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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唐代陶瓷器的生产和对外输出

叶文程 

  唐代瓷器的对外输出,有关文献的记载虽然不多,但就仅有的一些记载看,并结合当时陶瓷手工业的生产发展情况以及在国外所发现的资料考察,这一时期陶瓷的对外输出,在我国的海外交通和国际贸易中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因此,回顾这一时期我国陶瓷手工业的生产发展和对外输出的情况,对于考察我国海外的交通史、经济史和中外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特别是我国古代陶瓷的对外贸易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陶瓷手工业的生产和发展

  唐代,特别是中、晚唐以后,陶瓷手工业在隋代和初唐的基础上,又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可以说,这一时期陶瓷手工业的发展已达到一个大的发展阶段。

  根据解放后三十多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一时期的陶瓷手工业作坊和窑场都有不少的发现。如南方八个省区,北方五个省区,都发现有唐代瓷窑作坊遗迹。由此可见,唐代陶瓷手工业生产,在全国是达到相当普及的程度,尽管当时陶器和瓷器的生产是分成两个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唐代,北方出现的唐三彩陶瓷生产部门,是唐代陶瓷手工业的优秀代表。这里必须指出,唐三彩的出现与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是分不开的。无论从唐三彩的生产品类看,或是从唐三彩制作技术看,还是从唐三彩的艺术造诣看,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其次,唐代北方邢窑生产的白瓷器和南方越窑生产的青瓷器并驾齐驱,著称于世,成为唐代我国两大陶瓷大系。邢窑手工业作坊生产的白瓷,品类丰富,釉色洁白,胎质细坚,制技纯熟,成就斐然,是其他同类手工业品所无法比拟的,也是生产时间较早的手工业制品。故可以说,唐代白瓷手工业制品,是唐代陶瓷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一项重要成就。

  唐时,南方重要的和著名的陶瓷手工业作坊和窑场,要推浙江窑青瓷的生产。唐代越窑制瓷业的中心,应在古代越州、明州之地。这里窑群密布,窑场规模大,并大量生产对外贸易产品。在九世纪期间,越窑青瓷生产为全国之冠,瓷器烧造水平达到很高的程度。

  唐代越瓷产品流行全国,受到人们极高的评价。如陆羽《茶经》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次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由此看出,越窑生产的青釉瓷器,具有独特的色彩,受到人们的极大重视,赋予很高的地位。

  这里还应特别提到的是,在唐代湖南长沙铜官窑是最早生产釉下彩的地方。这里瓷窑作坊规模宏大,窑场密布,在连绵数十华里的区域内,都密布着大小不同的窑场,瓷器生产极一时之盛。

  唐代江南地区的著名洪州窑,经过近几年来的调查和发掘,已探明洪州窑的所在地是在今江西丰城县境内,由出土遗物判明,洪州窑分布范围广,器形中,图案规整,烧造技艺高,釉色全,享有一定的声誉。其地位应予以肯定,洪州窑的探明,这对于探讨唐代陶瓷手工业的发展和外销情况,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

  唐代陶瓷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这样说,到了唐代,中国陶瓷器的生产,已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固然与当时政治局面安定、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唐代陶瓷手工业的生产,在李唐一代,能够蓬勃发展起来,不可忽视的一条,是与海外交通和海洋贸易的发达分不开的。到了唐代,中国陶瓷的对外贸易在前期已有的基础上,又有所向前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时期陶瓷的对外贸易,无论从对外输出的数量看,还是从质量看,或是从销售的地位看,都远远超越前代。

  唐代陶瓷器的对外输出

  唐代以来,我国与海外诸国的海上交通日益频繁。在唐代,由海陆两路输入我国的商品及贡品,有象牙、犀角、沉香、丁香、安息香、琉璃、宝石、白檀等。还有吉贝(石棉)、布匹、香油、蔷薇水、鹦鹉等。输出的商品及贡赐品,有金、银、绸、瓷器、杂货等,在输出品中瓷器是重要的一项。

  唐代我国的瓷器,作为贸易品输出到世界诸国,都曾留下了它的痕迹。近些年来,在各国的古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过我国唐代的陶瓷器。其中如埃及京城开罗南郊福斯塔特城遗址,是九世纪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到十二世纪成为废墟。三十年前在废墟中发掘,得到许多中国越窑青瓷碎片。此种越器,在公元九世纪,即在晚唐时候输出到埃及,正是该城繁荣时期,当时,我国对外交通繁荣,广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用我国生产的陶瓷器等物,从广州出口,换来海外的香药、珍宝。我国输出到埃及的陶瓷器,有青瓷、白瓷和唐三彩。其时的海外交通路线,是从广州港出口,到了波斯湾,再由那里转移到埃及。

  巴基斯坦的一些遗址,也曾发现我国唐代生产的瓷器。如布拉明拉巴德遗址。传说在七世纪(隋及初唐),这里是一个大城市,1020年(宋真宗天僖四年)时,由于地震而成废墟,十九世纪中有人曾对它发掘过,得到很多陶瓷片,后经英国哈布森氏鉴定,属于我国的陶瓷片有四片,其中就有一片是越窑的青瓷,并且可以看出是唐代的式样,另有两片是邢窑的白瓷。

  印度的迈索尔邦博物馆藏有晚唐五代的越窑系青瓷和长沙窑瓷,印度南部科罗曼德海岸的本地治里南面的阿里卡美都,也出土了唐末五代越窑青瓷碟残片,斯里兰卡也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陶瓷,其中就有越窑系青瓷碗的残片。

  至于在波斯(即现在的伊朗)的一些遗址中,也找到我国唐代越器。如萨麻拉(Samaria)遗址,1910年及1913年间,曾在这里发掘两次,发现有越器的碎片。该地于838年(唐僖宗中和三年)成为废墟。所以,可以看出越器曾在当时到过波斯各个地方,自然也到过萨麻拉。萨麻拉遗址所发现的碎片,据多数研究报告,认为与浙江余姚上林湖所发现的完全相同。

  我国的陶瓷器,在唐代也曾输出到朝鲜、日本和东南亚诸国。如高丽(即朝鲜),大量采用中国的瓷器,日本也同样。奈良法隆寺,京都仁和寺直到现在还保留着这类器用;而仁和寺和福冈县筑紫郡水城村大字通古贺立明寺都发现了唐代越窑瓷器。

  由上述这些考古学上发现的资料来推断,在七、八、九三个世纪中,因中西交通的发达,我国唐代的陶瓷不仅输出到邻国,并且还间接输出到很远的非洲。

  如上所述,在世界各国中发现的我国唐代对外贸易品-陶瓷器, 足以说明在唐代我国的陶瓷器已输出到海外诸国,这些发现与中外文献资料结合进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下面略举中外文献有关我国陶瓷对外输出的记载,当有助于我们对唐代陶瓷对外贸易的认识。

  黄人亨利雨尔(H.yule)所著(Cathay,1,P101-115)载,唐代景教士把中国的瓷器带到欧洲去,“拉耶德之新发现。晚近英人拉耶德(Lagand)在曲儿忒斯坦(Kurdistan)(在卓之亚之南)丛山、叶绿(Jelu)谷内,探访聂派古教堂一所,见屋顶悬挂中国古瓷碗甚多,满积尘垢,守屋者告之云:为古代聂派教土携自中国者,吾意此亦必为唐代景教僧所为者也。”景教是唐代初年传入中国,至唐武宗被禁绝,自此以后即行绝迹。所以这些瓷器当是唐代瓷器。

  九世纪中叶时代,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gman)写了一部游记说:“中国人能用陶土做成用品,透明如玻璃,里面加了酒,从外面可以看到。”这时生产的瓷器既然受到外国人的欣赏,当时阿拉伯商人把这种瓷器贩运到外国去自然是可以获取大利的。

  我国瓷器输出到阿拉伯,在伊宾库达特拔(Ibn Khundadbbah)省道记所记:“由桑甫(Sanb=champa,即占城)至中国第一港口(指由南海来中国第一停泊处)阿尔瓦京(Alwaking),或航海,或行陆路,皆一百法尔桑(波斯、土耳其两国里程单位)。阿尔瓦京有中国锻炼之精铁、瓷器及米。”

  近几年来,世界陆续发现我国唐代的贸易陶瓷,如日本发现的我国唐代的陶瓷器,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在日本,唐三彩的发现就更多了,在玄海滩的绝岛、冲绳之岛等古代遗址里,发现了唐三彩长颈瓶等器物,在奈良的大安寺、金堂和讲堂遗址里也有唐三彩。单是三彩陶枕就有三十多种,在檀原的安部寺址出土了三彩兽足残片。

  在日本也出土有邢窑系白瓷和越窑系青瓷,其数量虽不多,但来自河南、河北、浙江和湖南四省的著名陶瓷产地,奈良及京都出土的白瓷碗均为唇口玉璧底,具有唐代北方典型作风。这种碗盛产于河北临城邢窑、曲阳及山西平定窑。邢窑白瓷有精粗之分。精者胎釉洁白如雪,璧形底中心施釉,曲阳窑、平定窑同类碗底中心也不施釉。越窑青瓷出土数量比三彩及白瓷多,有三足鍑盒子、碗、灯碗、唾壶等器,出土地有京都、福冈奈良。从支烧方法看,不单是余姚越窑产品,也有余姚邻近地区越窑系瓷窑产品。与唐三彩一起从中输入的各种陶瓷器中,这时值得一提的有中唐和晚唐的器物。如在平城京和平安京及其周围出土的,在日本对外门户的北九州一带和设在各地的国府、国分寺等遗址出土浙江越州窑青瓷,一般呈暗绿色,几乎无纹饰,器形淳朴,碗居多。太宰府立明寺出土了青瓷鍑,京都仁和寺丹堂遗址出土了青瓷,北野废寺出土地了青瓷碗,还有神奈川县横滨市金泽出土了青瓷壶遗物。

  在日本,长沙铜官窑瓷的出土地点也相当广泛,为数亦甚可观。其中,奈良药师寺西僧房遗址,京都市平安京遗址;福冈县筑紫野市大门附近;以及同太宰府、久留米市山本西谷火葬一号墓,都同出土了铜官窑瓷,其中京都平安京遗址发掘资料表明,釉下彩器是相当多的。如在遗址下京区西大路七弄西市,下京区鸟凡花屋街下叶街左京七弄三坊,中京西区中御门西街右京三弄三坊,中京区四弄御前上壬生先念街右京四弄二坊,出土的铜官瓷, 均以釉 下彩为多。还有冲绳西表岛出土了唐开成三年(838年)釉下铭文盘。

  在朝鲜,发现我国唐代的外销陶瓷,有庆州出土的三彩三足鍑,其造型、彩斑与江苏扬州出土的相似。海州龙媒岛出土的长沙窑贴花人物褐斑壶三件,其中二件釉下彩于壶柄下右侧各有铭文八字,一件书“郑家小口,天下有名”,一件书“卞家小口,天下第一”。

  在伊朗和巴基斯坦发现的我国大量外销陶瓷,引人注意的是唐邢窑系的白瓷和越窑系青瓷。此外在内沙布尔(马什哈德附近)、米纳布(霍尔木兹附近)、赖伊(德黑兰附近)等地出出土了唐五代越窑系青瓷和长沙窑彩绘盘。在伊拉克的萨马拉遗址也发现唐三彩、绿釉、蓝釉和白釉、青釉等外销陶瓷。

  在埃及发现的我国外销陶瓷。如1913、1964和1966年在福斯塔特的几次发掘中,出土陶瓷残片估计有六、七十万片。属于我国陶瓷片达一万二千片,其中就有唐代越窑系青瓷和唐代白瓷。

  在非洲的摩加迪沙、布腊瓦、桑给巴尔、马菲亚岛、基尔瓦群岛、格迪、坦噶尼喀、奔巴岛等不少地方都发现过我国古代的外销瓷器,其中有一些就是属于唐代时期的。

  综上所述,唐代陶瓷手工业的发展盛况空前,如唐三彩、邢窑白瓷、越窑青瓷和洪州窑器等都有长足的发展。并在国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北方邢窑白瓷生产异常普遍,为北方白瓷的代表作,并在民间得到普遍的使用。如唐李肇《国史补》指出:“内丘白瓷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由此可见邢窑白瓷生产量之多和流传范围之广。

  南方越窑生产的青瓷,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产品之精良,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唐陆羽《茶经》在品评茶具时,说到“越瓷类玉”、“越瓷类冰”,赋予极高的评价,所以,唐代陶瓷手工业的发展,随着当时海外交通的发达,陶瓷器的对外贸易形成了一个高潮,在我国陶瓷器的对外输出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唐代陶瓷器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广州港而输出到海外诸国。我们知道,隋末唐初以后,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逐渐繁荣起来,其时,阿拉伯商人纷纷来到我国经商,并有阿拉伯商人长期居住在广州。这一时期,我国陶瓷器的对外贸易经由广州港,由阿拉伯商人贩运到南海诸国,并且转运到世界各国,费兰达·约卡诺曾指出:“最早来到菲律宾群岛的中国商人是属于中国唐朝。虽然记载上有关这些人的贸易航道暂付阙如,但是由于这个群岛,以及在波罗洲出现的一些唐器,这就指出了早在九世纪中国人和东南亚人民之间早就有接触了。拜耶认为这些唐器(按即唐代陶瓷器)是由阿拉伯商人带到菲律宾群岛去的。他们在当时和中国的商业往来是很繁荣的。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唐代陶瓷器的对外贸易交通路线,在陆路是经由新疆,中亚细亚以至波斯。这便是唐代陶瓷器对外输出的另一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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