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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福建陶瓷 第一章 上

叶文程 林忠干 

              第一章来自远古的信息

  福建地处祖国东南,负山面海。早在一万多年以前,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至迟在6000多年以前,福建的先民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陶瓷。

  古代先民开采柔软的粘土,调水湿润,塑造成一定的形状,干燥后用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使之烧结成为坚固的陶器。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利用自然物为原料,通过高温化学反应烧制出来的一种生活上最为常用的人造器物。它同利用自然物直接加工的器皿相比,具有耐火、抗氧化、不易腐蚀等优点。同时,它又能够按照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制作成为各种各样的器具,比加工一件石器或木器要容易得多。而且,制陶原料取材方便,资源丰富。这一系列优点,赋予陶器以无限的生命力,一直到今天,始终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考古学中的新石器时代,以磨制石器与烧制陶器为基本特征。陶器的发生、演变和发展,是构成考古学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也是判断遗存年代和文化性质的典型标尺。

  本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历次考古调查和发掘,福建省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数以百计,出土了大批陶器遗物,其中以平潭壳丘头、闽候昙石山等遗存最为丰富,并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因而被分别命名为考古学文化类型。

  第一节 壳丘头文化的陶器

  壳丘头文化,以平潭壳丘头遗址的发掘材料为代表。此类文化的分布区域,主要是在福建沿海岛屿、闽江下游流域以及广东东部沿海一带,如本省平潭南厝场遗址、金门富国墩遗址、闽候溪头遗址下层的一部分以及广东潮安陈桥遗址、海丰沙坑遗址等。根据金门富国墩遗址的碳十四测定数据,其年代平均值为距今5890——7450年。因此推测,壳丘头文化的年代,距今大约在6000——7000年左右,是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

  壳丘头遗址,座落在距平潭县城15公里的海坛岛西北部,依傍马后埔山,面向海湾滩涂,高出水面约1.5——2米,海拔高度约5米。

  壳丘头遗址的文化堆积,包含古代人类食余抛弃的大量贝壳,犹如小山丘似的,故名贝丘或贝冢,面积约3000多平方米。1985年至1986年,福建省考古队在这里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考古发掘,实际发掘面积772平方米,出土石器、骨器、玉器、贝器、陶器等遗物200多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片标本。

  一、制陶工艺

  壳丘头文化人的陶器,处在陶器发明的初级阶段,作风粗犷,工艺简陋,大体经历采泥、制坯成型、修理装饰,烧成几道程序。

  陶料工艺

  陶器的质地,分为夹砂与泥质两类。夹砂陶比例较大,约占陶片总数的90%;泥质陶约占总数的10%。

  制作陶器的原料,均开采可塑性较强的粘土。夹砂陶泥料,有意加入羼和料,主要是一些粗糙的和经过砸碎的贝壳屑,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坯体的干燥和烧成收缩程度,以防止开裂,提高陶瓷的耐热急变性能。这种陶料,特别适合制作炊事器具。泥质陶的原料,经过淘洗,去掉泥土中的杂质,故胎体稍显细腻,有的还带有少量的细砂,比较适合制作饮食器皿。

  成型工艺

  泥料制坯成型,以手工方法为主,兼有局部的轮制技术。

  手工方法分为三种。一是捏塑法,将陶料用手直接捏塑成一定的器形,这种方法多适用于制作小件器物以及器物的支座、耳柄之类的部件。

  二是模制法。将陶泥拍打成块片状,贴塑于竹苇纺织容器或瓜果壳模具上,用砾石拍打结实,待坯土半干时解除模具,并整修器物的口沿和肩部。使用这种方法成型的陶器,一般是圆器或圜底器。这种方法,在当时是较为流行的。

  三是泥条盘筑方法。先将陶泥制成细长的泥条,一圈一圈地堆叠成器形,或者采用一根长泥条连续向上盘筑成器形。这种方法较前两种进步,已经能够制作较为大型的器物,但当时还没有普遍推广,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才流行起来。

  轮制技术是一种慢轮工艺。将扁圆形的石片或木制的圆盘固定在地面上,使之成为能够转动的轮盘。将坯泥放于轮盘上,利用轮盘的转动加速泥条盘筑成型,或者将手工制作的器形放在轮盘上,利用它的转动修理口沿、肩颈等部位使之规整。这种轮盘可能比较简单笨重,不够灵活,转动的速度不够快,所以称作慢轮技术。从出土陶器观察,当时的慢轮技术,主要用于修整器物的口沿或颈部,所以在这些部位上往往遗留局部轮旋痕迹。

  手工方法制坯成型或慢轮修整过程中,常常使用竹刀、骨匕等刀具,刮去表面多余的陶泥,使器物成为规整的形状,最后用湿手抹平使器表光滑。

  装饰工艺

  陶器表面的装饰,具有加固陶坯和增添美观的效果,多出现在夹砂陶器上,泥质陶则多素面。装饰方法,分为拍印、压印、刻划和戳点几种。

  拍印纹饰,以麻点纹常见,次为细绳纹,以及少量的条纹或交错条纹。拍印麻点纹或细绳纹之后,又往往经过湿手抹光,所以,纹饰时隐时现。拍印的工具,是木板或陶制的印模,即在木板或陶拍上刻划凹陷的麻点、线条形的阴纹,或在木板上缠绕细绳线,用以在半干的坯体上拍印成相应的纹样。拍印过程中,需用砾石或陶垫衬于陶坯的内部,以防止坯身变形,并藉以加固器形,所以器物内里往往残留垫窝痕迹。

  压印法,利用贝壳如蚶壳边缘的齿状纹络,直接在陶坯上压印,有连续性的,也有分段的,构成齿状排列的图案,称为贝齿纹。也有利用手的指甲直接在陶坯上压印,称为指甲纹。

  刻划纹,一般呈双线或多线条平行图形,有的以转折或交叉组成纹样。这种装饰,使用贝壳边缘的锋利或竹木、骨质加工制作的利器,在陶坯上轻轻刻划,组成简单的几何形图案。

  戳点纹,一般是连续性的排列,形状有方形、圆形、椭圆形和三角形。戳点纹也是采用相应形状的利器,直接在陶坯上戳点而成。戳点密集的图案,有如篦状器具加工的效果,所以又称篦点纹。

  拍印纹饰面积较大,一般用于器物腹部。压印、刻划、戳点等纹饰则用于器物口唇及肩、腹的局部,装饰面积较为窄长;这三种纹饰常常互相组合,即两种或三种方法加工的图案,在同一件器物上出现。

  除了上述几种装饰方法以外,还有一些器物使用修饰处理或局部造型的加工方法,以增加器物的美感。修饰处理法,是在陶坯未干之时,用砾石或骨器在表面压磨,然后使用粒度细腻的陶土加水调和成泥浆,涂抹于器表。由于这种浆水含氧化铁成份,所以烧成后呈现红色,又称为泥质红衣陶,外观光滑干净。造型的局部加工法,是使用利器或刀具在陶坯的口沿外缘雕刻成规则的连续波折,犹如锯齿状;或在器物的圈足部位挖镂穿孔,形成装饰。

  烧成工艺

  陶器烧成后的呈色,以灰色居多,约占器物总数的一半,其次为灰黄、黑色,纯红色的最少。往往同一件器物上呈现多种不同的色调,说明烧成火候很不稳定。从陶器质地观察,胎体粗疏松软,容易破碎,说明烧成温度较低,估计多在500——700℃左右。

  陶窑结构的发展与变化,是衡量制陶工艺水平的一个标志。当陶窑产生以前,曾经有过平地堆烧的过程,我国现今的少数民族如西南地区的傣族还保留这种原始的烧陶工艺。壳丘头遗址未发现原始窑炉遗迹,从陶胎粗疏、器形简陋、烧成火候不匀等特点观察,也可能采用平地堆烧方法。这种方法是在地面上直接堆起树枝、树叶等柴草,把陶器放在柴草上进行露天烧成。或者将陶器与柴草堆好后,外边用草拌泥涂封起来,下边留出点火孔,上边留出烟口,然后点火烧成;这种方法,已经具有陶窑的雏型了。

  二、种类与用途

  烧成的陶器,依用途划分,有生活用器与生产工具两类。生活用器数量较多,品种有釜、支脚、罐、瓮、壶、豆、盆、盘、碗等。生产工具数量较少,品种为纺轮。

  釜,基本形态作侈品宽沿、束颈鼓腹、圜底。支脚的形状作圆柱形蘑菇顶、器身中空或半空,底座外撇面平。这两种器物均系夹砂陶,在陶器中最多,是当时普遍的炊事烹饪器具。使用时以三、五个支脚撑托一釜,底部烧火烹煮食物。由于陶质粗疏,胎内分布细孔,烧火时接触的空气从细孔中逸出,不致破裂,具有耐火、传热快的优点,是较为经久耐用的炊具。

  罐类形制与釜类相似,只是口沿部分较为斜直,腹部较深。瓮,口沿内卷,束颈广肩。均系夹砂陶,用于盛贮粮食、食物和淡水。

  壶,折腰矮圈足。豆,直口、敞口或侈口,浅盘,高圈足。盆,敞口,浅直腹。盘,敞口,浅腹,矮圈足。碗,直口或敞口,斜腹。这些器皿一般是泥质陶器,直接用于饮食。其中的盆,也可用于盥洗。

  器物的造型,大多模仿竹木类的容器或瓜果形状。从种类与用途考察,陶器都是适应饮食生活的需求,首先是炊煮食物的需求而发明制造的。

  壳丘头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具有作为食物来源的丰富的水生物和陆生物。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骸,经鉴定有海洋水生动物隆头鱼、须鲸鱼、海龟、文蛤、牡蛎、蚶、小海螺等,陆生动物有水鹿、梅花鹿、赤鹿、野猪等。从出土动物骨骼鉴定情况判断,6000年前的平潭岛,植被茂密,遍布阔叶森林、草本植物及灌木丛,成群的飞禽走兽出没其中。海域中生长着众多的鱼类、贝类及藻类。这种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栖息的客观条件。

  壳丘头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包括打制的石器斧、(石奔)等,骨制的匕、凿、锥、镞和贝(耒吕)等,证明壳丘头人不但从事采集、捕捞、狩猎活动,而且已经开始了原始的农耕生产,以获取生存需要的各种食物。

  食物品种的增加和数量的剩余,促成了饮食生活的变化。以往用火直接烧烤动植物的方法需要改进,以往单纯使用竹木容器饮食和贮藏方法需要改善,陶器及其烧制应运而生。壳丘头人利用陶器炊煮食物,对实行熟食并有效地保存食物创造了条件,这从根本上脱离了上古时代“茹毛炊血”的生活习俗,从而提高了食物营养的攫取水平和卫生保健水平,强化了自身的体力和脑力素质,增进了改造自然的斗争能力。

  陶器,不仅适用于生活领域,而且扩大至生产领域。陶纺轮,是一种纺织工具。其基本形状作圆饼状,纵剖面呈扁梯形、六角形与长方形,当中穿一孔。陶质为泥质红陶、泥质黑陶、夹砂黑灰陶、夹砂灰陶、夹砂红陶。有的表面戳点射线纹,月牙状纹或刻划波折纹。陶纺轮的发明与以前用手指、手掌揉搓方法相比,提高了麻纤维的拈捻强度和速度,促进了原始纺织业的发展,人类由是从用树皮、树叶或兽皮遮身蔽体,过渡到纺纱织布为衣饰,逐渐提高了生活水平。

  第二节 昙石山文化的陶器

  昙石山文化,以闽候昙石山遗址为代表。1954——1974年间,曾前后对昙石山遗址进行过七次考古发掘。福清东张、闽候庄边山、溪头等遗址,亦属此类文化。

  昙石山文化的分布,主要集中于闽江下游流域,延及福建东北部沿海如霞浦黄瓜山,福建南部沿海如云霄尖子山、诏安腊州山、惠安蚁山遗址等,还有浙江南部沿海瓯江流域一带。

  昙石山遗址,位于福州以西22公里的闽候县昙石村。遗址临靠闽江,高出水面1——20米,周围是闽江下游冲积平原及缓坡丘陵。文化层堆积包含大量的贝壳,厚1——3米,陶片与贝壳分布范围约5000平方米,前后七次发掘面积700多平方米。其中第六次发掘收获较大,基本弄清上中下三层的地层叠压关系,中下层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上层较复杂,包含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堆积。发现灰炕59个、墓葬32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数以百计,陶片数以千计。

  东张、庄边山、溪头遗址的地理形势与文化面貌,基本与昙石山遗址相似,共同构成了昙石山文化,是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

  一、昙石山文化的分期断化

  根据对昙石山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其包含物的演变规律的科学分析,昙石山文化经历了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 红陶文化期

  红陶文化以昙石山遗址下层堆积为代表,类似遗存在溪头和庄边山两个遗址的下层也有少量发现,可称为昙石山下层类型。

  本期陶系以红陶为主,灰陶较少。胎体分为细泥、细砂和夹砂三类,以细砂和夹砂陶占多数。其中细泥陶已出现磨光现象,夹砂陶或作灰黑陶胎表面抹光施红衣。陶质以泥质灰色陶比较坚硬,其他陶质较软。经测定,少数泥质灰陶烧成温度为900——1000℃,泥质细砂灰陶烧成温度为950——1100℃。陶器素面居多。装饰纹样有拍印的绳纹、麻点纹、短竖线篮纹,压印的圆圈纹、重圈纹、连圈纹、指甲纹,刻划的叶脉形纹、斜线纹以及贴塑的附加堆纹等。

  工艺以手制为主,口沿劲部有慢轮修整的痕迹。器形常见圜底器和矮圈足器,品种有釜、豆、簋、碗、罐、壶等日用饮食盛贮器皿。

  中期 灰陶文化期灰陶文化遗存以昙石山遗址中层为代表,还包括东张遗址下层、溪头遗址下层、庄边山遗下层等,可称为昙石山中层类型。

  本期陶系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黄陶、红陶较少。胎体分为泥质与夹砂两类,陶片以夹砂居多。泥质陶表面流行磨光,并出现少量的逗点或宽带状红彩。

  装饰纹样有拍印的交错绳纹、交错条纹、方格纹、篮纹、曲折纹、叶脉纹、席纹,刻划的斜线纹,贴塑的附加堆纹等。

  成型工艺手轮兼用,轮制技术比前期较普遍应用。器形仍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并出现少量的三足器。生活饮食有釜、豆、簋、碗、罐、壶、杯、鼎、盉等。生产工具有陶纺轮、网坠、陶拍等。

  依昙石山遗址中层、溪头遗址下层墓葬或灰坑的打破关系,本期的制陶工艺又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后段器物式样比前段增多,器物耳系比较盛行,圈足较前段宽高,镂孔作法多见。

  本期制陶遗迹的重要发现,在昙石山遗址中层内出土陶窑5座,分布较集中。陶窑利用缓坡地面挖掘构筑,方向朝东或东偏南。窑炉平面呈瓢形,由窑室与火膛两部分构成,属无窑箅的横穴式结构。其中完整的一座,窑室略呈圆形,直径0.7——0.8米,深0.56——0.62米;底比口大,类似袋状。窑壁不甚平整,隐约可见铲、斧之类工具挖掘的痕迹。由于高温焙烧的缘故,内壁形成一层青绿色坚硬的烧结面,厚3——4厘米。窑底的灰烬厚2——3厘米,夹少量的木炭碎块,火口旁也堆积一片厚3——8厘米的灰烬,说明当时烧窑的燃料是用草和树枝。火膛在窑室的前方,平底拱顶,成150斜坡通向窑室。这种窑炉结构,主要特点是就地挖穴构筑,烧窑时预先在窑室内装置陶器,点燃火膛的柴草,火焰通过火腔进入窑室焙烧陶器,烟火从窑室的顶部排出。由于不断地在火膛添加柴草,以至烧柴过多,窑室内产生游离烟火,致陶器熏烟氧化而呈灰色或黑色,估计烧成温度在1000℃上下,每次烧窑可烧成大小件陶器10——20件左右。

  晚期 橙黄陶和彩陶、黑衣陶文化期

  以东张遗址中层、庄边山遗址上层遗存为代表,昙古山遗址上层、黄瓜山遗址也有部分发现,可称为庄边山上层类型。

  本期陶系橙黄陶、彩绘陶和黑衣陶为特色。彩陶为黑彩或红彩。黑衣陶是在器表施作浓淡不一的黑色陶衣。彩绘和黑衣的颜料,都是采取氧化铁一类的矿物颜料细沫调成浆水施于器表烧成。胎体仍见夹砂与泥质两类,陶质的软硬程度在本期明确区分开来,两者的比例大略相近,硬陶的烧成温度都在1000℃以上。

  陶器的装饰较以前丰富,拍印方法逐渐普遍,纹样有篮纹、方格纹、绳纹、叶脉纹、席纹、梯格纹、栅篱纹等。彩绘的纹样有三角形平行斜线纹、辐射线条纹、交叉网格纹、回形云雷纹、栅篱纹等。其中陶纺轮的彩绘图案比较绚丽夺目,一般以器面的圆孔为中心,组成四方对称的几何形布局,或以绦条布置为漩涡式的图案。

  轮制工艺较以前进一步发达,能够制作较大型的器物。器物的种类有所变化,形制以圜底内凹器、圈足器为主,出现平底器,三足器仍较少。饮食生活的器皿有釜、豆、簋、碗、缽、壶、罐、杯、盆等。生产工具为陶纺轮等。

  从考古类型学观察,前后三期具有一脉相承的沿袭关系。陶器烧成与制作工艺逐渐发达,装饰纹样逐渐丰富。器物形态的演变递嬗显著。

  釜,斜折沿、深折腹、圜底,腹最大横径偏下  腹最大横径适中。

  豆,敛口、浅盘、圈足窄矮  敞口或折沿、圈足较宽高。

  簋,敛口、鼓腹  折沿、鼓折腹。

  碗,敞口、弧壁、矮圈足  直口、深折腹   浅腹、平底或凹底。

  缽,敞口、折沿、深折腹  浅折腹。

  杯,直口、深折腹,窄圈足  宽圈足。

  圜底罐,一类矮唇、丰肩、圜底  口唇略高外敞、鼓腹,圜底   圜凹底;另一类直口、鼓腹,圜底  圜凹底。

  圈足罐,一类直口高颈、丰肩  鼓折腹  口沿外侈;另一类矮唇、圆  腹  口唇增高。

  壶,直口、圆腹或折腹  鼓折腹。

  昙石山文化经历的年代,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测定与地层叠压关系及器形学比较方法进行判断。

  属于昙石山文化中期后段的溪头遗址下层灰坑的陶片,经热释光测定,距今年代为4050——4500年。与邻近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相比较,进一步判断年代。

  直口高领鼓折腹的圈足罐,直口高颈鼓折腹或圆腹的圈足壶,与广东、江西石硖-樊城堆文化同类器物造型相似,其年代为距今4000——5000年。

  直口高领和矮唇圆腹的圈足罐,敛口、浅盘宽圈足的镂孔豆,直口鼓腹的圈足盉,与浙江良渚文化的同类器物形制接近,其年代为距今3950——5150年左右。

  所以,中期的年代定在距今4000——5000年之间较为合适。

  早期遗存与本省壳丘头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渊源联系。它们的共性特征是:石器均以小型石(石奔)为主;陶器盛行圜底器和圈足器;昙石山的红衣夹砂陶和泥质磨光红陶,在壳丘头中开始少量出现;壳丘头陶器纹饰中的拍印、刻划、压印纹样与昙石山类似,部分贝齿纹、戳点纹在溪头遗址下层陶片仍被少量保留。不同之处在于:壳丘头的打制石器、陶器形制作风与昙石山技术水平相比较为落后,说明它们之间尚有缺环。因此,昙石山文化早期的年代,应晚于壳丘头文化,大体距今5000——5500年左右。

  晚期遗存与本省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类型的几何印纹陶文化相比较,同样具有渊源联系和时代区别。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以1974——1978年闽候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遗址的发掘而命名,碳十四年代测定为距今3400——3100年之间,相当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昙石山的几何形印纹硬陶尚处于萌芽状态,拍印装饰较为散乱,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的则趋于成熟阶段,装饰较为工整;昙石山彩陶装饰的三角形平行斜线纹、回形云雷纹与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陶器的同类刻划纹相近似,但是昙石山的橙黄陶、彩陶、黑衣陶在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遗址已经不复存在;两者陶器均以圜底内凹为显著特征,但器形变化较大,直接的演变关系不很明显,年代之间尚有缺环。

  所以,昙石山文化晚期应早于黄土(山仑 上下结构)文化,大体距今4000——3500年之间。

  对于昙石山文化晚期的遗存,目前学术界多把它划入青铜时代文化的范畴,这是不确切的。因为此类遗存中,根据迄今为止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材料,青铜器极为罕见,充其量只能证明是新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过渡的铜石并用时代,其性质仍应属新石器时代文化末期的范畴。

  总之,昙石山文化的前后发展,大体经历近二千年时间,距今在5500——3500之间。

  二、昙石山文化的经济生活

  与壳丘头文化相比,昙石山文化的陶器已经逐渐显示出它的进步性,这种进步是与经济形态的变化相同步的。

  昙石山文化中,渔猎生产仍然占据社会经济的重要地位。与渔猎相关的生产工具更加多样化,常见的陶网坠、骨鱼标、石箭镞、骨镞、石矛、石钺等,为织网捕捞和狩猎活动提供了更加先进的方式和手段。

  昙石山文化的人们所猎取的野生动物化石,在昙石山、溪头等遗址中都有较多的出土。经鉴定,其种属有熊、棕熊、鹿、梅花鹿、水鹿、牛、犀牛、印度象、叶猴、豪猪等,有的偶蹄类动物骨骼上具有明显的烧烤痕迹,是人们食用后遗弃而保留下来的。这些动物群具备南方型和森林型的生态环境习性,在今天的福建境内已大多绝迹。其中,印度象今天最北的分布是云南西双版纳,水鹿多分布北回归线以南地区,叶猴生活在云南和广西南部,而犀牛目前在我国已经不见踪迹。由此推测:当时在闽江下游流域气温要比现在炎热湿润,估计气温至少高于现在2.5℃左右。溪头遗址第四纪孢粉样块经鉴定,包含大量的蕨类、草本、灌木和乔木的松、栎等,证明当时的植被比现在稠密茂盛。遗址周围的地带,分布着大片的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人们在这里采集可供食用的瓜果菜蔬,在这里从事狩猎野生动物的活动,获得丰富的食物来源。

  昙石山人生活在海洋和河流的汇合处,又一项重要的食物来源是水生动物和藻类生物。昙石山、溪头等贝丘遗址中,出土的贝类动物化石有蚬、魁蛤、耳螺、牡蛎、血蚶、鳖鱼等,鱼类动物包括海水和淡水系统的。贝类动物体多为潮间带及少量潮下带底栖动物,几乎都为热带亚热带种属。

  渔猎获取的动物,在宰割食剩之余进行圈养,促成了畜牧业的兴起。昙石山、溪头遗址中出土有家畜骨骸化石,主要是狗、猪两类品种。狗还是人们从事狩猎活动的得力助手。

  农业的发展和定居生活的相对稳固性,是促成陶器手工业兴盛的根本原因。生产工具中的砍伐器石斧,掘土器较大型的石(石奔)、石铲,耕耘器牡蛎壳耜,收割器石镰、石刀、蚌刀等,为我们提供了农业生产信息,昙石山人的耜耕农业正在大面积地推广普及。东张遗址烧土中发现的稻草痕迹,更是当时种植水稻谷物的确切证据。渔猎业是获取自然食物资源的手段,农业则是依靠人工栽培植物获取粮食,产量的增加和贮藏的时间,对人们的饮食生活更具有可靠的保证。

  由于农业的发展,人们脱离了单纯依赖渔猎生活的游移性,具备了相对稳定居住生活的条件,依傍山坡台地建筑房屋。东张遗址下层、昙石山遗址中层都发现半穴式的房屋基址。东张的一座基址平面为椭圆形,底径2.5——3.6米,表面平整,铺一层防潮的灰白色硬土,西侧有一圆形柱洞,东北角靠壁处列七个小柱洞,房门朝东,门道铺石块,与门相对临靠西壁处设供炊煮和保留火种的火膛。从布局结构推测,其建筑材料主要是树木和草泥土,外观近似今天的简易窝棚。到了昙石山文化的晚期,房屋建筑形式进一步改造为地面或干栏式建筑。东张遗址中层发现的一座长方形地面房屋基址,长4.5米,宽3.5米,墙基为石块垒筑,地面抹草拌泥土经火烤烧作居住面。黄瓜山遗址发现两组建筑遗迹,主要是一些排列有序的柱洞,横排三列,每列四个,纵横柱洞间距2米,柱洞直径30——40厘米深浅不一,有的洞底垫石块,总体大约呈长方形,面积达24平方米,未见居住面,估计属干栏式的木构建筑形式,外观近似现代的脚楼。无论规模、材料、面积都比以前有较大的改观。房屋能够遮风蔽雨抵御寒暑,防止猛兽虫蛇的侵袭。居住条件的改善是促成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契机,人们进行专门的分工,抽出一部分人员从事陶艺活动,建筑陶窑样, 陶器种类趋向多样化,烧成质量逐渐提高,装饰更加丰富。陶器的性能和用途更加具体化,釜、鼎类用于烹饪,罐类用于储藏,盆类用于洗濯,碗、盘、簋、豆、缽、壶、杯类用于饮食。饮食生活的改善,增强了人们的体质,延长了人们的寿命,氏族的集体力量不断壮大。

  手工业部门之一纺织业进一步发展,纺织工具中的陶纺轮、骨锥、骨针的出现,反映了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纺轮形制为菱形、算珠形、圆饼形,有的表面加麻点纹、漩涡纹、米字纹、辐射线纹、方格纹等彩绘纹饰。形状的不同,是为了纺制各种不同规格品种纱线的需要。彩绘装饰,则是为了旋转加拈时容易判断拈向以利纺线均匀的作用。

  生产力的发展,衣、食、住、行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昙石山文化人的氏族部落社会逐渐繁荣昌盛。

  第三节 其他类型的文化遗存

  壳丘头、昙石山文化以外,福建地区还分布着其他类型的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

  一、牛鼻山遗址

  位于闽北浦城县东北30公里,地处山麓南坡的二层台地上,临近闽江上游水系南浦溪的支流。遗址高出水面40米,四周群山环抱。文化层堆积0.8——2.0米。1989年由福建省博物馆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425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的墓葬13座,出土随葬品的石器、陶器近百件。

  石器常见小型石(石奔)、柳叶形小箭镞以及钻孔石斧、石环、砺石等,多经磨制。从这些生产工具形制观察,这里的先民社会经济以狩猪采集方式为主,农耕生产尚处于萌芽状态。

  陶器以泥质陶居多,也有夹砂陶与细砂陶。胎质松软易碎,呈色以灰色为主。部分泥质陶作灰胎黑皮或灰黄胎黄皮。有些夹砂陶作黑色或棕色胎,或有褐色细砂陶。

  器形的各类以鼎、豆、壶、罐为主,还有缽、杯、簋、鬶等。

  鼎,皆砂陶,为罐形鼎,圆柱状足。

  罐,多砂陶或有泥质陶,圈足或圜底。

  豆,多泥质陶或有细砂陶,浅盘喇叭形高圈足,或作宽矮圈足。有的圈足作圆形或长方形镂孔。

  壶,皆泥质陶,直口、弧腹、圈足。

  器表多素面,少数拍印装饰,纹样为细绳纹、条纹、梯格纹等。

  制作工艺手轮兼用。其中泥质陶皆轮制,多数经表面磨光。砂陶多手制,内壁遗留手制痕迹,口沿和圈足经局部轮修。

  器物的造型,以圜底器、圈足器与三足器并重,炊事器具的鼎与昙石山文化遗存以釜为炊器的文化内涵区别较大。品种的组合和形态与上海松泽、浙江良渚、江西樊城堆诸文化,存在较密切的联系,但也不完全雷同,可能代表一种地方性的文化类型。

  遗址的地层具有早晚叠压关系,该类遗存的年代,估计与昙石山文化的中期相当。

  二、南山遗址

  位于闽西明溪县南山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洞穴居住遗址。闽西地区有广泛的石灰岩溶洞分布,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远古居民充分利用这一自然优势,选择了山间盆地临近河旁的自然洞穴,加以整修,经过平整地面、烧烤居住面,作为他们栖居的场所。石器是这里的主要生产工具,以磨制精美的小型石(石奔)和多种形式的石箭镞为大宗,反映狩猎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肩石斧和有段石(石奔)是富有物色的农业生产工具,可能与广东北部的原始文化有一定联系。

  陶器以灰砂陶占多数,多为绳纹、条纹、附加堆积纹、刻划纹等,主要器类有罐、鼎、瓮、尊、豆、鬶等,流行三足器和圈足器,罕见圜底器,鼎足的式样呈瓦状形、丁字形、圆柱形等。

  此类遗存的年代,估计与昙石山文化的中期相当,或者延续至更晚一些时间。

  三、马岭遗址

  位于闽北光泽县崇仁乡池湖村东部小山岳,1983年清理两座长方形土坑墓,出土陶器45件。

  陶器胎骨多数是经过淘洗的细腻泥土,少数羼以细砂或炭粒。泥质红、黄软陶占总数的56%,其中约半数施黑色或褐色陶衣。泥质灰硬陶占44%。器物腹、底部多经手捏制作不甚规整,口、颈、肩部则轮旋痕迹明显。烧成火候软陶较低,硬陶较高。硬陶表面呈灰褐、深褐、浅褐或浅灰色,以深褐色质量最为坚硬。

  器物种类以罐、壶、杯、缽、盂为基本组合。造型多见圜底或圜凹底,平底较少,圈足器未见,烧成时往往发生变形现象。典型器物有高领罐、单鋬壶、长嘴盉、圜底盂、缽、平底杯等。

  除较小件的器物以外,一般都有拍印装饰,花纹式样有菱形加线条纹、菱形填线纹、方格纹、篮纹、席纹、云雷纹、重回对角交叉纹、勾连回纹等。纹饰有单一的,也有两种组合的。如菱形加线条纹与菱形填线纹,菱形加线条纹与重回对角交叉纹,重回对角交叉纹与菱形填线纹,菱形填线纹与云雷纹,云雷纹与席纹等。拍印往往重叠交错,作风比较繁缛。还有少量器表刻划三角形平行斜线纹。

  该遗址的陶器中,高领罐、单鋬壶、长咀盉、圜底盂的形制,无论造型与装饰风格,与浙江江山肩头弄遗址第二、三单元出土的器物都几近雷同,其年代可能相当或稍早于中原的商代。圜底盂的形制,与上海马桥遗址中层(第四层)出土的碗很相似,该层陶器经热释光法测定,年代数据为3030±333年和3470±382年。器表施黑衣以及刻划三角形平行斜线纹的风格,又与昙石山文化中的庄边山上层类型相接近。

  因此,马岭遗存的年代,约在夏、商之际,大体相当于昙石山文化的晚期阶段。

  类似马岭遗存的陶器,也见于1991——1992年发掘的武夷山市兴田镇葫芦山遗址,该遗址的文化内涵比较复杂,包括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代的遗存。与马岭陶器时代相当的遗迹有陶窑群和开凿在山岩中的排水沟和蓄水坑,出土一批涂有黑色或红色陶衣的陶器残片。根据发掘者提供的一座陶窑平剖面图观察,窑炉系横穴式结构,平面呈葫芦形,由火膛、火腔与窑室组成,窑室略呈圆形,直径0.8米高度约1.3米,火膛大小接近窑室并略低于窑室,总体结构较昙石山遗址中层的陶窑已有所改进。

  类似牛鼻山、南山、马岭遗址的文化遗物,在闽北、闽西山区各地县的文物普查中都有数量不等的发现。因此南山类型可能代表闽西山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牛鼻山、马岭类型代表闽北山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第四节 考古学文化的宏观考察

  考古学中所讲的文化,有其特定的含义,专门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具有共同的传统,所以它的遗迹和遗物存在着共同性。

  新石器时代的各种考古学文化,是体现当时各个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存在,与历史上民族的形成相关联。这样,通过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发生、演变以及对不同地区的各种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便可以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时可以了解民族形成的历史。

  以陶器作为指示剂的考古学文化,显示出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可以划分为两大区域。一个是沿海地区,先是壳丘头文化,后来发展为昙石山文化,形成了面向海洋的文化圈。另一个是内陆山区,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虽然还不能确定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关系,但以遗存的时代而论,起先可能是牛鼻山类型、南山类型,而后发展为马岭等类型,形成一个依附武夷山脉及仙霞岭的文化圈。这两个文化圈所包括的范围,并不局限于作为现代行政区的福建省境,还延续至广东省的东北部、江西省的东北部以及浙江省的南部。

  由陶器反映的物质文化水平,都处在原始氏族部落社会的发展阶段。两个文化圈的陶器,都有夹砂陶和泥质陶,马岭类型和昙石山晚期都流行黑衣陶,装饰的花纹也由简单走向复杂,工艺技术逐渐进步,烧成质量逐渐坚硬。两个文化圈陶器的主要送别,是在器物的形态上,内陆山区流行的三足器,在沿海地区罕见。作为饮食生活最经常使用的饮器,山区使用三足的鼎,而沿海使用圜底的釜,燃火炊事时,器下支架脚座、石块或置于土坑上,形成不同的习俗。由于年代、地区性的差别,这两个文化圈的遗存所代表的人类群体,至少有两支以上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古代民族。不过,从分布地域看,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应属于远古时代的先闽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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