了解到,凡是辽墓较大、随葬品较多也即是墓主人生前地位较高的,无论契丹人还是汉人,其墓中都随葬有釉陶器,如北京辽北平王赵德钧墓、赤峰县大营子辽驸马赠街国王墓左不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41)。朝阳县辽于厥里节度使耶律延宁墓(42)。阜新市清河门辽萧慎微墓、锦西市西孤山辽萧孝忠墓、建平县张家营子辽郑恪墓、宣化县下八里辽张世卿墓以及朝阳县前窗户辽墓、建平县勿沁图鲁辽墓、王胡子沟辽墓、新民县巴图营子辽墓等,无—不随葬釉陶器,于此也可看到釉陶在辽代社会中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从早期墓葬直到晚期墓葬,随葬釉陶器的做法从未中断,这种情况应该看作是辽代的一个葬俗。

  那么,辽代釉陶何时产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依据考古发现材料。我们认为,辽代釉陶器出现是很早的。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呼斯淖契丹土坑坚穴墓中出土磨光黑陶鸡冠壶、磨光灰陶瓜棱状篦齿纹壶、扁壶与磨光灰陶罐、铁剑、铁矛和羊骨架等,同出两件釉陶器,一为红褐色陶胎黄釉盘口壶、一为黑灰色陶胎青黄釉盘口壶(43)壶的器型与纹饰具有早期特点,与瓜棱壶、鸡冠壶等遗物综合考察,墓葬年代是在辽建国前,因此这两件釉陶壶的时间较早。说明契丹族烧制单色釉陶在辽建国前就已经开始了。另一个例子,是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墓中出五件绿釉鸡冠壶,赭红色陶胎,挂深绿釉。驸马墓年代是穆宗应历九年(公元九五九年),距辽建国仅四十三年,是在早期。其他釉色,如蔴酱釉、茶末绿釉等,在此时期的辽墓中,也都有出土。从而可见,单色釉器应从辽建国前就已经烧制了。关于三彩釉陶器出现的时间,也可以根据考古发现来确定。北京南郊洋桥村辽北平王赵德钧墓出土有三彩釉陶器。该墓发掘报告说,在中室除蔴酱釉陶器外“三彩器仅存残片四件,制作非常粗糙”(44)。由于是残片,因此对其年代没有提出明确意见来。按赵德钧死于辽太宗天显十二年(公元九三七年),洋桥村墓即应为赵德钧修筑的(45),墓中遗物主要也都应为赵德钧随葬,此时距辽建国仅三十一年,是后晋天福二年,还在五代时期。根据墓中出土实物,三彩釉陶“非常粗糙”,因此,不可能是唐三彩,它应是辽代烧造的三彩器。果如此,则可证明辽代在建国后的早期已有三彩釉陶了,决不会如以前所认为在辽代晚期才有三彩釉陶。

  辽代釉陶的一个特点,是器型变化富于创造性。辽代陶瓷的许多品种,是由釉陶表现出来的,层出不穷,无论哪一种器型,几乎都有釉陶,这是不能不注意的,以鸡冠壶来说,其发展演变,实出想像之外,各不相同。再如仿生壶类,更是非常出色,达到极高水平。现就后者,略举几例,以见—斑,相生植物如瓜果者暂不计,就以动物造型壶类看,一九七七年赤峰县出土一件三彩釉鸳鸯注壶,同式注壶在凌源县义和房子辽墓中也有出土,宁城县段家洼出土一件划花草石榴纹龟形壶,彰武县出土一件三彩釉兔形壶,辽宁省博物馆最近入藏一件三彩釉猫形壶,宁城县范杖子出土一件三彩釉莲座跃鲤注壶(46),阜新市于喇嘛寺村最近又出上一件三彩釉飞鱼注壶。这些注壶造型优美,生动活泼,形象逼真,釉色艳丽,光洁明亮,真是穷极变化,无与伦比,是辽代陶瓷器中之上乘佳品。

  辽代釉陶还烧造建筑用陶和其他材料,这使釉陶的使用范围扩大了,并因烧制大件器物,而促使窑艺进一步提高。辽代建筑用陶的使用,并非局限于狭小的地域,在考古调查中,即使僻居林西县西樱桃沟的辽代饶州这样的城址,城内也发现过许多绿釉陶瓦片;在北镇龙岗子出土大型绿釉瓦,很厚重,这里可能是辽代乾陵或显陵遗址。由此可见,辽代使用釉陶瓦是很普遍的。北京龙泉务窑,经近年调查发现,在烧制釉陶器外,也烧制宫殿或庙宇建筑上需用的三彩釉陶吻兽,还烧制特殊制品三彩釉陶佛像。这些吻兽或佛像制品,是过去所不知道的。它为我们了解辽代的陶瓷窑业增添了新的内容。

  此外,辽代釉陶也烧造明器。应该看到,在已发现的釉陶器中,确有一些不适用的器物,如壶无通口,或注水口极小,无法灌入水。像这样的一些器物,就都是专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并不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皿。现在所见最为直接的材料,是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三彩釉印花小床,小巧精致,确是明器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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