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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

韩巍 

  宋代对古代青铜器的收藏和研究,一方面是审美情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还寄托了士大夫阶层“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古器物学在上层与礼制改革相结合,逐渐渗入礼学传统之中,改变着士大夫对“古”的认识,导致徽宗和高宗两朝大规模的复古运动,最终使古器物形制成为国家祀典用器的标准。同时,古器物学的成果也向民间扩散,并与民间固有的工艺传统相结合,创造出一批独特的仿古器物(1)。在制作仿古器物时,必须有具体的“样本”根据,当时人称之为“样制”、“样式”或“图样”。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究竟从何而来,如何逐步形成固定的制度,古器作为“样本”如何在仿古制作中发挥作用,这些都是本文着重讨论的问题。

  一 从《三礼图》到《博古图》

  北宋时期,朝廷制作礼器的样本是宋初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聂氏《三礼图》继承了汉唐经师对于“三礼”名物制度的认识,其特点是从文献出发,通过经文和历代注疏来复原上古礼器。这样就难免出现很多望文生义的想象,以今人的眼光看来,其中荒谬可笑之处比比皆是。宋初将《三礼图》定为朝廷礼乐制作的范本,并图绘于国子监讲堂之壁,享有权威地位,但学者范围内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三礼图》的问题,在传统经学体系内是无法解决的,必须求助于新的知识背景。宋代金石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更新传统礼学的任务。

  宋代古器物学的先驱刘敞就是一位礼学专家,“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他收藏先秦彝鼎数十件,经常说:“我死,子孙以此蒸尝我。(2)他在《先秦古器图》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礼家明其制度”应是古器研究的目标之一(3)。刘敞之后最重要的古器物学家吕大临,是理学家程颐的弟子。他博学多识,“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他曾“集诸家之说补《仪礼》”,又在家庙祭礼中使用古器,穿着古礼服(5)。可见他的古器研究更是与复兴古礼的实践相结合。吕大临的《考古图》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三礼图》的错误,但是他确立了根据器物“自名”来为古器定名的原则,实际上已经在很多方面否定了《三礼图》,在当时的学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着崇古之风的盛行和古器物学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直接对《三礼图》提出质疑。比刘敞稍后的沈括,就已根据出土的“黄目彝”、“谷璧”、“蒲璧”等物,指出“礼图》亦未可为据(6)。受学于王安石的陆佃,撰写了礼象》十五卷,“以改旧图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遗物,与聂图大异”(7)。可见在徽宗改制之前,土大夫中间已经出现了摒弃《三礼图》,根据古器实物来绘制新《礼图》的尝试。

  有了近百年古器物学传统的支撑,众家古器图的导夫先路,以及土大夫阶层高涨的复古热情,才有徽宗朝规模空前的礼乐制作。大观元年(1107),徽宗于尚书省设置议礼局,作为推行礼制改革的专门机构。二年十一月,议礼局详议官薛昂上奏:

  “臣窃见有司所用礼器如尊、爵、篮、簋之类与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盖古器多出于墟墓之间,无虑千数百年,其规制必有所受,非伪为也。……今朝廷欲订正礼文,则苟可以备稽考者,宜博访而取资焉。臣愚欲乞下州县,委守令访问士大夫或民间有收藏古礼器者,遣人往i旨所藏之家,图其形制,点检无差误,申送尚书省议礼局。其采绘物料,并从官给,不得令人供借及有骚扰。……”奉圣旨依所奏。(8)

  当时使用的礼器仍然依照《三礼图》制作,要制作新礼器必须有新的样本,但是除《三礼图》之外,朝廷手中并无其他图样。北宋朝廷收藏的古器,虽然早在皇佑三年(1051)就已有图录编辑(9),但规模毕竟有限。此后半个多世纪中,皇家藏器始终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研究,更没有刻意去搜集民间古器。李公麟、吕大临诸家《考古图》收录的器形,虽然可供士大夫赏鉴考究,但器类并不完整,无法与礼书完全对应;摹绘刻印也比较粗劣,器形失真较大。为了给新礼器提供可靠的样本,编纂一部高质量的“古器全集”就成为当务之急。徽宗一方面采纳薛昂的建议,派人到收藏古器之家摹绘图形;另一方面,将皇家收藏的古器编绘为《宣和殿博古图》,即后来《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前身(10)。因此,《博古图》修撰的初衷,应该是为改造礼器提供一部“图样”集;在后来的实践中,它也的确发挥了这样的作用(11)。

  随后,出于收藏鉴赏和制礼作乐的双重需要,徽宗开始大规模从民间搜集古器。到政和年间,内府藏器增加到6000余件,宣和年间更是“累数至万余”(12)。从传世品和历代著录的铭文来看,徽宗朝的仿古礼器主要集中在政和四年(1114)至七年之间,这与古器“样本”的大量增加是分不开的。随着大批新制礼器被用于祀典,《三礼图》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政和五年六月,校书郎贾安宅上言:

  “崇义图义皆诸儒臆说,于经无据。国子监三礼堂实存图绘,下至郡县学问亦有之,不足示学者。宜诏儒臣编次方今礼乐新制,器用仪绘于图,著其义具,后成书颁焉。”诏《三礼图》及郡县学绘画图象并改正,旧所绘两壁《三礼图》并毁去。(13)

  此前,议礼局于政和三年(1113)编成《政和五礼新仪》,颁降于地方州军,取代了奉行多年的旧礼。但由于当时大规模的礼器改造尚未展开,《五礼新仪》中并未包括新的礼器图样。在贾安宅的建议下,《三礼图》被彻底废弃,国子监及地方州县学墙壁上所绘的图样都被毁掉。但是,他提出的将新礼器图样编纂成书的要求,却迟迟没有实现。直到宣和元年(1119),大多数地方州军仍然没有得到新的礼器图样。《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七O:

  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永兴军路安抚使董正封言:“窃惟朝廷讲明祀事,颁降五礼,规矩仪式具备。然而祠祭所用樽俎笾豆篮簋之类,或有末应法式去处。如臣前任知郓州及今来永兴军,释奠祭祀所用礼器一切损弊。及臣前任知杭州日,蒙朝廷降式样制造上件礼器,与今来逐处见用全然大小不同,恐失朝廷奉祀之意。望下有司彩画式样,降付逐路制造,以供祭祀,所贵上尊朝廷奉祀之礼意。”诏送礼制局绘图颁降,令诸路州军依图制造,内有铜器者,以漆木为之。(14)

  据董正封所言,当时个别州军(如杭州)曾得到朝廷颁降的“式样”,并依样制造了新礼器,这或许就是贾安宅上书的效果。董正封上言之后,朝廷曾有诏命礼制局绘制礼器图样,颁降诸路州军(15)。不过从以后的事实看来,这次下诏恐怕并没有造成广泛影响,甚至朝廷有没有将新礼器图样编辑成书都不无疑问。如果徽宗朝已经有编辑成书的新礼图,或者地方已普遍得到新图样,那么高宗初年制造礼器时,就不会因为无图可依而被迫沿用《三礼图》的旧样了。

  徽宗朝在大规模改造礼器之后,为什么没有用新的《礼器图》来取代《三礼图》呢?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第一,根据大观二年薛昂札子,当时派画工到收藏古器之家摹绘图样,用的是彩绘;而据宣和元年董正封上言,朝廷颁降地方的新礼器图样,用的也是彩绘。由此可知,《宣和博古图》的原本,应该也是彩色绘制的(16)。之所以用彩绘,应该是为了更真切的传达古器的形象,在彩色照相技术发明之前,这是最高级的方法。但是当时的印刷技术无法实现彩色套印,这就决定了《博古图》和新礼器图样不能用雕版印刷的方法大批复制。朝廷手中大概只有少量手工绘制的副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普遍颁降于地方。第二,徽宗制礼作乐的重心是郊祀明堂等国家大典,而在中央,《博古图》已经很好地起到礼器图样的作用。至于地方礼器的滞后,朝廷并不急于解决,也就没有刻印新礼图的迫切需要。

  徽宗没有想到,他费尽心血搜集的古器物,制礼作乐的辉煌成果,都在靖康之难中毁于一旦。由于政和、宣和年间没有及时将新礼器图样编辑成书,使得高宗朝重建礼乐制度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二 高宗朝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

  高宗即位于兵革之际,急需通过国家祀典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建炎二年(1128)八月,“诏令东京所属搬取起发祭器、大乐、礼神真玉、朝祭服、仪仗法物,赴扬州行在,应副郊祀大礼。(17)这次大典,使用的是东京搬来的金人劫余之物;这些礼器多是徽宗时改作的产品,南宋人称之为“新成礼器”。建炎三年金兵南下,高宗仓皇渡江,礼器仪仗尽皆抛弃。待到绍兴元年(1131)举行明堂大礼时,所有祭器只能重新制造。此时朝廷手中甚至没有任何“新成礼器”的图样,不得已只好重新搬出《三礼图》(18)经过徽宗朝轰轰烈烈的复古运动,却又回到《三礼图》的老路上,这是皇帝和土大夫都无法接受的。于是,千方百计搜寻“新成礼器”样本,就成为高宗朝礼制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

  绍兴四年(1134),又值举行明堂大礼之年。四月,礼部侍郎陈与义等上奏:

  今来明堂大礼所用祭器,系令太常寺画样,令临安府下诸县制造。本寺契勘新成礼器,昨除兵火后常州缴纳到簠并壶尊、山、牺垂各一外,其余尊垂笾豆爵坫并簠之类,并无样制,亦无考古图册照据。今来末敢便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例,画竹木祭器样制。诏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所用

  《三礼图》样制造。(19)

  可见,当时南宋朝廷已经致力于从民间搜集流散的“新成礼器”,但数量极为有限。陈与义等提到的“样制”,应该是指“新成礼器”的图样;而“考古图册”指的应是古器图录,尤其是《宣和博古图》(20)。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的确将《博古图》等图录当做礼器图样来使用。这次明堂大礼仍然和绍兴元年一样,依《三礼图》样用陶瓷竹木制造祭器,这也是因陋就简的权宜之计。

  不过国子监丞王普等人还是对当时的礼器样制提出了批评:

  按祭器实仿聂崇义《三礼图》制度,如爵为爵形,负盏于背,则不可以反坫;簠簋如桶,其上为龟,则不可以却盖。此类甚多,盖出于臆度而未尝亲见古器也。自刘敞著《先秦古器记》,欧阳修著《集古录》,李公麟著《古器图》,吕大临著《考古图》,乃亲得三代之器,验其款识,可以为据。政和新成礼器制度皆出于此。其用铜者,尝有诏外州以漆木为之。至主上受命于应天,郊祀于维扬,皆用新成礼器,初未尝废止。缘渡江散失,无有存者。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器制度为定。其簠簋尊垂之属,仍以漆木代铜,庶几易得成就。(21)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在百余年来《三礼图》与金石学的较量中,后者最终获得了胜利。经过徽宗一朝的复古运动,《三礼图》在土大夫心中已经完全丧失了权威性。他们所推崇的,是仿照古器制造的“新成礼器”。在他们看来,形制合于“古器制度”是第一位的,至于材质是用铜还是漆木则是次要问题,可以根据条件权宜处置。

  王普的建议由于朝廷没有“《博古图》本”而被搁置,但以他为代表的声音却在不断推动朝廷向着政和新礼的方向回归。绍兴九年(1139)八月,高宗就曾诏命东京留守搜集残余的“新成礼器(22)。是年十月,太常寺提出了改造铜爵的建议:

  今遵依指挥讨论祭祀服用,欲且遵依绍兴四年已得指挥外,其所用爵以木为爵形,而背上负尊。按《郊庙奉祀礼文》谓许氏说“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昨来臣僚看详,以谓不应古制,欲仿古刻为爵形,凿其背以实酒,以应《说文》“中有鬯酒”之义。又考《礼象》铜爵之制,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柄,正得古制。兼昨来政和年间,已曾依此改正铸造,缘渡江之后,类皆散失。兼昨绍兴七年明堂大礼,御前降到古铜爵,依得《礼象》制度。今来合将木爵并行改正,用铜制造。欲乞送工部下文思院,依样制造铜爵并坫。(23)

  据此段史料,绍兴七年明堂大礼曾使用“御前降到古铜爵”。《郊庙奉祀礼文》为神宗元丰年间太常陈襄等人所详定,陆佃亦曾参与其事(24)。有趣的是,这次礼官在论证古爵形制时,还参考了陆佃《礼象》中的图样。在朝廷缺乏新礼器图的情况下,私家撰述的礼图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次讨论能够将文献、礼图、古器实物相结合,说明古器物学已经深深的渗入到礼学的传统中(25)。

  绍兴十年(1140)七月,太常寺奏大礼祭服事,高宗表示:“朕尝考三代礼器皆有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义。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古。(26)此后,南宋朝廷终于访求到《宣和博古图》,使复兴“政和礼器”成为可能。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礼部上奏:“窃闻朝廷已求得《宣和博古图》本,欲乞颁之太常,俾礼官讨论改造,将来大礼祭器悉从古制,以称主上昭事神祗祖考之意。”其后皇帝下诏,由秘书省现管的三部《宣和博古图》中“给降”一部(27)。从此,《宣和博古图》就成为南宋改造礼器最重要的依据。

  绍兴十四年(1144)七月,高宗命给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铁、内侍王晋锡等人主管改造礼器事宜(28),同时还成立了专门机构——礼器局。十五年(1145)八月,高宗手诏命有司讨论修整南郊大礼所用祭器。十月,太常寺上奏:“今检会政和六年臣僚家庙所用祭器,系礼制局制造。取旨以次给赐臣僚之家,令将逐色祭器内各取一件缴赴所在州军,限目下差人管押赴寺,以凭照应讨论施行,用毕给还。(29)政和年间制造的“新成礼器”除大批用于国家祀典以外,还曾赏赐给重臣作为家庙祭器,蔡京、童贯等权臣都曾得赐(30)。这些家庙祭器完整保存了“新成礼器”的组合原貌,因此成为重要的“样本”资源。十一月十一日尚书省札子:“契勘参知政事翟汝文曾任礼制局官,其家以古器、制度、文字并图样甚多,乞下翟耆老尽数检寻,时踅发赴礼器局参照讨论,候了毕给还。(31)翟汝文是徽宗时参与制礼作乐的骨干,史称其“好古博雅,精于篆籀(32);政和礼器的很多铭文都是出于他的手笔,他还曾自制仿古铜器(33)。此时翟汝文虽已去世,但其家中仍藏有很多古器、图样和铭文拓本,很可能还包括政和礼器的图样,此时也命其子翟耆年尽数上交。经过多年来不遗余力的搜寻,南宋朝廷终于积累了足够的礼器样本。

  十一月,段拂、王铁等人汇报了他们制定的改造方案(34)。从这一方案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改造礼器的最高标准是《博古图》和“新成礼器”。凡是《博古图》“该载”的,如著尊、著罍、壶尊等器物,均以《博古图》为样本来制造,同时参考“新成礼器”样式。《博古图》没有“该载”,但有“新成礼器”可以依据的,如山尊、铡鼎等器,就仿照“新成礼器”来制造。《博古图》没有“该载”,又无“新成礼器”可供仿照者,如概尊等器,就参考“秘书省见管古器”来制造。实在没有样本可以依据,而又无关紧要者,比如“太庙俎案”,仍然按照《三礼图》改造(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有礼器的材质均严格按照礼书规定的制度,除圆坛正配位祭器依礼仍用陶瓷器外,其他此前权用陶瓷漆木器代替者,均改用铜器。当然,此时南宋政府的实力已经足以支持如此大规模的制作了。

  通观南宋朝廷恢复“政和礼器”制度的过程,主要的“样本”来源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1.《宣和博古图》

  这是最重要的“样本”依据,绍兴初年几次改作礼器的动议都因没有《博古图》而作罢。直到绍兴十三年太常获得《博古图》之后,大规模的改作才得以展开。

  2.政和“新成礼器”

  “新成礼器”包括国家祀典用器和颁赐臣僚的家庙祭器。前者有一部分被金人掳走,劫余者被高宗搬到扬州,用于建炎二年(1128)的郊祀大礼,又在渡江逃难途中散失。其后陆续搜集到的“新成礼器”,据《玉海》卷六十九记载,仅存5件,可能包括陈与义等提到常州缴纳的“簠并壶尊、山、牺晕各一”,以及段拂等所言太常从街市收买的一件山尊。绍兴十五年(1145)下诏从臣僚家收来的家庙祭器,也许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3.朝廷所藏古器

  包括内府和馆阁的收藏。《绍兴稽古录》一书的编纂,可能与《宣和博古图》一样,都是为制造新礼器提供样本。

  4.私人收藏的古器和图样

  主要从翟耆年处获得。这批资料与“政和礼器”有密切关系,可能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5.私人撰述的新礼图

  绍兴九年改造爵坫,依据的是陆佃《礼象》的图样。

  6.《三礼图》

  《博古图》不载,而又无“新成礼器”及古器可仿照者,仍依《三礼图》旧样。这部分礼器为数极少。

  为了恢复政和礼制改革的成果,南宋朝廷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君臣上下意见高度一致,可见政和新制是如何深入人心。绍兴年间为改造礼器搜集“样本”的过程,将北宋时期古器物学和礼学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一起,并且力求最大限度的忠实于“新成礼器”的原貌(35)。绍兴十五年改造礼器的同时,还曾将新礼器图样编绘成书,是为《绍兴制造礼器图》(36)。能够取代《三礼图》的全新《礼器图》终于诞生了,而且可以镂版印刷,这使得新礼器图样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政和“新成礼器”至此得到全面复兴和巩固,《三礼图》的旧样最终退出了国家一级的祀典。

  三 南宋民间仿古制作的“样本”来源

  虽然新礼器已用于国家祀典,新的《礼器图》也已成书,但是要推广到地方,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还需要一个过程。光宗绍熙初年,朱熹在一份申状中指出:

  淳熙颁降仪式并依聂崇义《三礼图》样式。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以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今州县既无此本,而所颁降仪式印本,尚仍聂氏旧图之陋,恐未为得。欲乞行下所属,别行图画镂板颁行,令州县依准制造。其用铜者,许以铅锡杂铸。收还旧本,悉行毁弃,更不行用。(37)

  绍兴十五年(1145)奉圣旨“开说印造”的,应该就是《绍兴制造礼器图》。印制此图,除了方便朝廷使用外,更重要的是“颁付州县遵用”,将新礼器向地方推广。但不知为何,这次的圣旨与徽宗时一样,未能贯彻实施,州县仍未得到新图样。早在孝宗淳熙六年(1179)以前,朱熹就请求朝廷将“《政和五礼新仪》内外县臣民合行礼制,镂版行下诸路州军,其坛疆器服制度,亦乞彩画图本,详著大小高低广狭深浅尺寸行下,以凭遵守。(38)但是淳熙六年编纂的祭祀仪式参考的却是“大中祥符颁降州县释奠祭器制度(39),祭器仍用《三礼图》样式。在朱熹的要求下,绍熙五(1194),太常寺将改正后的州县释奠仪式“行下临安府镂板,同《绍兴制造礼器图肚p造,装背作册,颁降施行”。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通过它,我们仍能窥见《绍兴礼器图》的部分原貌。《绍熙州县释奠仪图》颁降于地方,使新礼器样式得以普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40)。

  新礼器向地方扩散的另一个途径是家庙祭器的颁赐。绍兴十六年(1146),新礼器大部造成之后,高宗还命礼器局依政和年间旧制,为太师秦桧制造家庙祭器。此后,重臣由朝廷颁赐家庙祭器遂成定例,韦渊、吴益、杨存中、吴磷、虞允文等人都享受过这种殊荣。但是,由于铸钱所需的铜资源匮乏,从绍兴二十八年(1158)开始,朝廷多次收缴销毁铜器,并厉行禁止民间私铸。这样一来,颁赐祭器的定例也无法顺利执行。淳熙六年(1179),朝廷命工部文思院为中兴功臣韩世忠制造家庙祭器,但有司却提出了缺乏铜料、工匠等困难。此后,一些大臣多次就此事上书,反对和支持的意见不相上下。直到淳熙八年(1181)十月,才有了最终的解决方案:由文思院制造木爵、木勺各一,其余祭器由太常彩画式样,一同颁赐,“听其自造,并用竹木”(41)。此后,多数大臣的家庙祭器大概都是由朝廷颁赐图样,自行制造。太常彩绘的图样,与印刷本《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相比,应该会更加精致准确。而图样的传播要比实物更容易,这样一来,也促进了新礼器在民间的扩散。

  与此同时,金石学传统仍然在向前发展,北宋时期的金石著作得到更广泛的流传。据翟耆年《籀史》记述,他有一次偶然造访叶梦得的书斋,发现案头摆放着吕大临的《考古图》。从《考古图》在当时的影响看来,很可能已经有刻本流传。而据李邴为王俅《啸堂集古录》所作序言,当时《宣和博古图》“流传人间者才一二见而已”(42)。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博古图》,由于原本是手工彩绘,且深藏干皇宫秘府,其在民间的流传范围远远不如《考古图》等私家著作。直到元明时期,《博古图》印本普及之后,它才成为民间仿造古铜器的“样本”宝库。

  南宋时期,民间的铜器制造业虽然屡遭禁止,却仍然相当兴盛。建康府句容县自唐代以来就以出产铜器闻名,北宋以来,在收藏古物之风的带动下,开始制造仿古铜器。绍兴十年(1140),文思院承旨改造铜爵坫,因“本院全阙铸钨工匠”,“询问得建康府句容县多有铜匠,造作古铜器货卖,制作精致。乞朝廷指挥建康府下句容县计置,依样铸造”(43)。可见,当时句容的仿古铜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致朝廷制作礼器不得不求助于当地工匠(44)。而这些民间工匠在为朝廷效力的同时,也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古器和图样,把这些“样式”带回民间。此后,无论地方州县制作庙堂礼器,还是官僚世家制作家庙祭器,都要借助这些民间匠人。绍兴新礼器的“样式”也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民间的工艺传统中。

  因此,南宋时期民间仿古制作的“样本”来源是异常复杂的。其中有刊刻流传的各种古器图录,有朝廷颁降地方的礼器图样,有官僚世代相传的家庙祭器,也有士大夫家收藏的古器实物。这些因素在传世和考古发掘的实物中都有所反映。下面,我们就结合1996年四川彭州南宋铜器窖藏出土的器物来做一下具体分析(45)。

  该窖藏所出铜器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仿古铜器,比如琮、甄、鼎、尊、盘、蒜头扁壶等;第二类是仿照当时的生活用器,尤其是瓷器,比如执壶、长颈壶、瓶(包括八棱瓶,“组合式”瓶)等;第三类是将古器造型与日常用器相融合的产物,比如三足壶、鬲形瓶。这批器物的一大特点是多“组合式”器,也就是整器分成两个可拆卸的部分,这可能是由于制作工艺的限制所致;同时也说明,这些器物大多不是实用器,而是仪式所用的陈设。多数器物是靠锤揲成形而不是铸造,而且是各部件分别成形后再焊接成一体,导致很多本应有耳的器物(鼎、甗)将耳省去了,仅有一件甗有靠铆钉连接的附耳。器物的纹饰多采用錾刻和锤揲工艺,说明当时的铜器制作工艺已经与古代有天壤之别,而且受到了金银器的很大影响(46)。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器物中甗的数量很多(完整器共有6件,另有不成套的鬲形足2件,器口4件),但甗并不是国家祀典中规定使用的器物。其中体形最大的一件甗在颈部和腰部都有附耳,形制与吕大临《考古图》卷二收录的“圆篆甗”非常相似(47)。一件鬲形足(CPJ:30)的内底有阳线篆书铭文:“圆篆甗汉口男平永宝用”,“圆篆甗”这个名称显然是从《考古图》搬来,而本器顶部平面的纹饰与《考古图》所描绘的“圆篆甗”甑底部隔箅的形状一模一样。另外一件残存的甗的甑部,其方唇、外鼓的圆肩也与“圆篆甑”如出一辙。甗的足部都是用铜片弯曲而成,而且多外撇,其侧视效果与《考古图》中缺乏立体感的图像非常相似。纹饰中的兽面纹、云雷纹等都有很大变形,如云雷纹多是僵硬的圆形、回形,与《考古图》也很接近。因此,《考古图》应是这些器物的主要“样本”来源。而且制造者基本不了解“样本”的原有意义,只求外观相似,于是省去了原本具有特定功能的部分,却在某些细节上一味模仿。

  该窖藏还出有一件“组合式”尊,仅存上半部分,也就是商周时期“三段式”尊从器口到肩部以上的一段,其形制、花纹与故宫博物院所藏宣和三年山尊极其相似(48)。经对比可以发现,纹饰的细节几乎一模一样,仅颈部龙纹的排列方向与宣和山尊相反。可见本器的“样本”应该就是宣和山尊。如果制作者参考的是图样,不太可能达到如此精确的程度,他们应该看到了实物或高精度复制品。这件器物很可能是仿照朝廷颁赐的家庙祭器来制作的。前文提到,绍兴十五年段拂等人改造礼器时,有一件从街市收买的山尊被当做“样本”。因此,南宋时期的“山尊”很可能是由宣和山尊一脉相传而来的。

  这批器物的纹饰除了取自铜器的兽面纹、云雷纹、蝉纹、乳钉纹等,还有来自金银器和瓷器的窗棂纹、缠枝纹、花瓣纹,而且这些来源不同的纹饰往往呈带状交错安排在同一件器物上。蝉纹均被安排在纹饰带的顶层或底层,兽面纹一般在中心的显著位置,这些都遵循了铜器纹样的传统。但乳钉纹出现在甗上则是青铜器中没有的现象,和三足壶和鬲形瓶的造型一样,可以说是制造者的大胆创造。

  我们推测,这批器物可能是土大夫阶层家庙中使用的礼器,应该出自民间工匠之手。器物的主人大概没有资格享受朝廷颁赐祭器的待遇,出于仰慕攀比的心理而制作了这些器物;为了避免“僭越”,又有意回避了国家祀典规定的器类。因此,多数仿古器物不是按照朝廷颁降的礼器图式,而是参照《考古图》来制造的。另一些器物则模仿当时常见的金银器和瓷器。只有那件“仿宣和山尊”显示出制造者曾见过朝廷颁降的祭器。多年来,四川地区曾陆续发现一些南宋仿古铜器,出于窖藏的可能是家庙祭器,出于墓葬的可能是墓主生前收藏的“古玩”(49)。其“样本”有些明显取自古器图录,有些可能是仿照民间收藏的古器,基本看不到朝廷礼器的影响。

  虽然同是崇古风尚和金石学影响下的产物,南宋时期仿古制作的民间传统与官方传统之间却有相当大的区别。官方传统带有复古改制的政治色彩,更多的受到礼学传统限制,因此更强调忠实于“古”;而且一旦“复古”成功,形成新的定制,就很少向前发展。民间传统则更为商业化,更多的受到古物收藏和流行审美情趣的影响,因此更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在民间,“古”往往在“今”的影响下发生种种变形,涌现出很多貌似“复古”,实际上却甚为新奇的形式。元明以降,国家祀典使用的祭器墨守宋代“新成礼器”的样式,但民间的仿古制作却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成为一大艺术潮流。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和历史系邓小南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注释:

  (1)对于宋代古器物学与仿古制作的关系,学者已有较深入的研究。可参看陈芳妹:《宋古器物学的兴起与宋仿古铜器》,载《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0期(台北),2001年;王世民:们1宋时期的制礼作乐与古器研究》,收入《揖芬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英)罗森:《过去在中国的多种含义》,收入《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许雅惠:《<宣和博古图>的“间接”流传——以元代赛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与<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为例》,载《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4期(台北),2003年;李零:《铄古铸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

  (2)《宋史》卷三一九,《刘敞传》,中华书局,1977年。

  (3)刘敞:《公是集》卷三六,《先秦古器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4)《宋史》卷三四O,《吕大临传》。

  (5)参见《朱子语类》卷八四、八九,中华书局,1986年。

  (6)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九,“器用”,参看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7)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8)《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

  (9)翟耆年:《籀史》:“皇祜三年,诏出秘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付修太乐所,参较齐量,又诏墨器寅以赐宰执。”(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1册)是为《皇祜三馆古器图》,乃宋代皇家编纂古器图之始,它的出现也与乐制改革有关。

  (10)据蔡修:《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97年),大观初年内府收藏的大小礼器只有“五百有几”,与《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八百余器还有相当差距。《宣和殿博古图》应该是在这五百多件器物中遴选编辑的,当然很可能还收入了民间藏家摹绘的图样。

  (11)《宣和博古图》对一些器物的定名,如“著尊”、“壶尊”等,完全是按照当时祭器的名称,而且这些器物的图像也完全被南宋时期的《礼器图》继承,参看前引许雅惠文。

  (12)蔡俺:《铁围山丛谈》。

  (13)王应麟:《玉海》卷五六,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

  (14)《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J957年。

  (15)《玉海》卷五六亦载:“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诏诸州祠祭器,令礼制局绘图颁降,依图制造(铜器以漆为之)。”按:此处应是将董正封上奏的日期误当作降诏的日期。

  (16)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三:“北方好事者收《绍兴稽古录》二十册,皆高宗时所收三代古器,各图其物,或青或绿或红,各抚其款于右,亦各有考证,如《宣和博古图》加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1册)这里提到的《绍兴稽古录》应是南宋高宗时仿照《博古图》编绘的古器图录,又见于(元)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称其“各图其物,以五采饰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由此亦可推知《博古图》原本应为彩绘。

  (17)《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8)参看《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

  (19)《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

  (20)据《中兴礼书》卷九,绍兴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礼部上奏:“四年亲祀,议者以新成礼器为合于古,请复用其礼度。事下,礼官谓无《博古图》本,遂不果行。”指的应即此事。可见陈与义等所说的“考古图册”主要是指《博古图》。

  (2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七四,中华书局,1986年。《玉海》卷六十九亦载王普之言,较为简略。

  (2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一:“壬戌,诏东京留守同搜访郊庙礼器来。上时当行大礼,上以渡江后所作礼器多不合古,故命访之旧都焉。”(中华书局,1956年)

  (23)《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

  (24)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七、二九六,中华书局,1979—1986年。

  (25)《中兴礼书》卷五九:“(绍兴)十年二月一日,工部言,据文思院下界申契勘,近承指挥改造将来明堂大礼合用铜爵酸并坫,依古爵《礼象》制造四百五十二只,爵坫合依本寺见管《礼象》内样制造四百七十二片。”可见这次改造爵坫最后是依照《礼象》中的图样。

  (2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七。

  (27)《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28)《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八一;《玉海》卷六九。

  (29)《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30)《文献通考》卷一O四:“时太师蔡京、太串郑居中、知枢密院事邓洵武、门下侍郎余深、中书侍郎侯蒙、尚书左丞薛昂、尚书右丞白时中、权领枢密院事童贯并以此给之。”

  (31)《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32)《宋史》卷三七二,《翟汝文传》。

  (33)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翟公巽知越州日,制漏鼎壶盘权钲,各有铭,命其子耆年作篆,甚奇古。”翟汝文所撰各种铭文见《忠惠集》卷一O,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

  (34)《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35)关于宋代朝廷所作仿古器物的艺术特色,前引陈芳妹文有详细分析,本文不再缀述。

  (36)尤袤:《遂初堂书目》收有此书,称为《绍兴礼器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其后亡佚。

  (37)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8册。

  (38)《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申请所降指挥”。朱熹在这里要求彩画图样,可能是为了更加精确,而且也有徽宗朝颁降彩画图样的先例;但随后他又请求将有关制度图样“抄写图画”,“镂版行下”。显然,只有雕版印刷才能满足短时间内普遍颁降地方的要求。

  (39)《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淳熙编类祭祀仪式指挥”。

  (40)河南洛阳的一些元代墓葬中,就出有仿照《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样式制作的陶礼器。前引许雅惠文对此有很好的论述。

  (41)《中兴礼书》卷一七O,群臣家庙二,《续修四库全书》第823册。

  (42)王俅:《啸堂集古录》,中华书局,1985年,4页。

  (43)《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另外,传世的绍兴洗铭文也说“句容令作宝洗”(参见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册,189页,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该器制造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可见高宗朝有相当数量的礼器是由句容县制造。

  (44)由此我们也可推见徽宗时的情况,当时那么大规模的制作,必然要使用民间工匠,政和礼器中很可能也有句容匠人的作品。

  (45)参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收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2004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6年。

  (46)据《中兴礼书》卷一百七十,群臣家庙二,当时制造铜礼器“全籍高手捏蜡铸锚,镌级磨锃等匠人趁此造作”,说明采用的是失蜡法铸造成形,纹饰可能多用錾刻。可见不同地区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差别。

  (47)参见吕大临、赵九成:《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中华书局,1987年,13页。

  (48)宣和山尊图像参看李米佳编《紫禁城的青铜艺术》,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15页。

  (49)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发现的一处南宋窖藏》,《文物》1984年第1期;遂宁市博物馆等:《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第4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元墓》,《文物》1987年第2期(案:此墓年代虽被发掘者定为元代,但出土器物很多为南宋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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