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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多元文化因素对元瓷造型影响简论

陈克伦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之一,它的建立,宣告地跨亚欧大陆的大蒙古帝国的最后完成。在帝国的建立过程中,侵略军恣意烧杀抢掠,社会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广大被征服地区的人民经受了极其深重的苦难,这对于历史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倒退。但是,军事征服在客观上加强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为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蒙古统治者出于一个落后民族统治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先进的民族和地区的需要,也积极吸收被征服地区的先进文化,这样就形成元朝时期多种文化兼容并蓄的特点。瓷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和陈设品,一般具有比较显著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徵,我们可以通过其造型所反映出来的器用习惯来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人们的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和生活习俗。从元代的瓷器造型看,它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又有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等地区文化的因素,还包含着蒙古文化、佛教文化的因素。从瓷器造型所反映的多元文化因素,可以了解当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互相交融的历史情况。

  

  一 中国文化因素仍在瓷器造型中占据主要地位

  在元代瓷器当中,大部份器物仍然具有传统的中国风格,如琮式瓶、凤耳瓶、鬲式炉、胆瓶、贯耳瓶等,其造型与前代器物十分近似。还有一些流行的器物是从前代发展演变而来的,择要介绍如下:

  梅瓶——将这种小口、短颈、丰肩、敛腹、长径的器物称为【梅瓶】虽始于清代,但是类似造型的器物至迟在北宋时期已经出现,到金、南宋时期,已经成为南北方比较流行的一种器物。北宋及金代北方的定窑、磁州窑和钧窑,南宋时期南方的龙泉窑、景德镇窑、吉州窑都生产这类产品。在当时的一些墓葬壁画中可以看到梅瓶大都被用作盛酒器,如河南禹县白沙镇北宋元符二年(公元一0九九年)赵大翁墓、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天庆元年(公元一一一一)韩师训墓、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天庆六年(公元一一一六年)张世卿墓和辽宁朝阳金大定二十四年(公元一一八四年)马令夫妇墓三等壁画墓中都有类似内容;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金代磁州窑梅上写有【清洁美酒】、【醉乡酒海】等词句;这些均印证了当时梅瓶的用途。宋人赵令峙在《侯鲭录》中将一类「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的「盛酒」用【瓦壶】称作【酒经】他所描述的酒经应就是梅瓶。从当时各地的产品和墓葬壁画来看,宋、金时代的梅瓶造型大致相似,器型比较细长、秀丽,大都有盖,惟部份器物的底径较小,显得不够稳定。在一些壁画中有将梅瓶下部插入专门的木制器座之中,这样就使得器物得以稳立。《侯鲭录》把这种放置酒瓶的底座称作【酒置】。至元代,景德镇窑、磁州窑、钧窑,龙泉窑继续生产梅瓶,且品种丰富,增加了青花、釉裏红、蓝釉等品种。与前代相比,元代梅瓶器型相对比较粗壮,其小口上多有折沿,短颈呈梯形,肩部更加丰满,腹部收敛,近底部稍稍外撤,底径明显放大,因此比较容易稳立。在江西高安、浙江杭州和河北保定等地出土的—些梅瓶还带盖,盖大部份为钟形,顶部有宝珠状钮,盖内有管形子口,盖上时可插入瓶口使盖不易脱落。个别瓶盖为狮钮。在江西还曾发现带座的梅瓶,瓶的下部插入镂孔式瓷质底座,这是从宋代木制【酒置】发展、变化而来。从山西永乐宫三、广胜寺王壁画中看,此时梅瓶的用途仍然主要用作盛酒器。元代还有—种八方形造型梅瓶不见于前代,它与中国陶瓷器传统的回旋体不同,器物的线条鲜明,给人挺拔硬朗的感觉。它与中亚、西亚金属器多角棱边的造型传统比较接近,应是一种异域文化因素与中国传统结合的产物。

  玉壶春瓶——其基本造型为撇口、细颈、圆腹、圈足,以柔和的线条为轮廓,给人以挺拔、秀美之感。【玉壶春】原为唐、宋时期的美酒,盛唐诗人李硕有【闻道辋川多胜事,玉壶春酒正堪携】句;元末明初小说家施耐庵在《水游传》中记载宋代也有【玉壶春酒】并称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玉壶春瓶是因酒得名,因此应该是盛酒之器。在金、南宋时期,北方的定窑、鈎窑、磁州窑、耀州窑和南方的景德镇窑、龙泉窑等窑场都有烧造。元代,玉壶春瓶更加流行,其形制与前代相仿,品种主要有:景德镇窑的青花、釉裹红。青白釉和五彩贴金,龙泉窑的青釉瓷,耀州窑的青釉和白地褐彩,磁州窑的白地黑彩、白地剔花和红绿彩,山西地区的黑釉剔花等。各地器物的大小大致接近,器型上的差异主要在于敞口的大小以及腹部的鼓起或瘦削。元代还流行玉壶春形的执壶,它是在玉壶春瓶的基础之上,腹部一侧加上长流,另一侧按上曲柄,口沿由敞口变为盘口瓶加盖而成。元代玉壶春瓶和玉壶春形执壶也有作八方造型的,这种器物不能用传统的拉坯方法成型,只能以泥片粘合而成,制作比较困难,因此传世至今者稀少。

  瓜楞执壶——与唐、宋时代一样,元代也流行瓜楞形执壶,但它与传统造型有区别。唐、宋流行的瓜楞执壶主要是仿金银器的装饰,仅仅在腹部加上数道凹痕;而元代的瓜楞执壶不仅器物形象完全是仿瓜果的造型,而且器盖也做成瓜蒂状,形象十分逼真,在韩国新安海底发现的元代沉船中就发现了不少,主要是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的产品。

  花口瓶——宋、金时代的花口瓶是从辽代凤首花口瓶演变而来,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其瓶口弯曲如花瓣、颈细长微撇、圆腹、撇足如喇叭口,磁州窑、钧窑均有生产。与前代相比,此时花口瓶的颈部不如以前细长,腹部与底足分段明显,有些器型更加高大,如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磁州窑白地黑彩婴戏莲花瓶的高度接近九十厘米。有些钧窑花口瓶的下部连座,体现出元代特有的造型风貌。

  卤壶——因用途多为盛放调味汁料而得名。其形为小口、口下渐宽,圆腹、平底,腹部一侧有长流、一侧为曲柄,口上有盖。因其形如梨,故又称为梨壶。这类器物尽管是元代新出现的,但其造型仍带有明显的本土文化特征。

  大罐——元代流行的大罐主要有两种造型,—种为大口、短直颈、丰肩、鼓腹、腹下部内收、底稍稍外撇、浅圈足,口上有荷叶形盖或宝珠钮折沿盖,其连盖高度通常在二十八—四十厘米之间;另一种的造型为盘口、直颈稍高、广肩、鼓腹、浅圈足,颈肩相接处有一周凸棱,肩部两侧有兽面铺首街环(环多为金属制,大部份失落)或龙耳,并附有狮钮折沿盖,其连盖高度在四十厘米以上。两种罐都是储存器。元代流行大型器物,大罐正是应时的产品。虽然这两类大罐以前不见,但是我们不难在前代流行的罐类器物——特别是北方窑口的产品中找到它们之间的渊源。

  觚——敞口如喇叭、平肩、鼓腹、圈足高且外撤,在腹部还有四道突起的扉棱,是仿古代青铜觚的造型。在宋代,随着搜集和研究三代青铜器热潮的兴起,生产仿青铜器造型的瓷器便成为一种时尚,北宋的钧窑、汝窑以及南宋官窑均有制作。此风气在元代仍有孑遗,但已极为罕见。目前仅见景德镇生产的青花觚。

  爵——也属仿古造型。前有流、后有尾,口沿两侧有柱,椭圆腹,下承三足。与青铜爵相比,其形稍矮,无鋬,且三足外撇明显。爵是商周时期的酒器,也是礼器的代表,后代标榜承袭古制,往往用爵做祭器,元代也是如此。自大德九年起,在南郊行【拜天之礼】时,【正配位用匏爵有坫】。元代以瓷爵作祭器,符合【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像天地之性也】的古制。目前所见瓷爵均为蓝釉,也与【祭器尚纯】相一致。

  盏托——是中国的传统茶具,与茶盏一起配套使用。宋以来流行的盏托有金银器、漆器和瓷器,器型大致相同。元代的盏托与前代相似,也有两种造型:托盘作圆形或荷叶形,托口为一周凸棱或高起呈空心盏状,盘底为平底或附有外撇的高圈足。应是仿金银器的造型。

  葫芦瓶——小口、短颈、腹部为上小下大两个圆形接合而成,底部凹入,是一种仿葫芦的造型。以葫芦作为造型的瓷器唐、宋、辽时期均有,但并不多见,是北方窑口的产品,多用作酒器,如酒壶和酒瓶,这与古代常把葫芦内囊掏空后作为便携式的酒器有关。元代烧制葫芦瓶的窑场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和浙江龙泉窑,器型通常比较大,景德镇多见青花,有的器物做成八方造型;龙泉青瓷葫芦瓶通常是厚釉产品,釉色为粉青或翠青,有的还有贴花装饰。在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中,有一类葫芦形执壶,连盖高仅十二厘米左右,有流、有柄,下有圈足,有的有褐色点彩,在新安海底沉船和菲律宾都有出土,应属贸易瓷。

  瓷枕——自唐代出现以后,宋、金时代使用瓷枕成为一种风尚。至元代,除了箱形枕、象形枕继续流行外,新出现一种以戏曲故事为内容的镂雕式瓷枕。枕面呈如意式,两头翘、中间凹。枕体的四周堆塑厅堂、屋檐、勾栏、幕帷等,摹仿戏台布景,人物在戏台中表演。这种瓷枕所表现的内容以当时流行的神话故事为主。枕的四面表现不同的戏曲场景。一个以《白蛇传》为主题的戏曲故事枕的四面就分别表现了【借伞】、【还伞】、【水漫金山】、【拜塔救母】等场景。在五代至北宋早期的白瓷中已经有殿宇人物枕,但仅仅是偶尔发现。这类瓷枕的流行应该是与当时杂剧的广泛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出土文物中还有《嫦娥奔月》和以八仙为主的《列仙传》等戏曲故事为内容的瓷枕。

  象形砚滴——砚滴是中国传统的文房用品,储水注入砚中以供研墨,又称水注,宋代就极为流行。元代的瓷质砚滴主要是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器型除了宋代十分流行的花果、动物造型之外,还有牧童骑牛和舟船造型的砚滴。前者头梳双髻的牧童跪坐在牛背之上,双手前曲于嘴侧,似乎正在吹笛;牛伏卧于地,昂首张口,牛尾弯曲于一侧;牛脊背有孔可供注入水,牛嘴为流以出水,整体造型生动而富有乡村野趣。船形砚滴以浙江地区的鸟篷船为祖形,中部有仓篷,艄篷稍小位于船尾,仓篷两侧有勾栏,船上还有船夫、乘客等。后侧船板上有孔,船的头部有流可供注水。器物表现出江南水乡的风貌。

  匜——器物为圆形,直口、弧壁、浅腹、平底略微隆起,一侧有槽形短流,流下有系。造型与西周、春秋时期与盘配套使用的盥洗用具匜相似,故名。战国以后,匜也用于注酒,东汉经学家郑玄在《礼记,内则》中注日:【匣,酒浆器。】河北平山中山国王詈陵墓中出土了铜质和陶质的匣;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了漆器匜;在西安等地的西汉墓葬中出土了银质的匜。战国、汉代匝的器身多作倭角方形,腹较浅,流较短,断面呈矩形,无銎无足,其形制与西周、春秋时期不同,与元代匜的造型却十分接近。 一九六0年在无锡南郊一处元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银匣,造型与同时代的瓷匜完全一样,这种匜也应是注酒器。 一九九八年八月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画上匜的造型与同时代的器物完全—致,它与玉壶春瓶在—起,说明其用途与酒有关。元代瓷匜有景德镇窑的青花、蓝釉、枢府卵白釉、影青和龙泉青瓷等品种。十四世纪中东铜器中有一类器物前部有长流、扁身、平底,这种铜器当时也用于注酒。看来,元代匜及其他酒器的流行,与当时嗜酒的社会习俗有关,在元大都流行的酒有蒙古的马奶酒【忽思迷】、中亚的葡萄酒【孛儿塔拉酥】、中原的粮食酒和来自西域的白酒【阿刺吉】从瓷匜的造型看,它既源于战国、西汉用于斟酒的匣,也可能因为当时与西域的关系密切而与伊斯兰铜器存在一定的联系。

  

  二 伊斯兰文化东渐对瓷器造型产生深刻影响

  蒙古的崛起和对亚欧广大地区的征服,促进了伊斯兰文化的东渐。随着蒙古统治者的西征,大批中亚、西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他们当中有入仕于元朝的官员和学者,有被征编入军队的官兵,有寓居中土的商人,也有工匠和奴婢,数量估计达二百万之巨,构成了【色目人】的主体。蒙古军的西征还进一步沟通了中外交通。当时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一部份名义上都是元朝的蕃属,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关侥比以往密切。特别是十三世纪中期以后,蒙古帝国中的金帐汗国、伊尔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的大汗先后皈依伊斯兰教,并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在东西方使者、商旅频繁来往的情况下,其影响不可低估。他们带来了新的手工业技术和充满了伊斯兰风格的艺术。与此同时,空前繁荣的海外贸易也极大地刺激了当时最大的出口商品瓷器手工业的发展。由此,景德镇、龙泉等窑场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要,生产具有鲜明伊斯兰艺术风格的瓷器。除了供应出口之外,也有一部份供在华的穆斯林使用。其中比较典型的器物有。

  大盘——造型多为折沿、弧腹、广底,圈足大而矮。有菱花口和圆口两种。菱花口大盘的口沿多作十六瓣花状,也有作十三、十四或十七办花形,盘壁一般不分瓣。大盘的口径通常在四十厘米以上,有大至五十七厘米者,以四十至五十厘米为多见。这种大盘与中国传统的瓷器造型不同,也不符合中国人的器用习惯,而与中、西亚地区陶制和金属制的大盘十分相似。伊斯兰地区的饮食习俗通常是将食物置于大盘、大碗之中,众人席地或围桌而坐共同食用。在十四至十五世纪波斯绘画上有生动的描绘。中亚、西亚和中国新疆地区,至今仍保留了这种习俗。

  大碗——敞口或敛口,深腹,圈足较小。口径一般为三十五至四十厘米,最大的有五十八厘米。这类大碗是中东地区的常用器皿,特别是在九世纪以后,直径三十厘米以上的彩绘陶碗在波斯地区十分流行。十四世纪以后,这种大碗除了盛放食物以外,还可以用作饮酒,在波斯绘画中也有类似表现。

  高足碗——敛口、深腹、园底,下连喇叭形足。其造型与十三世纪中东地区的嵌银铜碗或玻璃高足碗非常相似。在我国新疆霍城县元代窑藏中同时出土了一件景德镇窑青花高足碗和一件嵌银铜碗,两者器型类似,铜碗的碗心有圆形图案,口沿外侧刻有一周内容为祈祷真主浩恩的古体阿拉伯文字,无疑应是波斯、中东一带的产品。可以认为,瓷器高足碗正是模仿金属或玻璃高足碗而制作的,它适合于伊斯兰地区人民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

  器座——器物上下侈口,中空无底,中段陡直,均布六个菱形镂空。其造型与明永乐、宣德一度称之为【无当尊】的盘座相比虽然不完全一样,但它们无疑应属于同一类器物,其用途是将大盘置于其上,方便席地而坐的人们取食。其原型是十三至十四世纪西亚流行的黄铜盘座。

  八方造型的瓷器在中国最早出现于唐代,如果我们究其渊源的话,不难发现这种造型风格来源于当时的金银器。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十分频繁的时代,当时金银器的造型和文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亚、西亚金属器的影响,如八角杯等。元代一些传统器型如梅瓶、玉壶春瓶、执壶等从回旋体变成八方体,与中亚、西亚金属器多角棱边的传统造型接近。在伊斯兰艺术风格的影响下八方造型在瓷器中得到复兴。

  

  三 蒙古等游牧民族对元代瓷器造型的影响

  游牧民族由于生活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其生活习俗与定居民族有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在日用器具方面也表现出来。元代瓷器中,有一些就带有明显的游牧生活的痕迹。其中最典型的是扁壶。

  扁壶——器身呈扁长方形,上有筒形小口,卷唇,两侧圆肩上各有龙形或环形双系,有的在肩部和器身有【穿】可供穿带。从器型上看,它与辽代的皮囊壶应该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皮囊可装酒浆,是游牧民族用皮革缝制的便携式酒壶,辽代瓷器皮囊壶完全是仿皮囊的造型做成。元代的扁壶有所改进,其造型已经规范化,或许还受到西亚金属器皿造型的影响。其功用也是便于旅行者携带的酒壶,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磁州窑扁壶的一侧有【羊羔酒】的戳记,并有题诗:【金蹬马踏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这对于惯于军旅生活的蒙古人和善于经商而经常外出的穆斯林都是非常适宜的。传世品虽然只有数件,却包括了景德镇窑青花、龙泉窑青瓷和磁州窑白地黑彩等品种。传世仅存的四件青花扁壶中的两件分别收藏于土耳其托布卡比,萨莱宫殿博物馆和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二刚者是奥斯曼帝国通过贸易得到的,后者是波斯萨非王朝的阿拔斯大帝赠送给伊朗阿迪比尔清真寺的,说明扁壶也有专门为伊斯兰地区生产的。

  

  四 藏传佛教对元代瓷器造型的影响

  蒙古人最早信仰原始的萨满教。随着对外征服的进展,为了减少被征服地区人民对蒙古人的敌视和反抗,成吉思汗在坚信萨满教的同时,对其他宗教持宽容的态度,并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写入法典《大札撒》中。据说二一0五年三月成吉思汗第一次出征西夏时,就向萨迦寺的大喇嘛表明了对喇嘛教的尊重和遣军入藏的意向。 一二四七年鸟思藏归顺蒙古。 一二五三年,年仅十五岁的八思巴为忽必烈及其妻、子行密宗灌顶礼。 一二五八年,忽必烈主持佛、道辩论,结果道教失败。至此,佛教为元朝第一宗教成为制度。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大弘密乘,尊隆三宝】,对藏传佛教更加尊崇。 一二六0年,喇嘛教主八思巴被【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在忽必烈的带动下,许多蒙古王公贵族和牧民也皈依了佛门。 一二七0年,忽必烈又将八思巴的封号从「国师」晋升为【帝师】(皇帝在宗教上的老师)。自忽必烈起,终元一代,十二名帝师皆为吐蕃喇嘛教僧人。由此,可见藏传佛教对蒙古统治者的深刻影响。蒙、藏两族分别世代居住于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都以游牧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两地的地理、经济和生活习俗相近,因此蒙古人比较容易接受喇嘛教。随着藏传佛教的兴盛,与此有关的一些日用器皿也开始流行,其中比较常见的有高足杯、折腰碗、僧帽壶、多穆壶、扁形执壶等。

  高足杯——上部为—个侈口碗,下承竹节形或圆柱形高足,足下端稍外撤,足内中空无釉,足和碗之间以胎泥相接。关于这种高足杯的用途,过去认为是蒙古人在马上喝酒用的“马上杯”又有称为“千靶杯”者。据调查,高足杯藏语称为【噶于域仁】(ga—yu-Yu—ren),主要用来盛酒或盛放以人参果、大米做成的食品,是喇嘛教中具有极高地位的供器。使用时将高足插入金属器座中,一般置于寺庙的主佛前,平时则收藏在特制的杯套中。此外,还允许达赖和班禅在最重要的典礼上使用,其他人等严禁使用。高足杯是随着藏传佛教而在元代流传,其功用也应与宗教有关。元代高足杯以景德镇生产的卵白釉最为多见,其次还有红釉青花、釉裹红以及青白釉等,龙泉窑青瓷和耀州窑白地黑花瓷中也有高足杯。卵白釉及红釉、青花高足杯的里面通常有龙纹印花。卵白釉瓷器主要是元政府定烧的官用瓷器,有的器物上印有【枢府】、「太禧」等铭文。据《元史·百官志》。【枢府】即元中央政府总握兵戎的枢密院;【太禧】是专掌祭祀的太禧宗种院。在一些卵白釉瓷器上还有八吉祥纹饰,这种纹饰渊源于藏传佛教,可见当时官府定烧这些瓷器是为了作佛前的供器。

  折腰碗——撤口、斜壁、折腰、小圈足。碗腹较浅,硬折腰,圈足甚小,是元代流行的新器型。折腰碗以景德镇卵白釉多见,它的流行应与当时蒙古贵族的生活习俗有关。早期蒙古人的饮食比较简单,马奶酒是他们的主要饮料。有迹象表明,蒙古人饮茶开始于元统一以后,当时宫中饮茶除了与汉族相同的【清茶】和【香茶】外,还有【以马思哥油(奶油)、牛奶子、茶芽同炒成】的【炒茶】,以末茶、面和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的【兰膏】;用末茶和酥油同搅,沸汤点之的【酥签】。在茶中加入酥油不是汉人饮茶的习惯,而与藏族的饮茶方式十分接近。藏族早在唐代已知饮茶,《饮膳正要》中有「西番茶】、【味苦涩,煎用酥油】的记载,上述宫廷中的三种茶很可能是受【西番茶】影响的产物。随着元朝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奉,藏族文化对蒙古族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蒙古人接受西藏的酥油茶是很自然的事情。古代藏人饮茶使用一种浅腹的木碗或铜碗,其器型就与折腰碗相似。可见折腰碗的流行与元代蒙古人这种源自西藏的饮茶习俗有关。

  僧帽壶——元代开始出现的新器型。口沿一侧设流,另一侧口沿高起似僧帽,束颈,腹部鼓出,下承圈足。器盖卧入口沿之下,呈圆形,较平坦,一侧伸出以遮流,上有扁圆钮,因其形似僧侣的法冠而得名。 一九六五年在北京海淀区遗址曾经出土一件景德镇窑青白瓷僧帽壶。瓷质僧帽壶完全是仿西藏地区的一种银酒壶的造型制作的。这种银酒壶藏语称为【缪甘伊】(miu-gan-i),是向佛敬酒时斟酒用的,欢迎贵宾时也用来向客人敬斟青稞酒。因此,元代瓷质僧帽壶的出现也与藏传佛教以及藏文化的东渐有关。

  多穆壶——亦是元代出现的新器物,见于青白瓷和青花瓷。其形如直筒,上部略小于下部,上部一侧出一流,另一侧有曲柄,顶部半周高起,作僧帽状装饰,有盖,壶身有三周较宽的凸弦如箍,且上下以竖条连接,相交处有鼓起圆钉。在西藏寺庙中至今仍在使用的一种称为[索拉](suo-la)的木制或银制壶的造型与多穆壶完全一样,多穆壶上箍形装饰就是仿木制[索拉]上用来加固的铜箍。[索拉]分为有流和无流两种,前者是酥油茶壶,后者用来盛放大米和人参果做成的食物。据称【多穆】是满语【奶茶】。多穆壶即奶茶壶。满清皇室信奉喇嘛教,因此在清代官窑瓷器中出现多穆壶是很自然的。元代多穆壶的出现也应是当时藏传佛教以及藏族生活习俗流行的结果。

  扁形执壶——一九七0年在北京元大都遗址曾出土一件青花凤首流扁形执壶。器物呈个口、细颈、扁圆腹、椭圆形圈足,前凤首高昂作流,后凤尾卷曲为柄,凤身及双翅以青花绘于器身。虽然纹饰题材具有中国传统的风格,但造型却带有明显的外族文化特点,笔者曾在大英博物馆看到一件十六至十七世纪西藏制作的镶金镶铜银壶的造型与之相近。银壶作小口、细颈、扁腹、长方圈足,前镶有金质龙首流,后以曲身金龙作柄。由于流甚细,估计应为酒壶。虽然其时代晚于元代,但并不排除十三至十四世纪西藏已有同类器物。在没有新的资料的情况下,可以把扁形执壶看作受西藏文化影响的产物。

  

  五 南洋风格对瓷器造型的影响

  在政府的鼓励之下,元代的海外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造船业和航海业的进步,当时对外贸易主要通过海路进行。政府在泉州、庆元、广州等地设立【市舶提举司】,制定和颁布【市舶法则】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丝绸和瓷器是中国外贸的传统商品,由于元政府丝织业严加控制,使元代丝绸的出口大大少于唐、宋两代,瓷器就继而成为当时出口商品的最大宗。据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记载,当时瓷器出口的地区包括了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及东非广大地区。除了东亚之外,输往其他地区的中国商品一般要在南洋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中转,于是,这些南洋岛国就成为中国瓷器的集散地。中国瓷器也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中国南方的一些窑场为了迎合当地市场的需要生产一些具有南洋风格的瓷器,其中比较常见的有各式小罐、军持等。

  小罐——有圆形、方形、八棱形等多种式样。器物较小,其高度通常为七至八厘米。圆形和八棱形罐为圆唇、圆口,肩部有两个圆形系,以供穿提手之用;方形罐为方口、斜肩,其肩部有两个或四个用泥条做成的长形系。这类罐有青花、釉襄红和青白瓷,在中国非常少见,在南洋一带却十分流行,估计当时是专门为出口南洋而生产的。据研究,其用途可能是当地用作香料或药材的定量容器,方罐也用于装水或其他饮料。

  军持——亦称「君持」、【君稚迦】,是梵文净瓶【Kundika]的音译。原为佛教僧侣洗手用的盥器,唐五代的净瓶是其前身,长颈、有流、无柄是其特点。元代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流行,它也为穆斯林用作祈祷前[小净]的器具,并大量输往东南亚一带。以景德镇和德化、晋江磁竈等福建沿海窑场的产量为大,产品主要输往东南亚地区。元代军持的常见造型为敞口、长颈、扁圆腹、圈足,腹一侧有一管状长流斜伸。有的青花军持为直口,口部外侧有一周较宽的盘形凸起,类似西藏的贲巴瓶。此类器物在中国仅流行于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它在东南亚的流行,应与当地的宗教习俗有关。

  注释:

  【一】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二】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博物馆:《河北宣化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一九七五年第八期。

  【三】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考古》一九六二年第四期。

  【四】(宋)赵令峙:《侯鲭录》卷三,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三年版《笔记小说大观》第八册。

  【五】(宋)趟令峙:(侯鲭录v卷三,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三年版八笔记小说大观》第八册。

  【六】王畅安:《纯阳殿、重阳殿的壁画》,《文物》一九六三年第八期。

  【七】柴泽俊、朱希元:《广胜寺水神崩壁画初探》,《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八】引文均见于《元史,祭祀一·郊祀上》,中华书局标点本一九七六年四月第一版。

  【九】刘恒武:《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画》,《收藏家》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一0】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四期。

  【一一】(波斯)拉斯特主编(史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九月。

  【一二】冯承钩译《多桑蒙古史》上册,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六月第一版。

  【一三】(元)释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四摩全书,子部释家类》。

  【一四】(元)释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

  【一五】(元)忽思慧撰《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四部丛刊绩编·子部》。

  【一六】叶佩麓:《元代瓷器》。九州图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

  【一七】见《Chinese and Vietnamese Blue and White Wares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Published By Bookmark,Inc.,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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