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博艺汇 专栏文章 博拍堂

[鉴藏教室] 当阳峪窑研究综述

 2015-01-17

  一、

  1918年华北地区大旱。河北农民在抗旱打水间,无意中发现了宋代钜鹿古城,这座古城于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因黄河泛滥被淹埋。农民在古城遗址中挖出陶瓷器和铁器,很快这些器具流入北平的古董厂肆之中,被古董商贩关注,并随后蜂拥而至,早期的精美完整器物多流出海外。1920年天津博物院对钜鹿古城进行了调查。美国学者赫布逊(R·L ·Hobson)首先依据较科学的考古研究方法,指出此类产品和文献记载的“磁(州)器”非常接近,且并非仅烧造于宋代,也并非仅古代磁州一地烧制,因而给这类陶瓷器命名为“Tz’u –Chou Type Wares”。因当时调查的这类瓷器烧造区域主要集中在古代磁州范围内,所以海内外学界对其开始以磁州窑为名,广泛关注此种风格的器物。而国内古陶瓷研究界更习惯将与此相近的工艺和时代器物通称为磁州窑系。

  在所谓磁州窑类型瓷器中,有一类特殊产品,这类产品的窑址1933年,就被当时在华的煤业合资机构中福公司的英国人司瓦洛(R·W·Swallow)、瑞典人卡尔贝克(Orvar·Karlbeck)进行挖宝式发掘,因这处窑址位于焦作修武县境内,所以他们称此窑为焦作窑(Chiao Tso),1943年,卡尔贝克将调查报告发表,记载古窑址位于离焦作镇北部约四里的“Potter’s Valley”(瓷谷)。当年挖掘所得陶瓷资料标本,后分别收藏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和剑桥大学博物馆内。

  因他们的行为也使得当地居民从以前的零星捡挖,变为大量挖掘,精美的陶瓷标本和残件也随之流入厂肆,这时候钜鹿古陶的炽热还正在燃烧,所以这些较钜鹿古陶更为精美的标本一经发现就被灵敏的古董商贩注意,同时也被学术界关注。1941年日本古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到中国旅游,在北京听到了古董界讨论有一个叫做“当阳峪”的瓷窑存在。后小山氏根据卡尔贝克的报告和其所见标本材料对“焦作窑”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考证,并称此窑为“修武窑”。1958年,长谷部乐尔在文章中明确描述了“修武窑”的装饰风格及技法。当时流入北京古董厂肆中的这类器物、标本,工艺非常精湛。陈万里1951年调查了平原省新乡地区焦作修武县当阳峪村的窑址(图1、2),并云:“碎片而能卖钱,我于北方,除当阳峪外,还未曾见过呢。”陈氏并认为“当阳峪窑的作品……我以为在黄河以北的宋瓷,除了曲阳之定,临汝之汝以外,没有一处足与当阳相媲美。磁州的冶子窑以及安阳的观台窑(在漳河两岸)终逊当阳一筹。”自陈氏之后,叶喆民、傅振伦、路易·艾黎等国内外学者都细致记录过当阳峪的情况,随后部分学者及焦作当地的文物工作者、古陶瓷爱好者还做了工艺的分类及其他相关研究,为当阳峪窑的系统全面研究提供了极宝贵的材料。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界都以磁州窑系陶瓷统论华北诸窑的器物,但早在1954年陈万里就明确在文章中指出:“把凡与磁州窑风格相近的东西,一概称之为‘磁州窑型’的瓷器。这种含混牵强的提法,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陈氏此文中所示之意,就是希望学界能在研究磁州窑的同时也多注意一下,河南修武当阳峪窑、河南登峰神前窑(今曲河窑)、河南禹县(今禹州)扒村窑等其他诸窑。

图1—当阳峪遗址碑

图17 河南新乡旧城出土白地剔花研磨器标本(当阳峪窑)

图18—河南新乡旧城出土白地黑剔花研磨器标本(当阳峪窑) 5、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柿红地篦划花束莲纹白口碗(图19),12世纪初:此类器物存世少,其工艺是胎地着白化妆土,再罩红色铁粉,然后用硬质工具篦划出花卉图案,加透明釉成器,铁粉色红,成品色近似柿釉。2006年新乡城里十字旧城工地出土一块柿红地篦划花束莲纹碗标本(图20),与前揭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所藏,工艺纹饰完全一致。

图19—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柿红地篦划花束莲纹碗(当阳峪窑)

图20—河南新乡旧城出土柿红地篦划纹碗标本—私人藏(当阳峪窑) 6、法国吉美博物馆藏三彩花卉纹圆枕(图21),12世纪前期;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三彩花卉纹圆枕[25](图22),12世纪前期:这类器物学者多论其为宋三彩,就现有的考古材料和标本比对,有相当一部分器物的烧造时代应该是金,且烧造范围广大,华北地区诸窑都有制做,整体比较,当阳峪窑因剔刻工艺成熟,所以有剔刻处理的三彩器也较其他窑场精细,且剔刻纹样的图本可以在其他器物上找到参考。

图21—法国吉美博物馆藏三彩花卉纹圆枕(当阳峪窑)

图22—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三彩花卉纹圆枕(当阳峪窑) 望野博物馆藏三彩花卉纹长径瓶(图23),12世纪中期,以白色化妆土透明釉为底色,局部刻划花卉点染黄、绿彩,整体器物素雅,是当阳峪窑三彩的特色,此器采集自获嘉地区。

图23—望野博物馆藏三彩花卉纹长径瓶(当阳峪窑) 7、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剔刻花卉纹束腰方枕(图24)12世纪初;日本私家博物馆藏剔刻花卉纹八角枕(图25),12世纪初;日本私家博物馆藏剔刻花鱼藻纹圆枕(图26),12世纪初;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剔刻花卉纹圆枕(图27),12世纪初:这几方枕是日本众多藏枕中较精的几件,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化妆土色极白,剔刻工艺流畅,造型简洁大方,与其他化妆土白瓷及剔刻花器共陈一处时,鹤立鸡群。

图24、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剔刻花卉纹束腰方枕(当阳峪窑)

图25—日本私家博物馆藏剔刻花卉纹八角枕(当阳峪窑)

图26—日本私家博物馆藏剔刻花鱼藻纹圆枕(当阳峪窑)

图27—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剔刻花卉纹圆枕(当阳峪窑) 具有与磁州及其他窑场完全不同的风格。此类器物在灰黄色有杂质的胎地上着化妆土,剔刻花后罩透明釉成品,洁白。1999年辉县、获嘉分别发现两块化妆土白瓷剔刻花枕标本(图28、29),胎色灰黄有杂质,化妆土色洁白,剔刻花精细,与前揭四枕一致。

图28—河南辉县旧城出土白地剔花刻诗文枕标本(当阳峪窑)

图16—海外藏白地剔刻花卉纹研磨器(当阳峪窑) 1996年新乡东大街旧城改造工地出土胎地剔白残件标本(图17),此物工艺、造型和前揭器完全相同,可确认同出一窑。1999年新乡城里十字旧城工地出土一块标本(图18),此标本白地剔黑,器物造型和前述两者相同。且纹饰图案又极近于(图10)细川家之罐的口部。由此可以推想这些器物的烧造窑口是有关联的。

图15—望野博物馆藏红陶地剔刻团花纹绿釉罐(当阳峪窑) 4、海外藏白地剔刻花卉纹研磨器(图16),12世纪初:此器胎地着白化妆土,然后剔地留白成胎色与化妆土对比的特殊效果,罩透明釉成器,剔刻工艺精细,花卉纹饰流畅洒脱。

图14—河南新乡西大街工地出土器腹绿釉白地刻花纹标本(当阳峪窑)

图2—当阳峪遗址 关于当阳峪窑,除了其制品极精美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在窑址附近发现有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德应候百灵翁之庙记”碑(图3、4)一通,此碑明确记载了宋代当阳峪窑“当阳工巧,世利兹器,埏埴者百余家,资养者万余口”的繁荣景象。当阳峪窑,1981年,新乡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该遗址位于修武县城西北六十里的当阳峪村。东西长约二千米,南北宽约一千米。实际上当阳峪村就地理位置言,从焦作出城区向北约4公里就到遗址所在地。整个焦作行政区内星散分布着大量瓷窑遗迹,这些遗址应该同属于当阳峪窑群,目前已经调查发现确认的古瓷窑遗址如下:当阳峪窑、柏山窑、白坡窑、店后窑、石碑岩窑、恩村窑、定河窑、东王封窑、西王封窑、东于村窑、周窑瓷窑、李河窑、牛庄窑、东孔庄窑、许河窑、矿山窑、李封天目瓷窑、高窑河瓷窑、北业窑、东张庄窑、清化窑、南坡窑、张山街窑、狼坡窑等。

图3—当阳峪窑神碑

图4—当阳峪窑神碑首 当阳峪窑制品标本近些年随旧城改造,道路施工,在河南及周边区域多有出土,品种几乎涵盖宋金之际所能见到的各个门类。就实际标本资料观察品种大致如下:黑釉(含天目窑变)、褐釉、绿釉、白瓷(分白胎和化妆土白瓷两类)、柿釉(亦称紫定色)、钧类乳浊釉、刻花、划花、线刻、剔花(含白剔黑、黑剔白)、跳刀、红绿彩、粉绘、白地黑花、淋粉、绞胎、三彩、孔雀蓝釉等。 二、 因早年关注度不够,当阳峪窑器物流失严重,散见于国内及世界各地的公私博物馆中。且这些藏品长久以来在展示和出版物中多被标注为磁州窑或磁州窑系,明确标明为当阳峪窑者凤毛麟角。因此就所见出土标本材料和部分馆藏当阳峪窑器比对做如下研究。 1、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白地剔黑缠枝花梅瓶(图5)[20],12世纪初:此瓶形体硕大,通体使用白剔黑工艺,花卉纹流畅,纹式精美。白剔黑工艺,是先在胎地上打白色化妆土的底子,然后再罩黑粉,后用硬制工具将轮廓线外的黑粉剔去露出白化妆土地形成白地黑花效果。

图5—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白地剔黑缠枝花梅瓶(当阳峪窑) 2000年河南省新乡市城里十字工地出土两块瓶腹部标本(图6、7);2004年前后河南省新乡市城里十字工地出土梅瓶口肩部的标本(图8),这几块标本与此芝加哥梅瓶极其相似。

图6—河南新乡旧城出土白地剔黑缠枝花梅瓶肩部标本(当阳峪窑)

图7—河南新乡旧城出土白地剔黑缠枝花梅瓶肩部标本(当阳峪窑)

图8—河南新乡旧城出土白地剔黑缠枝花梅瓶口肩部标本—私人藏(当阳峪窑) 2、日本细川家藏黑地剔白开光禽鸟花草纹罐(图9、10),12世纪初:此罐早年流失日本,一直为细川家永青文库珍藏,20世纪40年代,小山富士夫就判断其为修武地区烧造,而非磁州器。

图9—日本细川家藏—黑地剔白开光花草纹罐(当阳峪窑)

图10—日本细川家藏黑地剔白开光花草纹罐(当阳峪窑) 此罐工艺为先在胎地上打白色化妆土的底子,然后再罩黑粉,后用硬制工具将轮廓线内的黑粉剔去露出白化妆土地形成黑地白花效果。与芝加哥那件梅瓶工艺处理手法刚好相反。2002年河南省新乡市城里十字工地出土一块器腹部标本,黑地剔白鹿纹(图11),工艺娴熟,纹样精美,同细川家之罐明显为同一类器。2006年获嘉县旧城改造出土一块黑地剔白花器底标本(图12),残留图案纹样和细川家之罐腹部的多瓣花如出一辙,此更能肯定,小山富士夫早年之判断不谬。

图11 河南新乡旧城出土黑地剔白鹿纹腹部标本(当阳峪窑)

图12—河南获嘉旧城出土黑地剔白花卉纹器地标本(当阳峪窑) 3、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绿釉白地刻牡丹花纹梅瓶(图13),12世纪初:此器工艺为胎地着白化妆土,然后剔地展现起突感的花卉纹样,最后罩绿玻璃釉成品,纹饰精美,立体感强,同类产品在磁州观台地区也有烧造,但两者相比,观台制品的精细程度远逊于当阳。

图13—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绿釉白地刻牡丹花纹梅瓶(当阳峪窑) 1997年河南省新乡市西大街工地出土一块器腹部标本(图14),胎色白地剔花绿釉,工艺精细,与不列颠博物馆藏梅瓶极近。另望野博物馆收藏有一件12世纪中前期红陶地剔刻团花纹绿釉罐(图15),工艺手法和前揭器相同,此罐采集于焦作地区。

图29—河南获嘉旧城出土白地剔刻花枕标本(当阳峪窑) 2001年河南获嘉县旧城还出土过白地剔刻雄鸡花草纹筒式罐标本一块(图30),此器与前揭品形制虽不同,但工艺技法和花卉图案与前述枕及标本极相似。(图26)剔刻花鱼藻纹圆枕,小山富士夫1944年著《宋磁》(聚乐社出版),就对其有过嘉赏。

图30—河南获嘉县旧城出土白地剔雄鸡花草纹筒式罐标本(当阳峪窑) 8、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跳刀纹盖罐(图31),12世纪前期:跳刀工艺,是先在胎地上着白色化妆土,后涂黑铁粉,置陶车上,高速转动时硬质工具顿跳接触器表,形成点装纹饰,最后罩透明釉成品。此类器物工艺技法复杂,河南的扒村窑、窑沟窑、段店窑及临近焦作的山西窑场都有烧制,但以当阳峪窑工艺为最精。

图31—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跳刀纹盖罐(当阳峪窑) 从1990年起在豫北地区,尤其是新乡、获嘉、焦作大量发现跳刀类器物标本。当阳峪窑跳刀纹除黑跳刀(图32)外还有白跳刀(图33、34)、黄跳刀(图35)、白地黑花组合跳刀(图36)等,尤其是白地黑花组合跳刀,是在白地黑花器物的口部再组合加饰跳刀工艺,极大的增加了制做难度,但同时展现了不同常类的独特艺术效果,此类制品在河南地区有零星标本出土,但完整器仅见本文所揭这一件。

图47—河南焦作柏山出土红陶地淋白粉圆枕标本(柏山窑)

图48—河南焦作柏山出土红陶地淋白粉盒盖(柏山窑) 紫微堂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黄彩黑绘虎枕(图49),12世纪中期,与前揭这件如出一辙,据调查亦来自焦作地区。

图49—紫微堂藏黄彩黑绘虎枕(柏山窑) 另晋陶斋藏黑彩孔雀蓝釉鱼藻纹圆枕(图50),12世纪中期,据调查出自山西晋城地区,但此类孔雀蓝制品标本在柏山窑址也有发现,因而疑此类器物为柏山窑烧造。

图50—晋陶斋藏黑彩孔雀蓝釉鱼藻纹圆枕 13、焦作市博物馆藏剔花黑彩绘赭粉筒式罐(图51),12世纪前期:此筒式罐为早年焦作当阳峪窑址附近采集,罐体有剔刻花,花蔓为当阳峪窑典型风格;在中心开光位置黑彩勾叶中间点赭粉花头。剔刻绘画工艺组合巧妙,为其他窑场所 未见。

图51—焦作市博物馆藏剔花黑彩绘赭粉筒式罐(当阳峪窑) 望野博物馆藏黑彩绘赭粉花碗(图52),12世纪前期,也采集自焦作地区,碗心黑彩赭粉花与焦作市博物馆藏剔花黑彩绘赭粉筒式罐相同,可以确认两者同为一地烧制。

图52—望野博物馆藏黑彩绘赭粉花碗(当阳峪窑) 14、日本兵库县白鹤美术馆藏黑釉铁锈斑盏(图53),12世纪中期:此类黑釉铁锈花器物,日本学界以其不同于建窑制品,而名其为河南天目,就近些年来所见之城市遗址标本和考古材料,华北地区尤其河南之黑釉窑变器烧造地域广泛,制做水平精良,顶尖作品的艺术水平丝毫不下于建窑器。其中当阳峪窑是黑釉窑变主要烧造地之一。

图53—日本兵库县白鹤美术馆藏黑釉铁锈斑盏(当阳峪窑) 望野博物馆藏黑釉铁锈斑盏(图54),12世纪中期,采集自河南获嘉,与白鹤藏器工艺造型,铁锈斑色变相近,可基本判定为同类。

图54—望野博物馆藏黑釉铁锈斑盏(当阳峪窑) (图55)望野博物馆藏窑变兔毫盏,12世纪前期,出自焦作地区,釉水整洁,口沿黑线,上壁成柿红色,盏心黝黑,外沿成放射形纤细兔毫,红黑过渡自然,代表了当阳峪窑兔毫盏的不俗水平。

图55—望野博物馆藏窑变兔毫盏(当阳峪窑) 15、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红绿彩牡丹纹碗(图56),金代:此碗据资料记载,为19世纪初叶采集自河南焦作清化镇,碗底有“泰和元年(1201年)二月一五日记押”,日本学界将此器视为当阳峪窑红绿彩(赤绘)的标准器。自1990年起笔者细致调查了华北地区几十座城市遗址的红绿彩瓷器,就大量标本观察可以确认当阳峪窑红绿彩制品绘画工艺精湛,色彩鲜艳,整体水准远高于观台窑制品。

图56—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红绿彩牡丹纹碗(当阳峪窑) (图57)望野博物馆藏红绿彩花卉纹长径瓶,12世纪末—13世纪初;(图58)望野博物馆藏红黄彩荷花纹碗,12世纪末—13世纪初;(图59)望野博物馆藏红绿彩出筋葵口盘[45],12世纪末—13世纪初;分别采集自新乡、获嘉,从绘画工艺和用彩可以确认为焦作地区产品,同类风格及绘画用彩水平的制品,观台窑发掘时未见。

图57—望野博物馆藏红绿彩花卉纹长径瓶(当阳峪窑)

图58—望野博物馆藏红黄彩荷花纹碗(当阳峪窑)

图46—焦作市博物馆藏黄彩黑绘虎枕(柏山窑) 柏山地区制品就标本看以淋粉为最大宗,(图47、48)即出于柏山窑址。

图45—河南获嘉县旧城出土黑彩雀鸟纹淋粉标本(当阳峪窑) 12、焦作市博物馆藏黄彩黑绘虎枕(图46),12世纪中期:此虎枕同类型器物标本笔者在焦作柏山地区的窑场遗址见到过,因而可以确认其烧造地应该是柏山窑。

图44—河南博物院藏黄赫彩黑花淋粉鹿猴纹虎枕(当阳峪窑—1968年修武县李固村采集) 1993年河南获嘉县旧城出土黑彩雀鸟纹淋粉标本(图45),就形制弧线及标本尺寸推断,此标本应该也是虎枕枕面,黑铁粉勾绘立于莲梗上的雀鸟,羽毛有划刻,莲梗下的水面也是用淋粉工艺实现的。由此可以确认这类组合淋粉工艺的虎枕在当阳峪窑的烧造品并非少数。

图32—望野博物馆藏黑地跳刀纹钵(当阳峪窑)

图33望野博物馆藏白地跳刀纹盘口瓶(当阳峪窑)

图34—望野博物馆藏白地跳刀纹盂(当阳峪窑)

图35—望野博物馆藏褐黄跳刀纹筒式罐(当阳峪窑)

图36—望野博物馆藏黑彩开光花鸟纹加黑地跳刀筒式罐(当阳峪窑) 9、故宫博物院博物馆藏白地剔刻花缸(图37),12世纪初;故宫博物院博物馆藏白地剔刻花罐(图38),12世纪初:故宫博物院所藏这两件剔刻花器是目前最明确标明当阳峪窑的制品。早年故宫博物院的学者曾调查过当阳峪窑址用所采集标本比对确认了它们的产地。

图37—故宫博物院博物馆藏白地剔刻花缸(当阳峪窑)

图38故宫博物院博物馆藏白地剔刻花罐(当阳峪窑) 1998年河南新乡旧城出土白地剔刻花卉纹罐底部标本(图39),可以确认此罐的剔刻工艺和故宫所藏器相近,只是更显精细。另望野博物馆藏白地剔刻花缸(图40)与前揭(图37、38)工艺及造型各有相同,此缸采集与焦作,可为当阳峪窑制品新证。

图39河南新乡旧城出土白地剔刻花卉纹罐标本(当阳峪窑)

图40—望野博物馆藏白地剔刻花缸(当阳峪窑) 10、故宫博物院博物馆藏绞胎罐(图41),12世纪初:绞胎,是创烧于唐代的一个陶瓷品种,它的出现应是借鉴天然石纹或生活中的一些不同颜色的东西交融而出现不同颜色变化而得来的。埃及地区在公元前1000以前就有绞胎玻璃品的制做,所以不能排除此类中国制品和中西交流有关。所谓“绞胎”,就是将白、褐两种颜色的瓷土相间揉和在一起,然后搓捏、拉胚,制作成型;于是瓷胎上就出 现了白褐相间的纹理。然后再施透明釉焙烧而成。有的玻璃釉有一定的颜色,所以又有绿釉绞胎、黄釉绞胎等品种。由于绞揉的方式不同,纹理变化多端,或如木纹,或如鸟羽,或如编席,或如行云流水,或如朵朵鲜花,其中最特殊的一种绞揉纹理是写意绘画艺术图案,如人物或山水,这类用绞胎工艺处理的绘画艺术图案作品存世较少。华北地区较多窑场,都烧造绞胎器,但是就目前所见当阳峪窑器物无疑为上选。近二十年来绞胎器物和标本有较大量出土发现。

图41—故宫博物院博物馆藏绞胎罐(当阳峪窑) 1992年焦作地区发现的标本(图42、43),较典型的反应了当阳峪窑绞胎器的面貌。

图42—河南焦作出土绞胎麦穗花标本(当阳峪窑)

图43—河南焦作出土绞胎席纹钵标本(当阳峪窑) 11、河南博物院藏黄赫彩黑花淋粉鹿猴纹虎枕(图44),12世纪前期:此枕1968年修武县李固村采集,可以确认为当阳峪窑制品。这类形制的虎枕,在山西及河南诸窑都有烧造,工艺及艺术风格略有不同。河南博物院藏虎枕,枕面的猴子树木是黑铁粉绘后刻线,鹿用赭粉勾绘。奇特之处在于,鹿、猴身下的山石崖壁是用淋粉工艺处理的,更显生动。

图59望野博物馆藏红绿彩出筋葵口盘(当阳峪窑) 三、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河南焦作当阳峪宋金窑场,规模庞大,工艺品种繁多,制做水平高超。加之此地经沁水可以直通黄河,转汴水入京都汴梁。所以这一窑场的制品当时应该有相当数量的器物供应都城,是首都居民熟见之物,因都城有可能是它最大的消费地,为满足高端市民需要,所以它才会在同类工艺状态下而制做水平远高于它窑。

Copyright©2001-2020 GUANGZHOU SHENGJIAYI CULTURAL PROPAGE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博艺汇 博拍堂 中华博物 环球艺术汇 广州市圣佳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粤ICP备18069946号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16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