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博艺汇 专栏文章 博拍堂

[论文] 宋代北方瓷业的发展及其主要成就

李辉柄 

  宋朝的建立,使得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重归一统,南北经济、文化迅猛发展。宋瓷在唐瓷的基础上大展宏图,造就了一代名品。瓷器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博得了上至皇室、下至百姓的普遍喜爱,瓷艺在宋代,可谓郁郁乎文哉。

  两宋瓷器,有官民之分。官窑专供皇家用瓷,民窑生产民间商品用瓷,这是两者根本的区别。这两种瓷窑的共存,是宋瓷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这时期瓷器发展的主要原因。

  

  在宋代官窑建立之前,历史上还经历了—段由民窑向官窑过渡的历史即烧制“贡瓷”的阶段。据《国史补》和《元和郡县志》等记载可知,唐代已有此举,如南方的越窑一直向唐王朝进贡青瓷。北方的定窑与耀州窑,在晚唐五代时期,也为适应宫中当时需要烧制贡瓷。此风绵延至北宋官窑建立之前。北宋后期,由于宫廷对瓷器需要量的不断增大,“贡瓷”形式已力所难及,于是为宫中直接管辖的官窑也就应运而生了。

  过去,从事官窑瓷器的研究,只依靠少量文献,而无窑址印证,对其性质所知甚少。在官窑研究中,往往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如这些瓷器的产地何在?为什么均藏于宫中,很少流传于世?而且,为什么在考古发掘中也未见出土?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说明了对官窑一词的概念,是极其模糊的。

  所谓官窑,指由皇家建造,严格按照宫廷设计进行生产的瓷窑。在工艺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产品属于非商品性质并严禁民用。民窑的生产则与官窑相反,不受宫廷的任何束缚,工匠来自民间,所产瓷器均供应城乡民众生活需要,这是官、民两种瓷窑不同性质的根本所在。对官窑瓷器的这一概念条析如下:

  1、官窑是朝廷皇室设官直接建立管辖的瓷窑。如《坦斋笔衡》所云:“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2、官窑专供内廷陈设用瓷,如三足樽、出戟尊等,其造型典雅凝重,釉色崇尚开纹片或自然色彩美。其造型风格均按宫廷式样设计,与民间瓷器的实用性及刻划花装饰迥别。

  3、官窑瓷器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在经济上不惜工本。可谓工料俱佳,冠绝一世,从传世官窑器与窑址出土物已得到证实。

  4、官窑属于非商品制作,生产规模小而精。据宫中需求,时烧时停。这已为北宋官钧窑与官汝窑遗址的发掘所证明。

  5、官窑瓷器严禁民用,而且不得仿造,故不能形成窑系。

  6、官窑瓷器烧成,需经严格挑选,精良者入宫,落选者加以处理以防流散。如官钧窑窑址发掘证实落选物均被有意打碎,埋入地下。

  7、官窑生产具有保密性质,弃窑时,需作现场处理。这种弃窑的作法,是官窑独具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考古发掘不易发现的根本原因。

  8、官窑瓷器由于专供皇室享用,故均为宫中传世瓷器,宫外偶而见之,亦皆因故由皇室内流出。

  9、历代皇帝均把宫中官窑瓷器视为拱璧,世代相传,不作明器殉葬。因此,在大量考古发掘中罕见出土。

  10、官窑一般文献记载不详,或几乎不见记载,原因是官窑对社会保密,一般文人不得而详。

  11、朝廷为便于官窑产品的管理及运输,窑址多建在都城附近。

  宋官窑创建于北宋徽宗时期,在宋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宋瓷之粹。南渡后,因故京遗制,重建官窑,故宋代官窑有南北之分。南宋人叶寞的《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段文字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官窑的珍贵资料。它言简意赅,把宋代官窑建立的原因、时代、沿革及其建窑的地点作了明确的叙述,使我们对民窑“受命”烧制“贡瓷”至皇家“自置官窑”烧造的发展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

  宋代繁荣的另一个表现,即是民窑的蓬勃发展。宋代民窑瓷器的发展,在中国瓷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宋代瓷坛的官窑为阳春白雪,那么,民窑亦可称众彩纷呈。官窑与民窑的发展构成了宋代瓷文化的全貌,达到了中国瓷艺美学高峰。

  一、北宋官窑

  (1)汝窑

  汝窑遗址在哪裹?一直是汝窑研究的症结。据前述《坦斋笔衡》记载,州治临汝为其遗址所在地,然而,临汝遗址始终未能获得考古实证。

  1977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时,曾采集与宫中传世汝窑器相同的典型标本,并对它进行了两次科学化验,其结果与五十年代故宫博物院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传世汝窑洗的化验数据相同。这—科研成果有力地说明两者的窑口相同。但由于当时采集标本太少,因此不能作为定论。

  1986年11、12月间,上海博物馆据清凉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当地窑址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共采集汝瓷标本40余件,并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为了进一步探索汝窑遗址的规模、窑场性质及烧造的内容,于1987年10月至12月,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对清凉寺窑又进行了考古发掘。

  故宫博物院为了对官汝窑瓷器进行研究,于1990年8月,派专人再度赴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进行调查,并参观了河南文物研究所的发掘品。回京后,对故宫博物院的官汝窑瓷器又进行了仔细观察和研究,结果发觉清凉寺遗址采集物与发掘物的资料并非皆为官汝窑的产品。其中部份器物在器型、胎釉特征上与宫中传世官汝窑器相比,均有较大粗精之别。因此,断定其中少数为官汝窑产品,多数应为民汝窑的遗存。

  1989年2月,河南文物研究所又在宝丰大营镇蛮子营村发现并发掘出一处汝窑瓷器窑藏。这些窑藏瓷器同清凉寺窑密切相关。大营镇与清凉寺窑址南北遥相对应,两地仅距5公里。窑藏计有民用瓷洗、钵、盒、瓶等共47件。这些窑藏瓷器与宫中收藏和清凉寺出土的官汝窑瓷器不同,而与出土的民汝窑器相似。从这一发现不仅可以看出民汝到官汝的演变,同时也有力地证实了这批窑藏瓷器是清凉寺窑烧制的。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将上述发掘收获编写出版了《汝窑的新发现》一书。

  上述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了《坦斋笔衡》所载的宫廷先命汝州烧造贡瓷,后自置官窑烧造的历史的真实性。但《坦斋笔衡》提到“京师自置”,而宝丰清凉寺窑址并不在京师,这又如何理解呢?我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就文字上讲“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与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是紧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与“命”两字是相对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窑烧制贡瓷而言“自”则是指朝廷自身建窑而言。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这种类似句式还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的“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处“故都”实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没有矛盾的。

  纵观中国瓷器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官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备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

  考古资料证明,河南是我国唐、宋古代瓷窑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从河南全省的古瓷窑的分布情况来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份集中在今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的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铁路以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官窑来源于民窑,从这个逻辑上讲,在汴京官窑建立之前,理应有个民窑的存在,否则,这种“汴京官窑”青瓷便成了无源之水,更何况这座官窑所烧制的又是与汝窑相类的青瓷,能无所借鉴吗?

  河南宝丰清凉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解决北宋官窑遗址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考古证实,其中部份发掘物与宫中传世汝瓷相同,从而有力地证明宝丰清凉寺遗址就是官汝窑遗址所在地。在遗址所获得的较多的民汝窑器,是官汝窑烧造前的历史遗存。这证明了先“命”汝州烧青窑器,后“自置官窑”烧造的历史事实。

  南宋郊坛官窑的发掘,结合文献记载为研究北宋官窑这一课题,提供了珍贵资料。发掘者认为。“南宋官窑的早期产品,受浙江制瓷工艺的影响不大,而是根据汝窑的技术而生产的,所以,从胎、釉配方、胎色、器型、釉层不透明,开裂和用支烧等,都与汝官窑相似。”可见,文献上的“袭故京遗制”是袭官汝窑而不是袭所谓的“汴京官窑”。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与宫中收藏三者相互印证,即可得出官汝窑即是北宋官窑,亦即是汴京官窑的结论。

  关于官汝窑的烧造时间可作如下推断:《坦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指明官汝窑建立的上限在政和(公元1111—1118年)年间。又据成书于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有“汝州新窑器”说,证明官汝窑建立距宣和六年不会太久,而后便是靖康之乱,故而笼统言之,官汝窑的烧造史当是上起政和年间下至北宋灭亡的十余年间。

  (2)钧窑

  官钧窑是继官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北宋官窑。考古工作者据“花石纲”史料及有关方志记载,结合宫中传世的钧窑瓷器,对其产地河南禹县进行过多次调查。1965年,终于在禹县城北门内的八卦洞发现了古窑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在造型、釉色方面均与宫中传世钧瓷相同。从而有力地证实了禹县窑址即是北宋官钧窑遗址。(六)

  北宋后期,在苏、杭设置“造作局”,以应皇室之需,竞相制作各种奢华奇巧的玩物,尔后,又设置“应奉局”搜罗各种珍贵的花石树木,北运汴京,史称“花石纲”徽宗根据《周礼》记载,大兴土木,修建明堂、殿阁楼台,凿池引泉,庭园满布嘉花名木,室内陈设奇花异石,并建“寿山艮岳”。为了种植奇花异草和制作怪石盆景,便在河南禹县建立了官钧窑,以烧制陈设用瓷。

  官钧窑自民间择选能工巧匠,烧制各种宫廷陈设用瓷。如花盆、奁、出戟尊、鼓钉洗等。釉色以玫瑰紫、海棠红、天青、月白称最。质地优良,制作精细。图录中玫瑰紫釉花盆、月白釉出戟尊均为宫中收藏官钧窑瓷器的精品。这类官钧窑瓷器的底部分别刻有“一”至“十”的号码字样,标明每类器物均有自大到小的十种型号。官钧瓷出窑后需经遴选入宫,臣民难以获得,故罕见墓葬出土。北宋灭亡,官钧窑废弃,后民窑承其余绪继续延烧,生产民间用瓷。所以后来墓葬出土的钧瓷,都是民间瓷窑的产品。

  发掘资料证明,烧造这种官钧瓷的窑炉与北方一般地上所砌的砖窑有较大的区别。这种窑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在平地上深挖下去的土质窑。窑顶离地面深处约一米左右,窑顶与窑空间约一米五,窑体宽约二米,从窑顶到火膛深处通高约二米五。整个窑位于地面一米以下。这种地下土质窑,不仅保温性能强,而且十分严密,是烧造强还原焰的比较理想的窑炉。

  官钧窑遗址发掘证明,官钧窑瓷器为两次烧成即在器物成型后,坯胎先要经一次素烧,然后施釉,再次入窑烧造而成。因为钧釉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艺术釉,须以多次分层挂釉而成,较一般瓷釉为厚。若坯胎强度松软,不经素烧,即挂釉烧造,会造成废品迭出。因此经过素烧可以在施釉以前剔出不合格的坯胎。素烧分高温和低温两种,官钧釉成于高温,因此,钧釉要求胎体的强度较高,经过高温素烧,可使胎、釉强度—致。从而,达到提高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的目的。

  官钧窑创烧的艺术釉有如国画中的泼墨技法,辉映瓷坛,对后世艺术釉的装饰技术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官钧器物的成型技术也是对瓷艺的卓越贡献。钩瓷常见的花盆、奁,多为方形、长方形、六方形、八方形、椭圆形、菱形以及各种花瓣形等多种形式。其成型难度之大,精密度之高,是其他瓷窑所罕见的。所以,钧瓷艺术一向为世人赞赏。它以标新立异的姿态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章。

  官钧窑遗址发掘证明,它的生产规模小,延续时间也短。落选物均被有意打碎,埋在二米以下的深坑中。坑有主坑和副坑,距离窑炉约20米。地面无任何埋藏痕迹,说明是有意灭迹。这也是其遗址长期未被发现的原因。

  官钧窑建立的时间与“花石纲”紧密相关。《艮岳记》载:政和间,遂即其地大兴工役,筑山号“寿山艮岳”。“花石纲”虽始自崇宁、大观年间,但是,推测当时只是收罗奇花异草运至汴京,并未建窑烧制器皿。考古工作者因亦未获得那时的遗物。现已获得的遗物有:刻有汉字数码的器物及刻有北宋宫殿名称,如“奉华”等字样的器物。这些资料显然还不足以说明官钧窑的明确烧造年代。可喜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官钧窑遗址中发现有“宣和元宝”钧瓷钱模一具。“宣和”为徽宗年号,由此可以确证,宣和年间为钧窑存烧年代。“花石纲”及内外制造局等至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废。官钧窑烧造的下限最迟不会逾越此年。北宋亡后,金人于宋文化禁锢甚严,其间绝不可能出现上述官钧瓷器。由此得出官钧窑烧造史的上下限当在宣和(公元1119—1125年)的七年范围中。晚于官汝窑,并有一段与官汝窑并存的历史。

  二、民窑

  (1)定窑

  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是以烧制印花白瓷而著称的北方瓷窑。其窑址位于河北曲阳涧磁村和东西燕山村,唐时其地属定州,故名定窑。定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者曾对它进行过多次调查与重点发掘,定窑的历史面貌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定窑创烧于唐,盛于北宋而终于元,烧造时间长达700余年,是北方烧瓷历史最长的瓷窑之—。由于定窑各时期制瓷原料、窑炉结构与烧窑用的燃料等不同以及烧造工艺上的不断改进,使定窑瓷器的造型、釉色、装饰各方面形成了各个时期不同的时代特征。唐代采用三岔形支钉烧法,碗为平底,碗内中心往往留有三个支钉痕。采用漏斗状匣钵烧法的碗形浅,器壁直斜,璧形底,足宽而矮。北宋初期支圈仰烧法生产的碗体高,器口外撇,口沿外部留有无釉的带状宽边,圈足满釉。北宋后期支圈覆烧法的器物,胎薄体轻,口沿无釉,圈足窄矮,施满釉。金元以后,采用叠烧法的器物粗糙,胎厚体重,圈足宽而高,碗心留有砂圈。其中的覆烧法是北宋后期定窑窑工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大量生产的需要,经过反复试验而创造出的新方法,它是对漏斗状匣钵垫饼烧法的一大改进,使产量成倍增长。定窑瓷器釉色的变化,往往取决于窑内火焰的变化。以漏斗状匣钵正烧法生产的白瓷碗,绝大部份是在还原焰中烧成,所以其釉色纯白或白中闪青。相反,采用支圈仰烧法或支圈覆烧法烧制的白瓷,由于是在氧化焰中烧成,故釉色为白中泛黄经科学工作者化验证明,定窑白瓷釉的着色氧化物是铁和钛,如在还原焰中烧成,它的釉色纯白或白中闪青;在氧化焰中烧成,它的釉色就变成白中泛黄了。从还原焰变氧化焰是导致定窑白瓷色调由白中闪青转变为白中泛黄的根本原因。定窑瓷器的成型方法在漏斗状匣钵正烧阶段是手拉胚成型,不带花纹装饰。在支圈覆烧阶段是采用印花模具加轮制成型,即成型与装饰一次成功的新方法。印花模具既起装饰作用,又起到成型的辅助作用。因此,器里印花,器外一般留有明显的镟削刀痕。正因为定窑瓷器受到不同烧瓷工艺的种种制约,无论在造型、装饰以及釉色等各个方面均有较大变化,定窑瓷器的“独特风格”就形成了。

  唐五代时定窑受邢窑的影响烧制白瓷,釉色纯白或白中闪青。带“官”、“新官”款字的白瓷多为不同时期定窑的产品。北宋初期,因烧瓷燃料木柴的缺乏而改为烧煤,故白瓷的釉色白中微微泛黄。所以,一般胎薄细腻,制作精巧,釉色纯白或白中闪青的器物上刻划“官”、“新官”字款的是晚唐五代时期的产品。“官”字刻划在釉色白或白中泛黄或部份(釉厚处)微微闪青、有时带有刻划花装饰的器物上的,是定窑“独特风格”形成时期即北宋初期的产品。“官”字款刻划在采用覆烧法烧成的口沿无釉(芒口)并带有刻划花或印花装饰的器物上的,是定窑“独特风格”成熟时期即北宋后期的产品。受其影响烧制类似印花白瓷的窑很多,主要有山西的平定、盂县、阳城、介休以及四川的彭县等瓷窑。这种定窑风格迅速风靡南北瓷坛。

  (2)耀州窑

  在北方与定窑并驾齐驱的还有一个陕西铜川黄堡镇耀州窑,又名黄堡窑。根据耀州窑遗址调查与发掘资料证明,耀州窑创始于唐,盛于宋而终于元,烧瓷历史长达6、7百年之久。在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耀州窑瓷器的发展概括起来经过三个发展时期。

  唐五代为耀州窑初创时期,以烧黑釉瓷器为主,兼烧一部份青瓷。由于受越窑影响,耀州窑优质青瓷可与越窑媲美。

  北宋为耀州窑的极盛时期,据文献记载,从宋神宗元丰年间至徽宗崇宁年间,耀州窑曾为宫廷烧造贡瓷,元丰七年的《德应侯碑》云:“耀器,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与定窑一样,耀州窑也从柴窑改为煤窑,变还原焰为氧化焰(自然氧化),这也是导致耀州窑釉色青中泛黄的主要原因。这不仅意味着烧瓷品种的增多与瓷器质量的提高,而且表示已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果说,定窑白瓷是以印花装饰为其杰作,那么,耀州窑则以刻花装饰见长。宋初以烧制碗类器皿为主,器多光素无纹饰,少数受越窑影响,在碗的外壁刻有莲花瓣纹饰。宋代中期以后青中闪黄的釉色更趋于稳定,瓷器品种除日常生活用的碗、盘外,瓶、罐、壶、盆、炉、香薰、盏托、钵、注子、注碗等器皿大大增加。以刻花为饰的瓷器有了很大发展,并臻于成熟,刻花具有线条活泼流畅、刀锋犀利的特点。为了适应瓷器装饰的需要,器内印花很快发展起来,如不同形式的牡丹、菊花、莲花、鸳鸯、水波鱼纹等印花常常出现在碗、盘的内壁,布局工整,讲求对称。

  金元为耀州窑的衰落时期,金代虽然还保留着某些宋代窑址,继续烧制印花装饰的青釉瓷器,但绝大部份烧制一种呈姜黄色釉的青瓷。

  宋代受耀州窑影响烧制这类青瓷的瓷窑多集中在河南地区,最重要的有临汝窑,其次有宜阳、禹县、宝丰、鲁山、新安、内乡等地瓷窑。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河南地区与陕西耀州窑所在地铜川的地质矿产条件基本相同,因此,河南各县瓷窑烧制的青瓷虽有精粗之别,而在胎质和釉色上则基本一致,难以区别。另一方面,由于北宋官汝窑与官钧窑严禁民窑仿制,故民窑只得改弦易辙烧造当时民间最为流行的耀州窑青瓷。

  在南方的瓷窑中,由于外销的需要,广州的西村窑在胎质、釉色、造型等方面也模仿耀州窑,但制作较为粗糙。江西的吉州窑也曾仿烧耀州窑瓷器,其中漏斗状印花小碗,除胎质、釉色不同外,造型与纹饰几乎完全相同。最近考古工作者在广西永福、兴安等地瓷窑遗址中也发现一些具有耀州窑风格的瓷器。藤县中和窑是一处烧白瓷的瓷窑,同时烧制耀州窑漏斗状印菊花纹的青白瓷小碗,碗制作精细,除釉色外几乎与耀州窑器物模式相同。这种小碗在容县窑也大量生产,其釉色翠绿,因以氧化铜为其着色剂,偶尔也呈现红颜色。从这些瓷窑的产品均可看出受耀州窑影响的痕迹。

  (3)磁州窑

  在北方的民间瓷窑中,以河北邯郸观台镇的磁州窑最具代表性。因其位于观台镇,故又称观台窑。与定窑、耀州窑单一烧印、刻花的白瓷与青瓷不同,磁州窑是一个烧瓷品种多,富于创造性的综合性瓷窑。它的产品以釉下彩技法烧造出来的白地黑花瓷器为代表。

  磁州窑白地黑花瓷器的大量烧制是我国瓷器从用刀在胎坯上刻、划的“胎装饰”转变到用笔画花的“彩装饰”的一个重要标志。磁州窑彩绘装饰的特点之一是在釉下利用氧化金属原料,先在素坯上画出花纹,然后上釉烧成,色泽鲜艳,永不褪色;再一特点是把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技巧运用到瓷器装饰上,收到了近似水墨画的艺术效果。

  1964年,考古工作者在东艾口村中发现了一处专烧瓷枕的窑址,出土有“张家造”戳记的瓷枕。在传世的磁州窑瓷枕中,有“张家造”。“刘家造”、“李家造”等戳记,而以“张家造”瓷枕数量最多(十)北宋后期,除汝窑、钧窑纯属“官窑”外,定窑与耀州窑也均被宫廷看中,烧造过贡瓷。而磁州窑从来不为宫廷所重视,所以它的生产活动不受宫廷的任何束缚而得到充分发展。磁州窑的许多作品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瓷器的造型也适合民间需要,是宋代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北宋时“磁州窑”的产量相当大,但是墓葬出土的“磁州窑”瓷器迄今未发现,而在金、元时期的墓葬和遗址中,磁州窑瓷器的出土数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根据河北省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磁州窑)的发掘,推论的时代上限不会超过宋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下限为元代。在传世的磁州窑遗物中,甘肃省博物馆藏有“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16字的“张家造”长方形枕一件。明道为宋仁宗年号,这是该窑带纪年铭文器最早的一件,因此“磁州窑”创烧年代比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为早是可以肯定的。在磁州窑遗址中,普遍发现书写“王”和“马”字的瓷碗,类似的瓷碗在元大都遗址中也有发现,证明磁州窑的时代下限为元代无疑。

  白地黑花瓷器是磁州窑匠师们的创造,由于受到民众的欢迎,又广泛地影响到邻近的瓷窑,形成了北方民间瓷窑的主流。受其影响而烧制白地黑花瓷器的瓷窑很多,主要有河南的修武当阳峪窑、鹤壁集以及禹县的扒村窑。当阳峪窑在烧白地黑花的同时又创造了加刻、划花的方法,更突出了装饰效果。这项技术不仅为磁州窑所吸收,而且又加以改进,从而创造了具有磁州窑特点的新器物。禹县扒村窑烧白地黑花瓷器系受磁州窑的影响,但又具备自己的风格。其产品造型常见的有梅瓶、大盆,纹饰题材以莲花瓣纹、水藻纹、游鱼纹居多,但画得比较潦草,布局也很琐屑,经常在—件器物上画得满满的,给人以繁琐杂乱的感觉。鹤壁集窑烧制的一种大盆,常以釉下彩白地黑花为装饰,其内容多绘莲花、水草、双鱼、鸟、鹅、兔纹等。登封窑烧制的珍珠地划花器最具特色,这种装饰方法也与磁州窑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河南各窑外,山西介休窑烧制的白釉釉下黑彩加划花品种,纹饰多画折枝叶纹,呈褐色,有的呈黑褐色与橘红色,在技术上与磁州窑相似。江西的吉州窑也烧白地黑花瓷器,常见的纹饰有缠枝纹、回纹、莲花纹、荷叶纹、海水纹等,另外还有釉下黑地白瓷的作法也较成功。磁州窑集中了北方地区各瓷窑的烧瓷技术,堪称北方民间瓷窑的代表。

  (4)钧窑

  钧窑是我国北方的著名瓷窑,它的技艺成就对各地瓷窑均有所影响,因而与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共同组成了北方四大瓷窑系统。如果说定窑白瓷、耀州窑青瓷是以印、刻花为其特色,磁州窑又以白地黑花见长的话,那么钧窑则以釉具五色、光彩夺目而独树一帜。

  钧窑有“官窑”与“民窑”之分,这两种瓷窑的性质不同,生产目的不同,因此产品的造型、质地和装饰风格也有很大区别。

  “民钧”生产属于商品性生产。当时的产品以天蓝色釉居多,有的器物上施铜红色或紫色斑块作装饰,没有“官钧”的“玫瑰紫”和“海棠红”釉色的器物。为供应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民间窑大量生产盘、碗、罐、瓶之类的生活用品,而北宋后期宫廷所用的食具等生活器不是钧瓷,所以“官钧”只生产陈设用瓷,不生产日用器物,所谓钧窑中的“官钧”专指宫廷陈设用瓷。“官钧”窑建立之后,民钧窑生产因此而窒息。官窑延至北宋灭亡。金元时期,民钧窑得以恢复,大量生产民用瓷器。釉色以天蓝为主,带紫红斑块的较少。这种瓷深受北方民间的广泛喜爱,成为普遍使用的用器,一时烧制钧瓷的民窑骤增,绝大部份集中在河南地区,如禹县、临汝、宜阳、宝丰、鲁山、新安、内乡等地。其次如山西、河北等广大地区都有烧造。

  三、综述

  河南是北宋官窑的所在地,又是宋瓷最为发达的地区。官窑多是在民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的民窑烧制贡瓷后被宫廷看中而建立起官窑,如汝窑、钧窑;有的瓷窑虽然烧过贡瓷,但是因远距都城或因瓷器质量粗劣终被宫廷淘汰,如定窑与耀州窑。

  官窑由于人才集中,不惜工本,选料优良,工艺精湛,烧制了很多适应皇家所需的高档瓷器,它们代表了宋代瓷器的最高水平。官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窑瓷器的发展。另一方面,因官窑瓷器严禁民间使用与仿造,民窑不得不停烧或改烧其他品种,这无疑对民窑的发展也起了滞碍的作用。

  我国瓷器早在唐代就已经输往海外。随着海上航路的通行,瓷器外输的国家和地区也渐增多。及至宋代,由于造船业的发展与航海技术的提高,为我国瓷器的大量输出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当时在广州、杭州、明州港口设有市舶司,管理船商。据《萍洲可谈》记载。“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可以想像当时瓷器外销之盛了。定窑白瓷以及耀州窑青瓷都是外销的重要商品。这些外销的中国瓷器不仅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而且也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注释

  (一) 汪庆正、范冬青、周丽丽。《汝窑的发现》。上海人民美衔出版社,1987年。

  (二)趟青云、王黎明。《我国陶瓷考古史上又一重大发现——河南省宝丰县发现一批窑藏汝瓷》,《中围文物报》,1989年6月30日。

  (三)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汝州市汝瓷博物馆、宝丰县文化局。《汝窑的新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10月。

  (四)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紫禁城出版社,1982年。

  (五)朱伯谦(朱伯谦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

  (六)趟青云《河南禹县钧画窑址的发现》,《文物》,1975年第6期。

  (七)宋.张琪《艮岳记》,《丛书集成初编.艺术类园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八)李辉柄《关于下“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文物》1984年第12期。

  (九)李辉柄(耀州窑及其有阴问题)。(中圃古陶瓷研究)。创刊号,1987年。

  (十)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第8期。

  (十一)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第6期。

  (十二)李辉柄《钧窑系的形成与分歧》,《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郑州年会论文集》,1985年。

Copyright©2001-2020 GUANGZHOU SHENGJIAYI CULTURAL PROPAGE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博艺汇 博拍堂 中华博物 环球艺术汇 广州市圣佳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粤ICP备18069946号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16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