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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教室] 由对一件明宣德款五彩人物凤纹碗的判定引起

韩晓洁   2013-03-28

  旅顺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明代五彩瓷大碗,高11.5厘米,口径28.3厘米,底径14厘米。小撇口,深圆腹,斜壁,浅圈足,底足不粘釉。通体施繁密红绿黄彩绘,碗外壁绘琴、棋、书、画四组人物画面,在画面一处牌坊建筑上竖书有“詹士府”三字,并以莲瓣纹、草叶纹在碗底近足处形成一条装饰带,碗内壁绘三凤穿莲花图,并在近口沿处、碗内底心分别以龟背纹、八个小开光及团花纹作辅助装饰。外底青白釉上书有双圈双竖行“大明宣德年制”青花楷书款。由一处裂痕及多处锯钉可知此碗曾裂开破损,经修复后如现在所见。

  一、笔者对器物的判定

  虽然这件大碗的底部书有“大明宣德年制”款识,但笔者对照实物、查阅文献、翻阅图录判定其并非出自宣德年间,其年代早不过嘉靖,晚不过万历,而且更接近于嘉靖时期,原因有四。

  其一,从款识看:宣德瓷青花款,因使用进口苏泥勃青料,故青色晕散淋漓,浓艳青翠,并常伴有钴料结晶点;又因釉质肥厚,密布气泡,而使釉表呈现橘皮纹,款宇也因气泡而产生朦胧感。这件瓷碗的款识较为清新淡雅,线条匀称,不具备宣德瓷款的釉色特征。那么它又出自哪个时期呢?有种说法,嘉靖民窑五彩瓷受青花瓷器的影响,带有款识的器物较多,不仅有纪年款、人名款、干支款、吉语款,也有仿前朝的款识。常见的有“大明年造”、“大明年制”、“富贵佳器”、“上品佳器”、“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等。从传世品看,这种书写多种款识的制瓷风格,也是从嘉靖以后才形成的。再对比《中国历代陶瓷款识大典》,这件瓷碗的款识恰与嘉靖青花瓷款的诸多特征相吻合:就嘉靖款字的结构来看,“大”字通常开脚较宽,一撇一捺均顿笔明显,且捺脚较长,“明”字的“月”旁一撇,弯曲明显,嘉靖仿宣德官窑款为楷书,敦重而缺乏宣德官窑款那种刚劲浑厚的神韵;仿款的呈色,青中泛灰蓝,属嘉靖时回青与石子青混合使用的色相。由此,初步判断,这是一个仿款,这件器物似为明代嘉靖时期的产品。

  其二,从釉彩看:虽然永乐、宣德是明代景德镇瓷业生产的黄金时代,也是陶瓷史上一个全盛时期,但至今未发现一件釉上五彩,只有釉上红彩器。如上海博物馆藏的一件明宣德“红绿彩把莲纹梅瓶”,专家们在结合宣德青花瓷器的特点研究后暂定为明宣德时期的产品。在五彩瓷发展史上,明代嘉靖、万历时期,五彩瓷曾盛极一时,产品色泽纯正,绚烂陆离,以红浓绿艳取胜,大红大绿,虽然色彩表达比较简单,也不强调过多种彩,但色彩对比强烈,因而会有浓翠红艳的感觉。就像这件瓷碗,它通体只用红、绿、黄三种颜色,而且突出红彩,除用红彩勾划图案的轮廓线外,还用其描绘人物的面目及手等,并在轮廓线内大面积填涂红彩,零星的黄彩只作点缀而已。这些特征正符合嘉靖、万历时期釉彩的特点。

  一般来讲,嘉靖、万历官窑五彩器的色彩艳丽,并以青花五彩为主,除普遍使用红、绿二彩,还多用黄、赭、紫、孔雀绿及黑彩为点缀。而民窑所烧的五彩器,多为以红色为主的釉上彩和鲜艳的红绿彩,在色彩上很少用青花和紫色,多用红、绿、黄色,由于红色运用过多,故较官窑器火爆一些,自然地,所烧产品大都有一种热烈之美。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件瓷碗的花瓣、风翅羽毛、云纹边缘等图案处多以淡淡的橙红色调作装饰,这种效果是用黄彩衬托红彩而得,红黄二色重叠,才得以呈现出这样柔美的橙红色调,这也是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所介绍的嘉靖、万历时期五彩器的特点之一。

  其三,从工艺特点看:嘉靖、万历时期是明代制瓷发展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形成,突出表现在胎、釉的处理上。明代传至嘉靖,国政渐趋腐朽衰败,万历皇帝更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积极为自己营造定陵。由于封建王朝的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加上自然灾害的祸及,此时已是国库空虚,民力耗竭;同时吏贪官横,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动摇了封建王朝的根基。明统治至此时已每况愈下,开始进入中后期。此时的景德镇瓷器,也受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直接影响,风格与前时相比大不相同。正德以前寸:艺较精致,胎质细腻,釉面白度也高;到嘉靖、万历时,胎质较粗,不及前朝,胎体厚重,器型不够周正,釉面呈青白或粉白色,显松软,底足处理粗糙,有跳刀痕与粘砂现象,露胎处火石红色浓重,圆器的圈足多向内收敛,甚至有的可用手指挂起,从而形成时代特色;嘉靖、万历盛烧的五彩瓷,分为两类,一是以红、绿、黄为主的纯粹釉上五彩;一是以青花作为一种色彩与釉上多种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嘉靖注重五彩的生产,万历注重青花五彩的生产,两朝如此大量生产彩瓷,大概是想以其艳丽的色彩掩盖胎体上的不足。这件瓷碗器型算不上周正,平视之会发现其口沿略呈倾斜状,釉面呈粉白色,底足露胎处显出浓重的火石红色,圈足向内收敛,可用手指挂起,这种种特征,都显示其出白于嘉靖、万历时期。

  其四,从纹饰看:比照各博物馆的中国古代五彩瓷藏晶,这件瓷碗的纹饰更接近于明嘉靖时期的特点。土耳其托布卡宫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代嘉靖五彩狮子穿花纹盘,内壁纹饰及构图与此碗极为相似,都绘有三层纹饰,都有类似的顺时针方向绘制的风穿莲花作为主体纹饰及底心中间的大莲花纹,风纹形态与此碗无异,只不过此碗内底心纹饰因磨损而不太清晰,似为放射状大莲花纹、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一件明代嘉靖青花五彩凤凰列仙图碗中的风纹形态也与此碗相似。此碗内壁的三条长尾风展翅飞翔于缠枝莲花之中,风首似鸡头,凤颈较细,呈“S”形,风翅较小,羽毛分明,凤尾亦随风舞动,具布强烈的动感,与上述两件器物无异。明嘉靖、万历时期五彩瓷纹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借鉴织绣上的纹样背景,吸取织锦的一个单位纹样或配色方式,作底纹或单独装饰个体,常出现的织锦纹样有规矩花、龟背纹、锦地钱纹等这件碗内口沿即以八组小开光及排列有序的龟背纹作装饰—周,碗外壁近足处还装饰一周呈三角形状的莲瓣纹,这与日本根津美术馆收藏的一件明嘉靖五彩描金花卉胆式瓶瓶身绘制的龟背纹及近足处的三角形状莲瓣纹极为相似。以上这些拥有相似纹样的五彩器无—例外地都出自明代嘉靖时期,那么馆藏这件五彩大碗也应该为这—时期的产品。除此之外,此碗外壁还绘有一周人物纹,像这样将不同题材的纹样集中于—器,并分别绘制于器物内、外壁,甚为少见,因而倍显珍贵。

  二、笔者的思考

  强烈的媚俗化倾向助推五彩瓷的生产。五彩瓷是景德镇窑在宋、元时期釉上加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彩瓷中出现最早的品种,对其他彩瓷影响深远。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五彩瓷器负有盛名,一方面,是它秉承瓷器发展的历史进程,使工艺技巧在成化斗彩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明代中、后期商品生产的扩大和商业的繁荣,使有些地区居民的生活对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金钱的地位越来越高,这些变化对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形成极大的冲击力,导致整个社会都崇尚奢靡,奢靡之风充斥市井。而五彩瓷的着色特点是热烈奔放,大红大绿,远比沉静雅致的青花瓷显得富贵非凡,自然会迎合地主、官僚上层夸耀其富贵豪华的需求心理,因而得以发展至极盛,产品繁多,争奇斗丽。

  “官搭民烧”,民窑发达,精细之作频出。城市商业的繁荣及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增加了人们对包括瓷器在内的手工业产品的需求,促使民窑生产出现繁荣局面。据史料记载,嘉靖以后,宫廷瓷器的需求量也非常大,从而刺激了窑业的生产。嘉靖朝每年烧造数万件,甚至有时达到十万件以上。万历朝也不次于嘉靖,仅万历十九年就命造十五万几千件。这样,明代从嘉靖朝开始,御窑在完不成任务时,不得已让当时烧瓷水平最高的民窑户,以官窑瓷或御用瓷纹样、选最精炼的瓷土、用最好的匠师,经督陶官批拨银两协助烧造优质瓷器,这种做法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官搭民烧”。这一制度实际上是政府对民窑进行盘剥的一种方式,但也在客观上导致这一时期民窑极为发达,形成了官窑、民窑竞争的局面,这种竞争不仅促进了当时民窑的发展,也促进厂官窑的发展,官窑的精工细作影响了民窑的生产,使得民窑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和精细窑也出现了一些精品瓷器,这些瓷器的图案在题材上仍然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为主。而民窑五彩瓷器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得以迅速发展,自至极盛,其中不乏精细之作。

  华丽的五彩折射出浓重的道教色彩。五彩瓷的强势发展,不仅仅在于华丽的五彩迎合人们的媚俗品味,还与道教对五彩的神化不无关系。据说黄帝当年相信楚地神话,立桃梗以当门户,驱鬼避邪。汉代楚地又有一种传说,过去人们投人屈原自沉的汨罗江的祭献食物常被蛟龙恶神所夺,于是屈原托梦,让人们以五色彩缯(丝织物)包扎食物,邪魅鬼怪便不敢夺取。道教继承了桃木驱鬼、五彩辟邪的说法。道士驱鬼时往往用五彩在桃木上“画符”。嘉靖帝是一位极其崇信道教、爱方术、好祥瑞的帝王,他威福任情,锦衣玉食,迷信方士,幻想通过方术得到长生、成为神仙。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爱慕虚荣的人,为了粉饰太平,他十分喜欢祥瑞,致使道教一度非常盛行。嘉靖官窑五彩器之多,当与嘉靖本人深信五彩辟邪有关,当时宫中每次设坛斋醮,坛内都要悬挂许多五色旗。上行下效,在封建社会,深受压迫的普通百姓对宫廷生活的向往与种种神秘猜测,无疑也助长了五彩器在民间的盛行,另一方面,五彩瓷器那种大红大绿的强烈色彩对比,更透视出黎民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詹士府”瓷碗贵族乎?寒门乎?

  这件瓷碗最引人注意的是碗外壁所绘的一周人物画,这也使笔者颇为不解,着意探究。最惹眼的是画面中一处牌坊建筑上方用红彩竖写的“詹士府”三个楷体字。略有些古代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詹事府”是掌管皇后、太子家族(东宫)事务的机构。“‘詹事’为官名,秦始置,掌皇后、太子家事,东汉废,魏晋复置,历代相沿,为太子宫署之长。辽金置詹事院。元亦置詹事院,或名储政院,储庆使司,变革不常。明清皆置詹事府,设詹事及少詹事,为三、四品官,其下有左右春坊及司经局等,明中期以后渐备翰林官的升迁,并无实职,清末废。查阅史料,历史上只有“詹事府”,而无“詹士府”,大概是当时制瓷工匠不太了解其确切意思,只知其音,不知其意,而将“事”错写成“士”了吧,亦或“事”与“士”同音,前者书写又过于复杂,索性记为“士”也难说。从款识、绘画内容及着色特点看,它不像是平民百姓的用品,很可能是宫廷、王府或中上等贵族的定制用器。

    在古代,弹琴、弈棋、书法、绘画是文人骚客修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自然也是皇室贵族、名门望族必须具有的文化素养。这件瓷碗外壁所绘内容即取材于詹事府中太子教育的四项技艺——从左至右,依次绘有书、琴、棋、画四组画面,内容虽不同,但从人物面容及衣着看,是为同一组人物在不同场景中的表现。主体人物都是两位头戴官帽、身着官服的年长者或端坐、或站立,近前都有一位年方弱冠的年轻人恭敬学习,左右或伴有宦官模样的伴读,或有忙碌于前后的小仆。

  《说文解字》中说:“‘詹’,从言也,从言从八从厃。”这也正是詹事官的重要职责所在——讲读经史,迭班侍从,辅导太子。基于此,明代从朱元璋开始,就十分重视对皇位继承人的教育。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中书及都督府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帝曰:“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而从之。元人事不师古,设官不以任贤,惟其类是与,岂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他日军国重务,皆令启闻,何必效彼作中书令乎?”乃令詹同考东宫官,设少师、少傅、少保、詹事、率府使、谕德、赞善、宾客等官。这表现了明太祖的卓见远识,詹事府官员对太子的影响最为直接,所以明太祖慎择其人,常以勋旧大臣兼领其职。据《明史·唐铎传》记载,初置詹事院,太祖对吏部说:“辅导太子,必择端重之士。三代保、傅,礼甚尊严。兵部尚书唐铎谨厚有德量,以为詹事,食尚书俸如故。以后,凡东宫官缺,则命廷臣推举孝义笃行之京官兼任。

  可见,詹事一职官品虽低,但为升转首选,又谋储君之事,其职不可小视。可能是由于中上等贵族对这一政治机构的敬畏或是对其职的向往所致,才定制了这件瓷碗,也或许它原本就该是宫中詹事府的定制用瓷。因为陶工的疏忽或“自以为是”,这件原本应进身贵族之列的瓷碗沦为“废品”,无法交差,又因绘画精美繁复、又不失华丽而悄悄流落民间,在一代代欣赏它的人们的流传与使用中,造成内底因使用而出现严重磨损的状况。当然这些只是笔者的推想,提出一点儿想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这件瓷碗因所绘内容而吸引笔者注意,无论它出身贵族,亦或出身寒门,如今品来都饶有趣味,是为历史史料的佐证。它历经岁月沧桑,可惜已破损,好在经过修复后我们还能看到它当日的全貌,从它残破的美中找寻往日的光彩,重拾旧时的点滴。这或许就是文物的真正价值所在。

  来源:文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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