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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教室] 佛教美术与魏晋绘画

 2015-03-10

  二、禅与水墨画

  1、佛教美术之传入与融合

  在特定历史时期,文艺的交融超过民族与地域的分歧程度。翻翻全球文化史,看似纯粹的民族性绘画,其实基因都或多或少存在异质因子,中国的早期绘画更是如此。推崇中国文化的哲学家罗素很早就说过“希腊文化曾间接的影响过中国的绘画”。

  所谓“间接”影响,主要是指源自印度的佛教美术承载了希腊化艺术风格,而佛教美术主要通过犍陀罗艺术形式传至中国,再伴随佛教传播渐而进入中原大地。

  犍陀罗艺术最初由作为“佛教徒”或“为佛教徒工作”的希腊手工艺师制作。

  “他们的主题是佛教”,艺术技巧多源自“希腊学派”。因此,与热情奔放的印度本土艺术风格截然不同,犍陀罗艺术更多表现出 “希腊传统的冷静性”。

  佛教的早期传播过程使希腊、西亚、印度笈多王朝三种艺术和谐结合在一起,从相关文物遗迹看,“在中国新疆内陆深处也发现了这些艺术的结合体。”如新疆地区和甘肃敦煌莫高窟中早期雕塑和壁画里的佛、菩萨、伎乐天人等动作姿态与服饰色彩显示了“犍陀罗艺术”的渊源,体现了文化的融合交流特征。

  古代寺庙装饰多是功能性很强的佛教美术,佛教美术风格随佛教流派而变化,寺庙简言之就是弘法场所,《僧史略》分寺为六种:

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

  一、名窟,谓如伊阙窟;二、名院,禅宗人所住多用此名;三、名林,如经中之逝多林;四、名庙,如《善见论》之瞿昙庙;五、兰若,谓无院相者;六、普通。

  不同寺庙的美术形式内容、风格、仪轨等有差别,而整体上佛教美术又显现出不同的时代风格和审美趣味。随着佛教日益深入人们生活,若佛教美术异域面貌太强烈,难以产生心理共鸣,但若过于本土通俗化,则失去了宗教美术特有的神圣距离感。因此,外来佛教艺术与本土艺术之间是一种互动式影响,渐进变通,非全盘变革,渐渐形成“汉式”,后来称作“唐式”佛教造像。

  古代艺术家大都擅长佛教美术,也不断有西域和印度画僧来到中土,传入路线不仅限于西北陆路。如六朝时期有释迦佛陀、释吉底俱、释摩罗菩提等,“此数手,并外国比丘,既华戎殊体,无以定其差品”。

  乃至古代画史分科单列“道释”画一门,宋代《宣和画谱》以“道释”为第一等,米芾的文人画论也以劝鉴类的佛像名贤画为最高,其次为烟云山水。

  《图画见闻志》看到了这种美术史独特现象。“自吴曹不兴,晋顾恺之、戴逵,宋陆探微,梁张僧繇,北齐曹仲达,隋郑法士、杨契丹,唐阎立本、阎立德、吴道子、周昉、卢楞伽之流,无不以佛道为功”。

北齐思维菩萨造像

  佛教对中国本土艺术的影响细致而深远,不仅有技法语言形式,也体现在画理观念上,可以说没有佛教美术,古代艺术史不会如此丰富而深刻。史籍所载的画家大都参与了佛教美术创作,并完成了自我绘画观念及艺术风格上的系列转变。

  傅抱石认为“魏晋六朝的画风,洵可说是完全的佛教美术”,“这时的画法,与周、秦、汉不同,是含有印度风味,而趋向变化的装饰。”[21]

  当时“曹衣出水”“凹凸花”属异域风格。其中张僧繇画佛称“张家样”,“善图塔庙,超越群工。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夏,实参奇妙”。[22]据传张僧繇创“凹凸花”,“世咸异之”[23]这种明暗光影调子的画法源于佛教美术中的希腊化基因。

  魏晋以前画法大都是勾勒平涂,如现存汉墓帛画、壁画中的人物画都是这种平涂做法,而魏晋以后,人物画尤其面部有分染明暗的做法。早期佛教美术延续外域美术原貌,变化的范围限于局部的人物面貌、生活道具的造型方法。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摹本,古代人物画以”劝鉴“为功,显示审美与道德功能合一的认识。

北魏木板漆画《列女传》。魏晋绘画设色、用笔等技巧都比秦汉成熟,这其中有外来佛教美术的影响。

  敦煌唐代绢画片段(局部)—菩萨像的勾勒渲染画法。由此可见,经过佛教美术的传播,中国早期绘画从单线平涂渐渐发展到唐代丰富成熟的勾勒渲染手法。

战国帛画《人物驭龙》,平面化造型,线条具有装饰趣味,画风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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