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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中国玉文化及玉学新论简介

古方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会组织的玉文化玉学学术研讨会已举办了四届。前三次着重探讨了玉文化史纲、玉学理论框架、玉石分化、玉美学、玉神学、玉礼、玉殓、玉德等8个课题,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并出版了一系列论文集。第四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巫·玉·神”,通过探讨史前玉文化的推动者一视玉为神物、以玉事神的巫觋的历史地位,以及在发展史前玉文化五学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进而检阅学术界在史前玉文化玉学研究道路上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和论文提纲58篇,有40多位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从论文内容来看,学者们讨论的学术课题范围非常广泛,现从以下五个方面作以简介:

  一,“巫·玉·神,玉崇拜与玉礼制” 这一部分论文有杨伯达的《巫·王·神简论》,周郁城等的《中国巫傩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对古代玉文化的影响》,王方的《礼神、祀神、通神的金沙玉器》,张宏明等的《中国玉神观念的出现与发展》,于锦绣的《关于中国玉崇拜文化的几点浅见》,曾卫胜的《论玉崇拜》,高炜的《玉器与中国古代礼制的形成和发展》,张得水的《中国史前的骨卜、龟卜、和玉卜》,孔德安的《试论玉器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作用》。杨伯达先生通过对有关巫、玉、神之文献、实物的分析比较,认为三者构成了垂直式互动关系,其关系是以巫觋为核心和主宰的。巫觋在史前母系氏族社会晚期,随着向父系社会转变并攫取宗教、政治、军事等大权,成为统治核心和社会金字塔上的一颗明珠。玉的神物、享祭等内涵是巫觋赋予并加以弘扬的,与巫术互相联系,神也是巫觋创造的超自然力量,巫以玉事神并下达神的旨意,以维系全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稳定。这种直线上升的旋律推动史前社会向前发展。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是巫、玉、神的转换期,巫扶持了一个掘墓人——“王”,而王却剥夺巫的神权、政权、族权及军权,将其贬低为神职人员,或巫本人转变为王,随之王以圭、璋代替琮、璧,巫事神的玉神器也永远销声匿迹。于锦绣先生认为,玉崇拜文化应是原始宗教文化,玉器与巫的关系是玉器与原始宗教的关系。玉与玉器崇拜是“灵物崇拜”。玉的特殊灵性和崇高价值是中国特色的王室祖先的“天帝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产物,并成为“五帝”“三代”时期王室和大贵族家庭私有的多功能珍宝、最大财富和权威象征。王方女土认为金沙遗址出土玉器大多具有礼神、祀神、通神的功用,是与古蜀国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礼仪性用器,也是巫师沟通神灵,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的媒介与法物。高炜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礼制的形成经过了前铜礼器(史前)、青铜礼器(夏、商、西周)和仿铜礼器(春秋、战国和西汉前期)三个阶段,玉礼器在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后来玉德观念的流行是礼制观念的一种延伸。

  二、玉文化与文化交流 这一部分论文有吴汝祚的《玉文化与龙文化》,臧振的《古玉与古代文化交流》,林淑心《论礼仪化玉饰的时代淡化——以服饰史的观点》,陶正刚等的《山西芮城县坡头遗址出土玉器与良渚文化关系的研究》,古方的岫岩软玉与良渚文化部分玉料来源的关系》,喻燕姣的《试论马王堆汉墓中五文化因素》,文祯中的《南阳玉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地位研究》,刘国旭的《中国道教中的玉文化初探》,江富建等的《论南阳新石器时代独山玉文化研究的意义》,李康富的《论玉的应用文化》,王建国等的《东北地区的玉石文化与巫史文化初探》等。吴汝祚先生认为,史前时代玉龙的出现,反映了玉与龙的统一体的产生。中华民族爱玉、崇玉,又是龙的传人,两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臧振和古方都认为良渚文化玉器原料有相当一部分不产自当地,而是外来的,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林淑心女士认为,古代礼仪玉饰品的佩带重点部位因礼仪形成的时代不同而改变,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反映出服饰文化中的阶级意识与玉饰的巧妙

  结合,形成中华古代冠服礼俗制度的独特精神。来自南阳师范学院的学者介绍了在当地新石器遗址调查获得

  的一些独山玉制成的玉器,提出了用“独山玉文化”来概括南阳新石器时代考古遗迹中属于同一时期的有地方性特征的文化。

   三、“红山文化、辽东史前文化和东北地区的玉器研究” 这一部分论文有朱成杰的《从“玉神物”说来理解红山文化玉器的本质内涵》,郭大顺的《红山文化“玉巫人”的发现及意义》,周晓晶的《红山文化动物形和人形玉器研究》,袁伟的《对红山文化玉三孔器的再认识》,乌兰的《巴林右旗境内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刘国祥等的《西辽河流域史前用玉制度研究》,田广林的《论西辽河古玉的功能与用途》,刘俊勇的《辽东半岛玉牙璧初步研究》,王绵厚的《上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衰落的史因管窥》,刘景芝等的《呼伦贝尔地区哈克文化玉器》,王禹浪等的《金朝初期春水纳钵之地的考察师》和《漫谈天鹅玉佩与东北民族文化》,邱晓辉的《辽宁省玉石产地与中国玉文化》等。郭大顺先生介绍了牛河梁遗址第16号地点4号墓出土玉器的情况,他认为其中的一件玉人当为一巫者作法的形象,墓主则是一位身份很高的大巫。玉巫人又是通神的法器,对研究巫与礼、中国及东北亚地区“萨满文明”的道路与特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刘国祥

  和田广林先生对西辽河流域出土的史前玉器的用途和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以玉为神、以玉礼神和以玉通神是其三大用途。用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兴隆洼文化玉器为代表,装饰功能突出,成为东亚地区雕琢和使用玉块的重要源头;第二阶段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代表,玉器被赋予浓重的社会属性,广泛用于各类重大宗教祭祀活动中,玉礼制出现;第三阶段以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为代表,装饰玉类重新占主导地位。周晓晶女土认为红山文化动物形和人形玉器是以“原始萨满教信仰”为主导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其创作的思维理念和使用功能与这一信仰密切相关。

  四,其他地区玉器考古学和器物学研究

  这一部分论文有董洋的《神权的象征——浅谈古玉中的斧形玉器》,赵春青的《中原地区史前玉器分期研究》,黄宣佩的《上海博物馆藏良渚文化刻符玉器》,张祖方的《也谈良渚文化的去向》,杨竹英等的《论凌家滩玉器与中国史前文明》,张照根的《太湖流域原始文化玉器功能的演变》,李健民的《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石钺》,马金花的《浅析晋国赵卿墓出土的玉器》,吉琨璋的《晋侯墓地出土的人龙合体玉器研究》,张明华的《虎食人和鹰攫人首纹玉器所阐明的宗教意义》,徐琳的《辽代玉杯考》,王仁湘的《彩陶与玉石》,孟凡人的《关于玉石之路的思考》,梁柱的《梁庄王墓出土玉器选粹》等。董洋先生在深入研究新石器晚期的玉斧后认为,玉斧既是神权的象征,也是王权的体现。大墓中出土的玉斧很多是用牙黄色玉料制作的,说明这种玉料在当时是很珍贵的。杨竹英先生从凌家滩玉器的种类、造型与功能、材质和工艺等方面,探讨了所包含的或传递的史前文明信息,以及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意义。张明华先生认为战国虎食人和鹰攫人首纹玉器所表现的并不是惊恐场面,而是人所愿意、乐意甚至是期盼的升天之类的宗教礼仪。

  五,玉料产地和科技方法的应用

  这一部分论文有栾 秉隞的《探讨史前古玉玉质及玉料来源对研究中国玉器起源与发展的重要性》,赵朝洪等的《辽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原料产地的初步探讨》,蒋素华的《梅岭玉与吴地早期玉器》,周述蓉等的《氩氩定年法在玉器文化考古研究之应用》,冯敏的《凌家滩古玉受沁过程分析》,王时麒的《论古玉产地探源的方法》等。赵朝洪等近年来尝试采用测定比重、进行特征色对比与进行区域地质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辽海地区玉器原料产地作研究,认为辽海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以及小珠山文化出

  土的用透闪石质软玉制作的玉器,其玉料主要来自岫岩地区的软玉矿。周述蓉等采用氩氩定年法对凌家滩文化玉器进行了测定,认为其玉料仍为邻近地区燕山期生成的材料,未见岫岩、小梅岭及和田玉,并介绍了氩

  氩定年法的优点。冯敏通过对凌家滩文化玉器典型样品显微结构、化学成分综合研究,认为玉器在人土埋藏后先后经历了风化淋滤阶段和渗透胶结阶段。王时麒等对岫岩软玉及和田玉的各种特征对比分析,总结了其异同点,最后确定两者在颜色、氧同位值和玉石形成年龄特征指标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认为可以利用这些个性特征,对古玉玉料产地进行确切的判断。

  另外,日本学者的论文有藤田富士夫的《对于日本列岛玉块起源的考察》,伊东美奈子的《日本吏前时期的玦状耳饰和翡翠大珠的用途》,松本直子的《从玉文化发展角度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川琦保的《日本列岛玦状耳饰的起源》,胜部卫的《古代出云的玉作》等。藤田富士夫详细分析了日本列岛玉玦起源时期的形状,与中国大陆玉玦进行对比研究,论述了日本玉玦的南北两个系统。伊东美奈子认为,玉(耳饰)主要是个人的日常用品,翡翠大珠则有一种集团用品性质的特征,这些器物表明当时社会对玉器饰品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松本直子认为,绳文时代中期到末期,在九州地区出现了管玉同勾玉的组合,九州地区玉文化的发展深受东日本文化的影响。九州是当时社会和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当时的社会处于从狩猎、采集社会向农

  耕社会的过渡时期。

  摘自《收藏》2004.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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