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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华安东溪窑和“漳窑”传世品

钟武艺 

  宋元以降,福建逐渐成为我国南方陶瓷生产的大省。以德化窑为中心的“福建瓷都”,明清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生产的白釉器被象征性地称之为“中国白”(Beance de China)。与此同时,福建南部九龙江水域的漳州地区,也形成一个窑址密集的大窑场。建国以来,已在这个地区调查发现了宋至清代各时期的窑址50多处。它们分布在所辖的平和、南靖、华安、长泰、漳浦、龙海、云霄、诏安、东山各县(市),基本上覆盖了漳州全境。这些民窑以生产粗率、急就的青花瓷器为主,并大量成为外销贸易陶瓷,海外学者长期认为其“产地不明”,把它们归为“华南窑系”,并习惯性地称之为“汕头器”(Swatow Wanes)。其中,明后期崛起的平和南胜、五寨窑,以生产青花开光大盘和五彩瓷器为代表性产品,被称之为“克拉克瓷”(Carrack Porcelain)和“吴须赤绘”。对漳州地区古代陶瓷生产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

  在闽南各地,我们还发现流传一种米黄釉小开片的瓷器,在大规模生产的青花粗瓷中数量不多,但显得风格迥异,独树一帜,国内一些大博物馆也收藏个别此类藏品,收藏界和文物考古界普遍称之为“漳州”产品。文献史料中却鲜有所获,其窑口产地和文化性质也一直未明。20世纪50年代,为寻找这种瓷和窑址,故宫博物院曾派出一个专题考察小组到龙溪地区进行调查,但未获结果。“漳窑”一度成为历史悬案。经过半个世纪的探寻,在几代文物工作者和收藏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漳窑”的调查研究和收藏整理终于取得了阶级性的成果。

  (一)

  华安县地入漳州市西北端,东与安溪县为邻,西与南靖县交界,地属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湿润。境内地形以丘陵河谷地带为主,九龙江主干道北溪贯穿全境,至龙海市与九龙江另一支流西溪交汇入海,入海口即著名的古代贸易港--漳州月港(今龙海市海澄镇)。

  华安虽于1927年方正式置县,但唐上元元年(760年)始便隶属漳州府龙溪县辖地,南宋淳佑年间(1241-1252年)列为龙溪县二十五都,其开发历史久远;华安县沙建镇日新村北山边旧石器遗址采集到距今约三万年的大型旧石器,以仙字潭摩岩石刻为代表的25处商周时代遗址也均发现“浮滨类型”的印纹硬陶片;最迟在元代早期,境内已开始生产成熟的青釉瓷器。目前,已以华安县调查发现的明清时期窑址有下垅窑、□头窑、官畲窑、内宁窑、东溪窑等五处。其中,以县境西南端的高安镇三洋村东溪林场一带的窑址规模最大。

  窑址西与南靖县龙山镇毗邻,这里山高林密,深谷湍流,但丰富的林、水和高岭土等自然资源为发展窑业提供了有利的生产条件。归德溪由此流至永丰溪,再汇入九龙江支流西溪,窑址即分布在下游东溪头一带的西侧、北侧山脚下,因地处两县交接处,长期交通不便,窑址鲜为外界所知,直至1986年全省文物大普查,文物工作者才第一次进入实地考察。1992年,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会同华安县博物馆深入窑场开展考古调查,采集大量标本并测绘了一些遗存的窑炉、作坊遗迹,这次考古调查对窑址的面貌和文化内涵才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

  调查发现,窑场共计22个地点,15个窑址,遗物分布面积广,堆积厚、生产规模达10平方公里。这是一处以生产青花为主的民间窑场,兼烧青釉、青白釉、白釉、色釉和少量三彩、五彩瓷器。产品类型繁多,有炉、瓶、洗、壶、罐、盘、碗、杯、勺、盒、瓷塑、鼻烟壶、象生瓷和文房用具等。其中,采集到秋叶兰花纹青花大盘标本,上书“(一叶)得秋气,(青)春再芳菲”并落“东溪”篆书方章款。结合窑场所在地命名,可以确切地称之为“东溪窑”。

  根据其它的调查发现,从东溪窑第五地点的青花排点纹、卷草纹碗分析,东溪窑青花瓷器的时代应始于明代中期,最迟不晚于明代嘉靖初期。但在1992年的考古调查中,仅采集到个别米黄釉小开片标本即所谓的“漳窑”瓷器,故认定东溪窑为“漳窑”产地尚嫌不足。

  九十年代初期,厦门大学叶文程、唐杏煌教授、罗立华和漳州市文物工作者曾五岳、林焘、王文径等人曾先后进入窑址调查,分别获得少量的米黄釉小开片标本,有炉、碗、盘、瓶、笔架等类型,其中就有“漳窑”代表性产品--模印夔龙回纹直壁斗炉(又称“竹节炉”)。

  1995年,笔者再次深入东溪窑进行调查,于下东溪头封门坑一带采集一批米黄釉小开片标本,1999年又于高(安)龙(山)公路地表剖面中获得较为典型的“漳窑”标本,有炉、瓶、罐、盘、碟、觚、印盒、勺、碗、洗、杯、花盆、砚台、仙姑立像共计二十多件。

  (二)

  通过窑址调查所获,结合整理民间传世品,我们对“漳窑”瓷器取得了一些初步认识。

  胎釉

  釉色是“漳窑”有别于其它窑口产品的明显特征。史料所载“白釉米色器”,即釉面白中泛黄,通常又称“米黄釉”,除标准的色调之外,釉色层次变化多种,有的微闪青,有的偏至淡褐,或黄褐、灰褐,在比较充分燃烧的火焰气氛下形成的器物,釉水玻璃相极高,釉面晶莹、透亮,多数釉层温润,质感上佳者有如温玉一般。但有些器物在突起纹饰下可看到较明显的泛青釉,有的会缩釉或产生釉裂,极个别釉面起桔皮纹或见针孔。

  瓷土洗炼加工不是很精细,含较多杂质,常见胎骨中的微小孔隙。多数胎体灰白,少数胎白者胎质坚细,敲击有清脆的金属声。粗松者胎呈灰黄色。传世品中,露胎的表层常因氧化呈灰黄,有的足部暗红,系胎体中含铁成份较高所致。

  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使釉面开冰裂纹。开片有大有小,多数细碎;有的开片疏朗,有的浅密均匀如鱼子纹,最小的开片纹如芝麻点一般。纹路交错,个别器物其纵向纹线排列有致。多数纹线呈浅红色,乃是釉水中含有氧化铁所致;较深者有如哥窑裂变的效果,但这是传世中二瓷氧化形成的;有的纹线泌入杂质甚至变得黝黑。

  胎釉结合不紧密,烧结程度较低的,在长期传世中有小块起甲、剥釉的现象。

  工艺

  采用快轮拉坯成型,修胎不甚规整,器物露胎处可见旋坯纹。大型器物如缸、瓶类腹部套接;鼎、炉类底足胎接,粗壮柱足者留有小洞或出气孔。瓷塑腹体中空,多数不封底,可见捏塑痕迹。有的塑像手部采用套接方法,传世中较易折损或脱落,大型造像留有胚胎未干时印下的席织痕。

  琢器内壁常施釉至器口或肩颈部;带盖器物为子母口,留涩圈;足根露胎,一般是先挂釉再修足,故足根少见溅釉现象,亦不易粘接窑具。圈足内一般均施釉,少数器底留涩圈,可见放射状跳刀痕。多数采用平切式足,也有足根圆修或双刀、三刀旋削。碗、盘、杯、瓶常见玉璧式圈足,足内浅挖,足根台面微向内斜削;有的也采用近似玉璧式的圈足,其足台类似竹筒剖面。

  一般仅上一层釉,也有施双层、三层釉者,致使釉面肥厚。

  装烧

  基本上采用匣钵装烧的方法,匣钵有“M”形匣钵、凸底匣钵、平底匣钵三种。窑址也曾采集到托座、垫圈等,可见某些器物采用垫烧。但鼎、炉、缸、罐、等大器则直接入窑裸烧,少数器物的底足粘有细砂;大盘、大洗等类为防止大平底下塌,采用支钉支烧,支钉痕布于器底边缘,一般为3至9个。

  匣钵正置仰烧。装烧时于器物下置放垫饼,而不是采用粗砂隔离,故足底少有粘砂。每钵一器,垒砌叠烧。炉、罐等类器物,如果器内不施釉的,大小件套烧,节省了窑炉空间。

  能够比较熟练地控制窑温。从传世品看,多数是在氧化焰气氛下烧成的,较少出现生烧现象,但有的会产生窑裂,留下炸胎纹。一般是一次烧成,个别大型器物先烧素胎,施釉后二瓷煅烧;彩绘器物则二次入窑低温焙烧。

  装饰

  大部分器物素面无纹,一些器物的装饰也极为简练,仅在器壁饰一道或两组弦纹,使视线产生一种简明的节奏感。但传世器中还是能看到多种装饰技艺,常见的有压印、模印、刻划和堆贴,少数器物作镂雕、堆塑或釉上加挂彩绘。装饰部位多在器物外壁的腹中和肩颈处,布局严谨,风格还是较为朴素。一些采用压印和刻划的装饰纹样因处在釉下,痕迹浅细,往往难以察觉或辨识。装饰的图案也不繁褥,其主题造型生动逼真,都显示了较高的装饰水平。

  装饰题材变化多样,有动物纹、人物山水、戏曲故事和文字等类。常见的植物纹有牡丹、玉兰、松竹、把莲、团菊、蕉叶、梅枝、瓜叶、卷草纹等;动物纹有雉鸡、蟠螭、夔龙、狮象、狐狸、游鱼等。人物有书生、仕女;山水图有树石栏杆、江帆渔作,是当时普遍流行的明清文人画风;戏曲故事则取材于明清版画和剧本,有《西厢记》、《红楼梦》;文字见“一片冰心”、“月到梧桐上”等诗句和篆书“寿”字纹;有一些是青铜器上的的纹样,如云雷、回纹、曲带、如意纹等,其它的还有杂宝、八卦、博古、“卍”字、钱文和锦地花边。

  装饰手法和纹样题材运用有一定规律:炉、簋、瓶、觚、洗类器物把模印与刻划、堆贴综合使用;常见模印夔龙纹和单向连续回纹,或堆贴兽面铺首作耳,或刻划仰、覆蕉叶纹作为边饰;刻划或彩绘中,常把牡丹与雉鸡、洞石结合起来。有些盘碗类器物会在器口或圈足内刷一道酱釉,但传世品中尚未发现。釉上彩绘的器物也很少,仅在罐、瓶、壶和水注上见到。彩绘有红绿彩或五彩两种,五彩颜色为红、绿、蓝、褐、酱或黑。色彩对比较为鲜明,色调又趋于柔和。彩料在釉面上堆积较厚,触摸有突出感,在传世品中也容易局部掉彩。已知的彩绘图案有雉鸡牡丹、鱼藻、瓜叶和博古图。绘图的笔触相对灵活随意,体现了民窑的情趣和风格。

  款识

  带款识的器物较少,一般落在器底。有釉下模印、釉上写书和刻划三种手法;款识内容有纪年款、花押吉语款,商号款和供养款等。方章或花押款多采用釉下模印,有些款识浅细难辨。已知的方章款有“大明年制”、 “大明宣德”、 “宣德年制”,均为篆书模印款,还有釉上蓝彩楷书“宣和年制”。这些均系伪托款。

   吉语款有“文璧”;商号款有凸印“渍记”款、墨书“益元万□”款。刻划的供养款带有纪年。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釉伽佛像,底座刻划“开元寺”、“大明万历乙卯年”、“漳州府东溪治子陈福成叩谢”;台湾鸿禧美术馆收藏的福德正神像,底座刻划“开元寺”、“大明万历年乙卯年”、“漳州府同安县东门外东溪乡信士林石氏百叩、闽南漳郡窑陈福成监制”。聚粹阁收藏品中,有一件双耳尊也刻写供养款,款识落在器外璧,内容为“龙飞乙丑年四月吉日赛谢”。考“龙飞”二字,乃属吉语,意为皇帝在位。千支款“乙丑年”在明后期至清前期共出现三次,分别为明嘉靖二十四年(1565年)、明天启五年(清天命十年、162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结合器型分析,其胎体厚重,造型古拙,圈足开切,釉面米黄,玻化程度不高,应为“漳窑”早期产品,初步推断是明嘉靖四十四年器物,可为“漳窑”断代提供一定的参考。

  造型

  造型风格富有表现力和美感。胎体因各种器形厚薄不一,但总体还是比较庄重浑朴,加之釉层莹润饱满、曲线变化柔和优美、器体丰腴匀称,使人感觉带有唐宋定窑遗风。

  产品做到实用与美观相结合,体现了制造者较高的成型技巧。以器物的性质分类,有陈设供器、日常生活器皿、文房珍玩三大类。日常生活用具有碗、盘、碟、盆、罐、壶、杯、托、洗、钵、江、灯台、勺、模具等;祭器和陈设供品有鼎、簋、尊、炉、觚、璧瓶、花插、水仙花盆、塑像等;文房用具有砚、水盂、水注、笔架、笔筒、印盒、博古字画缸等,其它小件器物还有鼻烟壶、象生瓷和孩童玩具等,真是一应俱全。

  各种器物又有多种式样。以炉、瓶为例:炉有鬲式炉、筒炉、三足炉、双耳炉等;瓶有长颈瓶、撇口瓶、胆瓶、梅瓶、观音瓶、橄榄瓶、双耳瓶等。

  器型的变化体现在口沿、器身和底足等部位,线条韵律较为舒缓。炉瓶尊洗为直口平沿;盘碟类也见花口或折沿,碗盆类侈口圆唇,器身稳重端正;瓶罐等圆器多丰肩弧腹,体态饱满丰腴;鼎炉类供器则圆鼓腹且略为下垂,造型圆浑古拙。底足处理变化灵活,盘碗类常见玉璧式圈足,瓶觚类多为二层台式足;炉类器物有铺首足、乳足、柱足、兽足等,三足外撇;筒炉的底足较为特殊,为其它窑口少见的二层或三层阶梯式足。此外还有条形足、饼足、卧足、喇叭足、曲形足等,不一枚举。

  从器型风格上看,鼎、簋、觚、炉、尊等系仿造商周青铜器式样;盘、杯、盏也多少受到唐宋时期金银器的影响,口唇微卷,开花口,器身留海棠线,加之刻划或堆贴浅薄纹样,显得较为秀美轻盈;有些器物则摹拟自然中的瓜果花叶,仿生造型有荷叶洗、瓜形水注、瓠型瓶等,形态逼真;供小孩娱乐的小玩具如生肖小瓷塑和哨笛,则小巧玲珑,惟妙惟肖。

  值得一提的是“漳窑”中的雕塑艺术品。在瓶、觚类器腹上附的蟠螭纹,兽面狰狞、爪足有力、鳞甲清晰、兽尾修长垂曳,细部的刻划也非常细腻。国内一些大馆珍藏的个别大型造像,尤显弥足珍贵,现有的雕塑品有释伽、观音、弥勒、罗汉、麻姑、仕女、财神、关公等人物造像,或结伽而坐,或倚靠或站立,形态迥异。 以常见的观音为例, 其体态丰盈,面庞俊美,闭目凝思,显得十分端庄安祥;盘髻披巾,广袖褒衣,露颈坦胸,佩珠带玉,衣巾飘逸,似曹衣出水、迎风而动。皱褶线条潇洒、流畅、衣饰纹理深秀洗练,显示了作者娴熟的刀法和技艺。这些瓷像栩栩如生,在外观形体和内在气质上都达到和谐的统一,代表了“漳窑”的思想意蕴和艺术水平,是“漳窑”中的精品。

  (三)

  历史上关于“漳窑”的文献记载很少,目前已知的仅有两处: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郭柏苍《闽产录异》卷一货属:“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其纹如冰裂。旧漳琢器者虽不及德化,然犹可玩,惟退火处略黝,越数年,黝处又复洁净;近制者,釉水胎体俱松”;

  清末民初杨巽从《漳州瓷窑谈》之《漳州什记》:“漳州瓷窑,号东溪者创始于前明,出品者炉瓶盘各式俱备”。

  文献记录概括了“漳窑”产品的特征,但未明确指出窑口所在地。事实上,漳州境内水系发达,通过近年的调查,我们还发现两处窑址与“东溪”有关:一是位于九龙江下流支流东溪、现龙文区东溪农场的东溪窑;二是位于诏安县境内的主干流东溪、上游沿线的秀篆窑、官陂窑。从郭坑东溪窑采集的简笔涂画卷草纹青花盘碗类标本推断,这是一处烧造单一品种的小型青花窑址; 其年代最早不超过明代中期;诏安官陂窑、秀篆窑也是明清时期的青花窑址;这两处窑址均未发现米黄釉小开片类器物。

   华安东溪窑今已湮没在茂密山林中,所处环境给调查带来极大的不便,这是历次调查仅采集到少量米黄釉开片标本的原因之一。但几次调查均有可喜的收获,即发现了秋叶玉兰纹“东溪”款青花大盘和“漳窑”典型产品“竹节炉”。采集的标本中,炉、觚、瓶、罐、洗、盘、碗、盆、杯、勺、笔架、圆砚瓷塑等器型众多,也能与文献记载和民间传世品一一对应,从而为明确“漳窑”的产地提供了忠实可靠的依据。

  在窑址工作的支持下,我们认为长期悬而未决的“漳窑”一案可以有个定论了,那就是:“漳窑”就在华安东溪窑。

  八十年代以来,在漳州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明清时期窑址,日本及东南亚地区也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漳州贸易陶瓷,随着海内外专家学者对漳州窑业技术兴起的热烈讨论,曾提出“漳州窑”的命名。那么,“漳州窑”和“漳窑”究竟有何区别呢?一些收藏爱好者或外地文物工作者往往容易混淆,为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明确二者的概念范畴。

  “漳州窑”泛指九龙江水域的窑址群体,包括目前已发现的25处漳州地区明清时期窑址,1992年,为界定漳州地区古窑址的内涵与性质,明确它在中国陶瓷史上的意义和地位而提出。其大宗产品是器足粘沙,具有“急就”风格,大量成为外销瓷的青花瓷器。“漳州窑”的代表性产品为青花开光大盘和五彩瓷器。

  “漳窑”是沿袭明清文人约定俗成的狭义概念,其显著特征为“白釉米色器,纹如冰裂”。

  “漳窑”在漳州民窑产品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传世品上看,它们造型古掘,线条优美,釉色温润,格调典雅,修胎也较为规整。虽不及官窑产品的精细严谨但显然有别于漳州地区众多窑口。以追求利润,占领市场为生产目的的粗制滥造。它们风韵别致,以实用、美观相结合,某些器物更富有观赏性,符合明清文人士族和地方缙绅阶级的审美意识, 也满足了他们的生活需求和猎奇心理。这种米黄釉小开片类瓷器作为华安东溪窑的典型产品,在流传中深受喜爱, 因出自漳州,长而久之遂被习惯地称呼为“漳窑”。

  (四)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封建社会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景德镇御窑开始实行“官搭民烧”制度,使各地民窑得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福建东南沿海的漳州地区,则因为海外市场的需求,民间走私贸易的活跃和月港的兴起,更直接地刺激了陶瓷生产的迅速崛起。

  月港位于九龙江出海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成弘年间,月港已替代衰落的泉州港,“人烟辐辏,商贾咸聚”。成为我国南方著名的民间走私贸易港。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在月港设立“洋市”,“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两洋”,并析龙溪县设置海澄县。万历年间(1573-1620年),月港繁荣达到顶点,“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分市东西两路”,“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增库也”。漳州沿海的民众积极参与了海上私人贸易活动,并先后出现如颜思齐、郑芝龙等著名海商集团。他们制造“且高且大”的“福船”,以澎湖、吕宋(今菲律宾)为中转,开辟了东西航线,“与诸夷相贸易”,通商国家和地区达四十七个。

  西方海殖民主义列强此时也轮番东进, 先是葡萄牙人以海澄、浯屿(今龙海市港尾镇)为据点,后是西班牙人以吕宋为中心,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台湾为基地大规模对华贸易。他们以易货贸易的形式或用“锄头楔子银”等“番银”直接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特产,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欧洲各地,甚至远达南非和拉丁美洲。

  这时的漳州地区经济空前繁荣,九龙江沿岸的一些内河商埠也成为发达的商品集散地,如浦头港(今漳州市区盐鱼市)“鹭岛贾船咸萃于斯,四方百货之所从出”;石码埠(今龙海市石码镇)“贾肆星列,舟辑纷集”。华安东溪窑所产瓷器便是从归德溪、永丰溪以平板小船装载,在九龙江西溪与平和、南靖等地的产品一并从水路运输,抵达月港后实现对外输出的。

  根据《瓷器与东印度公司》(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na Company,by T.Volker)一书的统计,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1682年就从中国运出1600万件瓷器。该书还具体地提到:1621-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这种情况下,漳州窑作为其中规模较大的窑址群体,保持着一股强盛的势头。

  东溪窑的布局较为集中,以濒临溪水的狭长地带延绵数十里,今天在窑址发现的窑炉、作坊和村落遗址,还可以看出当年千百水碓、漫野窑烟的盛景。这其中既有“各自烧坯、合作装窑”的联合生产,也有独立经营的手工业作坊,形成众多的个体窑场。产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商号款,如“东玉”、“东兴”、“永和”是东溪窑特有的记号。“玉”、“珍玉”、“美玉”、“佳兴”、“合盛”、“月记”与德化、安溪等地的款识相同,体现了同样社会背景下不同窑业体系的竞争和同一窑址群内的商品经济意识。

  根据我们的调查,东溪窑的烧造者是龙溪二十五都内溪保(今华安县的建镇上坪内溪自然村)苏氏族人。他们于元末明初从德化迁至龙溪县二十五都宜招保(今华安县仙都镇),繁衍十世后在明中叶迁至内溪, 并举族烧窑制瓷,从已知现存最早的“漳窑”传世品上看(见所附:《“漳窑”纪年款传世品和墓葬出土器物概况表》),他们在成弘时期已能成功地烧制“白釉米色釉”,这与文献记载的时间相吻合。华安县沙建镇一坪一带至今仍流传较多的米黄釉小开片器物,其中一件茄形壁瓶上以红彩行书“苏月局主人”款,即表明了窑场主的身份。而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台湾鸿禧美术馆所珍藏的“漳窑”造像竟为同一人所制,“冶子陈福成”是“漳郡窑监制”者,也可以说明“漳窑”的生产经营方式。

  嘉万时期,华安东溪窑进入鼎盛阶段。“漳窑”产品至此已日臻完善成熟,器物变化丰富,造型装饰紧紧追随当时的社会时尚。而东溪窑从生产观念出发,烧造外销瓷器开始成为主流,大量的青花日用瓷从此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包括“漳窑”在内的其它窑产品。

  过分依赖对外贸易的漳州窑,势必因月港的荣衰影响到窑业生产的规模。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由于海寇的搔扰作乱,漳州月港“洋贩不能,海运梗塞”;清初,郑成功以武装集团经营厦门对峙清廷,双方在厦漳一带拉锯征战,社会经济也受到严重的破坏。此时,清政府先后五次颁布《禁海令》,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清顺治十八年起(1661年)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又三次进行“迁界”,“离海三十里,村庄田宅番皆焚弃”。月港因九龙江水携带的泥沙日益淤积,“潮涨之时,舟高于城”,在盛极一时后又迅速衰败下去。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漳州窑产量有所下降。一些地方小窑场如南靖碗盂坑窑,东坊内窑等因此而歇业停产。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帝谕令“开海贸易”,在厦门正式设关,取而代之的厦门港又日渐繁荣起来,成为中国商船开展东西贸易的起始港。此时,漳州地区的陶瓷生产进入全盛时期。明末清初有所衰落的华安东溪窑,在康乾时期达到第二瓷产业高峰。他们使用当时为先进的阶级式龙窑,大大提高了烧量和生产效率,工艺水平趋向精细发展,青花产品胎白质坚,钴料呈色鲜艳青翠,器物种类异常丰富,除青花外,并大量烧造白瓷、青白瓷、酱釉瓷、仿龙泉青瓷和仿哥、仿官诸多品种,窑址废品堆积如山。在生产规模上,东溪窑已列为漳州窑之首。

  这时的“漳窑”产品亦一改时代浑朴厚重之风,变得较为清新秀致。从窑址采集的标本看,它们大多器壁较薄,胎质较细。釉层光泽比以前增强,呈现出较重的火色,釉色大多闪青。圈足由平切式变为尖削或圆修,足墙细直,并流行使用二层台式足或玉璧式圈足,一些器物外底内凹留有脐圈。拍印痕迹更为浅细,往往被釉层填平,但刻划暗花却比较犀利、清晰。从传世品看,陈设类赏玩品和大型琢器、圆器已较少见,转而生产较多的日常生活器具。

   清咸丰八年(1858年),汕头港建立商埠,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由福建沿海地区转移至广东潮汕一带,漳州窑业由盛及衰。华安东溪窑在清中晚期已慢慢没落下去。据上坪《邹氏宗谱》、《郭氏宗谱》记载,聚居此地的苏姓、邹姓、郭姓三族之间,常因山界争端或土地纠纷发生大规模的宗族械斗,致使苏氏族人丁壮锐减。清同治六年(1867年),岱山社郭凸、郭好等人率众参加太平军,居住楼寨被清总兵罗大春用炮击破, 幸存族人后归附于太平军侍王李世贤、 来王陆顺德余部。太平军第四次入闽期间,东溪窑场倍受兵燹灾乱,从此一蹶不振,并彻底走向颓废。

  东溪窑的末期产品瓷化程度差,器胎不是变得笨厚就是尤为轻薄。青花已采用印花工艺,色彩昏暗呆板,叶脉纹图案往往漫患不清。聚粹阁收藏的“漳窑”传世品中,有一件青花五彩执壶应属于清晚期产品,其胎薄器轻,釉层无亮光,青花钴料类仿进口洋蓝,所绘鱼藻纹也了无生趣。虽然盖题写“一片冰心”,但正如先人所言,一代地方名瓷“漳窑”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地位。据调查,东溪窑场曾发现宣统二年(1910年)苏氏墓碑,但此时有无生产“漳窑”瓷器,不得而知。本地的收藏爱好者,常把一些生烧、釉面米黄的青花粗瓷误认为“漳窑”产品,这是鉴别中需要注意的。

  (五)

  明清时期,漳州地区普遍采用横室阶级窑烧瓷。这种窑炉结构改变了宋元时期斜坡式龙窑的特征,窑底出现阶梯状高差,尤其是双重隔墙的出现,表明它们与德化地区的龙窑、分室龙窑有明显的不同。造成沿海地区向内地山区积极吸收窑业技术的关键因素,是人口迁徒或流动所带来的技术传播。

  在长期进行陶瓷生产的积累中,福建出现了以此为主要谋生或盈利手段的世系大家族,德化县的苏氏宗族即是其中之一。 他们世代“以瓷器游贩广东等省”,或“以陶业为生涯”使,使各地陶瓷业得到传授和交流。而这支源于德化一地的龙溪二十五都苏氏族人,则更直接地师承了本宗的陶瓷生产技术。华安东溪窑的青花产品,器足较少粘沙,在工艺上更接近于德化和安溪窑;青花钴料部分浓黑,出现了德化产品中常见的“蝗蚓走泥纹”;青花绘画的风格、装饰纹样和大量出现的堂名商号款也与德化、安溪窑相同,这些都反映了二者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从“漳窑”传世品中,更容易看出德化窑白釉瓷器对“漳窑”的影响。二者都是以釉色和造型取胜的地方窑口代表产品,但它们之间既有共性,但又存在着一定差异。

  胎釉

  德化白瓷胎体致密,胎骨细腻洁白,透光度极其良好,俗称“糯米胎”。这是采用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制成所致。瓷土内氧化钾含量高达6%,故烧成后玻璃相较高,德化白釉为纯白釉,釉浆中Fe2O3含量特别低,K2O含量又特别高,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釉色很纯净。从外观上看,胎釉结合紧密,釉层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光照之下隐约现出粉红或乳白,故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称。

  胎釉方面是“漳窑”与德化白瓷区别的标志。“漳窑”胎体相对粗松,胎骨呈灰白或灰黄,不及德化白瓷的坚实;“漳窑”釉色白中泛黄,釉层与胎体结合不甚密,但玻化度比德化白瓷强。自然光下,“漳窑”的光泽度高,而不是德化白釉那种较为油腻、温和的感觉;个别器物的胎骨在荧光灯下呈暗红。此外,最明显的是“漳窑”米黄釉无一例外带有冰裂纹,而德化白瓷却没有开片。因未对“漳窑”标本进行化学实验分析,二者在胎釉方面差别较大的具体原因不明,但这应该主要是两地瓷土、釉水化学组成不一样,特别是与氧化铁含量有关而造成的。

  工艺、装饰、造型

  两种产品在这三方面则表现出极为相近、甚至相同的特征。德化白瓷的修胎要比“漳窑”来得工整一些,但同样留有旋坯纹和跳刀痕,同样采用匣钵或垫圈、支钉的方法进行装烧。在装饰手法和装饰纹样的运用方面,“漳窑”的产品中经常可以找到几乎相同的德化白瓷一一对应,如双象鼻耳圈足簋、 双铺首狮耳圈足簋、模印夔龙回纹壁斗炉、弦纹炉、乳足鬲式炉、三足敛口炉、带座观音瓶、广口深腹罐、荷叶洗、双狮耳筒瓶、灯笼瓶、棒槌瓶等。

  从器物风格上看,由于“漳窑”的胎壁比德化白瓷相对宽厚,釉层也较为粗松肥润,故“漳窑”器显得更为古拙、丰满,而德化白瓷的圆器、琢器都比较秀美、矜持。

  “漳窑”的瓷塑艺术品与德化白瓷的造型也极相近,如持书观音、莲花座伽坐观音、提篮观音、弥勒佛等,但在一些雕刻的细部还是不尽相同。总体上说,德化瓷塑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其刻划远比“漳窑”细腻,不愧是代表明清时期福建陶瓷成就的一朵奇葩。

  华安东溪窑的青花产品与本地区其它窑口有更多的雷同。区别它们的特点是华安东溪窑器足较少粘沙。“漳窑”传世品中的釉上五彩雉鸡牡丹纹罐,虽均见于德化窑和平和窑,但其彩绘颜料更趋近平和窑,从平和窑当时已大量生产五彩瓷器的情况分析,“漳窑”五彩瓷应该是对平和窑的摹仿。

  通过对一些相邻窑口的比较,我们可以把华安东溪窑视为德化、安溪窑向漳州窑过渡的一条较明显的分界线。有学者把福建青花瓷与广东青花瓷看成同属于“闽粤青花瓷窑系”,而有的学者从“漳州窑”大量成为贸易陶瓷的特点出发,把它看成比较独立的一个体系,也是不无不可的。

  (六)

  在日本河盛家所藏的宽永四年(1627年)《世界图·日本图屏风》中,仅记载了“大明国”的“南京”、“福州”、“天川”、“漳州”几个地名,这表明了漳州当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明末清初,日本社会处于混乱状态,促使中国福建、广东及朝鲜、东南亚的陶瓷大量输入日本国。在中国,郑氏父子海商集团基本上垄断了开往日本的海上贸易。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则废止了明代不准与日本贸易的禁令。仅康熙二十四年至四十三年(1685-1704年),由漳州开往日本的商船就有36艘。日本的丰臣秀吉开创的“朱印船”贸易中,明确记载前往漳州的有2次。由于两国政府开创的自由贸易体制,使漳州窑系产品逐渐替代景德镇窑系产品,成为销往日本的大宗贸易陶瓷。

  目前,发现漳州窑外销产品最多的是在日本,集中出土在大坂、界市、京都、平户、长崎、江户等地的考古遗址中。这其中大多数是平和南胜、五寨窑的瓷器,但由于平和、南靖、漳浦、华安等地窑口都是集中外销的,一些难于明确区分的青花瓷器如“福”、“魅”、高官厚禄图、皮球、花纹、荷塘丝鹭图碗盘类器物,应包括了华安东溪窑的产品。漳州陶瓷生产曾一度影响日本,18世纪,分别在日本和福建沿海一带流行横室阶级窑,应该是以华安东溪窑为代表的漳州地区窑业技术对日本的传播。

  在东南亚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博物馆或考古出土中都发现了漳州窑青花和彩绘瓷。这一带海域的水下沉船,如西班牙“圣迭戈号”(San Diego,1600)、荷兰“白狮号”(White Leeuw,1613)打捞出大量的漳州窑瓷器。此外,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过漳州窑瓷器。

  目前发现“漳窑”产品在国外行销的实例仅有一个,即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岛出土的瓜形水注。 这件产品获得极高的评价:

  温馨雅致的白釉上,贯入细密别致的菱形裂纹,显得非常漂亮。鼓圆的体态展示出曲线美,与温暖的釉色相映成趣,形成一种不矫情、不夸张、从里到外到处流淌着自然之美的风韵。

  日本学者把这件水注当成是“舶来稀世珍品而格外珍宝”,并把这种“唤成茄子的茄形茶叶筒”尊奉为“天子之位”的茶道用品,可见“漳窑”产品的物以稀为贵。

  《瓷器与东印度公司》一书再三强调,所谓的出口瓷器(Export Porcelain)有细瓷(Fine Porcelain)和粗瓷(Coarse Porcelain)之分,我们认为,华安东溪窑青花产品作为漳州窑中较为工巧规整的一部分,“漳窑”产品作为东溪窑中数量较少的精细用瓷,它们的足迹一定遍布在海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

  在闽南和潮汕地区的传世品中,我们发现还有一类产品与“漳窑”为相似,却又存在细微差异。它们的釉色呈白中泛黄,色调多偏黄褐,同样开冰裂纹,器物造型与“漳窑”产品相同。但这些器物大多胎薄器轻,胎质呈粉白,如石膏一般轻巧;釉层也没有“漳窑”的莹润亮泽,初看带有粉状腻感;开片一般浅细密布,有些没有“漳窑”特有的浅红色纹缝。最大的区别在于器物大量运用镂雕、堆塑等装饰手法,图案变得繁琐、刻板与细碎,已经失去了“漳窑”的庄重朴素;一些收藏爱好者和文物工作者或把它们归为“漳窑”,或称之为“潮州枫溪窑”产品。

  根据我们的调查,潮汕一带也发现众多传世品确属“漳窑”,但潮州笔架山窑未调查取得米黄色开片标本,潮州枫溪窑也仅获得清末至民国时期的琉璃彩建筑构件。从地缘关系方面分析,潮仙地区紧邻漳州,两地语音相近、血缘相通、风俗相似,可归为同一文化区域。“枫溪窑”与“东溪窑”在方言中谐音,后人极有可能将两地产品在认识上相混淆。而从相邻窑口间的生产交流来看,“漳窑”作为当地较有影响的地方产品,有可能导致潮汕地区的模仿。因未获得较为可靠的窑址调查资料,这个问题尚期望于两地文物工作者在今后的共同探讨。

  回顾解放前古玩界将“漳窑”称为“土定”;五十年代漳瓷调查组把它看成是“始于宋末的贡瓷”,故宫博物院专题考察组在郭坑东溪一带没有获得结果;六七十年代,一些人把“漳窑”当成德化白瓷产品,到现在专家学者们对华安东溪窑所产的“漳窑”产品获得一些较为正确的共识,其间走过一段曲折、漫长的过程。值得提出的是,已故老文物工作者、原华安县博物馆馆长林焘先生于1988年率先在华安高安三洋村发现米黄釉小开片类器物,又在华安沙建上坪一带陆续发现一些“漳窑”传世品,才使专家学者对“漳窑”探寻的目光共同投向了华安东溪窑。我们对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不辞劳苦、客观严谨的科学态度表示感谢,并谨借此文向他致以深切的怀念。

  “漳窑”纪年款传世品和墓葬出土器物概况表

  序号 器物名称 器物款识或出土墓葬 收藏博物馆 资料出处

  1、明带座释伽佛坐像 “成化年制” 上海博物馆

  2、明蟠螭纹花觚 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巨野郡王朱阳□墓

  山东兖州县书馆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8年

  3、明釉伽佛立像 “嘉靖三十五年(1557)年制” 福建省博物馆 《福建文化报》第三版,1998年6月2日

  4、明铺首狮耳尊 “龙飞乙丑年四月吉日赛谢”(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 聚粹阁藏品

  5、明带座釉伽佛坐像 “开元寺”、“大明万历乙卯年(1615年)”、“漳州府东溪乡”、“冶子陈福成叩谢”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8年

  6、明赵公明财神立像 “开元寺”、“大明万历乙卯年(1615年)”、“漳州同安县东门外东溪乡”、“信士林石氏百叩、闽南漳郡窑陈福成监制”  台湾鸿禧美术馆

  7、明辟雍圆砚(六件) 漳浦县医院明隆庆墓、赤土万历纪年墓、旧镇高厝明墓、沙西前村金刚寺明崇祯墓 漳浦县博物馆 《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四辑王文径等《闽南所见漳窑瓷器探讨》,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8、清米黄釉小杯 漳浦石古农场清乾隆间吏部侍郎墓 漳浦县博物馆

  《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四辑王文径等《闽南所见漳窑瓷器探讨》,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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