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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我与吕碧城的不解之缘

李保民   2013-03-01

  屈指数来,我第一次知道吕碧城这个名字,距今快要三十年了。那是1983年的国庆前一周,我在沪上福州路古籍书店仅仅花了一元五角,就买到了崭新的线装本一函二册《吕碧城集》,它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于1929年,从版权页上知道作者吕碧城是安徽旌德人。第二天的大清早,我将有黄山之行,途中要路经湖州、广德、宁国、旌德,因为碧城故乡近黄山的缘故,想到了《吕碧城集》或有相关的内容可供行旅间消遣,于是出发时随手带上了。那一年的9月26日下午,我登上了北海, 向“猴子望太平”的方向眺望,天空远大,一览无余。其时,山顶上四望无人,只有习习的凉风不时地从耳边掠过。在歇脚时,我打开《吕碧城集》读了起来。书中没有任何地方写到黄山,有的是意境深远,令人回肠荡气的词作,传递出奇情窈思,一下子感染了我,欲罢不能。自此我与吕碧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吕碧城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吕凤岐做过山西学政。她天生聪慧,才艺过人,5岁能诗,7岁画就巨幅山水。她原本可以过着衣食无忧、潜心读书的闲适生活,不幸的是12岁时就父亲病故,稍后母女又遭绑匪勒索幽禁,幸亏她父亲的同年江南布政使樊樊山出手相救,才得以脱险。大概在她14岁的时候,母亲把她送到在天津做官的舅舅严朗轩家,目的是让她受到较好的教育。她在舅家寄居有六七年,当时社会上新思潮涌动,女权运动高涨,受其影响,碧城想外出求学,却遭到了思想保守的舅舅反对,她一怒之下,离家出走。那时她衣食居所皆无着落,所幸遇到大公报的主人英敛之,欣赏她的才华,聘她为报社的记者,让她在报馆里住了下来。这时的吕碧城有充裕的时间写作,施展她的文才。《大公报》上接二连三刊登她写的文字激昂、热血沸腾的政论和鼓舞人心的诗词佳作,一时间文人骚客竞相与她订交,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是远在京城的女革命家秋瑾,亦慕名专程去天津造访她,并且有过同床共榻,促膝谈心的传奇故事。虽然她们的政见有所不同,秋瑾谋求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碧城重在政体改革,以科学教育救国,但都愿为妇女解放事业奔走,因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秋瑾后来甚至为了革命而献身,碧城不仅赋诗凭吊,数十年后还念念不忘与秋瑾相遇相知的往事。

  我常想,秋、吕的相会,是晚清女界革命重大的事件,她们是当时学界和思想界女性的标志性人物,都特立独行,代表着女性革命不同的方向,同时又是两位成就非凡的诗人和词人,她们的相交是千秋的美谈。

  碧城有四姐妹,皆有文才,她与大姐惠如和二姐美荪分别都在二十来岁,做到了江宁、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和北洋女子公学的校长。一时有“淮南三女,天下知名”的美誉。

  吕碧城是一个不断追随时代进步,求知欲望很强的人物。她自觉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文明的思想,中年离开祖国,去欧美求学,是中国最早积极谋求成立保护动物组织的第一人,为此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她还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表现在衣着上,不畏人言,年轻时就毫无顾忌地穿袒肩露背的晚礼服出入社交场所,甚至照了相印在书上。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突出的举动,需要极大的勇气方能做到,可以说是开了海上浪漫时尚的风气。然而她个人的家庭和婚姻生活却非常的不幸,与二姐不和,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情死义绝”,三十年不通音信,两人闹到绝交的地步。个人的情感上,她迄无称心如意之人,独身终老。也正由于这些,有人说她个性太强,刚愎成性,对人对事总是固执己见,不肯圆融,实际上也并非事事都如此。吕碧城在瑞士雪山隐居期间,著名学者吴宓出于对她的才华仰慕,曾经主动提出要给她的词集作序,本意是溢美称许,没想到不恰当地把吕碧城词作的主要内容,解读成“集中所写,不外作者一生未嫁之凄郁之情”。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自然引起吕碧城的不快,甚至愤懑。于是她给吴宓回信,断然拒绝了来访的请求,也不让其作序,并且还指责吴宓所为,纯属上海滩小报无聊文人之恶意中伤。吴宓觉得很委屈,赶紧写信去解释,劝读自己主编的《学衡》杂志及《大公报》文学副刊,借此消除误会。虽然没有能即刻取得吕碧城的谅解,但是事后不久,当吕碧城了解到吴宓确实是国内知名的学者,还是接纳了吴宓成为文友,很多年里他们一直有书信往来。再有碧城在去世的前一年,经戚友的劝说,最终与其二姐言归于好,并没有真正刚愎到“情死义绝”。

  碧城离开祖国时年36岁,正值盛年。她辗转于欧美,并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也曾一度归国,为时甚短。她在欧洲期间,瑞士日内瓦住得最久,畅休息游,陶冶性情,广泛地参与国际社会活动,提倡护生,面对国内外不断发生的天灾人祸,内心充满了失望和不安。上世纪30年代初,碧城因受印光法师《嘉言录》的影响,皈依佛教。但是她始终未能忘情人世,绝笔文艺,而是悲天悯人,关注苍生,继续着她的诗歌创作。1943年1月23日,她病逝于香港九龙,遗命将遗体火化后团成面丸投入海中,与水族结缘。

  吕碧城是近三百年来最杰出的女词人,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公认。她生前也非常珍爱自己的词作,在流离迁徙或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为免身后湮没,多次结集刊行。然而在她死后近半个世纪中,再也未见她的著作出版。在喧嚣的滚滚红尘中,吕碧城如同一颗尘封已久的明珠,不为人知晓。我为词人身后的萧条感到悲哀,整理她的作品,介绍她的生平和创作成就的想法,越发坚定。

  从1985年到1999年岁末,在这漫长的15年里,我前一半时间在高校里做法律古籍整理研究,后一半时间在商海沉浮,同时为报社和出版社自由撰稿。不管境遇发生怎样的变化,不管工作有多忙,不管走到哪里,从未间断过对吕碧城文献资料搜集和研读的热情。

  为了出版她的词集,收集吕碧城词集各种版本,成了我首先要做的工作。1988年的初夏,我从上海文庙的书贩子口中听到,沪上某藏书人手中有一本碧城的《信芳词》,说是巾箱本,这使我有点喜出望外。因为此前我曾遍访过国内各大图书馆藏书,未见有此本。几经周折,我找到了其人,看到的《信芳词》果然是巾箱本,初版于1917年,是今日所见吕碧城词最早的线装单行本。于是恳请对方出让,并且一再申说价高一点也愿意。想不到对方的回答很干脆,再多的钱也不转让,但答应可以用书换书。经过多次的接触磨合,最终忍痛以手中所藏的民国印线装本《石遗室诗话》和《爰居阁诗》两部书交换,请回一册薄薄的《信芳词》,然而心中并不后悔。在整理校勘词集的过程中,发现它与后来的本子多有不同,更能真实地反映吕碧城早年的生活情景。此外再也没有遇上过与之相同的刊本,其珍稀性还是显而易见的。

  自从喜欢上了吕碧城词,我准备了好几本小黑面抄,把她的词一首首抄在上面,随身携带,平时既便于阅读记诵,也可以随时将发现的零星材料和个人读词心得抄录其间。当年的周日逛文庙书市,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很少间断,目的是为了搜集整理碧城词所需的各种文献。也许是与吕碧城真的有缘,心中的期待往往成为现实。我在文庙里先后买到了上世纪清末民初出版的《大陆》、《半月》等杂志,买到了三四十年代印行的《永安》、《觉有情》等期刊读物,那上面或登载吕碧城作品,或介绍吕碧城其人其事,大都鲜为人知。如今这些出版物除了在个别省市图书馆还有极少量的收藏外,在社会上流传的已稀如凤毛,罕有发现。而让我格外欣喜的是在《半月》杂志中,我发现了目前所知吕碧城唯一的日记体白话小说《纽约病中七日记》,首次披露在我整理的《吕碧城诗文笺注》一书中,纠正了此前学者普遍认为碧城从未用白话文写过小说的错误结论。

  物聚所好,精魂不灭,仿佛冥冥中总有定数。1993年暮春,上海沪港三联书店处理一批库存线装古籍,我闻讯后急速赶去,已经有不少的品种被人挑走,剩下的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常见书。就在我极度失望的时候,无意间惊喜地发现二册《韦斋诗稿》稿抄本,夹杂在一堆不显眼的破旧古籍中,好像是故意隐身,不让别人发现,事先知道我研究碧城词用得到它,特地为我预留的。我很早就从吕碧城的作品中得知韦斋乃吴江名士,碧城诗友费树蔚的字号,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碧城一度病亟时,曾致函费树蔚,以身后事相托,拟死葬邓尉,有“青山埋骨他年愿,好共梅花万祀香”之句。《韦斋诗稿》系费树蔚诗集的家藏稿,有不少的地方保留了作者涂抹改动诗句的痕迹。幸运地买到它,我如获至宝,与其后人出资,1950年选印的石印本《韦斋诗文集》相比,多有不同之处。最让我兴奋的是稿抄本中,保留了许多与吕碧城往来相关的诗歌和夹注,有些不见于石印的本子,是研究吕碧城生平事迹弥足珍贵的资料。举例而言,一般认为碧城第一次跨出国门时在1917年,而据稿抄本提供的信息,结合费树蔚与吕碧城往来书信所言,可以确知其时她正在香港海滨养疴,病得很厉害,羸弱的身体根本没有办法负笈海外。因病拖累迁延,迟至1920年夏,她方始成行,游学美洲。

  来源:《收藏/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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