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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教室] 名士胸怀,高人杖履——徐新周篆刻艺术(上)

 2013-02-26

  徐新周的师承与印艺

  徐新周(1853—1925),江苏吴县人。字星舟,别署星州、星洲、心周、星周,以星州最常用。所居曰陶制庐、耦花盦等。其幼而嗜古,尤究心金石,见吴昌硕所作印,私心倾佩,得缶翁俞允,遂南面执弟子礼。

  新周年比缶翁少九岁。能作四体书,小篆、汉隶意味简古严正,讲求前贤法规。篆刻师事吴昌硕,时人谓之“星周入师门,且能入室操戈”。是说其逼真恩师规模外,常喜以汉碑额入印,线条较方折匀称,不若缶翁之浑厚恣肆,然亦风神自具。边款亦然,甚得缶翁法乳。“偶作圆朱文印,盖应求者之请耳。新周在上海悬例鬻印,取值不昂,求者踵接。日本人士游沪者,莫不挟其数印以归,是以其印在东瀛流传不鲜(马国权《近代印人传》)。徐氏临仿缶老治印,称得上是惟妙惟肖。连行家里手也分辨不出孰是孰非。以致日本金石篆刻界直指徐氏为“缶庐第二”。其实,缶翁晚年以忙于书画应酬,又限于目力,也因年老有臂疾,痛疼不克遂使腕力不济,故润格太高,四方求印者,由新周代刀为多,可见缶翁对他的信任与器重。“凡代刀之印,缶翁多先篆稿,最后略作修饰,并亲加边款。亦有连边款悉由星州代劳者,如《苦铁印选》中之‘高聋公留真迹与人间垂千古’一钮即是。” (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也有缶翁落“大聋”穷款后,又由星州再刻“光绪丁未(1907)冬月星州刻”,如 “眉盦”(图1)一钮即是,新周时年55岁。“楚锾秦量之室”边款:“景张得楚锾金、秦鞅量,希世珍也。属俊卿刻印,时病臂未瘥,为篆石,乞星州为之。老缶,戊申(1908)六月。”(引自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83年版第903页。)“金彭”(图2)一钮,印风特立,与缶翁的其他印风迥异,倒与徐新周中年的印风相近。边款文字稚嫩,注明“苕上吴俊卿篆”,惜未纪年,应是缶翁篆星州刻的印作。尽管我们可以确定的徐新周代刀之作不太多,有明确年款的更少,但我们可以确定:光绪丁未(1907)前后是新周代刀的频繁期。

  上世纪20年代前后,篆刻界有“南徐(新周)北陈(衡恪、师曾)”之说。蔡守于1934年在香港《华字日报》连载《印林闲话》时,论及缶翁弟子,也多次说到“南徐北陈”:“吴苦铁(昌硕又号缶庐)……所作印亦脱胎石鼓,规模秦汉古玺,旁通碑碣、吉金、残陶、古砖、瓦当、封泥各文字,弘其意趣,而以刀纯浅刻独得一种古拙朴茂之致,直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致流风所播,蒸为习俗,同时印人莫不摹拟缶庐以合时趋。在南则以徐星舟,又署新周;北则以陈师曾。其佼佼者。”

  徐新周中年“代笔”是事实,部分印作“神、形酷似缶庐”也不错,但是,不能以偏概全,对于他的艺术个性和艺术见解应作具体分析。

  笔者以为:综观徐新周的篆刻生涯,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学习期、变革期、成熟期。分別以57岁和66岁为分水岭。

  宣统元年(己酉1909)徐新周57岁,此前,风格尚不明显,多有乃师的面貌。如“竹洞旧门楣”,边款署“缶师法”(图3),虽未署年款但应是早期仿师之作。57岁以后,开始出现了新的面貌,如“老兰填词”(1909年,图4),取汉印方折用笔,劲挺爽利,与缶翁多用圆转少用方折,即用方折也多残蚀,有苍茫浑劲之气的风格迥异。“熾君”(图5),仿陶器印迹布白,疏密对比,朱白自适。已见变法之端倪。

  民国七年(戊午1918),徐新周时年66岁,是年是他的创作旺盛之年,也是他篆刻艺术水平飞跃的一年,大量的印作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唾面自干”(图6)、“睡仙”(图7)两白文印用边框,与缶翁风格相径庭。“存吾春”,金文入印,作古玺形式,颇有黄士陵的作风。“蛟龙皆非池中物”(图8),圆朱文,缶翁印作中未见此风格。“目畊”( 耕之古文,图9)等印作古玺布白,两字大小、轻重、疏密对比强烈。“斿心”,用石鼓的“斿”(游的本字)字,配以介于大篆小篆之间的心字,空灵而活泼,留红生动可爱(图10)。“因物成務”(图11),陶文入印,文字大小、轻重、疏密对角呼应;笔画有粗细变化,显示了书写笔意。“穷六义于怀抱”(图12)圆白文入印,用笔圆转而布白缜密,风格特异。“收百世之阙文”、“听其声不如察其形”、“幼体兰石自然之姿长膺清妙孝友之行”(图13)、“奇石作良友名花当美人”等白文印,小篆入印,皆取横势,圆转缜密,兼取吴让之法。“气霁地表”一印用汉碑额款式,也是一种尝试和创新。“重親致歡曹景完”(图14),三行布白,行气的宽窄均不同,有《侯马盟书》的韵致,是为创新。“斿山澤觀魚鳥”(图15)、“大象無形”(图16)等阳文印则以小篆为基调,参以象形文字规整化,如鱼、鸟、象等字都是借助于甲金文字加以变化,增加了灵动活泼之感。这种精丽风格的印章在缶翁的印作中是难以寻觅的。“优遊自得”(图17)以朱文汉印的模式发肃穆典雅之气。“学海” (图18)朱文印则得力汉金文,劲挺华滋。吴昌硕以石鼓文为根基,参以小篆、缪篆等书体为元素,以圆润为表象,以浑厚为气质。徐新周晚期则以小篆为根基,参以缪篆、封泥、碑额等文字意趣,以方折劲挺为表象,以爽利为气质,与缶翁印风格特异。上述作品都游离于吴派的范畴之外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吴昌硕印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中缶翁所刻小印多在0.9厘米以上,0.8厘米的仅见两枚,而新周却能刻“极工极小的印”,最小的都在0.7厘米见方,给蔡守刻的一批印中就有多枚。下文将详述。

  徐新周边款或简或繁,繁者数百言,简者仅“新周”、“星舟”、“心周”,或“星州”两字,多用楷书。早期与乃师相似无别,几不能辨(见图1、图2)。中晚期后,雍容华丽,小字皆能清晰,风格与缶翁迥异(图9、图36等)。徐新周刻款,隶书(图19)、行书、小篆(图20“干禄无疆”、 图21“万物之母”)皆能。但用缪篆则是他的创新和自家风范,如“性合元和身齐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图22)、“虚心实腹弱志强骨”(图23)。“无道人之短无论己之长”、“垂芬燿于书篇”等印的边款都是取圆笔的工整秀丽的缪篆。

  缶翁刻人物佛像线条简约精炼,大写意的线条颇多传神,如“虚素”(图24)、“明月前身”、“破荷亭”等印印侧的阳文图像即是。新周刻佛像、人物、动物,则用浅浮雕阴线勾勒,如“抚汉不其令董君阙”、“能事不受相促迫”、“橅唐普乐寺造像一躯”(图25)、“难将一人手掩尽天下日”(图26)、肖形(牛)(图27)等皆取汉画像之精蕴,又是一番境界。

  缶翁、新周用刀不同,新周多用冲刀,故线条“方匀坚实”,峭拔劲挺,不若乃师之“浑厚恣肆”。不论印文或边款,新周再小的字都能清楚整洁,应该是薄刃深刻,与乃师之“纯刀浅刻”的意趣又有不同。如此等等,说明新周晚年已跳出了师门的巢臼,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因此,我们仅仅用“缶庐第二”,“神、形酷似缶庐”,“缶庐的代笔(刀)者之一” 来评价他,显然有失公允,也使我们进入了一个误区。

  《近代印人传》记曰:“四方求印者,多委得意弟子及其子臧龛(昌硕次子吴涵,字子茹,号臧龛)代庖,星州捉刀尤夥。”吴涵年廿八游宦江西……民国以后又先后服官山西、黑龙江等地,1922年返沪,缶翁时年78岁。1927年夏,偶感小疾,遽尔逝世。为其父代刀必在这五年中。郑逸梅《艺林散叶》说:“吴昌硕刻印,七十后由徐星洲代刻,八十后由钱瘦铁、王个簃代刻。”可能不确,前述“眉盦” 一印是光绪丁未(1907)为缶翁代刀,缶翁时年63岁。蔡守《印林闲话》所记:“吴六十后,凡有求印者,亦必言明只可自己摹印,而嘱徐新周奏刀。”最为符合实际。

  但是可以说明曾有四位门人先后为缶翁代刀,徐新周是最早的代刀者,后期不代刀或少代刀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学者评其印风曰:“……意味严正不俗,多得方匀坚实、苍秀并健之趣,而不似缶翁的浑厚雄恣。”评价最为中肯,已表述了新周晚年不似缶翁的观点,难能可贵。

  来源:《收藏/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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