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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雕刻纹铜镜鉴赏

孙立谋   2013-06-14

  早期刻铜是用一种极锐利的锋刀,在铸就的铜器上刻出细如发丝、运线流畅的图纹,称“针刻”。这种刻铜工艺遗物有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晏乐射猎纹鉴”,堪称是现存最早的刻纹盛水照容鉴,此正是鉴镜并存、铜镜迅速发展、刻铜工艺淡出的时代。

  经过漫长岁月的磨砺,唐宋金银器上錾花更趋精细娴熟,唐代精美的银背纹铜镜,就是用錾花与线刻相结合的工艺制作而成。铜镜上的刻铜工艺从传统的线刻发展为雕刻、錾花等多种技巧,然刻铜工艺迟至清代咸丰后期,由陈寅生等在铜墨盒上刻诗文、人物山水、花鸟等,运刀遒劲,回峰转折,施刀如笔,犹似行云流水一般,刻纹粗细变幻、花叶虬枝如刻泥,深浅适度,明暗有序,苍劲有力,终使刻铜工艺自成门类,盛行于同治、光绪及民国年间。刻铜技术广泛应用在墨盒、镇纸、手炉等铜器上,留下了许多艺术珍品。清末是刻铜工艺盛世,铜镜却机不逢时,已退出照容领域,未能在铜镜上留下刻铜名家作品的风韵。自古以来,刻纹铜镜鲜为人知,今将藏镜中的刻纹铜镜介绍给藏友,回眸铜镜历史,拓展收藏视野,弘扬刻铜艺术文化。

  1.荷花镜(图1)

  五代刻纹圆镜,径9.7厘米,面平直,包浆莹黑有光泽,宽平缘,圆钮。镜背线刻荷花纹,钮座刻一朵盛开的荷花,钮犹如莲蓬挺立。花瓣簇拥。钮左侧三片荷叶形态各异,隔钮一朵荷花含苞待放,钮下的荷花开始凋谢,露出孕子的莲蓬,钮上方一朵荷花绽蕾初开。全镜刻三叶四花,花叶各自生长在旺盛的不同阶段,形态各异,生意盎然,构思巧妙。

  刻纹流畅清晰,阴线很浅,触摸无明显凹槽感,直观有黑色原始包浆浸润。类似线刻纹铜镜,有湖南常德出土的唐代“菱格网纹镜”,周世荣先生在《古镜》一书中形容为“按压刻划的菱格子纹”。

  2.日食龙纹镜(图2)

  辽代刻纹圆镜,径8厘米,宽平缘,圆钮。镜纹平面略低于缘部,用錾雕、线刻两种工艺相结合,錾雕龙形盘缠,环钮屈曲,剔地深刻,底面深浅差异悬殊,欠平整,刀迹明显。龙头张口垂舌,信须卷曲,双眼圆视,角后耸,腹生单足五爪,尾呈火焰状,用细线阴刻技法,龙体中部盘曲一周,通体披鳞甲。头尾间一轮圆日光芒四射,日前方被一圆形阴影遮挡,呈现新月状的太阳。这种日月同辉的天文现象,正是月球运行在地球与太阳之间,并处在一直线上,遮挡了部分阳光所致,是人们熟知的日食现象。镜纹记载了辽代所见日食纪实,并破解了民间传说“天狗吃太阳”的神话,在铜镜纹饰中实属罕见。它脱俗于花卉、龙凤吉祥传统铜镜纹饰内容,有别于宋元镜中北斗星相,二十八星宿之类道家神仙遐想。

  《中国青铜器全集》铜镜卷193图,收录一面由辽宁阜新笞子山出土的辽代细线刻双龙镜有同工异曲之处。

  3.千手观音镜(图3)

  金代圆镜短柄,镜径15.8厘米,柄长3.6厘米,柄正中有小圆孔,用线刻技法刻观音菩萨像,观音盘腿端坐在莲花上,垂臂交手抱胸,头周有佛光环,其外刻千手纹。荷花两侧绶带飘逸,下方山峦波浪纹。从形制看,属北方马背民族随身佩带护身之宝,祈求菩萨保佑平安无事。《阿城出土铜镜》收录两面由金代白城遗址出土的千手观音短柄刻镜,镜缘刻有“左街曾官”记号,与此镜形制相似。

  4.大明童子嬉戏镜(图4)

  该镜圆形,直径11.5厘米,铜质精细,黄色泛红。镜胎规整厚重,宽平缘,圆钮,镜面微凸,传世银色包浆,磨损自然,局部微生锈。背纹剔地平雕铭文,浅浮雕人物、花木、山石等。钮下四童抬“轿”,右侧三童,二人观望目送,一人相背,左侧二童掀“帘”,内站一童,另一童在后面探望;左上一童放鹰。共十二童,形态、表情、衣衫各不相同,陶然稚气,憨态可掏。画面题材与传统“老鼠嫁女”有渊源关系。空白处用浅浮雕花草配饰,右上芭蕉一株。钮上方框内刻剔地阳纹楷书铭文“大明丙午,内官监,太监李制”十一字。镜纹精工细刻,用剔地平雕与线刻、浅浮雕相结合技法,富有立体感,画面生动活泼,人物场景和谐协调。

  据史料记载,明朝宫内设“御用监”属宦官二十四衙之一,掌管御用器物制作,洪武二十七年改设掌印太监一名,实为衙内之长。锏镜铭文与明“御刚监”的机构设置与管理功能相一致,而内官监足负责皇宫建筑与修缮工程的,在二十四监中位置显赫。

  明代自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皇帝大多昏庸,朝纲不正,宦官专权,太监在宫内成为至高无尚的人物,镜纹刻上太监姓氏是顺理成章的事。孔祥星、刘一曼著《中国铜镜图典》收录一面明代“太监镜”,除“钦差提督殿门工程八字外”,“大明丙午内官监太监李制”的内容、书法相同。镜形与江西出土的万历三十年铭文标准镜类同,据此推断“丙午”年为明朝执政276年中的第四个丙午年,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宫制御用。

  5.一手三元镜(图5)

  清代“一手三元”刻纹铜镜是用圆形黄铜厚片刻制而成,缘光平,无钮,弦纹环间分别刻三角锯齿纹,外齿錾细密点,形成内外锯齿纹的明显界别,刻铜术语称“砂地留青”技法。内圈为连弧环,有汉代铜镜装饰的遗风。镜中刻行楷“一手三元”四字,线刻精细流畅。在清末民初之际,刻铜工艺兴盛,该镜可能为当时所作。

  简单的一面清代铜刻镜,折射出几千年的铜镜历史,反映了清未铜镜状况,从质地看,開无照容功能,说明铜镜完全被玻璃镜取代,巳不再生产,此为怀旧之作。镜上无钮,是清代锏镜衰退的一个特殊现象。而该镜刻纹铭文风格,富有铜镜特色,近缘坏纹饰采用汉镜上的锯齿纹、连弧纹,镜铭“一手三元”却是清代铸镜中最为流行的科举铭文“连中三元、三元及第、一手三元。捷报三元” ,它们同指科举制度下的三级科考均获第一的乡试“解元”,会试“会元”,殿试“状元”,说明清朝政府选用人才仍采刚延袭千年的科举制度。清代铜刻工艺兴盛,刻铜名家辈出,遗憾的是未能在铜镜上留下他们与书画名家合作的山水人物、诗铭杰作,这面—手三元刻镜成为刻铜盛世工艺在铜镜领域里的补充品,蕴含着被逐渐淡忘的这段历史的勾沉。

  6。蟠龙纹镜(图6)

  清代圆镜,径9.5厘米,窄素缘无钮,边厚1厘米,重120克,青铜质,灰黑色包浆莹润自然。镜缘内侧刻双线旋纹环,环内刻蟠龙纹,刀法娴热,道劲流畅,犹似清代光绪机制币背纹蟠龙图。上方为正面龙头像,长角垂须,凸颧,圆眼扁口。龙头下方为横置的龙身。呈“乙”字形盘缠布局,遍体披鳞甲,类似于清代机制币上的“乙字龙”。龙周刻有涡卷云纹,下方刻山峦水波纹,兼备“水龙纹”铜元的特征。

  机制币由张之洞奏清朝廷允准,在广州创设造币厂,光绪十六年(1890年)首铸银元,后铸铜元,币背蟠龙纹相继被他省仿效。这面雕刻龙纹镜与机制钱纹上的龙图有共同的时代特征,钱币上的龙纹何皇家朝廷恩准的含意,而刻镜本身窄缘无钮,具有清镜风格,在铜刻工艺兴盛之世,民间有铜刻龙镜遗存,符合时代潮流。

  7.上海铜镜(图7)

  清末民初錾纹“上海铜镜”,形同当时流行的镶嵌玻璃柄镜。镜体椭圆形,下连缩腰把柄,镜宽10厘米,通长22厘米,厚0.5厘米。镜缘光平,柄端圆润有孔。整体用红铜板材切割磨制錾纹而成。铭文与镜纹用点錾技法,沿缘处朽一周錾刻密点纹,上部横排英文二行,首行SHANGHAl(上海),下行CHINA(中国)。镜正中偏上錾刻在行汉字楷书“铜镜子”三字,下部錾刻菱格形地纹;左侧一舞姿优美、脚穿高跟鞋的少女,右侧地上有一花盆。镜面包浆自然,传世古,部分生绿锈。

  该镜工艺一般,但风格独特,全镜用錾花工艺,形制仿嵌玻璃镜。“铜镜子”系上海方言,英文铭说明当时上海有西洋文化传入,少女着装打扮,有明显的欧美风格,当为官商豪富之家的写照。它将历史、文化、工艺融为一体。虽无照容功能,但有明温的时代烙印,是铜镜的延伸物,弥足珍贵。

  自战国至清代,刻铜纹镜屈指可数,鉴于青铜质坚性脆,雕刻耗时费工,非一般工匠所能胜任。刻铜工艺晚至清代才独立门类,此时铜镜已寿终正寝,未能留下高师名匠的刻镜杰作。战国刻铜工艺为细线刻,唐代刻铜技术得到发展,遗有精湛的剔地平雕加线刻的双圈缠枝花镜,双凤牡丹镜等,自后两种刻铜技法并存,在铜镜上还以线刻为主。今见刻镜,多为弥补素镜平庸不足,增刻吉祥寓意的镜纹。

  来源:收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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