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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宋代南方瓷业的发展及其主要成就

李辉柄 

  宋代是我国瓷器大发展的时期,末代瓷窑有[官窑]与[民窑]之分。北宋和南末时期,宫廷所需瓷器由官办瓷窑进行生产,这种官办瓷窑,一般简称为【官窑】。【官窑】严格按照宫廷设计进行生产,在工艺上精益求精,不惜工本,产品属于非商品性质并严禁民用。【民窑】生产则与【官窑】相反,不受宫廷的任何束缚,工匠来自民间,所产瓷器均供应城乡民裳生活需要。这是【官】【民】两种瓷窑不同的根本所在。由于【官窑】与【民窑】的服务对象与经营性质的不同,便决定了其瓷器的造型与工艺特征的显著区别。这是宋代瓷器发展的—个突出特征。

  宋代官窑有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之分,而南宋官窑又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官窑之别。这种划分是根据南宋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与叶寘的《坦斋笔衡》的记载沿用至今的。【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此段文字是根据《辍胞录》卷二十九【窑器条】所转引的《坦斋笔衡》中的一段有关南末官窑的记载。顾、叶均为南宋人,记载的又是本朝之事,内容丰富详尽,把南末官窑建立的原因、时代,前后沿革及其建窑的地点,均作了明确的叙述。文献的重要价值在于其记载的历史真实性已被今天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浙江是我国青瓷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又是南宋都城的所在地。随着南宋王朝的建立,对瓷器需要量的不断增大,【袭故京遗制】建立起官窑,专门烧制供宫廷享用的官窑瓷器。南宋官窑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浙江青瓷的生产格局,同时也大大促进了龙泉青瓷的发展。这两种瓷窑的共存,不仅是宋代瓷器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这时期瓷器发展上的主要特征。

  

  一 南宋官窑

  (一)南宋官窑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瓷器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的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有关文献的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遗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前后沿革及其器物特征,在本文前述的《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并指出郊坛新书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公元一一二九年)诏将作监并归工部,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今日临安(杭州市)窑址已难以进行考古发掘。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公元一一二六年),其时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公元二三八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间,颠簸长达十二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定都后五年即绍兴十三年(公元一 一四三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十七年间的祭典(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建都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转战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十二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审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干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干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得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圮》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五月、九月和十一年十一月也曾举行过三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年(公元一 一四三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亟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所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馆藏宋代官窑瓷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器以外,还有—种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必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寘的《坦斋笔衡》和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他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的产品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颇为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妍者与汝窑相类】上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釉色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炉最为典型。蟹爪纹、紫口铁足尤为【传世哥窑】的重要特散。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哥窑,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定紫口,色妍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笺》据此又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里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五十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乳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为烧制宫廷用瓷的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

  由此可见,文献记载中的【哥哥窑】即指【龙泉哥窑】,而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珍藏的名为【哥窑】的传世瓷器实非哥窑。所以,哥窑与宫中传世品是两个瓷窑、两个概念。—般讲,宫中传世品胎骨较厚,釉较薄,哥窑则胎薄而釉厚;传世品的胎色不—,有沉香色、浅白色、杏黄色、深灰色、黑色等多种。哥窑则以黑胎为主;传世品釉不透明,釉面光泽如肤之微汗,润泽如酥,哥窑釉则透明,玻璃光泽感较强。在开纹片上,传世品追求典雅,讲究装饰效果,一般均着色;哥窑则不着意装饰,一般不着色。在所谓的【紫口】,【铁足】方面,两者也不一样。宫中传世品由于胎色不一,釉的流动性较小,【紫口】或有或无;哥窑则胎色黑,釉质厚而透明度强,流动性较大,一般均有【紫口】在烧造方法上,宫中传世品因裹足支烧者居多,故此铁足者也少;哥窑则均采用垫饼烧,圈足底端失釉层,烧成后露胎,故均为【铁足】。因此,文献所载的【紫口】,【铁足】更确切地说应为哥窑的主要特征。

  传世哥窑名称由来已久,情况较为复杂,由于历史局限性,造成了以讹传讹、张冠李戴的情况。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情况,传世哥窑似应正名为【修内司官窑】。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即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寺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三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一种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至少距窑址很近。此处当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相一致。 一九九五年九月,笔者又专程赴杭,目睹了难能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再赴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所谓的【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上海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对此也作了测试分析。这些发现与研究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当然,关于“传世哥窑”是否就是修内司官窑这一重要结论还有待学术界、考古界进一步研讨,得其究竟。所以,在正式正名之前,本书仍以固有的【哥窑】称谓于以评述。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之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修正局,主管上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公元一 一四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

  据此推论,修内司窑的时代,当在绍兴二年(公元一 一三二年)至绍兴十三年(公元一 一四三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间。

  

  (二)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刮分成含有三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汴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陶瓷学者对此种划法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而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何为汴京官窑器,即解为其窑址已为黄水湮没,成为历史悬案,故汴京官窑器也就无法问津。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避发现多年,但学者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爆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人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瓷器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钉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日: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器物所需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相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

  据文献及考古分析已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钧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前文所引叶寘《坦斋笔衡》记载【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明确地记述了南宋建立官窑的过程,因此,现今学术界一般认为传世的官窑瓷器为修内司和郊坛官窑所烧造,

  笔者在前文中已具体阐述了修内司窑实为传世哥窑,因此,宫藏【官窑】器的窑口应为南宋的郊坛官窑。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已经被发现,五十年代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一九八五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大面积揭露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了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类属于生活用具,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以及琮式、槌式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故陈设用瓷存留较多。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釉和薄胎厚釉两类。 一般讲碗、盘、碟、杯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料配制成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黏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比较饱满。薄釉器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鉢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份是垫饼烧,施釉在两次以上,多者达四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再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的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 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同的,薄釉器的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而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纪》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己亥,造卤簿仪仗。乙巳,建社稷坛。丙乍,筑园丘】那麽,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公元一一四三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估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公元一一四三—一六二年)。

  

  二 民窑

  (一)越窑

  浙江是我国青瓷的主要发祥地,越窑青瓷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文献。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明确地提到【越客】在唐代,瓷窑通常以州命名,故曰越州窑。

  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窑址集中于余姚上林湖、慈溪上吞湖、白洋湖一带,以余姚上林湖的产品为代表。其地是唐五代到北宋时期越窑大规模的生产基地。此外,今鄞县东钱湖、镇海洞等滨海地区也有烧越窑器遗址的发现。

  越窑在唐代曾烧过贡瓷,著名的秘色瓷就产于越窑,但未建官窑。北宋初期,越窑的生产仍处于发达兴旺时期并大量烧制贡瓷,同时民用及外销瓷也急剧增加,产量巨大。宋时杭州、宁波是重要的通商口岸,越瓷的大部份由宁波或经杭州湾出海,运至国内外。越窑制作较细,品种丰富,样式优美,并较多地运用刻划花、镂雕和多种装饰方法,其中以细线条的划花最为精致。时以刻划方法并用,纹饰效果尤佳。题材以鹦鹉、蝴蝶纹饰最具典型,图案多装饰在碗盘的内底中心或盒的盖面。

  以往多把越窑带细线条划花装饰的器物视之为五代时期作品,随着窑址的不断发现,古遗址与纪年墓葬出土越窑瓷器的不断增多,发现带细线条划花装饰的器物有些出于宋初墓葬之中,从而证明其时代较之过去所断定的时间要晚一些。 一九八一年北京西郊八宝山辽韩夫墓出上瓷器二十五件,其中有越窑青瓷器十件,四件带细线条划花装饰。这些陪葬瓷器均为宋代早期产品,纹饰清晰,胎色灰白,釉色青中闪绿,制作工艺精湛,代表了北宋时期越窑的烧造水平。而越窑卓绝的雕瓷技术充分体现了民间艺术的浓郁情趣。北宋后期越瓷逐渐被龙泉青瓷所替。

  (二)龙泉窑

  继越窑而起的是龙泉窑。 一衰一兴,标志着浙江青瓷生产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越窑青瓷烧造中心正处于从余姚上林湖—带向龙泉大窑(古琉田)金村等地转移的过渡阶段,故浙江青瓷器主要有越窑与龙泉窑之别。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内,龙泉县境不仅有蕴藏丰富的制瓷原料,而且该地山区丘陵盛产烧瓷燃料松柴,水流资源也十分丰富,是建窑烧瓷的理想地方。窑址多集中在大窑、金村、溪口、梧桐口、小白岸等地。大窑、金村两地窑址尤多,且产品质量也最精。

  北宋后期,龙泉窑青瓷以烧制碗、盘为主,瓶、罐、鉢和执壶次之,其特点是灰胎,素黄釉,并盛行繁缛的刻划花装饰,碗盘内壁常饰以团花、牡丹、浪涛和童子戏花等纹,外壁为成组的斜直篦纹;瓶和执壶的腹部饰缠枝牡丹、蕉叶纹和莲花瓣纹等,并填以篦点纹,以突出主题纹饰。至南末,龙泉窑有了很大发展,不仅产地扩大,瓷窑增多,产品质量也大为提高。此时青瓷以胎厚重、釉层透明匀净为主要特征。南宋后期,成功地烧出了薄胎厚釉青瓷,使青瓷釉层丰厚柔和,滋润如玉。釉色有粉青、豆青、梅子青等。此时烧造技术深得瓷艺三味,产品可称末代龙泉窑的代表作。龙泉青瓷釉大体可分为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两大类。从前者发展到后者,大约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石灰釉的特点是高温中烧造黏度较小,易于流釉,因此,这类釉一般都呈玻璃质状,质薄而透明度高,光泽较强,釉中气泡和未熔石英颗粒很少:石灰碱釉则相反,在高温下黏度大,不易流釉,施釉也较厚。再加上这一时期已能较成功地控制烧成温度和还原气氛,从而使产品在外观上获得了与石灰釉迥异的别具风格的艺术效果。梅子青釉的烧成温度比粉青釉高,故釉的玻璃比程度也比粉青釉高;梅子青的釉略带透明,釉面光泽亦较强—、从烧造工艺而言,梅子青釉的形成原因除了烧成温度较高以外,还需要较强的还原气氛和比粉青釉更厚的釉层。

  粉青和梅子青釉均配以白胎,龙泉窑除生产白胎青瓷外,还生产一种黑胎青瓷,产量以白胎青瓷占主要地位,黑胎青瓷的胎色与烧成温度有关,烧成温度高则胎色深灰,烧成温度低,胎色也相应较淡。釉的色调及光泽和烧成温度与气氛也密切相关,温度高时,釉呈棕黑色玻璃状,温度较低时,釉色变浅,光泽亦减弱,呈半木光或木光、这种黑胎青瓷无论在造型、釉色、纹片以及底足的切削形式等方面都和南宋官窑相似,胎的色调对釉色也有一定的衬托作用。古代龙泉青瓷一般都要在胎的配方中掺加一定量的紫金土,其目的在于降低胎的白度,使胎色在白中略带一些灰的成分,这样便可使釉色深沉而不致过于显露。不同的釉色要求配以不同的胎色,粉青釉要求胎色白中带灰,梅子青釉要求胎的白度高—些,而黑眙青瓷则要求灰黑色为宜。

  铁的含量是决定青瓷胎釉色调的主要因素之一。【朱砂底】和【紫口铁足】都是由于胎内含有较多的铁质并在烧成后期受到两次氧化所致,这些烧制青瓷的科学原理均为这时期龙泉窑工匠所掌握和运用,这就使龙泉青瓷享誉中外,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三)景德镇窑

  景德镇之名远播海内外,其瓷器造型优美,釉色莹润,历代被推为名瓷。在宋代,它虽为民窑,但已表现出高超的烧瓷技艺。景德镇位于昌江之南,古曰昌南镇。唐武德年间属新平县,天宝以后改名浮梁县。景德镇之名始于北宋景德年间,因青白瓷蜚声于当时而得名。

  追溯景德镇烧瓷历史,在文献中有如下记载:

  1《浮梁志):【新平冶陶,始于漠世。】

  2《宣乐德镇陶录》:[陶窑,唐初器也。上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锺秀里人陶氏所烧也。]

  3《邑志》云:【唐武德中,镇名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

  长期以来,在景德镇未发现唐代以前的窑址。唐代瓷器的发展是以南方越窑青瓷与北方邢窑白瓷两大瓷窑体系为轴心的。全国南北各地瓷窑烧制的青瓷,无论在造型、釉色、装饰等方面都与越窑青瓷相关。白瓷自然是仿邢窑制品。因此仿越、仿邢是晚唐五代时期瓷器发展的一个特点。景德镇窑在当时也不例外,可见,这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生产是沿袭唐代的遗风,还没有具备自身特色的新品种。但是应当看到当时景德镇烧制白瓷不仅突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生产格局,而且为以后青白瓷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物质与技术基础。

  北宋初期,江西瓷器生产正处在从青瓷向白瓷转化的发展时期。景德镇为求发展,走上了【弃仿、创新】的道路,烧制出了冰清玉洁、明净莹澈的青白瓷器,系因其釉色介于青白之间而得名,后世又有影青、隐青等名称。从此景德镇的青白瓷既可与南方传统的青瓷竞奇,又可与北方先发展起来的白瓷媲美,是青中有白、白中泛青,具有景德镇独特风格的瓷器。正如蒋祈在《陶记》中所说:【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绕玉之称,其视真定红瓷、龙泉青秘,相竞奇矣】从此以景德镇为代表的江西瓷器生产步入了一个空前兴盛、出类拔萃的新阶段。因而,景德镇获得了【天下咸称景德镇】之声誉。

  根据考古工作者对景德镇境内古窑址与南北墓葬出土物的调查,并与其烧瓷工艺相印证,可将青白瓷发展分为如下三期:

  青白瓷的兴起(北宋初期)

  这时期以黄泥头、湘湖、湖田等窑的生产为代表。器物成型仍以五代时期的湿泥拉坯为主。在装饰方法上,扬弃了五代时期的重叠烧,普遍采用—匣一器的仰烧法。这种装烧方法是将碗坯置于小于器底圈足的垫饼之上入匣烧制。此法虽然使坯体免受直接火刺的影响,但由于还原技术还没有完全掌握,致使瓷器的釉色与胎质的透明度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青白瓷的发展(北宋末至南宋初)

  这时期以湖田、南市街窑生产为主。器物成型改变了前期的湿泥拉坯方法,采用先拉出毛坯,待其乾燥到一定程度再镟削成型的新方法。特别是烧造技术的提高,表现在对烧造过程中还原技术的娴熟运用,这是烧好青白瓷的关键。因此,这时期多数器物的釉色已从前期的青灰和淡黄色改变成青绿色,色泽淡雅,莹润如玉,釉面明净洁丽,胎质细薄坚致,刻划纹饰清晰精美:这时期瓷器的造型更为丰富,除烧制大量的碗、盘外,还有壶、瓶、罐、盏托、炉、盒等,器型多仿豪华的金银器血。盘、碗边沿多系葵瓣形,壶长流,曲柄,瓜棱腹。

  青白瓷的衰落(南宋中后期)

  这时期的瓷器生产以湖田窑为代表。为了满足国内外市场上的需要,设法提高产量,在烧制技术上采用北方定窑支圈组合窑具的覆烧法,这种烧法尽管能大大提高产量,但在质量上受到极大影响,远不如前期。采用这种烧法的瓷器,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器物口沿无釉,即文献上所谓的【芒口】,故有南定之称。为了适应这种装烧方法,坯体要求严格规范化,所以器物的成型以模印为主。模印既有装饰效果,同时也起到成型的规范作用。即先用模压印出样坯,然后待样坯乾燥后再镟削外形而成。因此,这时期盘、碗之类的器物均为印花装饰,纹饰较为繁缛、呆板,不如前期的刻划花刚劲有力,生动活泼。壶、瓶的成型也多采用外模印的方法。受其影响烧制青白瓷者,多集中在江西地区,如南丰的白舍窑、赣州七里镇窑以及吉州窑等。此外,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为数也多,其中尤以福建为最。德化、泉州、永春、安溪、同安等瓷窑,有些产品堪与景德镇匹敌。

  (四)建窑

  建窑是末代福建专烧黑釉茶盏的著名瓷窑,因当时称黑釉盏为建盏,故名建窑。又由于窑址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所以又称水吉窑。建窑以烧制碗、盏为主,【兔毫盏】为其特产,系因黑釉或酱褐釉上出现细如兔毛的条状结晶而得名。所谓【玉毫】,【异毫】、【兔毛斑】,【兔褐金丝】等等名目,都是兔毫的不同品种。指印、油滴、鹧鸪斑等纹釉茶盏,过去—向被认为是江西吉州窑的创新品种,通过发掘得知,建窑也有类似烧制,证明两窑具有密切的关系,属同—窑系。北宋后期,因建窑烧制的黑盏适于斗茶,故一度受宫廷青睐。发掘出土的带有【供御】和【进盏】字款的茶盏就是证明。烧制这类产品的瓷窑,除主要集中于福建的建瓯、光泽、南平、福清、泉州等地外,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西、四川等地也发现了许多烧制黑盏的瓷窑。这种黑釉碗的大量烧制与宋代【斗茶】风尚紧密相关,故成为宋代较为流行的品种之—。

  (五)吉州窑

  江西的吉州窑与建窑有着密切关系,后又有了许多创新,并以釉色品种繁多、造型丰富、装饰方法多种多样为其三大特点。以装饰而言,不下数十种之多,大致可以归为【胎装饰】,【釉装饰】和【彩装】三大类。

  【胎装饰】即先在胎上刻划、印出花纹,然后上釉烧制的一种装饰方法。吉州窑的刻划花、印花都属于【胎装饰】。

  釉本身既有实用作用,又具装饰作用。所谓【釉装饰】是指利用釉中所含的不同呈色金属在烧制过程中呈现的各种鲜艳釉色、釉斑和流纹等为饰。由于它是在窑内烧制过程中形成的,所以—般称为【窑变釉】。【窑变釉】原是干变万化的不规则的釉,然而在吉州窑还同时运用剪纸贴花于窑变釉之中,可达到人们预期的效果,既保持了【窑变釉】多种变化的特点,又烧制出人们所需要的花纹,这是吉州窑的一大创新。

  在不同的釉地上利用釉料有意地洒或画出各种花纹,形成各种纹样,即【彩装饰】。吉州窑的白地黑花装饰是釉下彩,将民间剪纸艺术运用于瓷器的釉下彩,或用自然的树叶烧制出叶纹装饰,更是一种创新。这类产品具有浓郁的民间风味。

  吉州窑属民窑,生产是商业性质。它与北方的磁州窑—样,不受宫廷束缚而富于创新精神,它是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创烧了许多瓷器新品种的极其重要的瓷窑。

  三 综述

  靖康之变,宋室南迁,宫廷用瓷仍沿袭旧制,自置官窑烧造。南宋官窑的建立对南方民窑青瓷的生产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余战乱,北方优秀工匠纷纷南下。从而把北方的烧瓷技术运用于南方官窑,并与当地的工匠技艺和自然条件相结合,再加以创新,烧制出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瓷器。因官窑瓷注重釉色美,厚釉成为其最大特征。为了达到釉色深沉、光洁莹澈的效果,在釉层加厚的同时,必须减薄胎体与之相配合,因而薄胎又是其另一特点。在烧制方法上用北方支烧法,但根据器物的需要也采取垫饼烧法或支烧、垫烧两种方法同用于一器。综上所述,严格的说,南方官窑的特征,既不同于官汝窑的器物,又有别于南方越窑与龙泉窑的器物,而是在特殊情况下融合南北瓷艺于一炉的产物。

  随着南宋王朝的建立,宫廷用瓷的需要量不断增大,除官窑外,部份用瓷还要依靠龙泉民窑烧造。在龙泉大窑、溪口、瓦窑垟所建立的黑胎青瓷窑正是出于此种原因。它烧制的瓷器为仿古器型,具有厚釉薄胎、开纹片等特征,故有所谓“龙泉仿官”之说。同时,大窑等地生产的白胎青瓷,在器型、纹饰和多次上釉、垫烧工艺等方面,也是受官窑影响所致,因而,与南宋、前期龙泉窑传统的制瓷工艺大异。所以,龙泉窑制瓷工艺的极大提高与官窑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此可知,南宋官窑促进了龙泉烧瓷工艺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粗厚笨重的造型,并使其玻璃状的透明薄釉转变为乳浊性的青釉。这种官窑与民窑的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构成了南末时瓷器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宋代瓷器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唐代始,我国瓷器通过陆路、海运不断大量外销,宋代亦然。除供应国内需求外,还生产大量外销瓷。其中,龙泉窑青瓷与江西景德镇青白瓷是当时运往世界各地的大宗商品。福建、广东地区的瓷窑也争相效仿其品种出口,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喜爱,这也是促进宋代瓷器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注释:

  【一】李辉抦:《宋代官窑瓷器》,紫禁城出皈社,一九九三年。

  【二】宋伯谦、王世伦:《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主要收获》,《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三】李辉柄:《关于“哥窑”问题的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四】李珲柄:《修内司窑的正名及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九六年第一期。

  【五】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宋官窑》杭州市园林文物局、中国大百枓全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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