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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宋蒙战争与四川

张帆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四川地区相对来说位于边陲位置,与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心距离较远。但它的开发程度和经济文化水平,在很多时候并不低于中原、江南等中心区域。不过与这些区域比较,四川经济文化发展的波动性更为巨大,出现过一些明显的高峰和低谷,其间反差相当强烈。较大的一次波动或落差发生在13世纪,其起因则是长达五十余年的宋蒙战争。

  一、四川在南宋的地位

  作为古代地区名的四川,与今天的四川概念涵盖范围不尽相同,但核心区域是一致的。它大体上包括今天的四川省中、东部和重庆市全部,还包括陕西省南部、甘肃省东南部、湖北省东部、贵州省北部和云南省东北部。这一地区在古代较早称为巴蜀(或简称蜀),四川之名的出现始于宋代。北宋前期,在这一地区设立了四个路进行管辖,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南宋设有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使、总领四川财赋等高级官职统领四路,元朝继之设立四川行中书省,四川一名因而沿用至今。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四川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与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心区域相距较远,因而在王朝鼎革之际,易于滋生偏安一方的割据政权。唐末五代,军阀王建、孟知祥先后在这里建立了前蜀、后蜀两个独立王国。宋朝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于真宗咸平四年(1001)在行政区划方面进行重大调整,划分了上面所说的川峡四路。根据《宋史·地理志》的记载,四路基本情况如下:

  成都府路——初名益州路,仁宗嘉祜四年(1059)更名。位于川峡四路的西部,治成都府成都县(今成都市西城区)。

  潼川府路——初名梓州路,徽宗重和元年(1118)更名。位于川峡四路的中部,治潼川府郡县(今四川三台)。

  利州路——位于川峡四路的北部,治兴元府南郑县(今陕西汉中)。南宋时一度迁治利州(今四川广元),并曾几次分置为利州东、西二路。

  夔州路——位于川峡四路的东部,治夔州奉节县(今重庆奉节)。

  川峡四路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成都府路的核心区域是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土沃民殷,物产丰富,经济最为发达。潼川府路的自然条件也较为优越,经济状况居于次席。利州、夔州二路以山地为主,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经济较为落后,尤以夔州路为甚。不过就整体而言,四川地区的经济水平在宋代,特别是南宋仍然是十分突出的。

  首先是人口繁盛。在北宋末的徽宗崇宁元年(1102),川峡四路有户198万,占全国总户数2026万的9.8%。到南宋,一方面版图缩小,户口下降,另一方面四川在吸纳外来流民的基础上户口继续增长,因而四川户数在南宋总户数中的比重大大上升。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川峡四路户数266万,占南宋总户数1158万的23%。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川峡四路户数259万,占南宋总户数1267万的20%。以每户五口计,南末川峡四路的人口当在1300万左右。四路当中,又以成都府路的户口最为密集,以嘉定十六年户数计,平均每平方公里多达20.8户,折合约百人。这样的人口密度在当时全国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

  其次是农业的发达。《宋史·地理志》总结四川地区“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尽管川峡四路的农业发展情况很不均衡,但总体来看,这一区域的耕作水平在全国仅次于两浙地区,是国内第二大粮食产地。南宋川陕驻军军粮每年150万石,全部出自四川,这一数字占南宋全境每年军粮总数的三分之一。四川还以产茶著名,茶叶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宋廷通过茶叶专卖制度从四川获取了巨额收入。药材、水果、甘蔗等经济作物的产量都在全国名列前茅。

  再次是工商业的发达。四川地区具有悠久的纺织业传统,“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1)。除麻布、葛布和一般丝织品外,作为高级丝织品的蜀锦在宋代尤为知名。井盐生产在北宋时出现了称为“卓筒井”的先进凿井采卤技术,大幅度提高了井盐产量。四川还是宋代重要的造纸和印刷中心,印刷的书籍时称“蜀本”,以校勘细致、纸墨精美著称。酿酒业兴盛,南宋初年政府在四川的酒课收入几乎占到全国酒课总收入的一半。宋代四川的商品经济十分繁荣,成都是全国最重要的商业都会之一。农村中的集市场镇也非常活跃。这里还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宋史和四川史研究专家贾大泉先生对宋代四川经济各部门进行了具体考察和研究,指出:“宋代是四川历史上经济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2)就文化史而言,宋代四川同样处在一个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宋高宗曾评价说:“蜀中多土,几与三吴不殊。(3)著名文学家“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史学家“二李”李焘、李心传,理学家张拭、魏了翁,数学家秦九韶,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宋代四川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水平,决定了它在两宋王朝的重要地位。而在南宋,由于全国政治格局和战略形势的变化,四川的政治、军事地位则变得尤为突出。

  金朝攻灭北宋后,与南宋形成对峙,西线的川陕是双方激烈争夺的一个主要战场。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富平战役后,宋军丢失陕西,退保四川。从绍兴元年(1131)到四年(1134),金军对四川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均被宋将吴蚧、吴磷兄弟击败。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签订和议,以淮河、秦岭至大散关一线为两国边界。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四川宋军主将吴曦遣使降金,受封为“蜀王”,但这次叛变很快被镇压。四川的稳定,对于南宋保有半壁河山具有重要意义。史称“全蜀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4)。也正因如此,南宋朝廷对于四川地区的军事防御非常重视。川峡四路中的利州路(在一些时期内曾分为利州东路和利州西路)成为守蜀的关键区域。在大散关以南的入蜀要道上,宋军增筑了三个重要关隘屯兵防守,即武休关(今陕西留坝南)、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七方关(今甘肃成县东南)。三关以外又设立阶州(今甘肃武都东)、成州(今甘肃成县)、西和州(今甘肃西和西)、凤州(今陕西凤县东)作为外围防区,后又从成州分立天水军(今甘肃天水西南),共五个据点,合称“五州”。三关和五州,遂成为扼守入蜀通道的门户和藩篱。直至金亡,金朝始终未能突破蜀边的防御体系。

  宋朝南渡之后,都城临安地处江浙,与四川首尾相距遥远,交通联络不易。在大敌当前的严峻局势下,南宋朝廷不得不给予四川地区较大程度的行政自主权。这在以中央集权、强干弱枝著称的宋朝是十分特殊的。宋廷在四川设立了宣抚使(或制置使),作为统辖川峡四路的最高军政长官,具有便宜行事的权力。又设四川财赋总领所统一掌管四路财政,其财政收支相对独立于中央财政之外,一方面“专管利源”,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财政储备,并可自行规划与内地有所不同的财政制度;另一方面“即有军兴,朝廷亦不问”,支出上也基本是自己负责(5)。按照宋代科举制度的基本规定,地方一级考试称为解试,中式者再赴中央礼部参加省试。南宋则允许四川在中央之外单独举行省试,称为“类省试”。这些特殊政策,无一不反映出四川在南宋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宋廷对四川的高度重视。

  二 宋蒙四川战争始末

  13世纪初,蒙古崛起于漠北,继而向金朝发起进攻。曾经不可一世的金朝,在蒙古铁骑的猛攻下几无还手之力,至1234年灭亡。此时南宋偏安已逾百年,统治日趋衰朽,面对新兴和更为凶悍的蒙古,已无力维持昔日的南北均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宋在四川的军事防御体系很快就被蒙古冲破,由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宋蒙四川战争。

  宋蒙四川战争大体可按时间顺序划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227—1241),蒙古人蜀,四川残破。

  早在灭金之前,蒙古骑兵已经开始在南宋四川防区的边缘地带活动。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正在围攻西夏的一支蒙古军队进入三关外围地区抄掠,攻占阶州,包围西和州,并在阶州东边的皋兰城与宋军交战,宋军大败。南宋在四川的最高统帅制置使郑损慑于蒙古兵威,擅自决定放弃关外五州,退保三关。绍定四年(1231),蒙古采取迂回灭金战略,由拖雷率领的部队以“假道”为名,由宝鸡进入南宋境内。南宋边备松弛,武休、仙人、七方三关也被蒙古军攻破。至此,南宋长期经营的川蜀“藩篱”五州和“门户”三关,均告失陷。蒙古军的一支偏师长驱入蜀,攻破城寨140余处,一直打到阆州(今四川阆中)和西水(今四川南部西)。由于此次蒙古军进入蜀边的主要目的是迂回灭金,因此并未以主力深入蜀地,但南宋的防御体系已被打散。

  金朝灭亡以后,蒙古开始对南宋发起正面进攻。端平三年(1236),蒙古大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统军号称五十万,大举攻蜀,与蜀边宋军主力战于阳平关(今陕西宁强西北)。宋军大败,名将曹友闻战死。这支部队被歼标志着蜀门完全打开,四川腹地防御空虚,根本无力抗拒蒙古军的攻击。这一年十月,阔端攻入成都,大肆烧杀抢掠,繁华的成都城成为一片废墟。蒙古军分兵四出,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的大部分州城都遭到洗劫。此时蒙古尚未做好长期占领四川的准备,在一番破坏之后,退出了四川腹地,成都等州城相继被宋朝收复。蒙古军虽北撤,但汉中盆地仍在蒙古手中,四川北边无险可据,在蒙古骑兵的频繁抄掠下穷于应付,局面被动。淳祜元年(1241),蒙古军又一次攻破成都,南宋四川制置使陈隆之被俘殉职,重建工作受到沉重打击。

  第二阶段(1242—1252),宋蒙进入相持阶段。

  淳佑二年(1242),宋理宗任命余蚧为四川制置使。余蚧,蕲州(今湖北蕲春)人,早先弃儒从军,积功至淮东制置副使,以才略著称。自宋蒙四川战争开始以来,南宋在四川任命的军政长官前后共包括宣抚使三人、制置使九人,制置副使四人,“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缪,或遥领而不至,或开隙而各谋,终无成绩”(6)。余蚧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局面。当时蒙古大汗窝阔台已经去世,贵由汗短暂继位,其前后分别由脱列哥那皇后和海迷失皇后摄政数年。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汗位继承展开激烈争夺,加上遇到严重的草原自然灾害,在一段时期内无法集中力量发动对外战争。余蚧抓住有利时机,延纳贤才,加强军备,恢复经济,整顿财政,南宋在四川的局面逐渐好转。

  余蚧治蜀最主要的业绩,是建立起了一套山城防御体系。他根据四川多山、多江河的地形特点,下令各府州在地势险要、凭临江河的山上筑城,将原来处于平原浅丘地区的府州治所搬迁到山城之中,屯兵聚粮,且战且耕,互相策应,做好长期坚守的准备。这套防御体系集中兵力防守战略要点,比较有效地遏制了蒙古骑兵冲驰奔突的作战优势,此后被四川军民广泛采用。据统计,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所筑山城寨堡见于现存史料者共达83处,其中今址可考者44处,今址不详者39处,(7)当日;十四川制置使驻节重庆,重庆已取代成都成为四川保卫战的指挥中心。山城防御体系的核心据点,则是重庆西北70余公里的合州钓鱼山城(今重庆合川东北)。这个地方既是重庆的屏障,又处于四川东西方向的陆路交通孔道要冲,山势高峻,三面环江,易守难攻,后来在四川保卫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加强防御的基础上,余蚧也开始着手发起反攻。淳佑十一年(1251),他率军北伐汉中盆地,包围了蒙古进攻四川的主要后勤基地兴元(今陕西汉中),但久攻不克,只得退回。

  第三阶段(1253—1259),蒙古军卷土重来。

  余蚧治蜀十年,功勋卓著,引起南宋朝廷的猜疑。宝佑元年(1253),宋理宗下诏免除余蚧的四川制置使职务,召他入朝。余蚧时已生病,不久暴卒,他的去世是南宋四川保卫战的巨大损失。而在此之前,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汗位继承的纷争已经告一段落,蒙哥即大汗位,委任其弟忽必烈主管汉地军务,策划对南宋发起新一轮进攻,并将四川作为进攻的首要目标。就在余蚧罢官去世的同一年,忽必烈率军从临洮(今属甘肃)出发,经由川藏边境远征云南的大理国,将云南基本平定,从而形成了对四川的夹击态势。与此同时,蒙古改变了过去袭扰抄掠、来去无常的战法,首先在四川北部的利州、阆州屯田积粟,继而进占成都周围地区,建城设署。这套稳扎稳打、步步进逼的战略对四川形成了更大的威胁。

  宝佑六年(1258),蒙古兵分三路,大举攻宋。以东路军攻淮西,中路军攻荆湖,大汗蒙哥亲统号称十万的主力部队由西路进攻四川。在蒙古军的强大压力下,四川的宋军据点相继沦陷。开庆元年(1259)春,蒙哥汗兵临合州,开始对钓鱼山城发起猛攻。宋将王坚凭险固守,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蒙古军久攻不克,进入盛夏后,兵士不耐暑热,多染疾疫。七月,蒙哥汗卒于军中(一说为宋军炮石击伤致死),蒙古主力被迫班师,中路、东路军也随之北撤,南宋王朝暂时转危为安。合州钓鱼山城的保卫战为此次战局的扭转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四阶段(1260—1279),最后的抵抗。

  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建元中统,后来又定国号为大元,开始将蒙古帝国转变为汉族模式的元王朝。忽必烈吸取了此前对宋作战的教训,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将进攻南宋的主要突破口由四川改到长江中游。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忽必烈调集重兵围困襄阳,揭开了灭宋战争的序幕。这段时期,元朝在四川投入的兵力不多,但由于采取了步步为营的蚕食政策,在与宋军的拉锯战中还是渐占优势。据咸淳四年南宋大臣朱撰孙的汇报,四川60余州当中,南宋只保有20余州,并且“又皆荒残,或一州而存一县,或一县而存一乡”(8)不过南宋占有的这20余州,大多处于四川东部山地,以各处山城为中心,彼此呼应,防御严密,还能时而发起反击或偷袭,元军仍然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咸淳十年(1274),元军经长期围困占领襄阳,随即沿汉水大举东下,南末江防土崩瓦解,大势已去。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元军进占临安,恭帝奉玺出降。此后南宋的残余势力,除恭帝的两个弟弟益王赵罡、广王赵呙仍转战闽广沿海之外,主要就只剩四川东部各个山城仍在顽强抵抗了。广王祥兴元年(1278),重庆、夔州相继被元军攻破,元朝将领向元廷奏报“川蜀悉平”(9)祥兴二年(1279)正月,南宋在四川的最后一个据点、已坚守36年的合州钓鱼城陷落。二月,南宋流亡朝廷在广东崖山沿海被元军消灭。宋蒙四川战争与元朝灭宋战争基本上同步结束。

  三 战争对四川的影响

  宋蒙四川战争是13世纪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在13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数十国,兵锋所至,如摧枯拉朽,战无不克。像四川地区这样顽强抵抗蒙古进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例子,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与此相关,长期战争给四川造成的破坏也极为巨大。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一王朝取蜀之战为时都很短,唯独宋元之际的这场战争,时间绵延之长空前绝后。再加上作为战争中征服一方的蒙古人,很长时间内尚未脱离游牧民族战争观念的影响,不重视抚绥人口、占领城池,而是以劫掠破坏为主,表现出很强的毁灭性。这样就使得四川地区本已比较发达的经济、文化遭受了一次沉重打击,元气长期难以恢复。

  战争中的人口减耗十分巨大。大量居民在战乱中被屠杀,尤以战争早期为甚。元代文人虞集追述说:“国朝(按指蒙古)……连兵入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10)端平三年(1236)成都第一次被蒙古军攻破,就遭遇了屠城之祸,“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11),“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12)。此后蒙古军一再来去剽掠,“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13)。此外,还有许多人口外流。一部分被蒙古军俘虏到北方沦为奴隶。当时陕西的一些地方“家奴皆蜀俘”,有的俘虏一直被带到漠北(15)。还有很大一部分“顺流下东南”(16),逃难到仍在宋朝控制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据《元史·世祖纪》所载,到四川战争完全结束后的至元十九年(1282),“四川民仅十二万户”。即使考虑到元代的“四川”概念,范围比宋代的川峡四路有所缩小,这个数字较之战争开始前的四川户数,下降幅度也达到95%以上。四川户数在全国所占比重,下降到只有0.7%。四川地区的人口密度,也由战前的平均每平方公里27.2人降到2.17人。当然时值战乱之后,元朝统计的户数一定很不完全,但四川户口在战争中的锐减程度,无论如何都是相当惊人的。具体而言,成都平原一带经受战祸最长,蒙古军屠杀最为惨烈,因此成都府路人口减耗最为严重,由战前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的1139790户,降到战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32912户(17),降幅高达97%。四川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也因而发生变化,成都府路人口原占四川总人口的40%一50%,到元代就只占四分之一强了(18)。

  长期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宋理宗时吴昌裔上疏描述战乱中四川的状况说:“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疳满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垂绝,形神俱离,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19)到元代,四川经济各部门发展状况及其在全国的地位,与宋代相比都有很大差距。以见于史载的元朝各省若干种类赋税收入为例,元代四川的数额都很少,与经济一向落后的边远地区相差无几,在全国总额中只占有十分微小的比重。《元史·食货志》列出了全国十行省中九个行省每年的税粮(农业税)收入(不包括设在漠北草原的岭北行省),四川行省为116574石,居倒数第三位,排在甘肃、辽阳两行省前,甚至还不如云南行省,仅占全国年税粮总数12114708石的0.96%。四川酒课每年7590锭20两,在列出的九个行省中也居倒数第三位。醋课每年616锭12两8钱,在列出的七个行省中居倒数第二位。商税每年16676锭4两8钱,在列出的九个行省中居倒数第三位。另外《元史·食货志》还记载了四川井盐生产的情况,只有盐场12处,盐井95口,所载最高年产量为文宗天历二年(1329)的28910引,合1156.4万斤,不足南宋高宗时年产量6000余万斤的五分之一。  从这些零散的数字推断,实际上终元一代,四川经济都远未恢复到宋代的水平。

  文化的衰落和断裂也非常明显。在长期战乱当中,四川士人或死于兵火,或流寓他乡,使得这块宋代的人文荟萃之地文脉几乎中绝。元代知名的儒士、文士当中,一些被称为“蜀士”者,都是祖籍蜀地、宋末避乱流寓东南的土人后裔,几乎找不出一位真正在元代四川生活和成长的人。甚至于直到明代,除去杨慎等个别人外,在文化史上有地位的四川名士也是凤毛麟角。与宋代相比,不免有隔世之感。

  作为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元朝在版图开拓和民族融合方面为中国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这种贡献也伴随着不小的代价,其中很重要的一面就是征服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一些学者往往举出江南经济受战乱破坏较轻、前后延续性比较明显的论据为元朝进行辩解,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四川,这是不应该的。元朝经济出现“倒退”或“逆转”的说法,从总体来说或许还有待商榷;但局部的“倒退”或“逆转”恐怕是难以否认的。这是宋蒙四川战争带给我们的结论。

  注释:

  (1)《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五》。

  (2)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4页。

  (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一绍兴七年六月乙卯,中华书局,1985年。

  (4)《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

  (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一“总领诸路财赋”条,中华书局,1985年。

  (6)《宋史》卷四一六《余蚧传》。

  (7)参阅胡昭曦:《略论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击蒙古贵族的斗争》,载邓广铭、程应谬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8)佚名:《咸淳遗事》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元史》卷一O《世祖纪七》。

  (10)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O《史氏程夫人墓志铭》,商务印书馆,1937年。

  (11)佚名:《昭忠录·王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史母程氏传》,中华书局,1985年。

  (13)阳枋:《字溪集》卷一《上宣抚余樵隐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

  (14)姚燧:《牧庵集》卷二四《武略将军知弘州程公神道碑》,中华书局,1985年。

  (15)参阅《元史》卷一六七《张惠传》。

  (16)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O《同知乐平州事许世茂墓志铭》。

  (17)见《元史》卷六O《地理志三》

  (18)参阅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265页。

  (19)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OO《经国》载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9年。

  主要参考书目:

  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1985年。

  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胡昭曦、唐唯目:《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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