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博艺汇 专栏文章 博拍堂

[论文] 说锡器(上)

维微 

  人们对老锡器,多半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人们大多见过或听说过锡壶、锡灯盏之类的老家什;陌生,是因为老锡器太普通,没人为之立传树碑,故相识而不相知,对其详情是不甚了然的。

  锡是古老金属,锡之为器,自上古而延绵至今。青铜文化,历来为世人所重,其实所谓“青铜”,乃以铜为基的铜锡合金。青铜文化,实质上也就是铜锡文化。青铜文化在上,不愧“居庙堂之高”,锡文化在下,则可谓“处江湖之远”。如果说青铜文化代表的是庙堂文化,那么锡文化代表的,就是“江湖”、民间或民俗文化。青铜器受重视,历代皆然,锡器受冷落,则应当成为过去。有人说历史是礼拜仪式上的长篇大论,其中每个小标点的重要性不低于整段整段的文章……那些和我们父辈、祖辈们朝夕与共的老锡器,以及它们所展示的旧时生活摇曳多姿的琐碎细节,正在被我们忘记……

  锡之为器

  了解老锡器,不妨从金属锡开始。锡是一种银白略泛珍珠色的金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之一,有人称其为“史前金属”。地壳中平均含锡为0.004%,锡的矿床分为脉锡矿床和砂锡矿床两大类。脉锡矿床为厚生矿而砂锡矿床为次生矿。锡有两种同素异形体——灰锡和白锡。我们通常所说的锡是白锡。灰锡的密度5.85克/立方厘米,属等轴晶系的半导体,白锡的密度(比重)为7.3克/立方厘米,属正方晶系的金属,其结晶转变温度为18℃,白锡温度低于13.2℃开始转变为灰锡,但转变速度极慢,当过冷至-30℃时,转变速度达到最大值。据说有一年冬天,俄国彼得堡的军队发下了冬装。可奇怪的是所有的衣服上都没有纽扣。沙皇雷霆震怒,要拿监制冬装的大臣问罪,大臣不服,亲自到仓库查验,结果所有衣服上的锡制纽扣全都不翼而飞。这件事被一位科学家知道,他向沙皇解释说,这些衣服上原来都是有纽扣的,只是锡制的纽扣在低温下发生“病变”了。为了证实科学家的论断,在皇宫花园的石凳上放了一把锡壶,几天后,锡壶变成了白色的粉末。这是因为彼得堡冬天的气温经常在零下45℃,锡制的纽扣自然要发生晶形转变。

  由白锡转变为灰锡,属晶形转变,称为“锡疫”。锡疫会使白锡发生膨胀、出现麻点,进而分裂散碎,直至成为粉末。锡的熔点为232℃,沸点为2625(正负)℃。锡较软,具有良好的展性,而延性却很差,可以碾压成厚仅为0.04毫米以下的锡箔,却不能拉成锡丝。锡于常温下是不受影响的,长期在潮湿空气中,锡的表面会生成一种极薄的氧化膜而阻止进一步氧化。

  科学探测告诉我们,我国是锡矿较丰富的国家,矿藏分布主要在南方,大致可划为三带:两广沿海带——以开采砂锡矿为主。

  除上述产地之外,后又在四川、蒙古和新疆等地发现了锡矿。

  目前考古发掘的证据表明锡器的历史略晚于青铜器,但锡器却比青铜器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古代遗迹中,锡器发现不多。在埃及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80—1350年)金字塔中发现的锡手镯和锡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锡制品。最晚至商代,我国就已经有了锡制器物。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中出土的锡块和外镀厚锡层的虎面铜盔,表明锡的特殊物理性能此时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大司空村殷墟中出土的6件锡戈,以及楚雄万家坝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锡制49件饰品,则已经是纯粹意义上的锡器。1975年底至1976年初,云南省博物馆在楚雄万家坝考古发掘了79座墓葬,其中在三座人古墓中发现三种锡器:一种是圆形孔锡饰,共5件;一种是锡片,共13件,一种是锡管,共36根。这些锡器含锡量相当高,有的含锡竞高达99.15%。这些锡器在当时用于高级装饰。经科学测定,这些锡器断代在2600多年前,相当于春秋中期,是云南省最古老的锡器。这一发现,说明了云南从古至今就是产锡制锡器的重要地区。

  先秦时期,锡业是由专设机构经营管理的,《周礼·地官》“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就是明证。

  秦汉以后,虽然青铜已由铁器替代,但锡的用途却日趋广泛,其产量有增无减。汉代,有相当一部分锡被用来铸钱,那时所铸的钱币史上著名的“白金三品”,采用的就是银锡合金。锡在当时,并不十分贵重,但也绝非平常随用之物。汉文帝节俭治国,其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班固《赞》曰:“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后代有人感叹文帝之薄葬:“……惟文帝平生节俭,人无间言。临终遗至薄之制,微至铜锡,不以为饰,炳然载诸史册……”

  我国最早有关锡的文字见于《周礼》,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也有关于赤锡的记载,其后《汉书·地理志》、西晋《华阳国志》、隋代《颜氏家训》、唐代《蛮书》直到宋代《续博物志》均有对锡的论述。

  汉以后,锡器照样在一定范围内被人们所使用。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终制》:“至如蜡弩、牙玉豚、锡人之属,并须停省。”其所指的锡人,即殉葬用的锡制人形。唐代用锡有明确的规定,《唐书·食货志》:“太和三年诏: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开成元年时,岁产锡仅“万七千斤”,因而朝廷对包括锡在内的部分金属,仍采取相应的控制手段,以满足中央政府的需要。《唐书·食货志》:“山泽之利……盐铁转运使裴休,请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由于锡器容易产生锡疫的缘故,历史上许多有价值的古锡器未被存留

  下来,这或许是古锡器考古发现极少的缘故。

  到了宋代,文献中关于锡器的记述增多,文献内容则表明社会普遍使用锡器的时代已经到来。

  宋代仍有将大量锡器作为殉葬品的,宋代范公偁《过庭录》载有这样一件趣事:“文正长子监薄纯佑,幼有智略,与富彦国家子弟游。富氏引葬,陈设从葬祭用甚盛,观者如堵,器用盖锡造者。监薄在侧,取一器掰而示众曰:‘此锡器,尔等谓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为笑己。监薄徐谓曰:‘尔何所见?吾正恐愚民致疑,害尔先茔耳。’富子叹服。时始十余岁。”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杨髡发陵》……高宗之陵骨发尽化,略无寸骸,止有锡器数件,端砚一只。

  同时,民间锡器之普及,已大大超越了前代。此时的锡器无疑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打锡器成了重要的民间手工艺,同时也成了市井之中不可或缺的热门行当。吴自牧《梦梁录·铺席》有“……向者杭城市肆名家,有……官巷北金药臼楼太丞药铺、胡家冯家粉心铺、染红王家胭脂铺、淮岭倾锡铺……”

  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邕州溪洞及钦州村落,俗多鼻饮。鼻饮之法,瓢盛少水,置盐及山姜汁数滴于水中。瓢则有窍,施小管如瓶嘴,插诸鼻中,道水升脑,循脑而下入喉,富者以银为主,次以锡,次陶器,次瓢……以为凉脑快膈……”“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

  锡制品的特殊物理性能,人们也能熟练地加以利用。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上》有:“眼药有九龙膏,方用冬青叶一栲栳,洗净,投锡器内,用水满煮令黑色,及一半起,入宣黄连十两,洗净剁碎,入冬青水中煎,慢火熬至仅有一盏,胶粘如糖,然后取起,重娟滤过,令极冷,入脑子二钱半,罐子内封藏。每用少许点眼。”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则有:“以笺香或降真香作片,锡为小甑……”等记载。

  锡器之审美自觉

  器物诞生之初,多少会带有制作者的审美情趣,哪怕纯为实用制作的器物,也是如此。伴随人类文明史的器物,带有时代和制作者个人的审美主张,这不等于说,器物的审美,一开始就成为了制作者的自觉追求。纵观锡器的历史,唐代以后,尤其是到了宋代,随着锡器的大量普及,其制作工艺逐渐具备了多样化的条件,同时由于锡器长时期伴随人们的生活,使人们对它产生了足够的认识,而锡器本身那质朴无华的风韵,也在无意间契合了文人们清虚静默、野逸浑朴的审美格调。

  近年一些古代日用锡器的出土,证实自宋代以后,锡器仍在民间广为使用,制作亦日见精良。

  明代器用制度同样有明确的规范。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政府曾明文规定各阶层的器用制度。《大明会典》卷二十六:“凡器皿,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酒注、酒盏用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银,酒盏用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用银,余皆用瓷器木器……;庶民酒注用锡,酒盏用银,余瓷、漆……”

  明代一方面由于锡不受社会地位的限制,一些在野的文人,可以毫无拘束地使用锡制品,另一方面锡器手工工艺更加成熟,可以更加随意地模仿其他工艺的特点,而制成各式各样的锡器。有人受紫砂工艺的启发,制作出观赏性极强,适合把玩的仿紫砂锡器,将锡器制作推上了纯艺术的高度,锡器历史上以把玩为目的的文人锡器诞生了。

  仿紫砂锡器刚一面市,就引起了文人雅士的浓厚兴致,一批制作精良的锡器作为独特艺术品被迅速推向市场,使锡器一举跻身珍品雅玩的行列,也使锡器制作进入到工艺审美的自觉阶段。明代由于锡器,尤其是文人玩耍的锡壶引起众多爱家的关注,一时间锡壶制作名家辈出,他们不惜工本,反复实验,制作出许多美轮美奂的文人锡壶。

  明代万历年间,苏州人赵良璧制锡器,仿时大彬的紫砂式样,开一代新风,同时也成为仿紫砂文人锡壶制作第一人,可惜其作品已无流传。稍后,归复初继之,仿紫砂锡壶名声始大盛于世。归复初,字懋德,也是苏州人。他以生锡制壶身,用檀木作壶把,以玉作壶嘴和盖顶,其作品在当时卖价就很贵。清代谢堃壶“取其夏贮茶无宿味,年久生鲇鱼斑者佳。”可见“归壶”之“品地”确乎不凡。北京故宫博物院有锡壶一件,款字为“己丑冬日归复初制”。按己丑即明万历十七年(1589)。谢堑用久生“鲇鱼斑”,就是在灰色锡壶上生一种黄褐色不规则之斑块。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锡注以王元吉为上,归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锡注锡也,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则是其品地也。”

  黄元吉,浙江嘉兴人,所造各 式茶具都极精巧。他所制锡器色泽似银,壶盖和壶身十分严密,合上之后,提盖而壶身亦起,与时大彬的紫砂壶特点相同。至于器身倾侧,则绝无落帽之病。每制一壶,人们视为珍品。《茶余客话》、《阳羡陶说》、《浙江通志》等书均曾提起他。一度有人将其误为“王元吉”,因为 “吴越之音,每王、黄不辨”(明代陆容《菽园杂记》)。

  明代宣德年间,苏州有个叫朱端的匠人,以锡制各种器皿,造型奇古,人称“朱家鼻”。明文震亨《长物志》云:“锡壶有赵良壁者,亦佳。然而冬月间用近时吴中归锡、嘉禾黄锡,价皆最高”。这里所说的“黄锡”,是指万历年间黄裳所制的锡壶。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曾说:“里中黄裳者,善锻锡为茶注,模范百出而精雅绝伦一时,高流贵尚之。陈眉公作像赞,又乞余予数语漫应之”。黄裳也是嘉兴人,精于设计,制器“模范百出”。

  据亨利王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记载:“1514年(正德九年)1月6日,安德鲁葛沙列斯(Andrew Corsalis)致鲁伦初美德旗公爵(Duke Lorenzo de Medici)书,谓‘中国商人,亦涉大海湾,载运麝香、大黄、珍珠、锡、瓷器、生丝及各种纺织品……,至满刺加贸易。”’可见明代中后期,锡器在满足国内需要的同时,至少已经有商人将其携带出洋,用于海外贸易。只是此间锡器贸易的多寡,尚无资料可予说明。

  入清以来,一方面文人锡壶承明代之余绪,仍旧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另一方面,民间日用锡制品造型也获得了充分的自由。清代初期至中期,文人锡器仍旧倍受士绅阶层的青睐,涌现出不少具有高度艺术修养的锡器工艺大师和锡作高手,他们在锡壶制作工艺、材料、装饰等方面,都有一些崭新的突破,制作了一批独具创意的锡器精品。清代承明制锡壶工艺的第一位名家是沈存周。

  沈氏字鹭雍,号竹居主人。活跃于康熙时代,浙江嘉兴人。清代大诗人朱竹坨过生日,沈曾为之制一锡渣斗。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其所制圆锡壶一件,盖面上凸,上有白玉球形钮,壶把为紫檀木嵌制。壶身一面刻行书“世间绝品人难识,闲对茶经忆古人”,款字“陆希声句,沈存周书”。另面亦刻行书“爱甚真成癖,尝多合乃仙”,款署“徐玄句,存周再笔”。壶身有印章四,壶底正中有篆书印章“竹居主人”。锡质温润,古朴雅致。沈存周之后尚有沈朗亭亦以善制锡壶名世,故宫藏有其桃式锡壶一件。

  卢葵生,名栋,扬州人,是清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漆工。卢能书善画,精雕刻,有创新意识,漆沙砚就是经他之手改制发扬的。而把锡壶与漆器结合更是他的创造。他以锡作壶胎,外以漆制壶形,这就是有名的“锡胎漆壶”。现有4件存世品为人所知:一为仿紫砂梅花壶。圆形扁矮,色泽与型制完全仿紫砂,不细观难以发现是漆制。壶身刻梅花,花下刻行书:“竹叶浅斟,梅花细嚼,一夕清淡,几回小坐”。款字“葵生”,下有小方印“栋”。一为圆方四棱体,鳝鱼清色漆沙皮,锡胎。壶身一面刻篆书:“春芽细煎,东风一帘。今日何日,谷雨之前。”款字为“竹汀居土书”,下白文印“大昕”。壶身另一面刻山石人物,乃一幅烹茶图。山石右下角刻阴文“葵生”小方印。此壶为钱大昕书铭、陈农绘图、葵生刻制,三名家联手而成。另二件均为高庄圆壶。

  与卢葵生同时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朱石梅 。朱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名坚,能书,擅画,工治印,精鉴赏。因其文化底蕴深厚,时贤名士多与其交往。朱氏首创砂胎锡壶,锡求上佳,工求精绝。《画林新咏》作者陈文述咏朱氏壶云:“仿佛宣和博古图,昆刀珍重切云腴。盛名甘让朱公叔,茶谱何劳比曼壶。”其为人开朗,纵饮放谈,老而弥狂,席间无其参与则不足以尽兴。

  今南京博物馆藏一件朱坚方锡壶,成斛形,青玉螭虎柄,盖正方,上嵌矩形白玉钮。壶身一面刻牡丹图,另一面隶书铭“微润欲沾,雨前吐尖”。款字为“己丑小春月 石梅”(己丑为道光九年即公元1829年)。锡黑灰色,内紫砂胎。此壶出土于咸丰元年墓中,真品无疑。另一件朱坚梅花诗句锡壶,圆形短颈鼓腹,扁平短嘴,嘴镶小铜片。墨绿色玉盖钮,清白玉柄。盖有篆文“石梅”小长方印一枚。壶身刻梅花图,另面刻诗:“冰作肌肤玉作神,一枝消受十分春。瑶台若问三生事,如此风姿有几人。”款署“石梅”及长方印“朱坚”。底刻楷书“嘉庆庚辰竹林居土藏”二行。此壶为嘉庆二十五年“竹林居土”特请朱坚所制,可为朱石梅全锡壶(无砂胎)代表作,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亦有朱氏刻梅花锡壶一件,壶之嘴、柄、钮均以玉嵌。《墨林今话》谓朱石梅曾著《壶史》一册,惜已失传。已故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曾云:“吴寒匏喜山阴朱石梅所制之锡壶,偶于朋好家见之,即记其铭识及形式,久之,成《石梅锡壶录》一卷。”此书不知何处能觅。

  许多锡壶以砂泥作胎,而完成砂胎制作的往往是当时的制砂壶名匠。这种两美合一美的制作,使其越发受到人们的喜爱。流传至今的一些器物内底,常钤有制砂壶艺人的名号。清嘉庆年间制砂壶大师杨彭年就是其中的一位。杨氏乃荆溪(今江苏宜兴)人,一说为浙江桐乡人,生卒不详,字二泉,号大鹏。所制铭壶,玉色晶光,气韵温雅。有的浑朴工致,有的玲珑精巧。虽随意制成,却有天然之趣。精于配泥,其作品历来为艺林所推重。与溧阳知县陈鸿寿(号曼生)合作(曼生设计,彭年制作)的“曼生壶”,更是举世闻名,倍受藏家珍爱。

  道光咸丰年间尚有王善才、刘仁山、朱贞士等制锡器名手,所制锡器也极为精工。清道光以降,内忧外患不断。国力日衰,百业凋敝。文人锡壶自走入纯商业之道以后,艺术上再无长进。从为个人喜好而制作走向店铺经营,以敷日用以求生。

  锡器历来从陶器、青铜器、瓷器当中借鉴造型,明代中后期,锡器逐渐有摆脱上述型制的趋势。清代以来,锡器,尤其是民间日用锡器造型,不仅因袭传统,同时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达到了“从心所欲”的艺术高度,所制器物呈现出天真烂漫的朴茂气质。此时的锡器造型,已彻底获得了外观设计的自由,同时也为日后相关的工艺设计,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风格独具的蓝本。现今陕西、扛苏、浙江、福建等地金银器制作的样式,很多都来源于锡器。

  按流传至今的传统锡器分类,计有礼器、饮具、食具、水具、盛具、灯烛具、烟具、熏具、文具、溺具等等,其中饮具、灯烛具最为常见,而饮具里面又以锡壶为多。

  清代以来,锡的运用更加广泛,锡不仅被用来制作器物,也被用作建筑材料或某种仪器的零部件。与此同时,民间日用锡器则进一步普及,除少数极寒冷的区域外,中国的城市、集镇与乡村,随处都有锡铺或游走的锡器担子。锡或锡器往往也成了民谚俗语中最容易被人意会的东西。

  两广总督张之洞喜好锡茶壶,自号“壶公”。一日,有个花银子买官的侯补知府来拜见。张有意考他,便在纸上写下“鍚、荼、壷”三个字,侯补知府粗枝大叶“锡、茶、壶”三字脱口而出。张听后笑道:“能识‘锡、茶、壶’尚可造就,着读书五年,再来听鼓!”侯补知府马马虎虎、疏于观察自是不该,但仔细想想,这场文字游戏,倒很像现今“脑筋急转弯”,因为锡茶壶于那时的人们,实在太过熟悉。

  宋代及明、清社会生活为题材的许多章回小说也屡屡提到锡器或制锡工具。《聊斋志异》有个害人反害己的故事,描述了能下两种酒鸳鸯锡壶。《红楼梦》形容贾府的污浊,不止一次用了“扒灰的扒灰……”有人考证,旧时人们祭祀,以锡箔包作银锭状,化而为冥钱,灰烬中常余锡渣,久之,沉积渐多,有人搜求以利市,被人称为“扒灰”,乃隐指偷锡(媳)。

Copyright©2001-2020 GUANGZHOU SHENGJIAYI CULTURAL PROPAGE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博艺汇 博拍堂 中华博物 环球艺术汇 广州市圣佳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粤ICP备18069946号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16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