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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海派翘楚 谁领风骚——赵之谦、吴让之“海

李烈初   2013-03-04

  正近代我国绘画流派中,以上海画家的“海派“时间较早,人数较多,影响较大。说起“海派“,一般都以赵之谦(1829—1884年)、吴昌硕(1844—1927年)为开山人物、领军人物、“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吴昌硕虽是浙江安吉人,但在上海时间长、活动多、成就大,说他是“海派“大师,当之无愧;至于赵之谦,既非上海“寓公“,也没在上海卖过画,似乎与“海派“挂不上钩,搭不上界。

  一些近代画史、文学笔记中,凡提到上海画坛的,都没提到赵之谦。如蒋宝 龄的《墨林今话》、黄协埙的《淞南梦影录》、张鸣珂的《寒松阁谈艺琐录》、黄宾虹的《古画微·沪上名流之画》等。

  赵之谦系浙江会稽(绍兴)人,咸丰九年(1859年)3l岁时考中举人,三赴北京会试未中。同治十一年(1872年)44岁至江西候补知县,50岁任鄱阳县令,后调奉新、南城县令,56岁卒于任。

  由于家道中落、太平军战乱等原因,赵之谦确曾卖过画。他在所作《没骨钟馗图》轴上自题:“廿年卖画求生活,画得钟葵(同‘钟馗’)都没骨。问我何为画此乎?唯唯否否妆(装)糊涂。年年五月五,近近远远,家家户户,钟葵无数,志在趋时,万不宜直摹古,标题猥鄙宗语录,朝夕拜观当人谱。此幅乃居杭州作,同治九年岁庚午。”(图1)同治九年(1870年),赵之谦42岁,上推“廿年”,则为道光三十年(1850年)开始卖画。二十午间,除在绍兴、杭州卖画,还到北京、温州、黄岩、福州卖过画,但从未到过上海。最近,我看到一位先生写到赵之谦,说是“后来到上海卖画”,很可能出于推想,并无事实根据。

  那末,称赵之谦是“海派”开山祖的是谁呢?王伯敏《中国绘画史·清末的绘画》中说:“一种锐意求进、大胆革新的趋向因而产生,冲破了嘉、道以来画坛上一度比较沉寂冷落的局面,出现了新兴的‘海上画派’。这个画派,起于赵之谦,盛于任颐、吴昌硕,是近百年绘画发展史上有着较大影响的画派。”王伯敏又在“前海派”的自注中说:“关于‘海派’,潘天寿分为‘前海派’和:后海派’。称赵之谦和任颐为‘前海派’,称吴昌硕为‘后海派’。”

  潘天寿的话出于何处?我查了些资料,终于在潘天寿《花鸟画简史(初稿)》一文中找到了原话:“咸、同间,会稽赵捣叔(之谦),宏肆古丽,开前海派的先河,山阴任伯午继之,花鸟出陈老莲(洪绶)、参酌小山(邹一杜)、撝叔,伯年,参以青藤(徐渭)、八大(朱耷),雄肆朴茂,称为后海派领袖。”他认为,清朝的花鸟画,在咸丰、同治年间,叮以赵之谦为代表,笔力雄健,既富传统,又创艳丽,实开“海派”之先河。

  赵之谦的绘画,有两种不同面貌。 —种是得自传统的古朴劲挺;另一种是出于创新的鲜明艳丽。如我藏一幅赵之谦的扇面《菊石图》(图2),构图简约,笔力跃动。寥寥数笔,实胜多多。赵之谦“廿年卖画求生活”,而卖画是卖方市场,像《菊石图》,阳春白雪,一定卖者寥寥。当时诸多买家,往往要求题材吉祥、色彩鲜艳、画面充实(明朝曾有人要画家在空白处添画“三战吕布”)。赵之谦为了“求生活”,不得不“从俗”、投入所好,画出鲜艳热闹的作品。如《丛菊图》(图3)、《岁寒三友》(图4),说明为投买家所好,不但要鲜艳、充实,还要新奇。

  赵之谦“从俗”的作品,雅俗共赏,颇受好评。如精研俗文学艺术的郑振铎,在《近百年中国绘画的发展》一文中说:“(赵之谦)常常以浓艳丰厚的色彩,布置了全幅的牡丹花、桂花等等的季节性的花卉,虽是满满的一幅,却毫不显得拥挤,更没有杂乱之感。他是在艳裹浓妆里呈现出他自己所特有的下笔如风的、既紧密又潇洒的、奇妙的结构。他给予后人的影响足很大的。”

  我想:潘天寿所说的赵之谦“开前海派的先河”,就是郑振锋所说的“给予后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我转而想:“海派”形成于何时?前期有哪些著名画家,特别是花鸟画家?赵之谦真的给了他们很大影响吗?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道光二十午(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的枪炮叩开了清朝闭关自守的大门。道光—汁二年(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强迫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上海由一个小县城迅速变成中国第一大城市。中外船舶,云集黄浦江,各行各业的人涌至上海。上海空前繁荣,作为上层建筑的画坛,也随之兴旺起来。原来集中于扬州、苏州、杭州的画家,“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当赵之谦在绍兴、杭州、北京、温州、黄岩、福州等地卖画取得一定成就时,上海早巳涌现了—批著名画家。我们试将他们的生卒、专长排—下队:

  费丹旭(1801—1850年),号晓楼,湖州人,擅画人物,亦工山水、花卉。

  朱熊(1801—1864年后),号梦泉,嘉兴人,擅画花卉竹石。

  张熊(1803—1886年),号子祥,嘉兴人,擅画花卉、翎毛。

  胡远(1823—1886年),字公寿,松江人,擅画山水、兰竹、花卉。

  虚谷(1823—1896午),僧,俗名朱怀仁:,歙县入,擅画花果、禽鱼。

  任熊(1823—1857年),字渭长,萧山人,擅画山水、人物、花鸟、草虫。

  朱偁(1826—1899年),号梦庐,嘉兴人,擅画花鸟、翎毛。

  蒲华(1832—1911年),字作英,嘉兴人,工书画,擅花卉,尤长墨竹。

  任薰(1835—1893年),字阜长,萧山人,工人物、山水,尤擅花鸟。

  这些“海派”前期著名画家的花鸟画,都有很高水平,试举数例:

  如张熊《秋花草虫图》(图5)、虚谷《松鹤延年图》(图6)、任薰《花鸟图卷》(局部)(图7)、朱僻《桃花白头图》(图8)、蒲华《岁寒三友图》(图9)。

  试将这些图画与赵之谦的花卉作一对比,深觉环肥燕瘦,各尽其妍;欲加甲乙,难兄难弟。硬要说赵之谦开了这些“前海派”画家的“先河”,实令人难以首肯。

  综上所述,赵之谦没在上海卖过画,不是“海派”中人,不是“海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不可能是前期“海派”的“开先河者’。因此,不必把赵之谦与“海派’硬绑在一起。实事求是,将赵之谦与“海派”脱钩,既无损于“海派”的光彩,也无损于赵之谦在画史中应有的地位。

  细考画史,细研“海派’画家活动的先后传承关系,我觉得“海派”确有一个开先河的人物,他就是吴让之。吴让之(1799一1870年),原名廷扬。字熙载、让之(也作攘之),号让翁(也作攘翁),后以字行,江苏仪征人。秀才,擅诗、书、画、印,作写意花卉,风韵绝俗,为时宗尚。传世作品如扇面《石榴图》(图10),从上方出枝,斜伸至左下方,构图十分巧妙。果实、枝叶,均用没骨画法,落笔不多,而又形神兼备。左上角题字:“幼樵大兄大人属,熙载。”又如扇面《墨梅》(图11),白左方出枝,斜向右方。前后相叠,疏密有致。驾轻就熟,落笔似风。左上题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兰谷大兄先生属,让之弟熙载。”

  50余年前,我在杭州收藏过几件吴让之的书画,至今还存两件。—件为《岁寒三友图》(图12),纸本单条,肆笔画怪石,占位置较大,石后有梅花仲向右方,复转而向左,直出顶端。梅后画砾竹,映衬全图皆活。左上侧题字:“岁寒三友,同治甲子冬月,吴让之写生。”看来,画家是以梅、竹、石为“岁寒二友”的。还有一件为《枇杷图》(图13),纸本单条,画枇杷三丛,果、叶皆茂。构图略作S形,淡着色。右上侧题字:“从来金刻(通克)木,何来压枝黄。白石翁有此本,让之抚(摹)之。”金、木、水、火、上,五行相牛相克。金妃木,斧锯伐木;现从木中牛出』’金弹(枇杷),是何道理?题句十分有趣。“白石翁”即明朝大画家沈周。沈周传世作品有数幅枇杷,吴让之见到的可能是这一幅(图14)。沈周(1427—1509年)工山水,且擅画写意花鸟,自称系继承南宋画僧法常的衣钵。但从他的《枇杷图》看,还在工、写之间,没有放开。吴让之此图,名为临摹,实属自创。当然,也得力于沈周之后“青藤”(徐渭)、“门阳”(陈淳),乃至“八大”、“八怪”们对写意花呜的共同推进。但是,吴让之任继承的取舍上有理有则,他舍弃狂、怪,近乎写实,力求形神兼备,雅俗共赏。他笔下的枇杷,个个热透,动人朵颐:他笔下的叶子,水墨淋漓,层次分明;他笔下的枝条,劲挺坚韧,是以载重。他的写意花果,正是“海派”中正宗的写意花果。比起赵之谦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吴让之上诗词,精考据,著有《匏瓜室词》《通鉴地理今释》。他还擅长各种书法,如篆书四条屏《粱吴均与宋元思书》 (图15)、隶梧七言联(图16)、行书《录黄庭经轴》(图17),庄重凝炼,笔墨酣畅。《伯山诗话》称他:“书法之妙,直欲凌轹(超越、压倒)侪辈,方驾古人,诗才几为书名掩矣!”吴让之的书法、篆刻宗包世臣,是包世臣的嫡传弟子;而包世臣又是邓石如的嫡传弟子。杨翰诗曾称:邓、包去世,吴让之独步大江南北矣!

  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都是诗、书、画、印全面发展的人。:三人没有见过面,也乏诗文、书画交往,但在篆刻上是有过交往、传承的。吴让之比赵之谦年长30岁,赵之谦出道时,吴让之已负盛名。赵之谦三十几岁时,见到吴让之刻的几方印章,大为叹服。他在自用印《会稽赵之谦字撝叔印》的内侧刻道:“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再—人而已!”有人认为:赵之谦刻“吴熙载”为“吴熙再”,属于误刻。其实,“熙载”意为“弘扬功业”,出于《书经》,赵之谦绝对不会刻错。他的刻“载”为“再”,出于避讳。同治皇帝名“载淳”,他登基(1862年)后,吴让之不再使用“吴熙载”的名字。转出版社编印的《中国花鸟杯画鉴赏》中,收入一幅吴让之的《月季图轴》,落款作于“己巳午” (同治八年即1869午),署名“让之弟吴熙载”,显属伪造。

  几年后,赵之谦的好友魏锡曾(稼孙)到了江苏泰州,防吴让之于一个颇为冷落的小庙中,出示赵之谦所刻印蜕(拓片)。吴让之见到一个远在浙江的年轻人对他赞誉备之,十分激动。尽管自己目力衰退,已多年不刻印章,还是热情奏刀,刻了两方白方印章,托魏锡曾转赠赵之谦。一方为“赵之谦”,边款刻:“捣翁名印,让之六十五岁作”;还有一方为“二金蜒(蝶)堂”,是赵之谦的堂号,边款为“撝叔先生削正,让之六十五岁作”(图18)。魏锡曾在泰州时,集吴让之刻印百余方,拓印20份,取名《师慎轩印略》。“师慎轩”的“慎”指包世臣,字慎伯,晚号倦翁。吴让之自题《印略》:“六十年刻以万计,从未留一谱,自知不足存耳!”诚属虚怀若谷。后魏锡曾至北京遇到赵之谦,赠以—份印谱,赵写了一篇长跋,称赞吴让之“宗邓氏(邓石如)而归于汉氏(汉代人刻印),年力久,手指皆实,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赵之谦得吴让之赠印两方,同好妒羡,叹为奇遇,传为佳话。1951午,方节庵(约)辑晚清印人四大家吴让之、赵撝叔、胡菊邻,吴昌硕印谱。吴让之印即辑《师慎轩印稿》,还附了一幅《晚学生像》(图19)。“晚学生”是吴让之名号之一,所以这幅像就是吴让之像。

  吴让之更比吴昌硕年长46岁。吴让之曾寓居苏州,同治十一年(1872年)吴昌硕到苏州时,吴让之已逝世两年。吴昌硕刻印接近吴让之风格,对吴让之十分崇拜。如在自用印《俊卿大利》的边款上刻:“此刻流走自然,略似仪征让翁。”又在自用印《吴俊卿》的边款上刻:“此刻有心得处,惜不能起仪征让老观之。”景仰前贤,自思赓续,略有所得,恨不能请长眠地下的前贤起来看一看,作一首肯。这是何等激动的心情呀!

  应该说,每一个擅长诗、书、画、印的艺术家,一定是诗、书、画、印齐头并进,全面发展的。吴让之的篆刻印章成就很高,影响很大,特别是对“海派”的影响很大,则其书画影响,也必相同。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文史资料很少,近有人议论:吴让之的书法水平很高,对“海派”影响很大,而对绘画的影响,还是很少谈到。好在蒋宝龄《墨林今话》已提到吴让之曾到上海卖过画,而他的传世作品正可展示他的实际水平,可供后人予以陪当评说。

  吴让之的生活十分坎坷。据《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仪征吴让之明经(秀才)熙载,声名重—世,然贫甚,且子又不肖,晚年寄居僧寮,孑然一身。书联自嘲云:‘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

  同治九年(1870年),吴让之在贫病交困中去世。一代大师,如此成就,如此下场,生前孤独,死后寂寞,评说乏人,曷胜浩叹!

  来源:收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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