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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追逐一场名人围观的盛宴

 2013-10-14

  2010年11月20日,是一个诡异的日子。

  在某知名拍卖公司拍卖会上,一幅品质不高的王羲之书法古代摹本,竟然破天荒地拍出了3.08亿的市场天价。如果说冲动是魔鬼,显然那位神秘的买家,在没有做好功课的前提下,就贸然拍下这件藏品。

  这是继当年6月,黄庭坚的《砥柱铭》墨迹本以4.368亿元人民币成交之后,在中国书画拍卖市场上的第二次市场高峰。

王羲之《上虞贴》

  拍卖成交之后,第二天在网络上一片哗然。

  先是有武汉的匿名写手,陆续在知名网站发帖对这一作品进行质疑,说这一作品为明代“伪作”;然后某权威机构鉴定人士发表了一篇6000字的鉴定文章进行辩护,把高古年代定位北宋中晚期;之后,又有该拍卖公司某位经理在《人民日报》刊撰文,寻找台阶不再提《宣和书谱》和《绛帖》,退出两本权威发帖体系的认定,伺机寻找开溜或免责的机会。

  笔者对这两位为草书《平安帖》鉴定专家的辩解,无意追究他们学术上的漏洞,如果这幅作品是国家级博物馆收藏,专家出具这样的鉴定结论,无异于一场重大的责任事故。

  网上参与这场攻击的人士,既有业内藏头露尾不便出面的学术高手,也有草根阶层的质朴、又缺乏证据链条的艺术直觉。笔者在研究完这场论战之后,发现这个行业内的水极深。专家们说话藏头露尾,话到嘴边留三分。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本文旧事重提,回顾这场争论,主要是针对现在的权威体系的建立与认定,重新提出审定的视角。

  某知名博物院已故书画鉴定专家X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说:

  “本帖上古印‘书画印’(文徵明跋中以为王诜印)、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其文徵明、王谷祥、彭年、胡汝嘉诸跋和文氏以来诸家鉴藏印记则都真。”

王羲之《干呕贴》

  “其勾摹水平,大略相等于今见之《上虞》、《干呕》二帖。”

  按照X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勾摹本。这也是一个相对公允的结论,因为当时并不涉及市场的交易。但是,X先生早在三十年前,在评定勾摹水平的时候,他的话就已经打了折扣。针对X先生的结论,笔者不去怀疑他的年代界定,而怀疑的是他对勾摹本的认定,还有和《上虞帖》和《干呕帖》的艺术价值的比较。

  首先,这幅书法作品不是勾摹本,而是纯正的临摹本。但是临摹的水平太低,可以说是业余级别的写手的临摹。其次,其临摹的水平远在《上虞帖》和《干呕帖》之下。作为收藏者,为了求名定价,往往是不惜血本,而鉴定家拿了钱,也只好虚与推托,借此抬高鉴定的等级。

  为什么是临摹本,而不是勾摹呢?

  古代书画在没有原迹的情况下,摹本的价值就弥足珍贵了。摹本又大致分为临摹本、勾摹本两种情况。熟悉兰亭八柱的人都知道,现在能见到的王羲之《兰亭序》的摹本,被称为兰亭八柱第一的是虞世南的临摹本,兰亭八柱第二的是褚遂良的临摹本,而冯承素的临摹本则被称为兰亭八柱第三。

  这三个摹本,是《兰亭序》最著名的摹本,首先这三个人都是初唐时代的人,他们都见过《兰亭序》原迹,摹本的可信度最高。而虞世南、褚遂良又是隋末唐初著名书法家。大书法家虞世南,是跟从王羲之的七世孙、隋朝书法家智永禅师学习书法的,笔法得到了智永真传,直接承袭魏晋的风韵,在书法意韵上与王羲之接近;褚遂良是李世民内府书画鉴定人,书法上融虞世南、欧阳询为一体,深得李世民的赏识。

  在《兰亭序》的临摹本中,由于身份、师承以及艺术成就,乾隆皇帝把虞世南、褚遂良的临摹本,列为第一、第二,本身就有其合理的原因。在《兰亭序》初唐的临摹本中,还有过欧阳询临摹本,只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有北宋年间的石刻本。

  除此之外,还有元朝赵孟的临摹本,但赵孟的临摹本,只是冯承素摹本的再临本,在王羲之的《兰亭序》摹本谱系中,只能是“等而下之”了。

  临摹本往往只能是神似,由于临摹者带有强烈的个人习惯,个性色彩极为浓厚,就摹本本身而言,由于临摹者的艺术造诣,临摹本就是艺术价值极高的艺术品。然而,在所有《兰亭序》摹本中,最受后人追捧的,却是冯承素的《兰亭序》双勾神龙本。

  双勾摹本是古代书画临摹技术之巅峰,犹如现代人使用的复印技术。

  唐朝双勾摹本,使用的是一种硬黄纸。而硬黄纸的制作工艺,是在前人使用的染黄纸上均匀涂蜡,再经过相关的工艺处理而成。这种硬黄纸光泽莹润,纸质艳美,具有半透明的属性。硬黄纸耐于久藏,可以防虫蛀,唐人多用来抄写经卷,由于透明度较好,也被用作双勾书画的纸张。

王羲之《妹至帖》勾摹本

  冯承素的《兰亭序》神龙本,就在这种纸上先画好字迹的轮廓线,然后添墨而成的。双勾摹本非书家摹本,摹本制作者地位不是很高,这就是为什么乾隆皇帝把冯承素的摹本,定为兰亭八柱第三的原因了。

  双勾摹本作者通过勾线,先画出原迹双勾轮廓然后再添墨迹,这一技术的特点更注重形似。所以,好的双勾摹本几乎等于现代复印技术,在当时的市场评价体系中,被购买和收藏者视为“下真迹一等”,等级仅次于作者的真迹。

  对照《兰亭序》的摹本谱系,我们可以知道双勾摹本和临摹本的价值所在了。双勾摹本,在唐朝就是“下真迹一等”,X先生说它是“勾摹本”,无疑在给草书《平安帖》提高身价。

  X先生说,草书《平安帖》是“勾摹本”,“勾摹本”一词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同时也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平安帖》如果是双勾本,一定是先在硬黄纸上,通过划上双勾线然后添墨,添墨也是一个再次临摹的过程。而草书《平安帖》却是绢本,丝绢直接书写类似生宣,晕化效果极强,在丝绢上进行双勾,恐怕连冯承素这样的高手都无法完成作业的。如果丝绢进行蜡化处理,则着墨效果会大打折扣,很难达到我们见到的墨色效果。

  丝绢勾摹本,恐怕只能是X先生臆想中的创造,忽悠一下外行收藏家的说法而已。

  X先生在鉴定中,运用了作品对照的方法,他把草书《平安帖》的摹本和《干呕帖》《上虞帖》进行平行对照,他对照的是艺术价值,而不是笔法的真伪,这中间就留下了很大的回旋空间。

  《上虞帖》《干呕帖》都是临摹本,从这两个临摹本用笔的老辣程度上,都远远高于草书《平安帖》。就书法水平的比较上,《上虞帖》要高于《干呕帖》,而《干呕帖》也远远高于草书《平安帖》。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说,X先生的鉴定,就已经在这幅书法上打了折扣。

王羲之草书《平安帖》

  X先生一生过眼国宝级书画无数,关于断代问题的鉴定有他独特的依据。但是,X先生并不是纯正的王羲之专家,更不是一个以擅长草书创作的书法家。X先生说话谨慎,在鉴定结论上打了折扣,是不想给后人留下诟病的把柄,这样会动摇他一生辛苦建立起来的学术体系。

  笔者特意找来X先生的书法作品,他的行书风格更接近明代书家唐伯虎,或者是日本小野道风的书风。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擅长草书。甚至可以说在他的笔下,连王羲之、孙过庭这样的草书大家的作品都没有临摹过的痕迹。

  魏晋时代的草书,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唐朝孙过庭、怀素等人,还能够遵照魏晋的笔法进行草书创作;而唐朝以后的草书,多数是用楷书或者是行书的笔法进行创作。所以,后代的草书笔法和魏晋草书笔法是隔绝的。虽然他们在写草书,但并不等于懂得魏晋笔法。

  所以,让他拿《上虞帖》、《干呕帖》,进行笔迹的对照,可以说,他是一个草书创作的外行,对用笔、结字、布白、节奏、气韵,以及作品的评价,自然要大打折扣。

  回过头来,再说发表那篇6000字长文的鉴定权威。在网上也找来他出售的书法作品,对他的书法造诣与修养进行考察。笔者在网上搜索的结果,发现他擅长书法体势,他的书法创作仅限于魏碑一种书体。

  仅就他的魏碑创作,在目前国内的书法圈儿内,也算不上顶尖的书家。他的书法作品依靠宣纸的晕化,来渲染书法的效果,以掩盖用笔能力的不足。

  如果,让这样的书法水平的人,去鉴定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他自然不会从书法创作的角度、艺术创作的规律去进行书法鉴定。因为,他自身的书法功力不足,只能另辟蹊径,从纸张、材料、印章,乃至名人的题跋等各个角度去应和前人。

  如果从书法的功力上讲,他连X先生功力的一半都达不到。

  在王羲之现存墨迹摹本中,质量最高的还是双勾本,其次才是临摹本。双勾本的质量一般都在上乘,比如《丧乱帖》《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二谢帖》《得示帖》《初月帖》等等。在王羲之的临摹本中,质量最高的当属《游目帖》,一些次要的帖如《长风帖》《胡母氏从妹帖》等。

  笔者认为:草书《平安帖》是临摹本,而且是非常初级或非常业余的临摹本。网上有评论说,草书《平安帖》假、丑、劣。作为草书,《平安帖》的字非常之“丑”、“劣”,只有业余临摹者才能临写到这种水平。

  至于“假”,看要从哪个角度去看,如果从王羲之真迹来说,哪怕是同一种笔法的《远宦帖》进行对比,拙劣的笔法是非常假的一种赝品。如果,从临书者的角度看,这中拙劣又是非常真实的。

  本帖的临写者,本身不懂草书,更不懂魏晋时代的草书。临摹者在临摹的过程中,非常急切地想临摹得像,而手中的笔却并不听他的指挥。在这幅作品中,除了笔法不像之外,还有草书的错别字,“情”字右边偏旁下的“月”字,草书写法缺了一点,由此成为篇中的错别字,而这种特征都是临摹的表现。

  至于笔法,只能用“照葫芦画瓢”这句成语来表达,《远宦帖》和《游目帖》中的搅转笔法,在临摹者的笔下出现了动作要领的省缺,本该流畅的线条却变得呆滞、臃肿、无力,根本谈不上笔触的节奏和韵律。

  至于这个摹本的年代,笔者更倾向于日本学者的说法。

  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认为《平安帖》不类王书,他疑其为后人临习王尺牍之伪作(《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P164)。中田勇次郎先生怀疑是南朝、南唐的“戏学”、“仿书”。

  在王书流传史上,确实出现过不少所谓“抄右军文”的王帖。但抄录是抄录,而从这个帖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临摹的风格,更接近《远宦帖》和《游目帖》。

  有人把草书《平安帖》归为宋代驸马王冼的造假,王冼作为驸马,至少是进士及第,书写水平绝对不会这么低,用笔也绝对不会这么稚嫩。更何况他的经济状况再不好,也不屑于做书画造假骗钱花的事情,这关乎士大夫的某种尊严与名誉。

  南朝离王羲之的时代很近,笔法也非常接近。所以,作为抄录王书的文字,应该字迹更流畅,笔法更老到才对。关于临摹的年代和造假者,笔者怀疑是南唐时,李后主在宫中吟诗作画,陪伴着小周后临摹书法的“杰作”。也只有女人,或者说文化水平极低的人,对着墨迹双勾本或者是原迹,才能够临写出这种很初级或是很业余的字迹。

  一个在宫廷中粗通文墨的女人,在偶尔的风雅中用丝绢临写一幅王羲之的书法,更能显示出李煜那位小周后的一份才情。这个小字叫做女英的周姓女人,很有“绣床斜倚娇无邪。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可爱的一面。

  小周后在风情与麻辣背后,她还有向往儒雅、渴求文化的冲动。在李煜浪漫的性格基因中,他存在着追求知音的渴望,他要把老婆培养成知音,把习作装裱成画卷哄老婆高兴,才是老婆学习上前进的动力。

  这也是为什么如此低劣的王书临摹本,这样诞生的最合理的解释。

  同样是王羲之的作品,2007年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妹至帖》于11月25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却遭遇了意外的流拍。流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幅王羲之摹本缺少流传的题跋及印鉴。

  《妹至帖》勾摹水平之高,可以说超过国内王书众多摹本,包括台北和大陆各博物馆的藏品,直逼《远宦帖》、行书《平安帖》的艺术水准。

  正是因为这种弱智的鉴定结果,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流传有序”四个字,就难免会产生王羲之的《妹至帖》流拍的事件。如果把日本天皇收藏的《丧乱帖》让他们鉴定,恐怕也会因为缺少中国历代名人的题跋和印鉴,被当成赝品同样会遭受遗珠之恨。

  在这幅草书《平安帖》高古无疑,虽然有柯九思、文徵明等人的题跋,甚至有乾隆皇帝御笔“可亚时晴”,但是,改变不了他临写本的特征。如果,收藏家要追逐的是几十方、乃至上百方名人的印鉴,这无疑是在追逐一场名人围观的盛宴,而与书法无关。

  来源:收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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