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博艺汇 专栏文章 博拍堂

[论文] 景德镇以外的元代瓷器

汪庆正 

  元代(公元二一七一—三六八年)是由蒙古族统治全中国的时期,也是由经济、文化较落后的游牧民族来统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汉民族(当然包括其他民族),这在民族压迫及初期的经济、文化遭受了一定程度破坏方面是必然的。然而,一切社会现象并不都是那么简单划一,整个元代在农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扩大等各方面都是有所成就的,而在天文学、数学、医学、文学戏曲和绘画、书法各方面也都可说人才辈出,天文学家郭守敬、农学家王祯、医学家王好古、文学家关汉卿、书画家赵孟俯、倪瓒等等,不胜枚举。即使蒙古贵族的最高统治者,也懂得要保护文物、图书。至元十年,元世祖忽必烈就下令要保护南宋亡国后,遗留下来的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品、乐器、法服……天文地理图书典故等等。

  元代的陶瓷制作水平,也有一个不可简单划一看待的问题。半个世纪以前,很多人认为元代的制瓷水平,是从宋代的全盛时代后退,制品的主流是胎厚质粗。近半个世纪中,首先认识了元代景德镇元青花瓷器的出现,同时由于元代瓷器窑藏的不断发现,元代墓葬陪葬瓷器的陆续出土,海内、外传世元代瓷器的被鉴别和重视,以及新安海底沉船的打捞和元代瓷窑遗址的发掘,再结合存世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元代瓷器生产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对元代全国的瓷业生产,似乎可以从三个方面作探讨。

  一、和南宋及金相比,元代北方的定窑和耀州窑以及南方地区的建窑,无疑都处于逐渐衰退的地步。

  二、北方磁州窑和钧窑以及南方龙泉窑和吉州窑等,即使某些品种的质量程度比宋代有所差异,但在产量规模方面,却有惊人的增加。特别如龙泉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和青白瓷系的生产地域大为扩大,而且也有极为高质量的精品。

  三、景德镇元青花的出现改变了宋代瓷业生产遍地开花、百花争艳的局面,为明、清两代瓷都景德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元代全国瓷业的继续发展和景德镇的进一步崛起,无疑与对外贸易和对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有关。元政府虽然实行过一段时间的海禁,但对瓷器却被看成是无用之物,且可获利,因此自始就是鼓励出口的:【…每这田地裏无用的伞、磨合罗、磁器……与了换他每中用的物件。】在供应国内市场的瓷器中,除了大量民间日用器具外,随着高层官僚和文人们对瓷器爱好的增进,不同窑口都出现了一批装饰上更具有文化气息的瓷制品,同时,为了适应蒙古贵族的需要,很多窑场都制作了—批极为精致的器物,这在北京元大都遗址和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一些贵族墓葬中均有出土。

  基于上述情况,本图集的元代卷分上下两册,为便于编排,第一册为景德镇以外地区的元瓷,而第二册则主要为景德镇的元瓷(包括元代青白瓷系中非景德镇的产品)。

  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在北宋时期似乎只是生产薄釉刻、划花装饰的日用器皿和某些陪葬器,到了南宋中期大约在一二00年左右,出现了厚釉粉青、梅子青的品种,其器型中的一小部份如琮式瓶、鬲式炉、长颈弦纹瓶等等,显然都是仿南宋修内司官窑和郊台下官窑器的。龙泉窑粉青和梅子青为最上乘釉色的品种,似乎南宋后期渐趋发展,入元以后粉青大量烧造。

  元代由于对外贸易的更趋发展和国内市场的不断需求,龙泉瓷器的生产日益扩大。当时生产龙泉青瓷的窑场已发展到今浙江省的遂昌、景宁、武义、缙云、永嘉等县,制瓷作坊多达三百余处三。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记载的是元贞元年至大德元年(公元一二九五—一二九七年)之间的事,他在「欲得唐货条」说,当地民众需求的是【泉州之青瓷器】。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Ibn batutah公元一三0四—一三七七年)称:【中国瓷器仅产于刺桐(泉州)、兴克兰(广州)两域……中国人民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乡摩洛哥。此种陶器真是世界上最佳者也】

  伊本,巴都他所说,当然也可能包括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内,但龙泉窑系青瓷必然占主要地位,无论从泉州或广州出口的青瓷,除了典型的龙泉青瓷外,当然也可能有福建、广东、江西等各地生产的龙泉窑系青瓷在内。

  由于纪年墓葬资料的短少,在南宋及元代还没有发现一件出自纪年墓的典型梅子青瓷器本图录收集的上海博物馆所藏掇环贴花双鱼盆,其釉色属于十分典型翠青的梅子青色。明曹昭《格古要论》【古龙泉窑】条说:【古青瓷,土脉细且薄,翠青色者贵,有粉青色者。有一等盆,底有双鱼,盆外有铜掇环。】就是指的此类器。

  元代厚釉粉青器,无论在海外或国内都有较多发现,但薄釉刻划花的粗路器物在元代的国内外市场上应仍然占更大的份额。

  本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对于元龙泉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认为元龙泉一般都比较粗厚,并无特别精细的器物。当然,那类三十三厘米以上的大盘和一些大件器物属元代,是比较明确的。新安海底沉船的发现,对元龙泉的断代起着划时代的作用。由于沉船的年代可以推断为一三三一年以后,距离宋末已有半个世纪,沉船装的是外销瓷器,当然不可能属于半个世纪以前的收藏品。沉船中出现了鬲式炉、鱼龙双耳瓶、长颈弦纹瓶及仿青铜尊形瓶等,这类过去认为南宋龙泉仿官窑的器物,在元代却在大量烧造。这就引起了对于传世这类器物确切断代的难度。

  从纪年墓葬、窑藏、窑址、元大都遗址和新安海底沉船发现的资料进行综合对比,对元代龙泉青瓷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粉青、梅子青厚釉品种继续生产,而且可能比南宋更为盛行。

  二、铁斑加彩和铜红斑加彩是南宋所少见的,特别是铜红斑加彩的装饰更为名贵。

  三、薄釉刻划花装饰在一般日用器皿中仍占主要份额。

  四、在器型方面,南宋仿官窑的细路制品,除琮式瓶较少见外,几乎都在大量制作。

  五、出现了具有元代瓷器外销所共有特色的一些器物,如为供中东地区吃抓饭所用的口径三十至六十厘米以上的大盘,以及大碗、瓢形瓶、环耳瓶、大吉瓶、梨形注子、粉盒、高足杯、凤尾尊、带座琮式瓶从而座大吉瓶等等。

  六、在装饰上,更盛行堆贴图案花纹的手法,特别在盆类中,以堆贴双鱼替代南宋的划花双鱼,鱼的数字从双鱼到四鱼,在东南亚地区更发现有六鱼的图案。此外,还常见堆贴龙、凤纹和各种花卉纹样的。

  七、露胎堆贴手法,则是元代龙泉窑的独创,除了在盆、盘、碗等器物上,也在瓶、罐等琢器上出现,其图案除了各类花卉和云鹤、龙、凤外,更有内容丰富的人物故事图。

  八、在琢器的制作方法上,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在元代出现了一种三足炉,以器底圈足落地,代替三足着地垫烧的三足悬空炉。这种垫烧工艺方法出现的具体年代的确定,对于判断传世器物的时代有重要的意义。从新安海底沉船发现多件这类器物看,它当在元代中期已盛行了。其二是有一类荷叶盖罐,其底部非连体制成,而是另块安填,无论在元代的墓葬、窑址、窑藏以及新安海底沉船中均有出土,但始终不见可以明确判定为宋代器的依据。

  九、从器型看,和同时期的青白瓷相比,凡是龙泉元代继续流行的宋仿修内司官窑的那些典型器,在青白瓷中似乎都不见。例如,鬲式炉、鱼龙双耳瓶、长颈弦纹瓶及青铜尊形瓶等;此外扳沿大盆、荷叶大盖罐、凤尾尊、葫芦瓶、大吉瓶、八卦炉、双鱼盆等亦为青白瓷所少见。但青白瓷中的谷仓、皈依瓶、各类戏曲镂雕枕、筒形炉、多穆壶、僧帽壶等器物,则又为龙泉瓷所少见。这里值得研究其原因,因为有一些器物如扳沿大盘是龙泉和青花瓷并存的,都是大量销售到中东地区的外销瓷,从时代上说,可能是元代中后期,而不见于青白瓷。多穆壶和僧帽壶这类特殊器物则又是青白瓷和青花瓷并存,显然属于元代晚期。而玉壶春瓶、高足杯、匜等器物则又为龙泉青白瓷和青花瓷所共有,因此,虽然某些器物有时代前后的差别,但更主要的是销售市场的不同。

  十、在图案纹饰方面,元龙泉更多见的是海水云龙、独龙戏珠、云凤、一束莲、莲瓣、山茶花、菊花、荷花、牡丹、宝杵等等。莲瓣纹和简笔莲瓣纹的大量使用是和佛教用器有密切关系的,龙泉瓷雕的佛像在元代特别盛行。佛像胸前往往有【卐】字纹,清高士奇《天禄识余》卷下:【卐】字,华严香义云。【卐】本非字,周、长寿二年,权制此文……此是西域万字,佛胸前吉祥相也,楞严经云,即时如来从胸『卐』字涌出宝光,其光幌昱,有百千色。】

  道教在民间同样仍有一定影响,因此,八卦、云鹤纹也属多见。

  元代龙泉瓷的吉语款识和作坊标记也是多见的,如【金玉满堂】、【百花朝王】、【福、禄】、【寿】、【富】、【大吉】等等,至于元末的【天下太平】款,则同样见于青白瓷和景德镇的青花瓷。

  钧瓷

  钧窑瓷器是相传的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河南禹县钧台和八卦洞为典型的北宋钧窑,经历金代至元,产区遍及河南、河北、山西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市等,形成一个钧窑窑系,从产区面积的扩大及产量的增多来说元代达到了高峰,如河南省鹤壁市和安阳的南善应以及新安县四乡的窑场都盛烧钧瓷,且有红、紫斑窑变的精良产品。钧瓷变作一种泛称。但各地钧窑系的钧瓷,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元代钧瓷一般都是胎体比较粗松,釉色以天蓝和月白色为多见,盘之类的日用器皿施釉都不到底,从制作习惯上说,其圈足呈斜削,外底心都有尖状凸起。

  钧瓷金、元以来是民间最大宗的日用器皿,在元初的至元五年(公元一二六八年),制国用使司曾经提出要减轻钧州所管各窑户的税收,为三十分抽一,但没有被元世祖忽必烈批准,命令仍按二八抽分。

  钧瓷碗、盘在民间广泛使用,不仅流行于中国的北方地区,而且也普遍使用于长江以南,一直到十七世纪的清代康熙时期,甚至在盛产紫砂茶具的江苏宜兴,民间也都在使用【钧州磁盏】。

  当然,并不能说元代的钧瓷只有广大下层民间的日用粗瓷,随着钧瓷产地的扩大,优质精品并不一定只产于北宋的始产地禹县,例如在包头窰就发现了元带座大瓶的残件,说明内蒙包头窑也是这类优质元钧瓷的产地。本图集收录的就有器型硕大的带座双耳瓶和三足炉等,其制作和装饰,都是堪称上乘的。其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藏一九六三年出土于鹤壁集窑址的天蓝釉玫瑰斑鉢和一九七四年出土于新安县夹沟窑的天蓝釉玫瑰斑三足炉都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具有窑址出土地点的典型器,大同市博物馆所藏的出土于至元二年(公元一二六五年)冯道真墓月白釉玉壶春瓶,显然为山西潭源窑钩窑系作品。至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及首都博物馆所藏元大都出土的带座玫瑰斑双耳大瓶,以及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大形三足炉均为兼用堆贴图案花纹和饰有玫瑰斑的元代装饰手法的典型器。

  元代钧瓷的外销,并不如龙泉青白瓷那么普遍,就以新安海底沉船为例,虽有钧釉的器物发现,但显然并非北方钧窑系的产品。在浙江金华地区的元代窑址却发现了这类仿钧的品种,但这类白乳浊釉一般说,釉层均显得较薄。然而,从另一个侧面却说明了元代仿钧釉在浙江地区也已流行。

  磁州窑

  磁州窑的全盛时期,当然是北宋和金代,元代磁州窑的产品,历来被认为是比较粗下的民间日用器,近年来观台磁州窑址的科学发掘,也证明其第四期元代层,属于磁州窑的衰亡期。但从目前各方面的出土器及传世品看,元代磁州窑系确有十分精致的制品。历史上以河北省邯郸市观台和彭城为中心的磁州窑经过北宋到金代,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辽宁、内蒙和宁夏各地形成了一个磁州窑系。到了元代,河北邯郸的观台窑、彭城窑、曲阳县的定窑;北京市的房山磁家务窑;河南省的安阳窑、鹤壁集窑、登封窑、内乡大窑店窑、禹县的神垕镇窑、扒村窑、临汝窑、郊县窑、鲁山段店窑、新安窑;山西省的榆次窑、大同窑、浑源窑、怀仁窑、长治窑、平定窑、盂县窑、霍州窑;山东省的淄博窑、枣庄窑、泰安窑;陕西省的耀州窑;宁夏的灵武窑等等都在分别继续烧造磁州窑系的白瓷、黑釉、白地黑彩或白釉袖下褐彩,以及白地剔刻黑、褐彩、黑釉酱斑和少量的绿釉器、釉上三彩、绞胎器,当然,很多窑是磁州窑系的品种和钧窑系的品种混烧的。但在数量上说,有的地方,元代的窑业发展十分突出,例如十多年前,河南省鹤壁市博物馆在该市北部的羡河南部的淇河两岸及市中部的,汤河上游一带,调查了三十处窑址,其中二十七处是元代的。元代磁州窑系以白地绘画为最普遍,剔地图案也十分常见,民间日用器皿的图案为鱼藻、花卉、开光山水、简笔花卉、人物故事以及诗文为多见,画面内容取材广宽,笔法流畅奔放,极富有生活气息。至于龙、凤纹图案则属较精致的物品。装饰技法除绘画外更盛行镂雕、堆贴,往往集刻、雕、印于一体。

  本图集收录的一批出土于元大都及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贵族墓葬的磁州窑白地黑花、白釉剔刻花器物,则是元代磁州窑系的精品,首都博物馆所藏的白釉黑花龙纹扁壶是典型的蒙古族特殊用器,龙泉青瓷及景德镇青花瓷亦有此类扁壶,但青白瓷及卵白(枢府)瓷则不见此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器型完全相同,则为飞凤纹。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所藏的白釉剔花龙凤纹四系罐、飞凤纹罐及牡丹纹葫芦瓶,构图稠密而不见繁缛,剔刻精细而线条流畅,都堪称是磁州窑系的上品,其质量决不逊于宋、金。

  宋、金磁州窑白地黑褐彩品种风行全国,江西吉州窑也在宋中、后期开始生产白釉釉下褐彩器,至元代更盛烧不衰。

  元代吉州窑继续南宋烧制这类白釉褐彩器,以海水波涛、奔鹿、简笔兰草和富有江南地区气息的梅、竹纹为多见,在器物口、肩部往往施回纹,并且出现了扁菊纹。更具有吉州窑本身特色的,是在器身以窑变花釉为地,加缀兔毫斑彩,或在黑釉为地色的基础上加洒窑变虎皮斑彩。

  类哥窑

  在相传的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中,汝窑、南宋修内司官窑、郊台下官窑、定窑和钧窑的产地都已查明,只是北宋官窑和哥窑的窑址,尚是一个谜。传世哥窑究竟产于何地,常见的传世哥窑器中,何者为宋,何者为元,在陶瓷学术界都还属有待探讨的问题。

  我在一九八一年《官,哥两窑若干问题的探索》文中曾提及结合文献记载,传世哥窑有几点情况值得思考:【一、哥窑器在元代已有新、旧之分;二、旧哥窑器是宋代还是元代前期的制品尚待研究;三、元末的新哥窑质量较差,但和古官窑器相像;四、传世的典型哥窑器,在失透的薄乳浊釉、以灰青、米黄为主的釉色和基本上大小纹片相结合或一色碎纹片这几个特徵上,是可以和宋官窑器区别开来的,那么,和官窑器相似的元末新哥窑器指哪一类器物?五、在传世器中,确实有一些比上述典型哥窑器的釉透明度稍大,有一色大开片或小开片,与官窑器很难区分的实物上。】

  目前,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址已经过初步发掘,可以确认为南宋修内司官窑的遗址,其上层为元代层,且有八思巴文的支钉和仿官窑标本。再结合明高濂《遵生八笺》把哥窑的产地定在杭州:【…: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宋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我们由此可以对元代哥窑的情况作一番进一步的探讨,而本图集收录的安徽省博物馆及江苏省溧水县博物馆收藏的类哥窑器物,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传世哥窑型的开片,其釉为米黄及天青色,且有的有【紫口铁足】现象,有的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施有一圈酱色,这是一批对研究传世哥窑极为重要的实物。

  注释:

  【一】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卷三《四库全书本,史部》。

  【二】《元典章》卷二十二。

  【三】朱伯谦:《龙泉窑青瓷),艺街家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四】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五】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新安海底遗物》,高丽书籍株式会社一九八一年。

  【六】汪庆正:《中国陶瓷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索》上海博物馆集刊一九八二年。

  【七】《元典章》卷二十二。

  【八】清陈维崧(其年):《湖海楼词集》卷二十三【品茶】

  【九】北京大学考古毕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觐耋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一零】王文强:《鹤壁市古瓷窑址调查》、《河南古瓷窑址》第一一0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一九八五年。

  【一一】《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第一八六页,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一二】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老虎洞窑址考古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一九九九年一月八日。

  【一三】明刻本卷十四。

Copyright©2001-2020 GUANGZHOU SHENGJIAYI CULTURAL PROPAGE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博艺汇 博拍堂 中华博物 环球艺术汇 广州市圣佳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粤ICP备18069946号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16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