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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宋元时期外销东南亚陶瓷初探 上

叶文程 

  瓷器,是宋元明时期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它的运销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地。其中东南亚诸国与我国隔海相望,地处中西交通咽喉,是国际贸易中货物转运、集散的中心,尤为中国陶瓷外销的主要地区。在国内烧造外销陶瓷的古窑址中,由于福建古代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相当频繁,并且古代陶瓷窑址分布广泛,泉州港产品的输出又极方便,所以,这个地区的窑址和我国外销东南亚陶瓷的关系更加密切,值得特别加以注意。从文献记载结合国内外发现的实物资料,来探讨我国宋元明期特别是福建地区外销东南亚陶瓷,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若干特色及其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和贡献,是很有必要的。

  从文献记载看宋元明时期我国陶瓷的对外输出

  宋代的海外贸易,在国家因陆路阻塞而极力提倡、鼓励以及造船术精进、指南针发明的条件下,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宋代继承唐代的市舶司制度,在通商范围、贸易数量上,都有着较大的发展。南宋时期,疆土日蹙,财政收入,大受影响,“一切倚办海舶”,国家倡导,更加不遗余力,海外贸易因之尤为鼎盛。陶瓷在宋代即以大量附舶 ,运销海外。

  宋代陶瓷的对外贸易,已是一项可图厚利的买卖,商人因此不惜以陶瓷囤积居奇。北宋商人到东南亚各地去贸易的很多,《萍洲可谈》说:“富者乘时畜缯帛、陶货,加其直,与求债者计息,何啻倍蓰”。所以,早在北宋时期,陶瓷外运,数额已颇不少。《萍洲可谈》又说:“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宋史·食货志》也记载,当时陶瓷已经作为一种商品输往东南亚各国::“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州、明州置司,凡大食(阿拉伯半岛南部)、古逻(马来西亚的西南部)、阇婆(爪哇)、占城(越南)、渤泥(婆罗洲)、麻逸(菲律宾群岛的描东岸至民都洛一带地区)、三佛齐(巨港)诸番,并通贸易,以金、银、缗线、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鳖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物”。及至南宋时期,与海外贸易发展而俱来的是钱币的严重外流,致成国内紧张的钱荒,《宋史·食货志》说:“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钱博易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易,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少,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这便是为了防止钱币流出海外,规定凡外货,不用金银铜钱,而以绢帛、瓷器为代价。南宋时,由于这个措施的实行,因而使陶瓷器更大量地输出和销往到东南亚各国去。

  赵汝适《诸蕃志》还记载宋代陶瓷通过贸易运输东南亚各国的一部重要文献。根据该书所载,当时已将青瓷、白瓷、青白瓷、盆钵粗器以及瓷珠等行销于中印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和东印度群岛一带。

  该书记载宋瓷西南输入中印半岛:

  占城国条:“番商兴贩,用…瓷器…等博易”。

  真腊国条:“番商兴贩,用…瓷器…之附博易”。

  马来半岛:

  单马令国条:“番商用…瓷器、盆钵…之附博易”。

  凌牙斯加国(地跨马来半岛东西岸,西至吉陀,东至宋卡)条:“番商兴贩,用…瓷为器物”。

  佛罗安国(在马来半岛西岸)条:“番以…瓷…博易”。

  东南运入菲律宾群岛:

  麻逸国条:“商人用瓷器…博易”。

  三屿、蒲哩噜条:“三屿…博物易用瓷器…五色烧珠…为货”。

  南方还到达东印度群岛:

  阇婆国条:“番商兴贩,用…青白瓷器交易”。

  渤泥国条:“番商兴贩,用…青白瓷器等博易。…西龙宫、什庙、日丽胡芦蔓头、苏勿里、马胆逾、马喏居…商人以白瓷器…易之。”

  三佛齐国条:“番商兴贩,用…瓷器…等物博易”。

  当时也有以陶瓷作为赏赍品的记载,《宋史·外国传》三佛齐条说:“建隆三年(962年)春,室利乌耶又遣使李丽林、付使李鸦末、判官咤咤壁等来贡,回赐以…白瓷器…”。

  元代统一中国以后,幅员广阔,陆海畅达,盛况空前。海运成为国家要政,海外贸易又有长足的发展。这时,陶瓷运销范围,也有所扩大。

  元顺帝至正间(1341年)汪大渊附舶远游海外,归来撰成的《岛夷志略》,对元代陶瓷外销东南亚各国的记载,最为详备丰富。根据此书记载,元代陶瓷不仅销售于中印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甚至还远销到属于东印度群岛的摩鹿加群岛。

  中印半岛和马来半岛:

  越南占城条:“货用青瓷花碗…烧珠之属”。灵山条:“ 贸易之货用粗碗、烧球…之属”。

  泰国戎条:“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壶、瓶…紫烧珠…之属。”罗卫条:“贸易之货用…五色烧珠…青白碗…之属。”罗斛条:“货用青器…”。东冲古刺条:“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大小水埕…之属。”苏门傍条:“贸易之货用…大小水埕之属…”。暹条:“贸易之货用硝珠…之属”。

  缅甸淡邈条:“货用黄硝珠…粗埕、青器…之属”。

  柬埔寨真腊条:“货用…黄红烧珠…之属。”

  马来亚丹马令条:“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之属”。彭亨条:“贸易之货用…瓷器…之属”。吉兰丹条:“货用…青盘、花碗、红绿烧珠…之属”。丁家庐条:“货用青白花瓷器…之属。”苏洛鬲条:“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水埕、小罐…之属”。

  新加坡龙牙门条:“贸易之货…处瓷器…之属”。

  菲律宾群岛三岛(同三屿)条:“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之属”。磨哩噜条:“贸易之货用…瓷器、盘、处州瓷、水坛、大瓷…之属。”苏禄条:“贸易之货…青珠(即青烧珠)、处器…之属。”

  东印度群岛:

  婆罗洲蒲奔条:“贸易之货用青瓷器、粗碗…大小埕瓮之属。”

  勾栏山条:“贸易之货用…青器之属”。

  苏门答腊:

  日丽条:“贸易之货用青瓷器…粗碗…之属”。

  三佛齐条:“货用…红烧珠…之属”。

  喷喷条:“货用五色硝珠、瓷…瓦瓮、粗碗之属。”

  旧港条:“贸易之货用…四色烧珠…处瓮 …大小水埕、瓮之属。”

  班卒条:“贸易之货用…瓷器之属。”

  假里马打条:“贸易之货用…青色烧珠…之属。”

  花面条:“货用…粗碗、青处器之属。”

  淡洋条:“贸易之货用…粗碗之属。”

  喃噬哩条:“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之属。”

  爪哇:

  遐来物条:“贸易之货用…青器、粗碗之属。”

  爪哇条:“货用硝珠…青白花碗…之属。”

  文诞条:“货用…青瓷器之属。”

  东淡邈条:“ 货易之货用…烧珠之属。”

  摩鹿加群岛:

  文古老条:“贸易之货用…烧珠、青瓷器、埕、瓮之属。”

  元贞元年(1295年),周达观随元帝出使真腊,就其闻见写成的《真腊风土记》一书对元瓷外销东南亚各国也略有述及:“寻常人家…盛饭用中国瓦盘”。

  上述记,元代外销东南亚陶瓷,其釉色有青瓷器(青器、青瓷器、青处器、青盘等)和青花瓷器(青白碗、青白花器、青白花瓷器、青白花碗、花碗等)两种;器形除一般瓷器和瓷珠外,粗碗、壶、瓶、罐、碗、瓮、瓦盘等日用器皿也大量外运。

  明代,手工业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增加对外贸易便成为当时历史条件下一项激烈的客观要求,然而尽管海禁森严,沿海人民仍然“嗜利忘禁,私下诸番”。进行商业活动。海外贸易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同时允许海外贡使携带物货交易,除以钱币偿值,还可以瓷器折价,陶瓷仍为对外贸易的一项重要商品。所以,明代陶瓷外销东南亚,随着海外贸易的发现,更远远超出于宋元之上。

  据《明历·外国传》,明瓷运往东南亚,仍然沿袭“朝贡赏赐”的形式;由于瓷器为东南亚人民所急需,明初曾以几万件瓷器豪赐占城、真腊和暹罗。

  《明史·外国传》占城条说:“洪武十六年(1383年)……遣官赐以勘合文册及织金三十二,瓷器万九千。”又真腊条说:“洪武十六年,遣使用权赍勘合文册赐其王,……复遣使赐织金文绮三十二,瓷器万九千。十九年(1383年),遣行人刘敏、唐敬偕中官赍瓷器赐往。”又暹罗条说:“洪武十六年,赐勘合文册及文绮、瓷器,与真腊等。”

  但是,明代陶瓷以贸易形式大量运销东南亚,乃是在永乐、宣德间郑和下“西洋”以后,郑和随行人员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对这一时期我国陶瓷外销东南亚诸国都有记录。这时的行销范围大抵和以前相同,而销售数额却是大大增加了。

  《星槎胜览》等记载甚详明。

  中印半岛和马来半岛:

  暹罗国条:“货用青白花瓷器…烧珠…之属。”

  龙牙犀角条:“货用…青白瓷器之属。”

  菲律宾群岛:

  三岛条:“货用…瓷器…之属。”

  苏禄国条:“货用…青烧、瓷器…之属。”

  东印度群岛:

  交栏山条:“贸易之货用…青碗之属。”

  旧港条:“货用烧炼五色珠、青白瓷器…大小瓷器…之属。”

  苏门答腊国条:“货用青白瓷器…之属。”

  花面国条:“货用瓷器…之属。”

  淡洋条:“货用瓷碗…之属。”

  吉里地问条:“货用瓷碗…之属。”

  假里马打条:“货用烧珠…之属。”

  上列除泛称瓷器和瓷珠外,有青碗一处,而可以统称青花瓷器的青白花瓷器和青白瓷器却达四处,可见当时青花瓷器作为贸易之用已极盛行。因而,《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的爪哇条都有人最喜青花瓷器(及烧珠或硝子珠)的记载。此外,两书的占城国条也都提及以金、钱易中国青瓷盘及烧珠(或硝子珠)的事。

  自1898年欧洲殖民者东来之后,欧洲的海盗们,起初是葡萄牙、西班牙,以后是荷兰,都极势衷于一本万利的贩运中国瓷器的贸易。这一时期的中国陶瓷器经由他们的转运,更广泛、巨量地向东南亚倾销。T.佛尔克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的日记簿及日本平户和出岛的记录与其他同时代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为明末(1602年-1644年)中国瓷器外销东南亚提供了极可珍贵的资料。荷兰东印度公司1624年以前主要在万丹(Bantan)、北大年(Patani)及我国沿海一带采购瓷器,1624年侵占台湾后,瓷器采购和启运中心转到巴达维亚和赤嵌(即赤嵌城,为我国台湾)。公司转运明瓷重要据点一直是在东南亚,这对于中国陶瓷大规模运销这个地区,无疑是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这一时期贩运的中国陶瓷,据1635年荷兰驻台湾总督向阿姆斯特丹公司汇报订购中国瓷器的报告,说他交给中国商人大盘、大碗、瓶、冷饮器、大罐、大杯、盐盆、小杯、芥茉瓶、宽边扁盘、带水罐面盆的用木旋成,画上各种中国字的样品;可见当时运销东南亚的瓷器品种相当丰富,大部分也是日用需要的。由于中国陶瓷极受欢迎,所以还特地写上了中国字,以表明是中国的产品。

  这时印尼各岛的陶瓷贸易完全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之中。最保守的估计,从1602-1644年,贩运到这里的中国陶瓷,总额当在420万件以上,其中仅仅是1636年一年里,从巴达维亚运往爪哇万丹、齐里彭、亚柏拉、第加尔、贝加龙干和柔丹、岩里、安汶、苏门答腊詹卑、英德拉哥里、西巴里、巨港、苏门答腊西海岸和亚齐、婆罗洲、苏加丹那、马塔甫拉和文郎马神,总数就达到379670件。与此同时,公司也还积极插手于亚洲各国包括中印半岛的陶瓷贸易。1605-1661年,就运载了五百万件中国瓷器到印尼和马来亚各岛屿之外的越南、泰国、缅甸、锡兰、印度、伊朗和阿拉伯各地。

  这时期运销瓷器的业务虽然主要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但是,中国人也仍然参与这项贸易。根据记载1608年,有一由中国南归的华侨携带奶油深盘、细盘各500000件,细芥辣壶、大盘、大细碗各1000件。酒壶,有把的壶、精美的大杯、小盘各500件,果盘2000件,盐碟1000件,大盘200件到马来半岛的北大年发售。1634年,荷兰快艇在彭坑掠得其俘虏的六只三桅帆船、西班牙船和中国船上的瓷杯107300件,瓷盘10400件,瓮51件。其中,中国船无疑也是到东南亚从事陶瓷贸易的。

  由上所述,中国陶瓷大量外销东南亚,始于宋代,以后,经元、明两代的发展,尤其是明代郑和下“西洋”及欧洲殖民者东来之后,更广泛大量地向这里倾销。宋元明时期,通过赏赐和贸易的方式输出的青瓷、青花瓷、白瓷、粗器以及烧珠等为当地人民日常生活需用的陶瓷器,自中印度半岛东岸以及迄马来半岛东岸,自此往南及于印度尼西亚,由印度尼西亚东北到菲律宾,西北到马来半岛西岸,行销范围,几乎囊括了整个东南亚地区。

  近几十年来,东南亚各国的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许多翔实的、可资印证的实物资料。

  东南亚各国发现的宋元时期外销陶瓷

  首先看看东印度群岛的婆罗洲(除北部一部分是英国属地外,其余都属于印尼加里曼丹)。

  中国陶瓷输入婆罗洲,《诸番志》和《东西洋考》早经提及。《中国殖民史》中具体记述:“婆罗洲之劳仔人(Dayaks)、嘉颜人(Kayans)所藏之瓦瓮,或来自中国,上雕龙形,视为传家之宝。土人谓瓦瓮有神呵护,对之极恭敬。瓮之种类甚多,高2尺至5尺,以古铜色为多,亦有蓝白红各色。有雕龙者,有不雕龙者。价格少者百余元,多至4元。”后经韩槐准的实地调查,完全证明:“婆罗洲遗留我国之古陶瓷以及古瓷瓮为最多。”确属事实。

  1934年,韩槐准曾深入摩鲁特(Maruts)族大本营差越区(Lawas),参观当地土族所藏的中国古瓮,其中属于明代的有:广东永安窑制造的棕色釉陶瓷2件,绘赶珠龙白地青花瓷瓮1件。在这里的华侨商店中,他还看到作为土著借款抵押品的明代三彩瓮1件,也是华南窑烧造的。

  韩槐准历年搜自婆罗洲,为土著目为瓮类的明代瓷器则有:从文莱购得的当地称为“红瓮(Tajau merah)”的明锦地开窗三彩尊1件,高8寸4分;购自三发的明双云龙白地青花四耳酒海1件,高1尺。

  新加坡莱佛士博物院婆罗洲室也藏有少量流传于此地的中国陶瓷瓮。属于宋代的5件:暗棕色八耳大陶瓮1件,高2尺8寸;黑釉铁胎四耳垒1件,高2尺;似为建窑(即福建建阳水吉建窑)产品,深棕而近黑釉的四耳瓮1件,高2尺;橄榄青釉四耳瓮1件,高1尺10寸;饰以鼓钉的白釉瓮1件,高1尺6寸。后三件可能是浙江窑烧造的。其属明代者2件:棕褐色釉浮雕控珠六耳大陶瓷1件,高3尺;棕黄稍赤釉浮雕云龙八耳大釉1件,高2尺8寸。此两件皆似系广东永安窑烧造。

  莱佛士博物院还专设一橱陈列搜自婆罗洲的瓷珠(或琉璃珠)。其中E.1622(按指原编号,下同)是Kalablt人用来装饰手镯的,棕红色,直径近4英分,似属宋代中国产品。E.1648年Du-San妇女的项圈。其串大半黄烧珠,似为中国瓷器之物,属于明代的还有No24和No39.25两串五色烧珠。

  中国陶瓷流传于印尼的,文献记载独多,雅加达博物院藏品可为代表。该院仅陶瓷一项就有73橱,藏品达5000多件。除少数属泰国、越南、日本之外,绝大部分都是中国汉代到明代的产品。它的收藏都罗致于印尼各地,因此,该院荟萃了中国运销到这里的陶瓷。

  据韩槐准报导,雅加达博物院收藏的中国宋明陶瓷,最为宏富,他说:“查雅加达博物院在南洋搜得之宋瓷最多,除大盘大碗之外,其搜得之军持及各种瓶瓮之类亦不少,尤以该院搜自渔人在爪哇海捞得曾附生尺余高之海中植物俗称铁树之宋瓷为最有趣”。又说:“查我国明代之陶瓷遗留在南洋者不少,收藏最多者当推雅加达博物院。”以下就是该院第22-24室集藏中国古陶瓷各橱有关部分的简单介绍:

  第9橱:陈列明代的斗彩、三彩和五彩瓷。在数件盈尺大碗当中,1件碗沿书有“金玉满堂”四字。又有栩栩如生,配色淡雅的图绘仕女万历五彩大尊。

  第20橱:有明代三彩、斗彩和白地青花瓷器,凡中国书阿拉伯文字的都陈列于此。书阿拉伯文字的白地青花大盘1件,盘中绘双龙朝日,次为五火云奔马,边缘画阿拉伯故事,夹以圆圈,其圆圈中所书阿拉伯文字,意谓“信奉回教主宰安拉可得平安及无邪鬼为难”。书阿拉伯文字釉外三彩大盘2件,其文字大意是颂赞主宰安拉,至圣穆罕默德的伟大及教长阿布伯加·奥斯曼和阿利等的贤明与大度。此二盘时代是元代或明初,属福建德化窑出品。书阿拉伯文字白地青花碗1件,碗外绘楔边圆圈五个,每一个圈中都写同样的阿位伯文字,文意是:“除安拉及其先知穆罕默德外,无其他上帝。”各碗中所写该文的终点,别书一个教长的名字(如奥玛、奥斯玛等);此碗碗底有“成化年制”款识,也是德化窑烧造的。

  第43橱:陈列明白地青花大盘6件。画均繁缛,色亦浓艳,直径几及20英寸。其中一盘边缘有“大明嘉靖年制”款识。

  第61橱:有军持三件。确知是明代物的一件,口部无盖,颈长,乳房状片稍小,足部微损,属白地青花器。

  此外,该院第6室还有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茶具的中国明末瓷器陈列。

  其次是马来半岛:

  韦尔斯(H.G.Quaritch Wales)在这个半岛北部的吉打的第28遗址的考古遗址中获得完整的宋代青瓷盘2件。

  但中国古陶瓷的大量发现却在旧柔佛一带。旧柔佛位于半岛南端柔佛河中游,扼贾舶必经的航道,是古今交通的要冲地区。很早以前即与中国发生密切关系,但其载籍,却晚于明代。《东西洋考》说:“柔佛……王用金银器盛饭,民家瓷器,都无上筋,以手拈之而己。”十八世纪以前的东南亚瓷器市场,几为中国操纵,无可怀疑,文中的瓷器必大多输自中国,所以,现在旧柔佛一地所存中国陶瓷颇多。

  关于旧柔佛废址上中国的陶瓷碎片,新加坡莱佛士博物院检得者属白地青花及白地黑花。韩槐准也采集到宋粉青瓮片,明民窑客货残碗底及沙底瓷片若干。

  1953年底,在旧柔佛哥打丁宜出土了大量明代瓷器,经修复原,共33件。该批瓷器现由吉隆坡国家博物院收藏。

  这些瓷器全系明代白地青花,经签定,除(JlT.32指原编号,下同)属华南窑烧制外,其他都是景德镇的产品。按器形可分为盘、碗、压手杯三大类。

  盘:共14件。

  大盘:

  Ⅰ式(直径28.2厘米)2件。(JLT.27),残破,(JLT.28)稍残。内画网地(?)、鲭鱼荷花,边画锦地开窗,外画梅鹊。

  Ⅱ(直径30.77厘米)1件。(JLT.30)残破,内画葵花、如意,边画八宝、长春花,外画梅鹊,底款书篆字“富贵佳器”。

  Ⅲ式(直径35.9厘米)1件。(JLT.33),内画麒麟牡丹花(?),锦边,外(?)。(此件资料发表时尚未完全修复)

  中盘:

  Ⅰ(直径19.32米)1件。(JLT31),残破。内画凤牡丹、水草白鹭、边锦地开窗。

  Ⅱ式(直径20.5厘米)6件。(JLT.2、JLT.3、JLT.4),均残破。内画山水,边画水草花鸟,外画梅鹊。(JLT.8、JLT.9),皆稍残。内画回教拜功之锦地毡,环以金钱带,回回样结带。外画缠枝花。(JLT.29),残破。楔边,内画山水,外画缠枝花(?)。

  小盘:

  Ⅰ(直径12.8厘米)2件。(JLT.12),完整,(JLT.13),稍残。内画山水,边画荷花,外画梅鹊。

  Ⅱ式(直径15.4厘米)1件。(JLT.19),残破。楔边,内画草虫花鸟,外甜白,底款“白兔”。

  碗共出土17件。

  大碗2件。(JLT.20、JLT.21)均残破,直径8英寸。内画荷花秋鹭,边画回回纹结带,外甜白。

  中碗:

  Ⅰ式(直径12.8厘米)2件。(JLT.1)残破。内外画山水,边画水鸟,底款书“大明嘉靖年制”。( JLT.7),完整,内画水鲤鱼,外画云龙,底款书“大明隆庆年造”。

  Ⅱ式(直径14.1厘米)6件。(JLT.14), 完整。(JLT.15、JLT.16、JLT.17、JLT.18)均残破。内画团龙,外画双云龙。(JLT.22)残破。内画梅花,外画梅竹雀,底款方印(印字难辨)。

  Ⅲ式(直径15.4厘米)1件。(JLT.6)完整,内画荷花鸳鸯。边画水草小鸟,外甜白。底款书篆“福”字。

  小碗:

  Ⅰ式(直径9厘米)2件。(JLT.10)完整,(JLT.11)稍残,内画荷花、萱花,外画萱花。

  Ⅱ式(直径10.3厘米)3件。(JLT.5)完整,内画鸳鸯水草,边画荷花,水草,水鸟,外甜白,底款篆“福”字。(JLT.23),残破,内画水草秋鹭,锦边,外甜白。(JLT.26)残破,内外画山水,边画水草荷花。

  Ⅲ式(直径11.5厘米)1件。(JLT.25)完整,内外画山水,边画云鹤,底款方印(印字难辨)。

  压手杯共出土2件。

  Ⅰ式(直径7.7厘米)7件。(JLT.24)残破,甜白。

  Ⅱ式(直径9厘米)1件。(JLT.32),底部残破,外画猴鹿。

  韩槐准二十余年来孜孜搜求中国古外销陶瓷。他从婆罗洲、印尼及马来半岛一带搜得的宋元明陶瓷也有相当数量。其收藏的宋瓷,数量不多,据称,多属龙泉窑青瓷大盘和三云龙,元代划花青瓷收藏少量,较著者有:内划牡丹青花瓷大盘云和三龙花卉飞凤青花大盘。后者属元初器,画法笨拙,青花近黑,系华南窑所产。至于明瓷,则量颇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书阿拉伯文瓷器:书阿拉伯文红绿黑三彩大盘。赶珠龙火云奔马、耍娃娃、书阿拉伯文白地青花大盘,后者阿拉伯文音读为(Alahu shafi Allahu Kafi)意即“真神使清净,真神使如意”。(2)书罗经字瓷器:八卦龙凤海马罗经字三彩大盘和罗经字三彩大盘。前一件于盘中部画简式总经字,在磁针位置上书“中极”二字,义为“船之所在地,为天之正中”。后一件稍残,在磁针位置上书“天上一”三字经,并以下字的直划为罗盘中针。所谓“天下一”,就是“中国罗经天下第一”的意思。书阿拉伯文及书罗经瓷器4件皆沙足,应系明初华南窑产品。(3)一般白地青花瓷器,属于明初有的:穿花凤白地青花大盘;内画菊花,牡丹花,外画缠枝西番莲白地青花大碗和缠枝西番莲托八吉祥白地花大坛。属明中叶的有:内画锦边开窗、猴、蜂、蟠桃、香草、鹿,外画梅花喜鹊白地青花大盘和锦边,赶万字龙、伏钵罗花、鹿鹤白地青花大盘及双云龙、牡丹花,四耳白地青花大酒海。后二件为华南窑出口。属明末的有:团云鹤、牡丹凤白地青花大盘;开窗呈吉祥,蹲雁水草,回回结带白地青花中盘和欧美人称为加橹船器(Krauk-Porcelain)的景德镇白地青花瓷盘。

  至于菲律宾群岛,《诸番志》、《岛夷志略》和《星槎胜览》都已记录了宋元明时期中国对菲律宾的陶瓷贸易,在这里出土的中国古代文物里也以瓷器为最主要,而中国瓷器从吕宋到苏禄菲律宾全国广泛地区中都被发现过。因此,宋元明时期中国陶瓷的大量运销菲律宾各地,也是无可置疑的。

  唐宋元三个时期宋中国瓷器在菲律宾的怡老戈、锋牙丝兰、描沓安、邦邦牙、黎刹、民都洛、描实描地、怡朗、武六干和苏禄等省,都曾出土。但是直到现在为止,菲律宾掘得的中国瓷器以明瓷为最丰富。

  描东岸省加拉沓彦(Calatagan)是明代瓷器的一个重要出土地点。1934年。 便已掘出中国古瓷碎片。1940美国哈佛大学的瑞典考古家秦西(Olov.R.T.Janse)到这里进行发掘。获得明代瓷器多达数百件。其出土物大半运回哈佛大学。相当部分归发掘地点主人收藏。送交菲律宾国家博物院的大都在战争中失掉。

  1957年,该遗址主人苏贝尔在菲律宾国立博物院的协助下,又进行了一次较具规模的发掘,前后清理了505个墓葬,获得了大量的明代瓷器,证明“当时菲律宾之应用瓷器,正如今日之应用铁路一样普遍”。此外,这里也有少量宋瓷出土。

  现在,把菲律宾群岛各地历年出土的中国陶瓷列表如下:

  (注:图表省缺。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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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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