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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价值连城—何家村出土遗珍传奇!

 2015-01-23

何家村共出钱币39种466枚,有春秋齐国的刀币“节墨之法货”,战国时赵国的布币“京一釿”,西汉吕后时的八铢“半两”和文帝时的四铢“半两”,新莽时期的“一刀”、“大布黄千”、“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布”、“货泉”饼钱,东汉“五铢”,三国刘蜀“直百”、“直百五铢”,孙吴的“大泉当千”,前凉的“凉造新泉”,南朝陈宣帝时“太货六铢”,北齐文宣帝时的“常平五铢”,北周武帝的“五行大布”和静帝时的“永通万国”,唐贞观十四年(公园640年)以前西域麴(音同“屈”,qū)氏高昌国所铸的“高昌吉利”等,年代最晚的是唐天宝十五年以前的5种7枚“开元通宝”的铜钱。除了这些流通货币之外,还有用于宫廷赏赐喜庆游戏的42枚银“开元通宝”和30枚金“开元通宝”,日本的“和同开珎”(日本元明天皇和铜元年,公元708年),波斯萨珊银币(库思老二世,公元509—627年),东罗马金币(希拉克略,公元610—640年)。钱币时代跨越千余年,涉及面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几乎成了中外古代钱币博物馆的收藏品。 何家村遗宝中有完整的药具,如贮藏药物的罐、盒、鼎,煎药的锅、铛、铫(音同“吊”,diào),炼丹的石榴罐、捣药的杵、臼,服药的杯、碗、壶等。还有唐代名贵的药物如大粒光明砂、光明碎红砂、光明紫砂、红光丹砂、丹砂、朱砂、上上乳、次上乳、白英、紫英、珊瑚、琥珀、密陀僧、金粉、麸金等,其中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这些药物具有镇静安神、益气明目、健五脏提精神的功能。这是唐代药具药物空前的大发现。 仅就经济价值而言,何家村出土的千余件宝物称为价值连城,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其学术价值更是无法估量,被定为国家一级品的文物达400多件。无论是金银器或玉器,其造型之优美,纹饰之流畅,内涵之丰富,寓意之深刻,工艺之精湛,艺术水准之高都代表了唐代最顶级的水平。国内其它任何地方考古出土的唐代文物都无法与之比肩。这批文物涉及到唐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中外文化交流等等,它是大唐盛世文明的实物见证。

“失不复得”的痛心遗憾 何家村唐代窖藏千余件文物发现之后,全部收藏在陕西省博物馆内,后来有部分文物在博物馆东侧隋唐陈列室展览。那里条件相当简陋,窗户上既无铁栏杆防护,室内也无监控录像。1973年6月1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到西安访问,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并观赏了何家村出土的部分文物,周总理对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说:“陕西文物很多,博物馆很小,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在大雁塔附近新建一个博物馆。”但是周总理的建议还未被付之于行动,悲剧便发生了。 1975年9月26日早8时许,当工作人员准备去开东侧隋唐陈列室时,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一扇窗户大开,窗扇上的一处玻璃被击碎,工作人员立即报告给馆领导。陈列室打开之后,工作人员发现展柜上的锁子被撬开,经清点,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6条小金龙,5件素金钗,1件金钏,1件鎏金花纹的八角杯被人盗走。1件素面高足银杯,只有底部还留在展柜中,杯身也被人盗走。总计14件文物被盗。无独有偶,此事发生的时间恰好是“赤金箔”问题结案后,陕西省博物馆向省文化局核心小组提交调查报告的日子。 事发之后,西安市公安局立即组织精兵强将来现场取证侦破,当天博物馆闭馆,内外一起查,但由于当时刑侦手段落后,却未发现任何线索。时至今日,该案仍然未破,成了一个有名的积案。 案件发生又未侦破,所能做的便是建一个安全的现代化的博物馆,来保存这些珍贵文物。1977年11月19日,陕西省革委会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新建陕西省博物馆的请示报告》,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中央和省级政府尚无足够的财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陕西省决定按照周总理指示,在距大雁塔西北方向大约1.5公里处筹建新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它位于唐代安善坊的东北一隅,面积近百亩,经过几年的努力,1991年10月1日,这个建筑面积达5.8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博物馆终于落成,这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这批见证大唐辉煌历史的何家村出土文物,也全部存放在新建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中。 然而在这期间,犯罪分子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何家村的文物。1992年9月18日,开封博物馆69件玉器等珍贵文物被盗。案件惊动了公安部,该案最终被破获,文物被如数追回,张军等罪犯被抓获判刑。根据罪犯交待,其实最开始他们看上的是陕西博物馆的文物。1992年8月,他们先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地矿宾馆住下,白天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博物馆闭馆后,他们用望远镜透过宾馆窗户,来观察博物馆安全保卫情况。由于该馆设施先进,还有百名武警把守,这伙盗贼观察了好长时间,发现根本无法下手,才离开西安到了河南开封,同样是在开封博物馆对面的宾馆租住房间,观察博物馆的动静,白天以观众身份假装参观。他们甚至弄清了博物馆摄像探头的型号,并购买了相同的摄像探头来仔细研究,最终阴谋得逞,盗走了开封的文物,制造了轰动全国的文物盗窃大案。 遗憾的是何家村遗珍中的14件唐代文物被盗,至今仍是悬案,给世人留下了“失不复得”的遗憾。

王炎专门找韩伟谈话,要求韩伟如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同时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韩伟又自觉委屈,一个普通人也明白这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底线,更何况他作为一名敬业的考古学家,可这天大的冤枉,面对金箔的缺斤少两,似乎成为谁也无法否认的铁证,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在此后的调查过程中,有人回忆起金箔在展览过程中,曾出现渗水情况,由此说明金箔本身还有水分,而且不是在短期内能够蒸发完的,这是不是大家要找的答案呢?为了证实赤金箔曾经含有的水分重量等于金箔缺少的重量,专案组决定立即从西北大学请来了物理系、化学系的几位专家,到现场分析,并对金箔进行浸水实验:经过三个昼夜,金箔含水量达到饱和程度,将金箔取出后,由实验人员双手握住金箔,用力甩再稍加晾干,在其不滴水时对其称重,不多不少正好11市斤。人们紧悬的心都放下了,尤其是被怀疑的韩伟如释重负。专案组当场宣布,解除对韩伟同志的隔离审查,恢复其工作。 金箔缺斤少两的秘密终被解开,这个前后持续40多天、险酿成历史冤案的事件终于真相大白。

金箔险酿的冤假错案 在这之前的1970年10月12日,何家村文物出土的第二天,文物被初步整理并划分等级。其中有四块“赤金箔”,浸泡在陶翁中的鹦鹉提梁罐里,金箔拿出不再滴水时,用天平称得总重量为11市斤。 1971年元月中旬,因与文物接触最多的考古学家韩伟先生编写金银器报告时,金银器的计量单位要用克来表示,于是博物馆对赤金箔重新称重,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金箔比三个月以前第一次称的重量减少了2.22市斤,只剩4388克(合8.776市斤)。 1971年4月13日,博物馆保管组将金箔作为正式入库文物登记时,发现赤金箔的重量有过很大变化,第三次对金箔称了重量,其总重量为4148克(合8.29市斤),比第二次所称的重量又减少了240克(合0.484斤)。为了确保数字正确,工作人员又到西安市粉巷银行营业部复称一次,结果相同。 问题严重了。博物馆有人不断向上级写信反映,怀疑有人窃取了金箔,并又组织了一次清查,还并派专人去北京,取回在故宫展览的两块金箔,加上库存的两块,第四次称了重量,总重为4084.3克(合8.1686市斤),比第三次所称的重量又少了63.7克(合0.1274市斤)。 什么原因使金箔前后重量相差三斤? 真的是有人窃走了金箔,还是另有原因?三市斤唐代黄金制品,在唐代的长安城,至少可以买一座豪宅大院。上世纪七十年代,1500克(三市斤)黄金,它的价值相当8000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用的总合。如果真是有人窃走了金箔,那肯定是内部人员,那又是谁呢?猜忌先是在博物馆保管组内部蔓延,又逐渐在整个博物馆扩散,直至掀起轩然大波。 在接到检举反映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对此事作出了“严查严办”的批示,由陕西省省委宣传部王炎处长担任组长的专案组,到博物馆后调查摸底,怀疑的重点指向了韩伟。何家村唐代文物发现后,韩伟参加了发掘工作,主持编写了简报,为了进行深入研究,曾多次提取这些文物,有人说韩伟陪这些文物至少睡了几个月的觉,如果有人动手脚,不是他还会是谁。

展览在北京引起了巨大轰动,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参观了,江青也在其中。一件放在展柜中的鸳鸯莲瓣纹金碗,流光溢彩、富丽堂皇,深深吸引住江青的眼球,这件巧夺天工的金碗,仅隔玻璃看当然不过瘾,于是应江青要求,负责展览的有关领导,将这件金碗从展柜中提出,拿到一间办公室供江青仔细观赏。当时陕西方面负责展览的杭德州同志也被拒之门外,他担心文物如果不还怎么办,急得头上直冒汗。一个多小时之后,金碗才被拿回了展室,放入展柜之中。杭德州终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直到1971年初,何家村遗宝的部分文物才在博物馆展出,还有一部分被送到丈八沟陕西宾馆展出,请西哈努克亲王参观。1971年6月,北京故宫慈宁宫正殿举办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出土文物精品展”,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一批唐代文物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展品。 参展的何家村出土文物的50件组中,最具代表性的金银器皿几乎都囊括在其中。有鸳鸯莲瓣纹金碗、鎏金舞马衔杯银壶、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金花八曲银杯、金花八棱银杯、金花鹦鹉纹提梁银罐、五足银熏炉、镂空银熏球、六条金走龙、嵌金玉臂环、羚羊首玛瑙杯、中外金银货币等。

何家村遗宝的曲折展示 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发掘之后,两瓮文物被移至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室内进行清理登记。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这个轰动世界的发现自1970年现世之后,绝大部分一直都秘不示人,除了少有的三四件文物外,从来没有全面、系统地展示过,基本上藏之高阁。 而何家村当地的老百姓,直到不久后,看到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拍的何家村出土的文物纪录片,才知道自己村里出土的两个瓮,竟是唐代文物,人人都感到特别自豪。据村上的老人回忆,出文物的那块地方原是一片农田,后来被政府征用了。这个现在已经划归黄雁村的村落当时归属何家村,出土的文物也被称为何家村遗宝。

惊现纽约的鹦鹉纹提梁罐 1991年5月份,就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即将建成开放之前,美国纽约的一次拍卖会上,突然出现了一件唐代的鹦鹉纹提梁罐,预拍价为750000~900000美元,最初归纽约的索赛博斯先生(Sothehy.s)所有。 后来有人将它与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器联系起来,认为很可能是从中国国内走私到美国。旅美华侨中的爱国人士,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了这一问题。中央领导很快将信函批到了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要求陕西省对此事进行调查。虽然电传过来器物照片比较模糊,这件鹦鹉纹提梁罐的外观却接近何家村出土的原器,但多数省文物局的专家怀疑是一件仿品,此事就暂时告一段落。 1999年底—2000年初,陕西省文物局在大英博物馆举办了唐代文物精华展(西方称之为金龙展),其中82号展品就是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鹦鹉纹提梁银罐。在展览刚结束文物被撤到库房准备包装时,美国纽约著名收藏家安思远(C.Rober Ellsworth)一行几个人来到大英博物馆,并带来了91年那件惊现纽约的唐代鹦鹉纹提梁罐,与何家村出土的原器进行对比。笔者担任这批文物展览工作组组长,当时仔细观看了安思远带来的这件器物,发现该罐外的鱼子纹底比较粗糙,器形也矮了一些,尤其是品相与原器也有相当大的差距。看来是仿品的可能性最大。 唐代金银器专家韩伟先生后来也撰文,对该器与原器做了较详细的比较研究。韩伟先生认为安思远所持的器物缺乏真器的气韵与精神,器盖、器颈及通高均未按比例缩放。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复制者对于唐代花纹缺乏研究,中心图案鹦鹉头失真,鹦鹉右爪从翅下伸出,而不是原器从腹之右侧伸出,有悖于常理。将圈足所饰的变形海棠,画成了菱形图案,表示折枝花根的方法错误,尤其是用小麻点装饰中心图案的右下侧折枝花叶面,证明作伪者不知道这种小麻点是专用在罐形器上定位的特殊手法。而且图案上有较多的鎏金剥落现象,这种情况在皇室贵戚所用的器物上不应出现。另外还有喇叭圈足的足面中部下凹,与真器有明显差别,同时圈足边缘焊口不圆,且有明显裂缝,说明作伪者的焊接工艺赶不上唐代水平。总之,安氏所持的唐代鹦鹉提梁银罐是仿制品无疑,从而也排除了走私鹦鹉纹提梁罐的可能。 有意思的是,有证据表明,该器是按照韩伟先生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粹编》一书墨线279图所复制,由于原线图在印刷时产生了一些变形,仿制者是按照变了形的线图照葫芦画瓢,其仿品图案也随之有较大的变形,仔细比较就能辨别。最近有人在国内甚至找到了当年制作这件仿品的人,当仿品在拍卖会上拍卖时,可以想象出仿制者知道之后是多么的得意忘形。当今文物古董市场上仍有不少看似惟妙惟肖的赝品,不知有多少人还在上当受骗。

价值连城的何家村遗宝 何家村出土文物千余件,种类之庞杂,世所罕见。其中出土纯金器物四十件的重量就等于当时全国三年的黄金税,出土的银器总重量相当于唐元和初年全年银矿税的三分之一。金银器原料在当时价值八百万钱,而制作成金银器皿之后,其价值必然成数十倍增长。何家村出土的十副玉带,其价值更是惊人。按文献所载,中唐时每副于阗玉带可售三千贯,而当时长安城里的一个小宅院值二百贯上下。因而,按照唐代市价这十副玉带銙当值三千万钱。以何家村出土的黄金、白银和玉带銙三项折钱,可购米近百万斗,等于十万个男丁一年向唐王朝缴纳的租栗。 何家村出土的还有许多奇珍异宝,如忍冬纹八曲长玉杯、八曲水晶长杯、羚羊首玛瑙杯、玛瑙长杯、玛瑙臼、波斯萨珊凸纹琉璃杯、红宝石、蓝宝石、玫瑰紫等。

同类案例 犯罪分子将手伸进博物馆在国际国内的案例并非十分罕见。 1979年12月8日晚,来自湖南省的几名犯罪分子潜入宝鸡市博物馆撬锁进入展室,盗走了茹家庄出土的西周渔国墓181件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此案被公安机关破获,文物被缴回,罪犯被判了重刑。 1986年12月17日,还是在陕西省博物馆,又发生了国家一级文物秦乐府钟被盗案,文物走私到了香港,直到15年后该案方才告破。 1992年6月26日,犯罪分子用梯子越过围墙,潜入辽宁省博物馆展室,盗走了40余件红山文化玉器,案件同样惊动中央,虽然动了大量刑侦力量,但案件却毫无进展,后因犯罪分子使用假币,被抓获后,审问中主动交待了还盗窃了博物馆文物,才使案件告破。

但陕西历史博物馆韩建武研究员却认为,何家村出土的十幅玉带銙全是皇室御用带銙,并以此推论何家村窖藏是中尚署管理的皇家财物。他还认为由于红蓝宝石多经过打磨原来应是镶嵌在器物上,并非道教的投龙奠玉。 因此,究竟谁是何家村窖藏的拥有者,为何要将价值连城的千余件宝物埋入地下窖藏?从现有的证据分析判断,要破解其中的奥秘,无疑还需要长期深入的研究。

百家争鸣的身世之谜 关于何家村遗珍的身世之谜,还有一些其他解说法。 北京大学齐东方教授,首先提出何家村窖藏与租庸使刘震有关。唐代前期实行按人丁交纳绢粟的赋税制度,称为租庸调,朝廷派往各地催办租庸赋税的使臣称为租庸使。刘震曾居住在邠王府的东面,何家村出土的22块银饼上或刻字或墨书“庸调”二字。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38年),泾阳兵变时,“天子出苑北门,百官奔赴行在”,刘震装金银罗锦20驮让其外甥王仙客押送出开远门(又称安远门,唐长安外郭城西面偏北的大门),自己随后同家人从启夏门(唐长安外郭城南面偏东的大门)离长安,约定了在城门外见面的地方。由于城内大乱,朱泚等叛军已占据含元殿称天子,刘震只得回家,将随身携带财宝埋藏起来。唐平息叛乱收复长安后,刘震因受伪官命,与夫人一起被处极刑,埋藏在府内地下的珍宝,从此湮没无闻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黄正建先生,却不同意齐东方的观点,认为其观点的主要依据只是一篇名为《无双传》的小说,其中的刘震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查《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典籍,未发现有刘震其名,租庸使在唐代属高级官吏,刘震自然不在租庸使名单之列。因此,将何家村窖藏所有者归入刘震并不能令人信服。 另外,根据何家村窖藏器物本身分析,可以看出许多器物是上交、进贡给朝廷或皇帝而收藏入库的。从器物上的刻铭和墨书文字判断,记录者绝非一般常人,而是训练有素的高级管理者。这些器物登记入库后,一直没有使用过,说明对这些器物管理是严格的。遗宝埋藏也并非仓促紧迫,而是精心策划有条不紊进行的。所以将何家村窖藏与突发事件联系起来的证据也并不充足。 北京大学沈睿文教授认为:何家村窖藏最晚的器物是八世纪后半唐德宗时期的,这可能是一处与道教有关的遗存。唐代长安有道观43座,是唐代道教斋醮(音同“叫”,jiào)(俗称摆道场,是道教设坛祈祷供斋醮神,以祈消灾赐福的活动)最盛之地。《唐六典》将道教斋醮科仪列为国家礼典。环顾兴化坊周围,其北邻通义坊有竹林神所在的兴圣尼寺,东邻丰乐坊有高祖别庙,其南崇德坊有太宗别庙,其北太平坊有刘太公庙。兴化坊内与周围一带曾为皇室贵戚居住的地带,包围在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中。从何家村出土器物的功能分析,有助于解读窖藏的性质,这些器物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炼丹器具,如银石榴罐、锅、盆、铛等;第二类为装盛丹药的金银器皿和炼丹药物及未成品,如乳石、朱砂、白英、黄粉等;第三类为斋醮及压胜的器物,如各种货币、方玉、金龙、带銙、金钗、金钏、宝石类,有些货币就是用作压胜钱。中外货币、银饼、银板是宗教中的供奉,用于斋醮仪式。窖藏出土的十二条金龙是道教投龙仪式所使用的法器。投龙仪式中有奠玉,与金龙共出的红宝石、蓝宝石、玫瑰紫应是和金龙配套使用;第四类为金银玛瑙水晶玉石质的容器,如碗、壶、盘、杯、长杯等是为服食丹药而用的。沈教授还认为何家村窖藏出土的更有可能是拥有者的炼丹院。

颇受争议的藏宝人 何家村遗珍是唐人留给后代的震撼和美妙,也留下了谜团与悬念——这批宝物谁曾拥有?为何而藏?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由于何家村窖藏位于唐长安城内兴化坊的坊街以南,北距坊街5米,在兴化坊中部偏西南部位,西距清明渠遗址240米。又根据唐人韦述在《西京新记》兴化坊条有“西门之北,今邠(音同“彬”,bīn)王守礼宅,宅南隔街有邠王府”的记载,学术界从何家村窖藏发现之后,就将它与邠王李守礼联系在了一起。当年的发掘者认为何家村窖藏文物应是邠王府的遗物,认为安史之乱(公元755年)时,邠王府人员仓惶外逃,将众多珍宝埋在地下,成了鲜为人知的珍藏,所以这批珍宝的拥有者就是邠王李守礼。 李守礼其人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均有记载。他是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父子二人命运紧密相连。李贤是武则天和高宗李治所生次子,是高宗第六子,由于聪明好学,深受高宗喜爱,立为皇太子,高宗对其充满了希望,所谓“家国之寄,深副所怀”。李贤曾召集当时的学者,注范晔的《后汉书》,而广受好评。一度李贤前程似锦,然而好景不长,危机很快出现了,先是从后宫传出了李贤不是武则天亲子而是韩夫人所生。武则天又亲自写信不断教训李贤,这就使李贤更加不安。当朝正义大夫明崇俨擅长符咒幻术,加上医术高明,深为武则天所赏识,明崇俨说李贤难以继承大统,又说李贤的弟弟英王貌类太宗。后来明崇俨为盗所杀,武则天怀疑系李贤所为,便下令侦办,又在东宫马坊中搜出盔甲几百副,证明李贤企图谋反,因此罪加一等,将李贤太子废为庶人。永淳二年(公元682年),李贤又被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县)。文明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临朝,为防后患,派将军丘神绩前往巴州李贤家中,逼令其自杀,死时年仅32岁。中宗神龙初(公元705年),才将李贤丧柩迁回京城,陪葬乾陵。睿宗继位后(公元710年)追赠李贤为皇太子,谥曰章怀。 李守礼是李贤的第二子,本名先仁,武则天垂拱初年(公元685年),改名守礼。曾授为太子洗马(为从五品下官,掌管四库图籍缮写刊辑之事),封嗣雍王。武则天执政时,深嫉李氏宗枝,守礼年幼时因父罪受牵连,与睿宗诸子同处宫中十余年不准出庭院。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授守礼光禄卿(从一品,掌祭祀及朝会宴享酒食供设),神龙中,中宗遗诏进封守礼为邠王,赐实封五百户。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又兼幽州刺史,(唐三等诸州设刺史为州长官)后转左金吾卫大将军(宿卫宫廷,巡察京城的禁军首领),遥领单于大都护(唐六大都护府之一,统漠南突厥诸部,辖境约今内蒙古阴山、河套地区)。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升迁为司空(正一品,无实职)。唐玄宗开元初,李守礼曾任虢,陇、襄、晋、滑六州刺史。但李守礼却不尽职守,沉溺于弋猎、酒色之中,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后,被征还京师。《旧唐书·高宗中宗诸子传》说“守礼以外枝为王,才识猥下,多宠嬖”。李守礼有子女六十余人,都是平庸无能之辈。 李守礼晚年生活窘迫,并常负债千贯钱,有好心人规劝说王年事渐高,家庭负担很重,必须要注意节俭。李守礼却满不在乎的说“难道有天子的哥哥没人安葬”?此话传出被诸王相聚时当作笑料。岐王等上奏玄宗言邠王守礼具有特异功能,能预知天何时下雨何时晴。玄宗问其原因,守礼禀告玄宗,自己并无特异功能,当年武后时,因父罪受牵连,被幽于宫中,朝廷下令每年用棍棒笞打数顿,全身伤痕不断,并结了一层厚瘢,若天要下雨时,会感觉全身沉闷,天欲放晴时,全身感觉轻松,边说边流泪,玄宗听着也动了恻隐之心。李守礼享年七十余岁,死时玄宗赠太尉(唐代三公之一,正一品无实职)。 以李守礼的生平看,虽曾一度飞黄腾达。但他玩世不恭,挥霍无度,晚景凄凉,负债累累,根本不可能拥有价值连城的何家村珍宝,长期以来学界认为何家村遗宝为邠王李守礼所属的观点应该摒弃。

1970年10月5日,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挖出了一个高65厘米,腹径60厘米的陶瓮,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10月11日,在第一个陶瓮出土地点的北侧不远处,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大小类似的陶瓮,瓮上面盖有一重16市斤的银渣块,内有金银器和玉器;考古人员在陶瓮的旁边还发现了一件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的银罐,银罐内装满了文物。这次发现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包括各种金银器、银铤、银板、银饼、中外钱币、宝玉珍饰和贵重药材等。 四十年来,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经历的多少波折及其具有传奇色彩的曲折故事,始终是人们关注的话题;时至今日,谁是窖藏的主人以及窖藏的性质等,学术界仍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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