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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关于宋代越窑的研究

陈克伦 

  越窑是以浙江东部宁绍平原为主要产地的著名青瓷窑场,其烧制瓷器的历史自东漠烧成成熟青瓷算起,至北宋初已有约八百年。关于宋代越窑的一些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图通过宋代文献的检索和考古资料的排列、梳理,就诸如宋代越窑青瓷的生产、越窑的衰落以及宋代不同阶段越窑产品的特点等学术界关心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一 宋代文献中的宋代越窑

  公元九六0年,后周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起大宋王朝,历史以此为宋代的开始。这时越窑所在的浙东地区仍是吴越国的属地,当时正是第五代君主、也是最后一位皇帝钱弘淑统治时期,距吴越立国已经五十三年,钱弘傲在臣服于宋王朝的前提下又将小朝廷继续维系了十八年。众所周知,唐代晚期烧成著名的【秘色瓷】,这标志着越窑进入了其发展的顶峰。至五代,越窑青瓷及秘色瓷器成为吴越钱氏王朝为保境安民、偏安一隅,始终称臣侍北而不断向统治中原的朝廷进贡的贡品之一。据新旧《五代史》,《吴越备史》,《册府元龟》,《宋史》,《宋会要辑稿》。《续通鉴长编》,《十国春秋》及《吴越史事编年》等书的记载,自吴越天宝二年(公元九0七年)钱缪首次以纪君武为进奉使后向后梁进贡起,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九七八年)钱弘淑两次朝觐宋帝纳土归宋止,在七十年中先后入贡逾七十次之多。贡品中金银珠宝、锦绮绫罗、犀角象牙、龙船花舫、珍稀动物、杂宝香药、兵器甲盔、稻米茶叶、海味细酒等无所不包,且数量巨大,甚至女乐、火箭军等也在贡献之列。明确记载贡品中包括瓷器的有十一次(其中五次在宋王朝建立以后)。在这当中明确提到贡品中包含【金陵秘色瓷器】,【秘色瓷器】的有六次(其中两次在宋王朝建立以后)其中贡瓷数量最多一次当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九七八年)钱弘淑亲自北上朝觐宋太宗赵匡义,在所携带的贡品中包括【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十事】。

  南宋人周密在《志雅堂杂抄》一书的“诸玩”中介绍李公略所藏;【雷咸百衲琴】的情况。该琴腹内两旁题有【大宋兴国七年岁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赵仁济再补修吴越国王百衲雷咸琴】等字。上林湖越窑自唐代晚期起向朝廷贡瓷,至五代随着吴越国王向中原王朝大量贡瓷,仅仅依靠“例贡”显然无法满足需要,此时吴越朝廷与越窑的关系应该是“採办”或者【定烧】(不排除吴越朝廷派官到产地监督的可能),越窑因此而得到一定的发展。太平兴国七年距吴越国纳土归宋不过四年,或许北宋朝廷对越窑青瓷仍有兴趣,而越窑的生产水平在当时仍属上乘,因此吴越灭国以后,北宋朝廷一度派官对越窑的瓷器生产进行监理尚在情理之中。

  乐史奉敕于宋初太平兴国年间纂修的地理志《太平寰宇记》中,曾对当时几个主要的瓷器产地有所记录,越州就是其中之一:是书第九十六卷记载越州的土产有【绯纱、磁器、越绫、柑橘、甘蔗、葛根、交绫、白绫】等,瓷器位于前列,说明在越州所有物产中瓷器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宋会要辑稿》虽然是清人根据《水乐大典》所辑,但其素材却来自宋代【会要所】修纂的《宋会要》,因此仍可看作是宋代的文献。是书【食货·历代土贡】中记载【神宗熙宁元年(公元一0六八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土产贡物,……越州绫一十匹、茜绯纱一十匹、秘色瓷器五十事。……】这是该年各地唯三贝瓷器的记录。至南宋(淳熙)十年(公元一 一八三年)【十二月进奏院上诸路贡物】中越州仅剩【绫一十匹】,而无瓷器。

  北宋中期的官修地理志书《元丰九域志》中对各地州府土贡记载颇详,除了有品种,还记有数额可供参考。书中记录当时(公元一0七五—一0八六年间)越州的土贡是【越绫二十匹、茜绯花纱一十匹、轻容纱五匹、纸一千张、瓷器五十事】等。瓷器已经落在所有土贡的最后,其数量如与吴越王当年的贡品相比,尚不及—个零头。

  在以后的志书当中,再也不见有关越窑瓷器的记载了,如南宋嘉泰元年(公元一二0一年)修成的《嘉泰会稽志》(南宋绍兴府的地方志,其辖区与唐及北宋时的越州相同,越窑的中心窑场就在其中)中对当地的各种土产和应税的物产记录颇详,其中不见瓷器。据卷五【杂贡】条的记载,该地向朝廷贡瓷始于唐代;据《祥符图经》和《元丰九域志》,北宋中期的贡品中尚有【瓷器五十事】;而到南宋嘉泰时,贡品只有【轻容纱】和【越绫】而已。在二十五年以后于宝庆元年(公元一二二五年)修成的《宝庆会稽续志》中,再也不提瓷器了。

  另外,北宋末徐兢曾奉派出使朝鲜,归国以后写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介绍所见所闻,书中也提到秘色瓷,他在介绍高丽的陶炉时说:【狻猊出香,亦翠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为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上。】此处称越窑青瓷为【古秘色】,看来当时的人们已经将越窑的秘色瓷看作是过去的遗物了。

  

  二 考古资料中的宋代越窑青瓷

  越窑遗址至今尚未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因此缺乏排列有序的窑址标本以供参考。在此,将历年发表的主要考古资料(其中以有纪年的资料为主)罗列于后:

  一、江苏苏州虎丘塔出土北宋建隆二年(公元九六一年)越窑莲花托碗和青瓷碗二、号莲花托碗发现于塔的第三层,在同出的—面铜镜的背面有墨书[女弟子陆七娘敬舍……降建(为“建隆”之误)二年三月日题]等字样。器物制作规整,分为碗和盏托两部份,碗的外壁和盏托的托盘及圈足上均以类似浮雕的手法刻以多重莲瓣装饰;通体施釉,釉色青翠、纯正、清亮;碗的圈足与盏托托盘相连(出土时已经脱开),盏托的圈足下以九个略呈长形的泥珠支烧。在托盘的釉下还刻有“项记”两字,应是窑场的名号或产品的标识。两件青瓷碗发现于塔的第二层,其中一件里面放一油盏,从两件的胎釉特点看,无疑也是越窑的产品,学术界通常将这批青瓷看作是五代的产品,当然其时吴越尚未灭国,可以看作是五代的延续。如果将国家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话,此时已经踏入了宋代的门槛。

  二、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九七八年)吴越国王钱弘做北上朝觐宋太宗时携带了【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十事】这些瓷器均是专门制作的,在许多器物的底部釉下刻有【太平戊寅】款。传世品中完整器有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青釉刻花双鹤纹盖盒,青釉刻花莲瓣纹盘口瓶和青釉葫芦形带盖执壶。盖盒的口径较大,圈足外卷,底部以九个泥珠支烧,盖面的刻花纹为两只仙鹤相对展翅起舞。盘口壶为盘口、长颈、鼓腹、圈足,腹部饰以线刻的多重莲瓣,底部有七个长条形的支痕,口沿还有九个支痕,估计是叠烧器盖时留下的痕迹。葫芦形执壶通体无纹饰,上有鷄首钮盖,流略弯起于肩部,曲柄用表面刻有竖纹的泥片作成,卧足,足边有七个泥珠支烧痕。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一件有【太平戊寅一款的青釉执壶,造型为敞口、直颈,腹部作四瓣瓜棱形,流和曲柄与上述葫芦形执壶相似,圈足,底部六个长形支痕头尾相连。这类有“太平戊寅”款的标本在上林湖窑址也有发现。

  三、一九八一年六月,北京八宝山辽统和十三年(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九九五年)韩夫墓出土越窑青瓷九件,包括执壶、盏托以及碗、碟等。执壶为花瓣形直口,口上有宝珠钮钟形盖,六瓣瓜棱形圆腹,流略弧起于肩部,曲柄由两根泥条组成,圈足较矮外撇,底部刻有【永】字,周围有六个条形支烧痕。器物通体饰以线刻花纹,盖为云纹,流和把是卷草纹,腹部则是主题纹饰【仙人宴乐图】,图上四人相对而坐,席前有酒樽、果盘等,其间饰以流云,一派天上人间的景象。—件青釉碗口径较大,有十八厘米,敞口、翻沿、深腹、平底、圈足外撇,内底心刻划一对首尾相逐的鹦鹉,构成团形图案,底部有五个长条形支烧痕,出土时执壶置于碗内,估计应是温酒用的温碗。盏托托盘口沿为六瓣花口、托碗口沿为五瓣花口,托盘的内壁有蜜蜂、花卉线刻花纹,底有长条形支烧痕。这几件青瓷的釉色均青翠纯净,釉质莹润如玉。

  四、一九七九年七月,浙江绍兴征集到一件有【北宋咸平元年大公元九九八年】纪年款的青釉粮罂瓶,该瓶为盘口、直颈、圆肩、鼓腹、矮圈足,口沿至上腹部粘接四銎(已残),底部有垫圈痕迹。胎色灰白,釉色青绿,袖层透明,腹部刻有【上虞窑匠人项霸造粮罂瓶一个献上新亡灵王七郎咸平元年七月廿日记】四行三十字。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个粮罂瓶的造型与此相似,该器有盖,盖上有钮,盖面刻有莲瓣纹,颈部、肩部均有潦草的云纹划花,腹部饰以刻花和划花相结合的重瓣叶纹,即以刻花勾勒叶瓣的轮廓和中间的叶筋,再以细线副出筋脉,四銎以两根泥条做成。

  五、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对浙江黄岩灵石寺塔进行大修时,在塔的第四层天宫中发现了一件青釉镂空薰炉。薰炉通体施青绿色釉,釉层较透明。造型呈圆形,由身、盖两部份组成,子母口扣合严密。盖镂空,以缠枝卷叶纹为饰,叶纹三瓣一组,叶面上有细划纹,炉中的香气通过叶间的孔隙逸出。口部的上下各以弦纹装饰。器身腹部刻有三层浮雕般的莲瓣纹,圈足外卷,圈足内有泥条装饰的痕迹。炉身内壁有墨书【当寺僧绍光舍入塔买舍咸平元年戊戌十一月廿四日 童行奉询弟子姜彦从同舍利永充供养】等文字。据记载,该塔始建于北宋乾德三年(公元九六五年),于咸平元年(公元九九八年)建成。这件薰炉是落成当年放入塔内的。

  六、一九八四年十月在河南巩县西村乡北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越窑青釉云鹤纹套盒、龙纹大盘和卷云纹碗。三件器物制作规整,青灰胎,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缘纯正,釉层薄而光洁。其中套盒作圆形,由三层盒相套而成,上部有盖,作母口,盖顶隆起,钮作扁圆形;中间两层皆子口内敛,子口下一周突棱,直腹,圈足,器壁线刻云鹤纹;下层为盒底,子口内敛,口内部还有一层内盖,表面施莲瓣纹,似镂空香薰,腹壁上部陡直,下部内收,圈足外卷,中心釉下还刻有一【千】字,器壁上部有线刻的海浪纹,下部为云纹,圈足外有一周绞索纹边饰,在盖内、中间两层盒的圈足足端以及下层盒圈足内分别有八个、十四个和八个条状支烧痕。大盘为敝口、弧肮、平底,底与腹壁之间有泥珠支烧痕,盘底有一线刻的龙纹,龙身盘曲,龙鳞细密,龙须飘逸,龙爪作四爪,矫健有力,龙纹周边环绕水波纹,底部满釉,沿底边有一周条形支烧痕。

  七、一九八六年六月,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发掘辽开泰七年(北宋天禧二年,公元一0一八年)辽陈国公主墓时发现了四件越窑花口青瓷盘,器物通体施釉,釉色纯正,釉质晶莹光亮,其口部均作六曲花瓣形,弧肮,平底,圈足外撇,圈足内可见五个长条形支烧痕。在盘底均有贱刻花纹,其中三件为双蝶纹,以双线描画轮廓,再以平行的直绕和弧绕划出双翅的细纹及身躯的折皱,还有一件的盘底为缠枝菊花,其底部釉下还刻有【官】字。

  八、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在江西瑞昌县新屋王村发现的一座北宋天圣三年(公元一0二五年)墓中出土了—件越窑青瓷盘口瓶,其造型为盘口、细颈、圆肩、敛腹、平底,肩部有三道弦纹,通体施青釉。

  九、一九九二年福建省建瓯市迪口镇发现一座北宋墓,在一件酱褐釉瓜棱罐盖的内壁有墨书【庆历三年(公元一0四三年)五月……】,由此确定该墓的年代。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青釉执壶,执壶呈喇叭口、长颈、圆腹、矮圈足,长流略弯起于肩部,曲柄以双泥条做成,瓜棱以两根细的凸绕表现,这种形式在慈溪上林湖窑址有发现。器物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

  十、一九九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上林湖周围地区进行窑址调查时,在距上林湖不到四公里的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的窑址中发现了一类与越窑传统迥矣邙与官窑却非常接近的产品。 一九九八年九月至十二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低岭头附近的寺龙口窑址进行发掘。结果表明:唐末五代主要生产以釉色和造型取胜的秘色瓷;在北宋中晚期,流行以单线划花、浅浮雕和刻花与篦划相结合的装饰手法,线条流畅、构图简洁、布局细密;而南宋地层出土的标本以月白、天青釉瓷器为主,釉层滋润、含蓄呈半失透状,作者认为此时产品的胎质、釉色、造型、烧成工艺均与越窑的传统大相径庭,其风格与北方的汝窑接近。

  

  三 关于宋代越窑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宋代越窑生产的上限,我们把宋代越窑的起始时间定为宋王朝建立的公元九六0年。虽然有人以太平兴国三年钱弘仿纳土归宋作为浙江地区宋代的开始,这比宋王朝建立晚了十八年,但这并不合适。我们知道,中国疆域辽阔,封建王朝的更迭很难在同一年完成,宋代以前是如此,以后也是这样,如隋王朝从建立到完成统一用了九年,唐代用了十一年,宋代用了十九年。况且北宋建立以后,吴越国虽然继续存在,但是不仅其年号与北宋一致,而且每年向汴梁进贡,吴越王亦数次北上朝觐,表示自己臣服于宋王朝。因此,将公元九六0年末王朝的建立看作是宋代越窑的开始是合适的。

  二、关于宋代越窑的下限,也就是越窑生产历史结束于何时,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从文献上看,在十一世纪八十年代北宋哲宗时期越州的土贡中还包括【磁器五十事】,虽然数量已无法与北宋初同日而语,但毕竟表明当时瓷器仍是当地的土产之一。北宋末年以后,在史书中已经不见了越州生产瓷器的踪迹,偶尔提到越窑秘色瓷也将其看作是古物,说明当时越窑已经基本不再烧造瓷器。如果当地仍有生产,其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或者产品风格与传统越窑迥异,以致人们不认为是越窑的产品。从考古资料方面看,主要是确认具有越窑特征的青瓷产品何时衰落。虽然特征随着时代的推进也会发生演变,但是作为著名窑口或窑系的产品,—定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在有纪年的资料中,出土越窑瓷器的墓葬时代最晚的是福建迪口北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一0四三年)墓。在这以后有青瓷出土的纪年考古资料虽然不少,但其中基本不见越窑产品,北方主要是耀州窑和临汝窑青瓷,南方则以龙泉窑青瓷为主。在历年对上林湖附近窑场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北宋中期以后这—带青瓷的装饰以刻划为主,且纹饰线条比较潦草。与此同时,从北宋中期起,青瓷制作工艺也逐渐趋于草率,表现在胎釉明显不如以前精细,特别是釉质不如以前那麽滋润而变得比较透明,釉色明显偏黄,从外观上很容易给人一种与传统越窑风格不同,而与宋代新兴的龙泉窑青瓷风格类似的感觉。如果以唐、五代及与其一脉相承的北宋早、中期越窑青瓷的传统特点来衡量,北宋中期以后的产品已经逐渐脱离越窑的风格。因此将北宋中、晚期看作是越窑青瓷的下限是适宜的,尽避当地仍维持生产,但其产品的风格已经转变,不宜再将其看作是越窑的延续。至于如何看待在上林湖附近发现北宋末至南宋初的窑址,标准也是看其是否符合越窑的特点。从报告上看,出土标本的特征可以简单归纳为:香灰色胎,天青或粉青色釉,有【紫口铁足】,支钉支烧,器物流行仿青铜器的造型,这些特点均与传统越窑不同。因此,笔者以为将它看作是越窑生产的延续是不合适的。

  三、关于宋代越窑衰落的原因,有许多说法。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首先,随着吴越国的灭亡,朝廷已不再需要大量的贡瓷。虽然吴越灭国以后,宋王朝一度派官对越窑瓷器的生产进行监理,或者也向越窑定烧青瓷,但是这个阶段十分短暂,尚不足以对越窑的发展产生影响。当正处在蓬勃发展之中的越窑一下子失掉大量的订货,对它的影响可想而知。陷于困境之中的越窑只能通过寻找新的市场来摆脱危机,但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有一个适应市场的过程。 一部份窑场因为不能适应这种变化而关闭是十分自然的。因此,北宋早期以后越窑的产量有较大的减少,并且在维持生产及保持传统风格的同时已经孕育着某些变化的因素,这在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物中都有所反映。其次,越窑所发生的变化导致对市场的迎合和对传统的抛弃,以及由于追求低成本而导致粗制滥造。资料证明,从北宋中期起越窑青瓷的装饰开始流行线条草率的刻划花纹,这期精致的线刻纹饰和浮雕样刻花已经不复见,到晚期更是在刻划花纹上加上篦划纹,由此使自身的风格向龙泉窑的风格转变。当一个窑口开始抛弃过去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传统而去模仿其他窑口的特点,尽管这些特点可能是当时流行的时尚,其结果必然是走向衰亡。越窑是如此,耀州窑是如此,吉州窑也是如此,无一例外。再次,从晚唐、五代起,浙江中部、南部一些窑场开始崛起,纷纷生产青瓷,如在天台、临海许市、黄岩、温岭、温州西山以及龙泉等地均发现了有关窑址。这些窑场的产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越窑的影响,一些与越窑相距较近的窑场产品与越窑风格比较接近,可以归入越窑系,如临海许市窑;而一些相距较远的窑场产品在于自然及社会条件的不同,产品风格与越窑有—定的差异,人们把它们归为不同的窑系,如温州西山青瓷属瓯窑,龙泉青瓷属龙泉窑。它们的出现和发展不可避免地侵占了越窑的传统市场,无疑使本来就因为失去贡瓷生产任务而陷入困境的越窑更加雪上加霜。生产任务的不足加重了生产成本,迎合市场又抛弃了传统,于是越窑的青瓷市场日益萎缩,终于导致越窑的最后衰亡。有人认为由于浙江宁绍地区人口增加,不断开垦耕地使得烧瓷燃料减少,从而导致越窑的衰落,实际上越窑青瓷产区一般是在丘陵或半山区,上林湖即是如此,那里至今仍不适宜于农耕。

  四、关于宋代越窑青瓷风格的嬗变——根据对有纪年的考古资料进行排比,并结合历年对越窑窑址的调查、发掘资料,我们可以对宋代越窑风格的演变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北宋初期,以公元九九七年宋太宗朝末年为下限,本阶段前期越窑承担吴越国大量贡瓷的生产任务。在吴越灭国以后,宋王朝继续维持对越窑的监管,因此其风格基本上延续了晚唐、五代的传统,以模仿金银器为主。胎、釉都做得比较精细,胎细薄而坚致;釉质莹润,釉色大部份青绿纯正,一部份器物仍采用晚唐以来用瓷质匣钵密封烧造的方法上,避免了两次氧化对釉色的影响,保证釉色的清纯和润泽;造型规整、轻盈,以碗、盘、盏托、瓶、盒等日用瓷为主,圈足外卷;装饰除传统的素面及在素面上加金银装饰外,流行鹦鹉、仙鹤、龙凤、蜜蜂、蝴蝶及花卉等线刻花纹,有人物刻纹的器物是此时罕见的精品。在—些器物的外壁饰以浮雕式的刻花莲瓣纹和以单线或双线勾勒轮廓的线刻莲瓣纹也是当时的风尚,无论是浮雕刻花还是线刻花纹,均是借鉴金银器的装饰手法;器物底部通常以泥珠或泥条支烧。

  从真宗成平元年(公元九九八年)到仁宗嘉佑八年(公元一0六三年)为北宋中期。这一时期是越窑由盛而衰的转折,因为越窑承担官府或朝廷用瓷至多维持到太宗为止,以后由于路途遥远等因素,北宋宫廷用瓷改以定窑白瓷为主,可能也用—部份诸如耀州窑刻花青瓷等其他北方窑口的产品,由此使得越窑生产受到极大的影响,其生产规模、数量和质量逐步走下坡路。从实物看,此时一部份产品仍然保持了前期的风格,如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的云鹤纹套盒、龙纹大盘等,无论从胎质、釉色还是造型、装饰等都体现出不愧是越窑青瓷中的精髓所在,当然这些随葬品如果是太后生前的用品,那么也有可能是太宗朝或以前的产品。从咸平以后的纪年器来看,釉质通透,釉色偏黄是比较明显的变化;在装饰方面,类似浮雕的刻花上再以细划纹表示纹饰的细部是此时流行的做法;在造型上,执壶的曲柄仍见有用两根泥条做成的,看来这种从唐代金银器上借鉴来的做法由于简单易行而沿用到此时;器物底部以泥条或垫圈支烧,后者留下的是一周不间断的痕迹。  英宗洽平元年以后为北宋晚期,此时越窑产品逐渐趋于粗率,胎釉粗劣、造型厚重、装饰潦草,由此越窑青瓷的生产很快走向衰亡。

  注释:

  【一】详见拙作《秘色瓷及其相关问题》,载《文博》一九九五年第六期。

  【二】《宋会要辑稿,蕃夷七》

  【三】宋周密《雅堂杂抄》,载清道光《得月篸丛书次刻》。

  【四】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清嘉庆六年重刊本)卷九十六【江南东道·越州,土产】是书始撰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九七九年)政区沿革以雍熙四年(公元九八七年)为断,其内容主要反映北宋初的情况。

  【五】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六册,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影印本。

  【六}见宋王存《元丰九域志》(点校本)卷五【两浙路·越州】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版。该书始修于熙宁八年(公元一0七五年),成于元丰三年(公元一0八零年),后陆续修订,于元佑元年(一0八六年)正式刊行。因此书中反映的应是编书期间的实际情况。

  【七】宋沈作宾《嘉泰会稽志》卷五【杂贡】:【皇朝务从蠲省,以《祥符图经》。《元丰九域志》参考之,承平之久虽微有增益,然以匹贡者为绫二十、排(疑为“绯”字之误)花纱十、轻容纱五、表纸干张、瓷器五十事。今贡轻容纱五匹、越绫五匹而已上见《宋元方志丛刊》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0年五月影印本。

  【八】宋张溪《宝庆会稽续志》,《宋元方志丛刊》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0年五月影印本。

  【九】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三·陶炉】刊《笔记小说大观》第九册,江苏光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三年六月影印本。

  【十】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文物参考资料》九五七年第十一期。

  【十一】汪庆正等《上海博物馆·中国美e名宝—二》,日本放送出版协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七月。

  【十二】汪庆正《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十三】李辉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下)》,香港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十四】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佚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十五】沈作霖《介绍一件宋咸平元年粮罂瓶》,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一九八一年》。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十六】汪庆正《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十七】蔡乃武《北宋越窑青瓷薰炉》,刊《鉴赏家》一九九六年夏季号。

  【十八】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巩县文物保管所《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孙新民《略论末陵出上的越窑秘色瓷》,刊《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十九】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四月。

  【二十】瑞昌县博物馆《江西瑞昌发现两座北宋纪年墓》,《文物》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二一】建瓯市博物馆《福建建瓯市迪口北宋纪年墓》。《考古》一九九七年第四期,

  【二二】沈岳明《修内司的考古学观察——从低岭头谈起》—刊《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四辑》,紫金城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九月

  【二三】沈岳明等《越窑考古又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一九九年一月二十日第一皈。

  【二四】同注二二。

  【二五】宋代耀州窑以生产刻花青瓷著称,至元代,耀州窑开始生产磁州窑系统的产品,它由此而衰落。同样,宋、元时代的吉州窑之所以闻名于天下是在于它生产仿建窑的黑釉相仿磁州窑的彩绘瓷,并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但元代以后吉州窑追赶时尚转而生产青花瓷,从此一蹶不振。

  【二六】李刚《论越窑的衰落与龙泉窑的兴起》,刊《越窑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二七】详见拙稿《上林湖秘色瓷生产上艺的初步探讨》,刊《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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