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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越窑瓷器的研究鉴定与鉴赏

林士民 

  越窑的研究,可以说,从浅层次而逐步向深层次的深度、广度 拓展。鉴定的水平,也是由表及里,从一般的古玩角度,逐步向考古类型学研究入手,对瓷器进行科学的总审。使鉴定的结论更符合历史事实。鉴赏的水平,也随着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博物馆、收藏家所收藏的越窑瓷器,则是为研究、鉴赏创造了条件。

  一、越窑的研究

  越窑的研究,可以说,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而逐步得到开拓与深化。陈万里先生是研究越窑的“导事先路的拓荒者”,在解放前,他的《瓷器与浙江》、《越瓷图录》等著作,为研究越窑,开辟一条不同于前往文献著录、考订的新的研究途径--田野考古调查。

  回顾浙东地区对越窑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越窑中心产地,上林湖造水库,文物部门派员首次深入调查,发现20余处古窑,发表了《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1]、《余姚窑瓷器探讨》[2]。

  60年代瓷窑考古深入到上虞、鄞县等县,有《记五代吴越国另一官窑——浙江上虞县窑寺前窑址》[3]、《浙江鄞县古窑址调查记要》[4]等文。

  70年代,对原始瓷窑进行了调查、发掘,代表作有《浙江绍兴富盛战国窑址》[5]。首次揭开了龙窑的构造与规模。

  80年代开展的文物大普查,可以说是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考古调查。仅以宁波地域为例,当时我主持这次大普查工作,仅古窑址一项,在慈溪市上林湖和四周,查获古窑200处左右。我们邀请了省考古所朱伯谦先生参加调查,这样一个一个窑址的考古调查,不仅采集典型的标本,而且作了实测记录。此后,对100余座典型窑址标本,集中在宁波保国寺作了为期三个多月的排队研究。“成熟瓷器东汉说”、“越窑中心说”等新观点得到了确立。《浙江宁波瓷窑址概述》、《勘察浙江宁波唐代古窑的收获》、《浙江宁波云湖窑试掘》、《越窑窑具文字调查研究》等文章,反映了这次考古调查的部分成果。

  中国硅酸盐学会为编写中国首部《中国陶瓷史》,在编写小组成员之一的朱伯谦先生带动下,在宁绍地区开展了早期越窑遗址的发掘,先后在上虞发掘了东汉、吴、西晋时期早期越窑的窑址,在宁波江北区也发掘了早期越窑汉窑遗存。《浙江上虞发现的东汉窑址》[6]、《浙江宁波汉代瓷窑调查》、《浙江宁波汉代窑址勘察》等文,反映了汉窑遗存考古发掘研究的部分成果。朱伯谦先生发表的《试论我国古代龙窑》[7],反映了浙东龙窑的结构与面貌。由朱先生编《中国陶瓷·越窑》图录,是20世纪80年代初越窑精品的汇集,为越窑向国内外发行第一本精美的图录,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影响十分深远。

  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报告、论文有《古瓷中的瑰宝--秘色瓷》[8]、《谈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越(明)州‘贡窑’之研究》、《上林湖窑晚唐秘色瓷生产工艺的初步探讨》[9]、《浙江宁波东钱湖窑场调查与研究》、《越窑生产的黑釉瓷》、《越窑青瓷铭文之研究》、《论早期越窑青瓷》[10]、《论越窑青瓷的装烧工艺》[11]等。

  通过各类遗址发掘,研究越窑的代表作有:《浙江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报告》、《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等。《从宁波出土文物看浙江青瓷的外销》、 《浙江制瓷文化东传朝鲜半岛之研究》(上述文章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香港特区用多国文字发表转载);《青瓷与越窑》专著,则是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以来研究越窑成果的体现[12]。

  二、越窑的鉴定

  瓷器的鉴定是一门科学,是古器物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考古发掘的古墓葬、古遗址、古窑址中出土了不少各个窑口的瓷器制品,有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器物,这些器物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标准器。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流散文物中的瓷器制品,在器物的鉴定中,要掌握造型、纹样、胎釉、装烧工艺与款铭五大要领。这五大要领要互相有机的结合。

  越窑分为早期越窑、越窑、越窑仿品识别三个方面。

  (一) 早期越窑的鉴定

  早期越窑的时限,从东汉成熟瓷器起至隋代。

  (1) 造型与装饰艺术。

  造型与装饰往往密切联系。东汉晚期瓷器的造型,多来自原始瓷制品的延续。主要有:

  垒、五联罐、钟、虎子、香熏等,井、灶、等冥器制品。。垒器身的肩部、腹部拍印席纹、蝶形纹、梳纹、方格纹、菱形纹、蛛网纹、叶脉纹、网格纹等,从工艺角度观察,这类纹样多见于泥条迭筑的制品。到吴时已消失。瓷钟的造型与陶钟相似,瓷质的钟最早出于永初三年(109),鄞县出土的青釉钟,体积特小,底部假圈足,足部刻隶书“王尊”两字,吴时已不见。

  五联罐是从五罐瓶发展而来,出土的有青瓷和黑釉两类制品,除五个管外,在四周堆塑猴子(似人状)、爬虫和鸟类。这类五联罐,东吴时,五管变小,往往被堆塑的小罐、飞鸟、活动胡人等形象所占踞,吴早期罐中部出现屋檐,下部堆塑人物、熊、狗、龟、蛇等动物。中晚期,罐下层堆贴内容更丰富。有人物奏乐、杂耍、仙人等,上层出现歇山顶建筑,中部楼阙增加,多至五、六层。下部人物动物繁复。西晋时,人物堆塑罐的五个管为亭、台、楼阁所取代。到西晋永寿七年(313)以后,堆塑罐消失。新出现“井”,实际上是一个罐,这种瓷井出于熹平四年(175)墓。瓷灶也是由陶灶演变而来,造型呈船形,因此又称船形灶。有的在灶上划刻鱼、肉图案。灶上饰鱼、肉,既点明它的用途,又祈求死者生活富裕,常以鱼肉为食,寓意深刻。绍兴红山东吴墓出土灶,灶面上刻录书“鬼灶”。其实在公元175年前,已生产这类鬼灶。

  东汉晚期虎子的造型,基本上承袭了西汉时铜虎子形象。造型是比较简单,横卧圆筒体,前面向上有一个突出的,微微向上翘的圆形口,背部装提梁,没有虎形装饰。东吴早期的赤乌(238——249)时,虎身还是圆筒形,但已开始呈蚕茧形演变趋势,光素无纹。器口基本不见虎头装饰,只是提梁作奔虎状或卧虎状。晚期,虎子器身完全呈蚕茧形,腹部两侧出现刻画羽翼纹。西晋太康九年(288)开始,在中部作成张嘴或筒口的虎头,此后虎头逐渐缩至口上部,提梁印绞索或方格纹。东晋初至咸和四年间,虎子已作无头形制,咸康后纪年墓中不见虎子。南朝虎子趋圆形刻莲瓣纹。

  香熏,在熹平四年墓出土的为褐釉。到了东吴时基本造型未变。西晋元康朝出现三熊足的承托盘,香熏炉身为三排三角形楼孔,东晋时增至四层枫叶楼孔或山峰式鸟钮豆形等。南朝纪年墓中不见香熏。东吴永安六年(263)时出现了新的器形如格盘。甘露元年(265)勺、熊形灯。凤凰二年(273)蛙形水盂以及尊、三足砚、猪圈、鸡笼、栏圈等。这些都是动物形象作整体造型的典型。东晋时冥器消失。在鉴定中,注意造型的演变。罐、壶类,东吴至西晋时较矮胖,东晋时器形逐渐增高,至南朝器形演变成瘦长、大口、大平底。

  鸡头壶,也称天鸡壶,纪年者见于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实为太安元年)墓伴出。余姚肖东五星墩,出土的青瓷提梁盘口鸡头壶,是件绝品。宽敞的盘口之上,以黄鼬躯身为提梁,肩部鸡首,肩腹部雕有正在啼鸣的鸡首和尾巴。羽毛丰满,形象逼真。装饰艺术题材特殊,别具一格,为鸡头壶中所罕见。东晋时的鸡头壶(盘口壶),在南京东晋墓出土的鸡头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七字,可知这类造型器物东晋时称为“罂”。这时壶身变大,前装鸡头,引颈高冠,后安圆股形把手。到东晋中晚期,把柄端饰龙头和熊纹。鸡头壶到隋代,演变为盘口、细颈、圆腹、饼形足。肩部安双系。颈下有象征性的鸡头,把手装于盘口之上,是隋时鸡壶的代表作。

  盏托出现于东晋,盛行于南朝。南朝盏与托盘,往往器表都刻莲花瓣。关于褐釉点彩,过去在鉴定中都定在西晋晚期,盛行于东晋,自从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270)墓出土青瓷双系彩绘羽人佛像壶,把早期越窑褐釉彩的出现时间提前到了东吴晚期。

  (2) 胎釉与装烧工艺

  早期越窑的胎体,由于瓷土采于当地,因此从化学测试结果表明,胎质灰白,由于烧成温度的影响,如温度没有达到要求,就会出现米黄胎等现象,胎体从东汉晚期成熟瓷器到隋代,可以说变化实在不大。对于早期越窑的釉,多为青色,也有青灰,青黄和黑釉制品。早期越窑的施釉都不到底,这与当时施釉技术有关,在无釉的胎体上,可以见到淡红色的胎体,若是现在仿制品,就做不出这种现象,对鉴定真伪是很重要的一条。对装烧工艺的判断,有利于相对年代的确定。

  早期越窑的装烧工艺,可以概括为三大特点:

  第一,明火迭烧。正因为明火迭烧,器物在窑炉中直接与烟火灰尘接触。因此在器物釉面上不免有灰沙之类细小的残留。这与越窑时代匣烧制品的面目完全不一样。越窑釉面光亮、莹晶,有的可以达到“似冰”“类玉”的程度。明火迭烧是不可能达到上述水平。

  第二、泥点间隔支烧。早期越窑在器内均为满釉,而器外,半釉或釉不及底。在装烧过程中,为了避免制品的互相粘连,因此,窑工们发明创造了使用支烧具,这类支烧方法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发明。从绍兴春秋战国原始瓷窑址中,发掘与实物证明,当时为了迭烧,防止制品粘连,器物与器物之间,用陶土、瓷土粉或作成圆珠形,垫在二器之间,这种泥珠硕大,大者如小饼有四、五公分。早期越窑的历史阶段中,可以说一直延用了这种类型的支烧具。因此,在一个碗与一个碗支烧中,成品中就可以残留了二种现象,(1)即在碗的内底遗留了圆圆的泥点印痕;(2)在碗的外底由于没有上釉,在泥点支烧的地方虽然没有遗留残迹,但从化学反应中呈现了粉红色、或淡红色或称火石红的印痕。这种印痕的多少,形状大小均与支烧的陶珠、瓷珠等造型有关,并且支烧颗粒排列密疏有关。

  第三、间隔窑具的支烧。随着制瓷业的发展和生产工艺的改进,在东汉晚期开始,工匠们又发明了间隔窑具。 这类间隔窑具,由一个小小的圆饼,其饼上安三个乳钉,我们称为“三足支钉”。这类间隔窑具,虽出于东汉晚期,大量使用却在东吴时代。比原来泥点支烧的优点是:(1)接触面扩大,因此相迭得数量增加;(2)“三足支钉”是制好后,经过烧成,已变成坚硬的装烧的专门工具,它一般均用瓷土制作,所以与制品一样牢度,由于比泥点牢固,减少塌倒、压变形的情况。这类“三足支钉”在吴时大量使用,产量是增加了,但这一时期的制品中最大的特点,即在内底遗留了“三足支钉”的残迹,这为我们鉴定这时的器物又提供了特征。众所周知,迭烧时把“三足支钉”的圆饼面直接与平底碗的底部接触,另外三足与另一个碗内底接触,由于一个一个往上迭,重量不断增加,待窑炉烧成温度,达到釉胎熔合阶段时,这三足直入胎体,烧成后,只得将三足拔出,有的粘釉就得敲掉,留下的凹窝和遗留物成为东吴时期装烧的一个特征了。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晋时匠师们,发明锯齿形等间隔窑具,到南朝多为扁平形,上述窑具运用中,都与泥点支烧互相配合,原来只用泥点来隔开器物,现在再加上一个窑具,在这个窑具的接触面上排列泥点,其优点接触面大了,迭烧稳定,可减少倒塌的废品率;其留给我们的依据,是火石红或称淡粉红的泥点印痕。所以说泥点印痕的排列、大小形象可以为我们判断当时使用的是什麽式样的支烧具,由于支烧具有时代特征,也为器物烧造提供了相对年代。

  (3) 铭文及纪年器

  早期越窑器上的铭文,这为我们鉴定提供了直接的可靠的依据。在接触的制品中,鄞县东汉瓷钟底书“王尊”隶书两字,绍兴东吴瓷灶灶面上书“鬼灶”两字,上虞县东吴虎子上铭(纪年)“赤乌十四年(251)会稽上虞师袁宜作”。西晋人物堆塑罐上的龟趺碑铭文主要有:

  绍兴出土的“永安三年时富且详(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万岁未见英”。平阳江山出土“元康元年八月二日起会稽上虞”。吴县狮子山2号墓出土“元康二年润月十九日起会稽”。吴县狮子山3号墓出土“元康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吴县狮子山4号墓出土“会稽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高迁众无极”。

  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人物堆塑罐的龟趺碑上书“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乐极”。上虞龙山出土的人物堆塑罐上有两块龟趺碑,其书均与吴县狮子4号墓出土物铭同。

  早期越窑窑址中的窑具、制品上的铭文,首次在慈溪东汉窑址中出现有徐师有、大、吉,鄞县东汉窑址出有王、章。上虞东吴窑址出有宜、贾。余姚市东吴窑址出有安、朱等铭文。

  上面这些铭文,这无疑对我们在实际鉴定中,碰到类似的铭文时,对于判别、鉴定器物名称、年代、产地以及生产关系等,是有一定的借鉴。

  对于纪年墓、纪年制品,无疑是我们鉴定器物,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可靠的依据。东汉纪年墓有:永平十年、永初三年、延熹七年、五年,初平元年、建安元年等,出土的各式各样罐、簋、钟、钵、耳杯、垒、五联罐、灶、井、香熏等。

  东吴纪年墓有:正始二年、赤乌十四年、五凤元年、太平二年、永安二年、三年、四年、六年,甘露元年、宝鼎三年、建衡二年、凤凰元年、二年,天册元年、天玺元年、天纪元年、二年等。

  西晋纪年墓有:太康元年、七年、八年 、九年, 元康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八年、九年,永康元年,永宁二年,太安二年,永兴二年,永嘉二年、三年、七年等。

  东晋纪年墓有:大兴三年、四年,咸和元年、二年、四年,咸康八年,建元二年,永和元年、三年、四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升平二年、五年,隆和元年,兴宁二年,大和元年、三年、四年,太元二年、八年、九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二十年,隆安元年,义熙二年等。

  南朝纪年墓有:初永元年、二年,元嘉五年,大宋丁丑年,元嘉二十四年,大明六年,泰豫元年(以上为宋)。永明元年(齐),天监元年、五年(梁)。祯明二年(陈)。

  隋,大业三年。以上各纪年墓可详阅《青瓷与越窑》专著中纪年墓及出土器物(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版)

  (二)越窑器物的鉴定

  越窑的鉴定也必须掌握五大要素。这就是制品的造型与文饰、装饰艺术与方法、釉色与胎体,铭文与款式五个方面。

  1、 器物造型与纹饰。

  造型与纹饰两者密不可分,是鉴定越窑瓷器的关键。再结合釉、胎、支烧工艺和款铭更为精确。

  唐代越窑的造型,从总体上看廓线明快,秀雅端巧。碗的造型,从早期越窑的深腹型,逐步演变为敞口(侈口)、斜腹的浅腹型。初唐的平底器或假圈足,到了中唐时,假圈足中挖一个小浅孔,圈足形似玉璧,俗称玉璧底,同时开始出现矮圈足的环底碗。晚唐时碗的造型,不但延用了玉璧底、大环底外,而且出现了端巧美观的花口。特征是口沿作成四缺、五缺不等,在腹部与缺口相对位置压有突筋。总之从底足的变化,发展到口沿的变化,使碗的造型轻巧端雅,线条流利美观。

  越窑早期的标准器,陕西礼泉县唐龙朔三年(663)墓出土的花口腕,口沿六缺、腹部六条筋,矮圈足。河南偃师杏园大历十三年(778)墓出土的鱼纹碗,在碗的内底刻绘一条游跃的鱼,自由流利、活泼可爱。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元和朝(806~820)文化层中出土大碗(洗)内刻荷花。

  唐代晚期,碗类的器内刻划各类荷花、朵花、模印鹤、鱼等动物,形象生动活泼。“大中二年”云鹤纹“寿”字碗,与其共存的器物,成为鉴定的标准器。

  壶类,从初唐开始,仍沿用了早期越窑的盘口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器型有硕大丰满变为瘦雅秀丽。到了中唐元和朝时,壶的盘口消失,为侈口(敞口)所代替,同时出现了六角形的短嘴和肩带状把,底部有的仍保留了平底,尔后也有平底变为矮圈足。这类造型的壶,文献上常常称为注子,即执壶。所以说由早期越窑的壶,到中唐元和朝时演化为注子,这是壶造型变革的转折点,也是执壶的造型与早期越窑的壶,造型完全变了一个面貌。

  晚唐时期,越窑执壶,造型的基本格调不变,具体的线条变化多姿,使人感觉器形丰富多彩。仅举唐大中朝执壶器形为例,这时有凤头执壶、带流的瓜棱壶,筒口、双系、圈足壶,喇叭口、瓜棱、圈足执壶等。在唐代所有执壶中,惟独“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刻花执壶(朵花)是一件刻花卉的标准器,这类刻花,恰恰与宁波市和义路唐代“大中二年”、“寿”字纹碗地层,伴出的刻花盆、刻花碗、刻花盘的纹样,似出一人之手。

  唐罂,在鉴定中有三类:

  第一类,是以“元和拾肆年”铭罂为代表, 特点是在 颈部堆刻, 戳龙纹、颈下部安四系。腹中刻铭文。另一件蟠龙四系特别长,按于颈至上腹,在系上部堆塑形象生动的蟠龙。

  第二类,是线刻龙纹罂。蟠龙从颈中部到腹中,通体满布。

  第三类,出于晚唐(901)墓中的褐彩云纹罂。这类罂从罂盖到罂身,通体绘了褐彩的云纹,精致、工整、其绘法、色彩与唐天复元年(901)墓出土的褐彩云纹钵形灯一样。这类褐彩云纹罂在五代时期,钱氏墓中也有出土。

  五代时,执壶有三种形式。第一类,整个造型似一个倒挂的青(青釉)瓜,清秀美观。第二类,以东钱湖窑场出土为例,执壶制作极为讲究,不但造型规整秀丽,而且器身上刻着流利的云气、飞鹤及花卉。。特点之一圆嘴、扁带状把。执壶上“开光”出现于五代天福6年(941)。第三类,圆嘴、筒颈、鼓腹、圈足、扁带把。素面。

  北宋前期,执壶承五代之“开光”在越窑中时常出现,出土于公元995年墓的“人物坐饮图”执壶,不但有相对的年代,而且在执壶腹部,四周线刻人物坐饮图,也就是把书画上的画面,移植到瓷器制品上,这属于首创。这种人物坐饮图,神仙活动图等执壶残片,在上林湖五代至北宋的窑址中,均有出土。为北宋前期(有学者划入吴越时期)秘色瓷的典型器物,也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样品。

  北宋中期,流行双线开光,在开光内划花卉,盛行模印的小系。

  北宋后期,执壶的造型虽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制作粗糙,颈肩连接处与腹底圈足连接处,往往不大规整。烧成后,由于制作没有像北宋前期规范端正,因此断脱明显。

  晚唐时,大中朝生产的盏与托具,造型为最美。与“大中二年”铭碗共存的荷花盏,口作五缺,盏内刻花卉,也有素面,釉色青翠秀雅;托具器形作成卷荷叶状,圈足微微外撇。施青翠釉。这种造型似一朵荷花,似漂泊在水波荡漾的水面上。

  五代时,托具的沿与托台以素面为多,盏则花口、撇圈足,以青绿釉为多。北宋盏,花口内线刻连环纹或四荷连环纹,托具的托台高突、托盘沿上线刻蜂花纹。和统十三年(995)墓出土的盏托具就是一个标准器。

  盘,初唐至北宋早期,造型均为浅腹型。初唐以平底、素面为主,釉色为青黄占多数。中唐开始,出现矮圈足与玉璧底。晚唐时品种增多,常见有玉璧底刻花盘,圈足划花盘,委角盘和花口盘等。唐咸通十五年,法门寺地宫埋藏的,花口秘色瓷盘是标准器。五代时出现方形委角迭盘,盘身有镂孔,此种盘最早为天福六年(钱氏墓出土)。北宋时纪年的花口牡丹纹盘、花口双蝶纹盘、花口菊团纹盘、鹦鹉纹盘、龟荷纹盘、丁字款盘以及咸平元年(1000)墓出土的龙纹大盘等,均为鉴定对照的标准器。

  水盂,初中唐时期多为素面。晚唐出现四蹄足,五代,有刻莲瓣水盂。北宋时水盂四周“开光”,内刻牡丹花等。

  盒的造型呈扁圆。晚唐时品种极为丰富,不但有中小型成套盖盒、油盒和印盒,而且纹样以刻花为主。北宋咸平三年(1000)出现云鹤纹迭盒。北宋粉盒盛行,纹饰有凤凰、牡丹、双蝶、鹦鹉、菊花等。

  2、 装烧工艺的特点

  在鉴定中,辨别器物的装烧工艺,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每个窑口,装烧工艺除共性外,还有其独特的个性,就越窑的装烧工艺而言,恰恰为我们鉴定提供了可靠的,明显的依据。

   装烧工艺, 在中唐晚期以前,是承早期越窑的明火迭烧工艺,中唐元和朝发明匣钵装烧,这是一次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装烧工艺的革命。越窑的匣烧工艺,不仅仅促使产量提高,而且使越窑烧制的制品质量,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

  匣烧工艺,使制品带来的质量提高,有二个明显的特点:

  (1)早期越窑出现的器内支烧印痕(包括中唐以前),使用匣烧后,从此器内的印痕消失了,使器内光洁美观。这个特征断定都是元和朝以后的制品。

  (2)匣烧工艺烧制的器物,其外底部都应该有支烧泥点的印痕。这个印痕的大小与形式,对我们了解它制作年代,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初唐时不用匣钵,明火迭烧,使用的间隔窑具硕大,所用泥点分隔颗粒也就粗大。中唐后期到晚唐,大量采用匣烧工艺,用薄形间隔具,因此,泥点分布,亦采用了比豆状更为好看的松子状泥点,排列细密。这在圆形垫具上,遗留的印痕就是例证。匣烧的玉璧底碗、盘等器物外底,呈微微的粉红色颗粒状遗痕,这种遗痕是胎体中氧化铁的反映。

  五代时期,越窑生产器皿不但品种丰富,而且釉色青翠、湖绿。在间隔窑具制作上,也应物制宜,极其规整,所遗留的泥点、支烧印痕也与晚唐时期大不一样。这与五代时,在匣内装烧中采用了扁平、扁饼形式间隔具分不开。 因为扁平,散布的泥点多呈松子状,排列有规律,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五代前期;五代后期,上林湖、东钱湖与上虞的典型窑址遗存,与纪年器物支烧泥点,表明泥点已演化为条形,这种形式的泥点印痕,在盘、碗、盒、罐一类制品底部,一般四条、五条不等,中间有空隙,这种支烧印痕的时代,在吴越开运朝后还在沿用。

  北宋前期,由于越窑匣烧工艺发达,各窑场大量使用薄形的,大小不等规格的垫圈(环)及扁平(圆)形或环形的间隔窑具,因此,在各类器物外底中,遗留了长条形的泥点,排列紧密,有的近似相连,从大量纪年器底,遗留的印痕,表明它们应是北宋前期之物。纪年的秘色瓷,匣烧工艺特别讲究,所以在支烧的过程中,泥点也与众不同。像“太平戊寅”纪年器就是一例。在上林湖窑址中,见到的“太平戊寅”款的盘,支烧印痕还是条形的。

  总之,在鉴定中,要十分重视和注意泥点的变化与特征。支烧特征,也不是所有瓷窑都有,像全国著名的湖南唐长沙窑,由于所有器物施釉不及底,盘子的盘心与圈足都不施釉,所以不论是迭烧、匣烧,在底部均不需要泥点间隔,所以在器物的底部,都找不到泥点支烧印痕。这为我们鉴定该窑器物,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

  3、 胎骨识别与釉色

  釉色不但与釉料化学组成成分有关,而且也与窑炉中烧成气氛切切相关。

  初唐,越窑虽然在窑炉结构上,获得了改善。但烧造中,一部分还原焰较好的器物,呈青色外,很大一部分,弱还原焰或氧化焰烧成,呈色便为青中泛黄或米黄色。

  中唐,匣烧使呈色青为多。由于配料差异与窑炉气氛差别,所以呈色也有变化。

  晚唐,由于大量使用匣烧,使釉色大为改观,加上窑炉烧造技术的改进,使窑温升高,使制品呈以青翠为多。“贡窑”所使用的匣烧,其质量达到极精的程度,所呈釉色“似冰”、“类玉”,晶莹滋润。

  五代北宋时期,大批“贡瓷”色泽以青绿色为主,釉色光润 。 民用瓷亦以青为主。到了北宋晚期,釉色则变成青灰了。

  从鉴定角度看,初唐时期绝对不可能有湖绿色的色泽,因此湖绿色釉,首先应考虑,属于晚唐、五代或北宋早期年分段。若青黄或米黄的色泽应考虑中唐年分段,它不可能是五代、北宋时期的作品。当然这是一般的共性,有时特殊的个别例子,也不能排除,还得靠鉴定者综合研究。

  越窑胎质,由于所用瓷土含铁量较高,所呈色为灰白色,因此凡是唐、五代、北宋越窑制品,胎体呈色,绝不可能像龙泉窑那麽白,也不可能像长沙窑、婺州窑那麽疏松。由于缸胎,所以在胎体上施化妆土的工艺。这些情况对我们鉴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遗址中出土的标本,釉色很接近越窑制品,刻花也近似,但是胎体呈白色,有人认为是越器,这种失误也要防止的。

  4、 款识铭文的研究

  款识,指在瓷器上书写的文字。铭文主要有纪年款、支干款、姓氏款、作坊款等,不管那一类铭款,对我们鉴定年代,都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还可推知精确的年代;有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的铭文瓷器,是我们鉴定中的标准器物。

  目前越窑铭文器类,大多为晚唐时期。有双鱼模印王字碗、云鹤纹模印“寿”字和“大中二年”纪年碗,各式墓志罐,罂、罐、瓶等,此外还有执壶、盘、钵、碗、净水瓶、香熏、砚台、器盖等。

   唐代铭文大多书刻于胎体上,也有戳印釉下褐彩书等。铭文内容可分:

  作坊名称类,有利记、上(尚)记等;姓氏类,有马、利、陈、大、俞、王、朱、上(尚)、李、刘、仙、方、泮、涂等;姓名类,有俞程、李溪、泮子云等;贡(品)窑类,有贡、方者贡,官、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

  标价类,有金十九,价值一千文等;制品记名类,有庆擂烧、十月十一日造平十六郎等;数字类,有四、七等;祝愿类,有寿、渐(健)康等;纪年类,有元和拾肆年、长庆三年、太和八年、会昌七年、大中元年、大中二年、大中四年、咸通七年、咸通十年、咸通十四年、光启三年、光化三年、天复元年等;墓志类,数量特多。

  吴越时期越器上铭文:

  铭文器以碗为多。大多以线刻为主,也有模印。铭文书刻部位,碗、盘、盏、碟类,以外底为多,少数刻于器壁。瓶、罐类肩部为多见,其中荷叶龟纹器物,则书于龟背之中心。

  姓(名)氏类,有罗锡、章、王、红、徐、马、朱、上、大、姜、千、示、永、合、平等;作坊名称类,有项记、阮记、柴记等;

  贡(瓷)窑类,有官、官样、窑务、供、内、表等;支干年号类,有辛酉、辛、乙、子、太平、丁丑、丁等;制品作者类等;地名类,有下林乡使司北保等;制品作者类,有朱伯远作等;纪年(纪月)类,有龙德二年,太平丁丑、□月初六、七月十九日记等;墓志类,有龙德二年墓志罐等;庙宇有关类,有周药庙山大殿、弟子朱仁厚舍入庙等;数字类,有八等;方位类,有上、下、左、右等。

  北宋时期铭文:

  北宋铭文大多为书刻,仅一例器内墨书。部位多在隐蔽部分。

  姓(名)氏类,有罗军、魏仁皓、项、陈、里、马、永、千、上等;作坊名称类,有里方记等;干支年号类,有太平戊寅、辛巳、太平戊戌等;贡(瓷)窑类,有供、内等;地名类,有越州上虞上山乡,会稽等;数字类,有六、一个等;窑名类,有上虞窑、长山窑等; 纪年类 ,有雍熙一年、端拱元年、端拱二年、 太平二年、嘉佑捌年,元丰二年、元符三年、绍圣五年等;题名类,有造此砚子东海记、项□造粮罂瓶、弟子□□□ 舍入观音院等;吉祥语类,有天下太平、延福长寿等(以上请参阅《青瓷与越窑》1999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述这些铭文和书刻的典型纪年器物,为我们鉴定、研究提供了绝对的标准器。“太平戊寅”铭器10多件,主要有凹底盘、碗、刻莲瓣瓶、双凤盖盒、鸡冠执壶、双蝶盘等。咸平四年四系罂,咸平元年镂孔卷叶熏炉,太平二年莲花碗,嘉佑八年砚台,元丰三年双系盖合,绍圣五年砚台,端拱元年盖合等。这些标准器的造型、纹样、支烧工艺以及釉色均为越窑中的典型器物,诸如此类的铭类,作为一个鉴定者,必须了解它的出现时代、特征,才能更科学地运用它们,为鉴定服务。

  三、越窑仿品的识别

  越窑青瓷不论早期制品和越窑时期制品,在我国享有崇高声誉。在唐代为我国“南青北白”制瓷格局中的“南青”之代表,是唐代六大名窑之冠,晚唐、吴越、宋代早期又是“贡窑”中心地,“秘色瓷”的主要产地,秘色器又是越窑制品中的佼佼者,因此,文物、博物馆和社会上的收藏家,他们历来把越窑器,作为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在国外,也有越器制品拍卖,一件越窑秘色瓷价格之昂贵也是众所周知的。 正由于昂贵,收藏者又想得到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仿制的越窑青瓷,不声不响地问世了,这些仿制者依仗物以稀为贵,投人所好来骗取钱财。

  1、 越窑仿品流传广

  在五十年代,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品中,曾发现一件鸡壶,仿者以五代越窑面貌设计,全器施青中泛灰釉,松子状支烧印痕。这件器物造型逗人所爱。但仔细推敲,造型在越窑制品中,显得不伦不类,泥点支烧是唐式,露胎地方是白色,拉胚成型,在壶身中没有旋纹,光滑如新。这件仿品无疑是解放前制造的。目前,仿造者,不但有早期越窑的西晋人物堆塑罐、东晋鸡头壶,而且还有唐越窑的执壶、玉璧底碗等等,制作后再入土,或作成旧器状。但是仿制者疏忽胎体,无法作成灰白,入土开片泥痕也新鲜可见,支烧泥点特征无法体现,与真货一比原形毕露。

  盘,仿品流传不少,宁波有一位收藏家,收藏一只龙纹盘。该盘造型、釉色都与宋盘接近,龙爪有五个。五代北宋之际龙纹和辽和统十三年龙纹大盘,均未见五爪。此器五爪,色过于青鲜,支烧不合宋式,仿者虽化了不少心机,但假的总是假的。这类盘在民国时期流通较多,其中一件底下刻“太平戊寅”款,支烧使用了八个泥圆形坨支烧,烧成后,土黄色的泥坨粘在底足上。此类器不仅“太平戊寅”字体不象,支烧泥点也断然不同。其最大的漏洞,是忽略了支烧泥点的形式与排列,这类器物在20世纪30年代仿的数量最多,流传亦广。这里仅仅略举一二,由于目前仿品甚多,收藏者必须认真识别,才不会上当受骗。

  2,仿制器物的特点

  (1) 效仿造型。仿制品中造型大多按照出版的《文物精华》、《国宝大观》等有关照片制作。因此,外观上初看近似者多,由于仿者,不了解造型装饰的主题思想与寓意,仿制中毛病百出。所以在鉴定中,从局部入手,对制品造型进行总体审核。

  (2) 临摹纹样。纹样反映了每个时代, 人们的信仰、风俗与时代特点。 由于不理解思想内容,仿造的图案线条不可能流畅,构图远不如原作。

  (3) 装烧工艺。装烧工艺每一个时代,因使用装烧工具不同,所遗留的印痕特征也不一样,尤其是支烧印痕的形式与排列规律也不同,仿制者往往忽视了这方面的细节。有的印痕作假涂上去,有的粘上去,一洗刮就显原形,因此,是否胎体烧制过程中反映的印痕,是鉴定支烧的一个标尺。

  (4) 釉色的鉴别。由于仿者不了解越窑各时期生产制品的配方化学成分。仿者只是凑合釉色,加上窑炉均用液化气与电炉烧制,因此,无法对火候的气氛理解与掌握,所以仿品青色光亮漂浮,有的用开水冲洗就泛色。

  (5) 体胎的仿制。胎体所呈的色泽与所用的原料有关。现在仿者大多用高岭土,古代使用的是古代的瓷土,两者所显露胎体呈色就不同,一个灰胎,一个白胎,辨别较容易,实际上也是仿制品的一个特点。

  (6) 成型工艺。成型工艺这里指的是拉胚。除动物造型捏塑外,这恰恰为识别真伪越窑的一个关键。仿品成型中只注意了外观,忽视了内壁旋纹,底部的线割痕。仿者多模制,内壁光,这又为识别仿品提供了证据。总之,仿品在造型、纹样、釉色上是十分敏感的,我们要抓主要的,对全器进行细审,才不会失误。

  四、越窑制品的鉴赏

   越窑是大唐帝国著名的一个瓷种,为唐代六大名窑之首。因此,在唐代越瓷已跻身于金银珠宝、丝绸绫罗之行列,被最高统治者,列为供奉神灵的珍贵品之一。唐代越窑青瓷,不仅是艺术制品,而且是生活的实用器,深受国内外各阶层的喜爱,所以唐代文人学士,对越窑青瓷的咏诗赞赏屡见不鲜。

  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明确赏评“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可见越瓷质佳,成为茶具中的精品。正因为越瓷有如此身价,所以赞颂越瓷的诗人也特别多。现略举一、二。

  皮日休《茶瓯》中云:“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不仅赞美越瓷造型规整、圆滑,制作轻巧精美,而且想像丰富,比喻绝妙。孟郊的《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诗中云:“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诗人将蒙茗喻为“玉花”,把越瓯比作柔美多姿的“荷叶”,可见越瓯造型之美。徐夤诗中云:“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水盛绿云”。可见越窑青瓷茶碗形质之秀美。施肩吾的《蜀茗词》中云:“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许浑的《晨起二首》中云:“蕲簟曙香冷,越瓶秋水澄”。《夏日戏题郭别驾东堂》亦云“散香蕲簟滑,沉水越瓶寒”。郑谷《题兴善寺》中云:“藓侵隋画暗,茶助越瓯深”。韩握《横塘》中云:“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陆龟蒙《子夜警歌二首》中云:“镂碗传绿酒,雕炉熏紫烟”。这些诗人不仅歌颂越瓷中的制品造型之秀丽,纹饰之优美,而且为收藏者赏瓷、品瓷,提供了诗文记实。

  由于越窑所产青瓷,曾经风靡一时,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目前,日本、韩国、朝鲜、阿曼、巴 林、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埃及、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美国、意大利等国家许多博物馆,都收藏有出土的唐宋越窑青瓷器。 在国内有45个国家的文博等单位,收藏了越窑青瓷制品。全国广大地区的古玩爱好者、收藏家,收藏了不少的越窑青瓷器。这为鉴赏、研究著名的越窑,为繁荣文化白花园,创造了条件。

  注:

  [1] 金祖明《浙江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1期。

  [2] 王士伦《余姚窑瓷器探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

  [3] 汪济英《记五代吴越国另一官窑--浙江上虞县窑寺前窑址》,《文物》1963年1期。

  [4] 朱伯谦、梅福根《浙江鄞县古窑址调查记要》,《考古 》1964年4期。

  [5] 朱伯谦《浙江绍兴富盛战国窑址》,《考古》1979年3期。

  [6] 朱伯谦《浙江上虞发现的东汉窑址》,《文物》1981年10期。

  [7]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龙窑》,《文物》1984年4期。

  [8] 朱伯谦《古瓷中的瑰宝--秘色瓷》,《杭州考古》1991年期。

  [9] 朱伯谦、陈克伦、承焕生《上林湖窑晚唐秘色瓷生产工艺的初步探讨》,《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10] 李军《论越窑青瓷的装烧工艺》,《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11] 李军《论早期越窑青瓷》,《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

  [12] 上述未注明出处的文章均为作者公开发表的作品。其中“青瓷与越窑”为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越窑青瓷的专著。全书150幅照片,1500张线图,印刷字572000字。

  [附] 作者有关陶瓷方面的发掘报告、简报和论文目录

  1.《浙江宁波出土一批唐代瓷器》,《文物》1979年7期。

  2.《浙江宁波汉代瓷窑调查》,《考古》1980年2期。

  3.《浙江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年期。文物出版社;《世界航海考古杂志》,澳大利亚英文版;《衣台杂志》,日文版。

  4.《奉化白杜汉熹平四年墓清理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年期(与王利华合作)。

  5.《浙江宁波出土的医药用具》,《文物》1982年8期。

  6.《瓷器之路传友谊--试谈越窑青瓷的外销》,《古陶瓷研究》1982年1月。

  7.《试论明州港的历代青瓷外销》,《海交史研究》1983年5月。

  8.《我国黑釉瓷的起源及其影响》,《考古》1983年12期(与朱伯谦合作)。

  9.《浙江奉化梁天监墓》,《考古》1984年9期(与周瑞意合作)。

  10.《勘察浙江宁波古窑的收获》,《中国古陶瓷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

  11.《浙江宁波云湖窑调查》,《中国古陶瓷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同上。

  12.《宁波考古新发现》,《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13.《郑和下西洋与陶瓷外销》,《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交通出版社1985年6月。

  14.《浙江宁波汉代窑址勘察》,《考古》1986年9期。

  15.《浙江宁波出土的长沙窑瓷器研究》,《湖南考古辑刊》1987年10月(第4辑)。

  16.《浙江宁波瓷窑遗址概述》,《中国古陶瓷研究》1988年11月(第二辑)。

   17.《越窑青瓷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与影响》,1988年深圳中国古陶瓷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

  18.《浙江宁波东钱湖窑场调查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1990年10月(第3辑)。

  19.《越窑窑具上文字之探索》1990年11月中国古陶瓷研究年会上发表论文(见论文集)。

  20.《海上丝绸之路著名海港--明州》(陶瓷之路与陶瓷外输部分)海洋出版社1990年3月(专著)。

  21.《论浙东的陶瓷文化》,《宁波师范学报》13卷1期,1991年2月。

  22.《越(明)州“贡窑”之研究》,《92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英文版574页,1992年(陈显球、李家治主编)。

  23.《从明州港(今宁波)出土文物看景德镇宋元时的陶瓷贸易》,《景德镇陶瓷》第4期1993年12月。

  24.《北洋航线拓展与朝鲜半岛制瓷文化交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3月。

  25.《唐吴越时期浙东与朝鲜半岛商贸与文化交流之研究》(韩文版),《海交史研究》1993年1月转载。

  26.《宁波考古述略》陶瓷考古与分期,《浙东文化》1994年1月。

  27.《从宁波出土文物看浙江青瓷的外销》,英文版,香港大学《国际会议论文集》,1994年;中文版,《浙东文化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10月期刊。

  29.《谈唐五代越窑青瓷》,《浙东文化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3月。

  30.《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东方博物》,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

  31.《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

  32.《宁波文物集粹》,华夏出版社1997年11月(全集青瓷类由笔者撰写)。

  33.《论越窑生产的黑釉瓷》,《中国古陶瓷研究》1997年9月(第4辑)(余与敏敏合作)。

  34.《宁波市志·文物古迹卷》有关陶瓷部分,中华书局1995年10月。

  35.《论东方航线的拓展与东亚贸易圈》,《韩国研究》第3辑1996年12月。

  36.《论宋元时期明州与高丽的友好交往》,《海交史研究》1995年2月。

  37.《宁波出土磁州窑瓷器之探索》,《文物春秋》1997年总38期。

  38.《越窑窑具的调查研究》,《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郑州会议论文集。

  39.《越窑铭文器之研究》,《浙东文化》1998年1期。

  40.《浙东陶瓷》,《浙东文化概论》(第八章),宁波出版社1997年6月。

  41.《浙江宁波上林湖杜湖窑区调查研究》,《东方博物》1998年期(与俞敏敏合作)。

  42.《浙东制瓷技艺东传朝鲜半岛之研究》,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论丛》1999年10月6辑。

  43.《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圈之研究》,《97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福建海上丝绸研究中心编)福建教育出版社。

  44.《初论钱岙遗址的年代与分期》,浙江省第二次考古学会学术讨论会论文(原始瓷研究)1996年5月。

  45.《中国浙江越窑对韩半岛制瓷的影响》,《韩、中、日国际青瓷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韩国朝鲜大学1999年8月出版 (韩文版)。

  46.《浙东沿海土墩遗存探索》(原始瓷研究部分),《南方文物》1998年2月2期。

  47.《从宁绍地区遗址看河姆渡文化的发展》(陶瓷部分),《河姆渡文化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

  48.《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专著)。

  49. 《中国陶瓷美术分类全集·越窑篇》上海人民美术出2000年2月版。

  50.《宁波城市考古亲历记》(陶瓷部分),《宁波文物古迹保护记实》宁波出版社2000年12月

  51.《象山港水下考古记实》(陶瓷部分)《宁波文物古迹保护记实》宁波出版社2000年12月。

  52.《越窑与汝窑的对比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2001年10月第7辑。

  53.《浙江宁波出土明代青花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2001年11月第6辑,(与李军合作)。

  54.《关于高丽青瓷之研究》,《浙东文化》2001年1期。

  55.《浙江宁波市唐宋子城遗址》(越窑青瓷部分)《考古》200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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