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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福州地区发现的薄胎酱褐釉器

栗建安 张勇 

  福州市,是福建省省会,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福州建城的历史,至少可上溯到22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其后,福州便一直是福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城区的地下,也得到充分的印证。这几年来,由于福州市旧城改造和其它基本建设规模扩大,配合建设工程的文物考古工作也不断加强,并取得了较大成果。在这些考古工作中,反映福州历史文化的遗迹、遗物不断发现和出土。在出土遗物中占大多数的仍然是陶瓷器等日常生活用品。其中有一类施酱褐色釉的薄胎陶瓷,因其数量很少(目前总计约70余件、片)且品相并不出众,形式、种类也不多,故而尚未引起人们的留意。近来,我们对其作了初步的观察和分析,认为这批薄胎陶瓷在制作工艺上颇有特色,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可能有着特定的用途。因此,我们将最近几年在福州市区及周郊区县所发现和出土的这类酱褐釉器中较典型的标本作一介绍,并试分析于下。

  一 发现概况

  自福州市三坊七巷旧城改造工程开始以来,福建省、福州市的考古队多次合作,分别在市内鼓楼区的柏林坊、水流湾、北大路、屏山、七星井等街巷配合基建进行考古试掘或发掘。在这些地点,均出土有少量的薄胎酱褐釉器标本。基本情况如下:

  屏山石圈遗址:出土层次是第④层下H1,标本19件,2件为水注的口、腹片,其余都是小罐,其中完整器1件(仅口沿处稍缺),口沿片2、底片8、腹片6,推测其个体为(以形制、胎、釉的不同而定,下同)水注2、小罐10件。

  北大路夹道遗址:出土层位是第④层下的G2和G4,标本4件,小罐1、香薰1、盆1(均可复原),另一为瓜棱罐的下半部。

  柏林坊、水流湾:出土层次有第④层以及④层下的H1。标本7件,口沿片1、底片1、腹片5,推侧个体有5-6件。

  屏山菜市场:出土层次第③层及③层下的G1。标本9件,小罐2,罐1、瓶1、水注2、盒1、盆2。其中除盆标本中有一件为腹片外,其余皆为完整或较完整及可复原的。

  此外,在其近旁的省建设银行工地,1992年出土标本6件,有小罐4、香薰1(可复原)。

  七星井:出土标本3件,水注1、盆1(均可复原)、小罐1。

  北大路菜市场:出土层位第③层,标本9件,可能都是小罐,其中口沿片3、底片5、腹片1,推测其个体有8件。

  此外,我们在连江县博物馆的陈列品中发现3件薄胎酱褐釉器,均完整,分别为瓜棱小罐1、小罐1、小水注1。小水注为定海海底打捞的,小罐是鳌江镇小湾山采集的,瓜棱小罐的发现情况不详(档案资料佚)。

  以上发现及出土的薄胎酱褐釉器,基本特征是:器物的胎体薄,器壁厚度一般为2-3毫米,最薄的仅1毫米,即使器形较大如腹径达15厘米的罐,也是如此。胎骨细腻、致密,质地坚硬,叩之声音清脆知其火候甚高。胎色多呈浅灰或淡褐色,也有一部分是褐色,有的釉色呈黑褐、褐色,个别为银灰色,也有的是砖红或暗红色。多数器物的表面施酱褐色釉,有的釉色呈黑褐、褐色,个别为银灰色。釉不及底,外底露胎,其中一部分器物里面也上釉。外表多是二次上釉,底釉较薄(或被胎吸收),第二遍覆盖较少,且不均匀,多有流釉现象。有的器物下部还留有指印痕。

  器物皆轮制,内壁多留有明显的旋削痕。器表釉薄处,釉下也常现出旋削痕。外腹的中线,常有一道明显的凹弦纹。器底多是平底或微凹,底面有的留有清晰的线割痕,有的则较平整,但留有不清晰的垫底物(可能是麻布一类的织物)的印痕。

  器形有小罐、罐、瓶、水注、盒、盆等。为便于分析、比较,特将这些器物试分型式如下:

  小罐,标本38件,分为3式。

  1式:沿唇外卷,直口,颈部矮直或稍斜,窄斜肩,鼓腹,平底。标本97FPT01③:1(器物的田野编号,下同)器形完整,颈、肩处刻有一道弦纹。器物表面所施底釉呈浅褐色,不及底。颈、肩和上腹部施的二层釉不均匀,且有流釉至度,釉色呈灰褐、蓝灰等,内壁口沿以下无釉。口径8.0、腹径13.4、底径6.9、高9.3厘米。标本97FPT01③:2,口沿处稍残。腹中线一道明显的凹弦纹。里外施满釉,外底面露胎,釉面情况同前,口径5.9、腹径10.1、底径4.8、高8.15厘米。标本92FPH1:1,腹中线凹弦纹一道,器表釉层已剥落,但留有较清晰的施釉和流釉痕。口径6.7、腹径11.0、底径5.6、高7.6厘米。标本4-8(连江县博物馆),完整。腹部压印六瓣瓜棱形,中线一道凹弦纹;底面有气泡,不甚平整,留有不很清晰的线割痕。里外施酱褐色釉,外釉较薄,但较均匀,下腹有一处指印痕。口径5.3、腹径9.4、底5.1、高8.3厘米。标本连江县博物馆4-14,完整,稍有歪斜。溜肩,下腹斜直内收,平底微凹,底面有线割痕。里外施酱黑色釉,里侧口沿处局部无釉,外表流釉至底。口径4.4、腹径8.0、底径3.2、高5.9厘米。

  2式:仅1件。标本93FBG4②:642,小圆唇、直口(外直内斜)缩颈,溜肩,扁圆腹,底内凹,有线割痕。里外施酱褐色釉,里满釉,外釉不及底,釉有下淌,下腹有一指印痕。口径6.2、腹径10.8、底径6.2、高5.4厘米。

  3式:1件,标本93FST001④:30,为口腹残片,形制为方唇、敛口、直颈、圆肩、斜直腹、下腹以下残缺。外口沿处有一道浅凹槽。里外施酱褐色釉,但外表颈部的下半部分无釉露胎,而内面仅口、颈部施釉;里外均有流釉。口径6.2、腹径约11.0、残高6.8厘米。

  罐,标本2件,分二式。

  1式:标本93FBG2:345,口部残,仅存腹、底。可知为压印的六瓣瓜棱形,鼓腹,平底微凹。里外施釉,里满釉,釉色淡褐;外釉不及底,釉色酱黑而光亮,但呈色不匀,局部有银灰色釉斑。腹径14.6、底径8.1、残高9.8厘米。

  2式:标本97FPT01③:3,方唇、折沿、敛口、短颈外弧,溜肩、鼓腹,底残,但推测可能是平底或饼状实足。胎骨呈暗红色,坚致、细密、内壁有气泡。里满釉,釉色酱褐,外釉不及底,釉色稍浅,釉面不匀,有流釉痕。口径11.4、腹径约15.9、底径约7.4、高11.8厘米。

  瓶,标本仅1件,97FPT01③:4,器形为尖唇、敞口、矮颈、斜肩、斜直腹,平底微凹,底面有线割痕和用泥团帖补的痕迹。里外施深褐色釉,釉层较薄,釉面光亮;里满釉,外釉不及底,外下腹部约三分之一处露胎,胎表留有清晰的旋削痕,肩、腹部有流釉,积釉处有黄褐和灰褐色斑点。外腹尚有二处窑粘痕。口径4.0、腹径9.4、底径5.8、高12.3厘米。

  水注,标本5件,分3式。

  1式:2件,器形为敞口、矮颈、溜肩、鼓腹、平底微凹、短直流,无把。标本97FPT01③:5,胎骨褐色,胎表面砖红色,胎质细密、坚致,内外均有较深的旋削痕,底面有线割痕。 里外施酱褐色釉,里釉仅至颈部,外釉至下腹部,有流釉,下腹部有三处指印痕。口径2.8-3.2、腹径6.2、底3.5、高5.5、流径0.7厘米。

  标本97FPT01③:6,小圆唇、口沿稍斜。外腹压印呈九瓣瓜棱形。胎体情况与前者同,施酱褐色釉,里釉施至口沿,外釉仅至肩下,流釉至底部,积釉处呈黄褐色。口径4.1、腹径9.5、底径5.0、高8.7、流径1.3厘米。

  七星井出土水注与之相似,为敞口、短直颈。胎表砖红色、釉色灰褐(可能是蚀脱),施釉仅到肩部,有流釉。口径4.1、腹径8.7、底径4.0、高8.1、流径0.8厘米。

  2式:2件,仅存口、腹残片,流、把均残缺。器形为盘口、矮颈、溜肩、鼓腹,有把。颈下、肩下各一道弦纹。标本92FPH1:3,矮颈斜直、颈部粘存一小段把残片。胎骨灰褐色,细密、坚致。里外满釉,釉色酱褐,有流釉痕,但大部分釉层已脱落。口径4.1、腹径约13.8、残高6.9厘米。另一标本仅存口、颈部,口径3.7、残高3.0厘米。

  3式:1件。定海4-22(连江县博物馆),完整,器形为方唇、折沿、敛口、缩颈、小平肩、弧腹;腹中线一道凹弦纹,饼状实足,足底微凹,有线割痕。短直流,流部手制,较粗糙。扁平把,把面有凹痕。灰褐色胎,施酱褐色釉,里侧无釉,外釉不及底,釉层较薄。外腹的流釉处有黄褐色及蓝灰色斑点。器表留有少量海生贝类的粘痕。口径3.1、腹径7.0、底径2.8、高5.9、流径1.1厘米。

  盒,标本仅1件,97FPT01③:7,口沿稍有残缺。器形为尖唇、子口,腹壁上直下弧,平底,有线割痕。里外施酱褐色釉,釉面莹亮,里满釉,外釉不及底,里外均有流釉,外腹并有二处指印痕,缺盖。口径4.8、腹径5.6、底径3.0、高3.2厘米。

  盆,标本2件,分二式。

  1式:标本97FPT01③:1,残存约四分之一,器表为12瓣花口,平沿、敛口、浅弧腹、平底,底面不甚平整。外口沿下有八道凹弦纹,口、腹12等分压印内凹。胎体褐色,胎表黑红色,里外施黑褐色釉,里满釉,外釉至腹下,局部釉面不匀。口径约13.8、腹径约14.7、底径约10.4、高5.1厘米。七星井出土的盆残片与此相同,但底釉酱褐色,釉表却为灰色。

  2式:标本93FBT01G4①:532,方唇、敛口、浅弧腹、平底微凹,底面较粗糙。胎褐色、胎表深褐、施酱褐色釉。里满釉,较厚,釉色酱黑,外刷酱褐釉,口沿与底露胎,有流釉痕。口径24.1、底径16.4、高4.3厘米。97FPT01③:8,腹部残片,斜腹,平底内凹底面较粗糙。灰胎、胎质细密、胎表浅褐色。里外施酱褐色釉,里满釉、釉层较厚,莹润、光亮,外釉较薄,不及底,流釉至底部,釉面有土黄色蚀斑,另有一处指印痕。残高4.8厘米。推测这件标本为盆类器物。

  香薰:2件,形式基本相同。标本93FBG2:361,尖唇,直口稍敛,口部镂长方孔26个;口下内外出平沿一周;上腹直、下腹部外鼓,腹部刻三道凹弦纹;底为饼状实足,内凹穿一小孔,底面有线割痕。灰褐色胎,胎表暗红色,仅内外口沿和外腹施酱黑色釉,外釉不及底,其余部分露胎。口径11、腹径12、底径6.6、高1.4、底孔径0.3厘米。另一件标本出自省建行工地,尺寸略小,底部未穿孔。其余同前件。

  此外,最近在整理福清东张少林院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时,发现出土的陶瓷片中亦有与福州发现的薄胎酱褐釉器相同者。 其中包括大小不一的约四件个体的1式罐,大者口径10、腹径达15.6厘米。小的为一件瓜棱小罐,口径约3.2、腹径约5.6厘米。此外,还有以下器形:

  1.小罐,口沿残,推测为短颈、窄斜肩、鼓腹、平底,底面有线割痕。里外施酱褐色釉,里满釉,外釉仅施于口、肩部,有流釉。腹径8.1、底径3.6、残高3.6厘米。

  2.药罐,尖唇、折沿,沿面微凹敛口、直腹稍外鼓,平底微凹。口沿下有一锥状管流、与流相垂直的方向有一管状把,把面有二小孔。胎灰褐色,胎表褐色,器表无釉,器内口沿以下及流内施酱褐色釉。底面较粗糙,粘有粗砂质垫块。口径9.6、腹径10.7、高7.6厘米。

  3.罐口沿片1件。斜方唇、折平沿、敛口、溜肩,腹以下残。胎色浅灰,胎表灰褐色。里外施酱褐釉,里釉至口沿下。残高1.5厘米。

  4.壶,仅存肩部,形式为斜肩、直弧腹。灰褐色胎,外施酱褐色釉;颈下二道、肩下一道凹弦纹,肩径10.8、残高3.5厘米。

  5.钵,方唇、平沿、直口稍敛,斜腹较深,外腹有凸棱一道。胎褐色,里外施褐色釉,外腹仅半釉,下腹露胎。口径12、残高4.8厘米。

  与上述薄胎酱褐釉器相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层位与年代。福州地区出土薄胎酱褐釉器的遗址或地点,如屏山石圈遗址、北大路夹道遗址、柏林坊、水流湾地点等,已有考古发掘简报发表,根据简报中的介绍,可知这些薄胎酱褐釉器的出土地层均属生活堆积层,年代为宋元时期。屏山菜市场省建造工地、七星井与北大路菜市场等处的考古报告虽未发表,但据我们了解,出土这类器物的地层情况与前者相同或相似,共出的陶瓷器主要是本省宋元窑址的产品,如福州宦溪、连江浦口、福清东张、闽清义窑、莆田庄边、南平茶洋、晋江磁灶、建窑、德化窑等。少部分来自省外的龙泉窑、景德镇窑、越窑、耀州窑、吉州窑及磁州窑等。许多器物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例如黑釉兔毫盏(建盏)、青釉篦纹划花碗(珠光青瓷)等。因此,其年代也应为宋元时期。福清少林院遗址的小罐等,最早的也出土于第③层,即南宋时代地层。

  连江县博物馆的三件藏品中,水注和一件瓜棱小罐被鉴定是南宋时期,另一小罐虽定为明代,但无出土地层的依据。根据器物的形制、风格及工艺特征来判断,与前者当为同时代之物。

  二、制作工艺特征。福州地区发现的这批薄胎酱褐釉器,从其破片观察,胎质细腻、致密,很少有杂质或砂眼、气孔等,烧结程度很高,说明其胎土的淘洗、陈练较精细,烧成温度高,火候控制较好。胎色有灰、褐二种,胎表面的呈色也有灰、褐、砖红等色调的区别,这可能是由于烧成时有还原和氧化两种不同气氛所致。若从制作工艺角度审视,器物拉坯较薄,造型匀称、规整,有些器物的口沿和颈、肩部转折变化的线条处理得清晰、明快(如小罐和2式水注等)。器物表面的加工,有精粗之别。例如2式罐、3式水注等,器表较光滑、平整;但如瓶和1式水注等,器表则留有较深而明显的旋削痕,是否是特意如此?多数器物如小罐以及2式、3式水注等还有腹中浅留一道弦纹。大部分器物的底面,都比较粗糙,其处理手法有二,一是线切割,在器底留有清晰的偏心圆线割痕,多见于底径较小的器物。二是器底无任何切削痕迹,似乎直到器物形成后底面均未作加工, 一般见于底径较大的如1式罐、 盆及1式小罐中稍大者。此外还有一种是加饼状实足,如2式罐、3式水注等。施釉的方法,从大多数器物的釉边看,可能是蘸釉(或浸釉),即捏住器物的底部,将口、腹部浸入釉水中,因而下腹至底多无釉,有时还留下指印痕。这还可以从部分器物里侧也仅上半部分有釉而得以证实。但也有内腹无釉的(如3式小罐),其施釉方法可能是肩腹部先施釉(浇釉),将颈、肩相交处釉层刮去(故此处釉边十分整齐),尔后再将口沿浸釉。此外,一些器物可能还在颈、肩部上二次釉,烧制时形成流釉痕。但也有的流釉痕较薄,有可能仍是一次上釉。

  薄胎酱褐釉器的装烧方法,由于目前尚无来自窑址方面的资料。所以只能从器物本身作些观察,但多数器物的表面却无痕迹可寻,仅在个别器底,看到通常是泥团垫烧的痕迹。(如1式小罐92FPH1:1的底面三处痕迹。)

  三、与“唐物茶入”的关系。上述的薄胎酱褐釉器,可以认为都是日常生活用具,其中的罐、盆、水注等的用途应是比较明确的,但占标本数量最多的小罐,尚不能确定其具体的使用方法。出土资料中,也未见到能够直接说明其使用方法的证据。根据1997年屏山菜市场发掘出土的情况,在与1式小罐共出的陶瓷器中,有几件青釉和青白釉碗,其圈足内有墨书写的“茶”、“茶头”以及“乾元方丈”、“天宫”、“藏院”等字样。据考证,发掘地点的附近,宋元时代确有乾元寺、天宫院、藏院等寺庙,“茶头”乃寺庙中掌管茶事的僧人,“茶”字之碗则说明与茶事有关,或即饮茶用碗。唐、宋时期的茶俗,一般是将茶叶经蒸煮后压制成茶饼,饮用时将其碾成粉末状,再经煎煮或沸汤点注而成茶汤。当时寺庙也多兴茶,作为修行的辅助手段。因此,1式小罐之类的器皿,或与茶事有关,即可用于装放末茶。厦门市博物馆的薛翘先生曾对宋元时代黑釉茶具作过专门研究,并认为此类小罐即是茶罐,是用于装末茶的。

  中国的饮茶习俗是宋代开始传入日本的。作为贮茶的茶罐等也随之继续传去,日本称这类小罐为“唐物茶人”。有的日本学者认为,中国产的茶入(即唐物茶入)于13世纪初已传入日本,为僧侣个人所持,当时吃茶风习尚未推广。至14世纪,日本也盛行茶风,装末茶的容器-茶入的需要增多,因而从中国输入,可是仅中国产茶入供不应求,于是濑户开始模仿生产,14世纪末已能制造出与中国产茶入相媲美的产品了。现在见于日本的唐物茶入,品种很多,并有专门的名称。从表发的资料(日本出版的多种文物考古图录及报告)上作一比较,则福州地区发现的薄胎酱褐釉器与之多有相同和相似,例如前述1式罐中1-3标本,与“唐物茶入”中的“大海”相同,还有如瓜棱腹小罐与被称为“柑子”(或“柑子口”)的茶入。1式水注与“水滴”茶入等都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以上比较不仅是“形似”,更重要的是在胎质、胎色、釉色、施釉方法及制作工艺特征(如线割底、腹中线弦纹、腹下部指印痕等等)诸方面都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说日本所见的一部分“唐物茶入”与福州发现的薄胎酱褐釉器是相同的器物。

  四、产地与窑口。从前述的问题二可知,福州地区发现的薄胎酱釉器有着独特而鲜明的工艺特征。这应是我们藉以寻找、考查其生产窑口的基本依据。在这一问题上,中日双方学者都曾作过多年的努力。 薛翘先生认为:赣州七里镇窑所产的鼓钉纹罐、短颈圆腹罐及侈口折肩筒腹罐,与日本所称的擂座式、文琳式及肩冲式茶叶罐造型完全相同。其中鼓钉纹罐还在南朝鲜新安沉船中发现,成为赣州七里镇窑黑釉产品曾经销往海外的重要物证。特为探寻“唐物茶入”产地和窑口而来我国的日本学者谷晃、稻垣正宏等人,也曾由薛翘先生陪同专程前往七里镇窑考察,并先后看过该窑发掘出土的标本。但他们所持的观点则有所不同,他们认为:赣州七里镇窑作为至14世纪止传入日本的擂座、大海等(茶入)的生产地,其可能性很大。但是作为其它茶道所用名茶具而传志的茄子、文琳、肩冲等茶入的生产地,可能性却不大。吉州窑虽出土过类似茄子、文琳、大海等除擂座以外的茶入,但较粗糙,与传世品有本质不同。此外在江西的两宋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小罐,均为粗、厚之物,也与茶入有本质不同。

  福建宋元窑址已知的考古资料中,有烧制酱褐釉或黑釉小罐类器皿的窑址,大概是南平茶洋窑、晋江磁灶窑了。其它烧造黑釉器的窑址如著名的建窑,以及福清东张窑等,虽有也少量烧制茶盏之外的其它器皿如灯、瓶、罐等,但未见如福州发现的此类薄胎酱褐釉器。

  至于茶洋窑和磁灶窑,虽也有黑釉或酱褐釉小罐一类的器物,但无论是胎质、施釉方法、制作工艺等特征, 都与薄胎酱褐釉器区别甚大,因此还不能确定二者是薄胎酱褐釉器的生产窑口。

  至今为止,就我们所见到的有限的考古资料中,尚未发现有关于这类薄胎酱褐釉器的报道,然而在福州地区,这类器物的出土数量虽然不多,但却相当普遍,不过在这些出土有此类器物的遗址中,还未见到过有赣州窑的产品。因而,我们仍然推测生产这类器物的窑址在与消费地不太远的地方,有可能还在福建地区。

  综上所述,此类薄胎酱褐釉器的产地和窑口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也正是我们今后在考古工作中应予重视的课题之一。本文的目的也意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促使这一问题的早日解决。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悠久,而陶瓷器作为中国文化的使者,对日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都产生过重要的和深远的影响。薄胎酱褐釉器正是为数不多的对日本茶道、茶文化及陶瓷生产起过这样作用的陶瓷品种之一(其它还有如建盏、龙泉窑瓷器等)。因此加强和深入对薄胎酱褐釉器的调查和研究,必将促进中日学术与文化的交流,同时也将丰富和加深我们对中国陶瓷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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