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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脱胎于中国的邻邦瓷器

张 英   2013-02-17

  世界各国人民都知道:瓷器是中国发明的。如古代的指南针、造纸术以及火药和活字印刷术一样, 瓷器的发明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其历史意义和价值也是极其深远和恢宏的;由此,我们可以在英文辞典中找到“ 中国” 最基本的含义“ C H I N A”— — 便是“ 瓷器” 的意思。

  日本为刨制陶瓷而发动战争

  早在三国时代(即公元220 年一265年) ,中国出现了古越瓷,后来在唐代(公元618 年一906年)完成邢窑白瓷,宋代(公元960 年~1279年)发展成白瓷、青瓷、青白瓷以及黑釉系和彩釉系瓷器,至此,迎来了中国陶瓷史的鼎盛期。元代(公元1280年1367年)青花瓷和铜红釉、釉里红瓷器得到发展;明代初期出现釉上彩绘的五彩瓷器(这在邻国日本被称为赤绘、色绘、锦绘等)。到了清代, 各种装饰技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五彩斑斓的瓷器艺术世界。

  中国瓷器的烧成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严守秘密,世界各地的仿制品仅仅是外部形式的相似。最早于公元lO世纪后半叶传人朝鲜,接着公元17世纪初传人日本。至公元18 纪初才传至欧洲。(瓷器可谓中国的专卖品,它和丝绸一起构成中国向外出口的大宗贸易品,独占国际市场数十个世纪) 仅次于中国烧成瓷器的是中国的近邻朝鲜。朝鲜于高丽时代(公元918 年1393年)的初期烧制出青瓷,在高丽中期达到鼎盛时期,其美丽的翡色青瓷使中国人都感到震惊;特别是其中以白土和红土进行的镶嵌装饰,成为高丽青瓷的主流。

  李朝时间(公元1393年-1897年)形势为之一变,白瓷生产获得迅速发展,此外还有青花瓷、铁锈花瓷器。然而对于彩绘瓷器不够重视,所以一度没有釉上彩绘。朝鲜民族崇尚纯白,这反映到李朝白瓷追求洁白如玉的艺术境界。

  日本民族受到佛教文化的强烈影响,自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到日本之后,日本开始是模仿,随后便发展成为日本文化;或者说日本的佛教已成日本文化不可缺少的内容,而日本的瓷器也是经历近似发展过程。

  早在奈良、平安时代,中国的青瓷开始传人日本,这在史料和文学作品中都有记载。珍贵的中国陶瓷,似乎为习本的王公贵族增添了生活的色彩。中国龙泉青瓷在镰仓时代已经散见于九州的博多、唐津和琉球、广岛、土界以及新漏、青森等地,至今仍有残片出土。

  到了室町和桃山时代,书房中的陈设物,饮茶的器物崇尚中国趣味,接着对高丽陶瓷的喜爱达到高潮。开始于将军义满、义政、信长、秀吉, 并波及到诸侯武将以及富裕市民阶层的中国陶瓷热,使中国陶瓷成为价值连城的名贵器物。

  日本对中国和朝鲜陶瓷的渴望,自然成为他们力图仿制的动力,也成了日本陶瓷能够显著发展的契机;力争创制与中国和朝鲜陶瓷相匹敌的日本陶瓷,便成为日本几代陶工奋斗的目标。日本瓷器的发展,是以桃山时代的权力人物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为转机的,史称“ 陶瓷战争”。从文禄至庆长年间的非正义的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灾难,并以失败告终;但日本军队撤退时挟持到日本的朝鲜陶工,却给日本带来陶瓷发展的空前盛况;再加上日本茶道盛行,带动濑户窑、美浓窑、备前窑,信乐窑、丹波窑以及京都乐窑等日本传统陶窑的繁荣。归化日本的李朝陶工在封建领主的保护之下,在九州及其周围创建唐津窑、高取窑、上野窑、萨摩窑、荻窑等,迎来日本陶瓷自桃山时代至江户时期的全面发展。

  归化日本的朝鲜陶工李参平(初代金金江三兵卫) ,对日本陶瓷的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李参平和他领导的陶工,在肥前锅岛藩属的有田乡泉山发现了瓷土,并首次制造出日本的瓷器,时间约在庆长十年(公元1605年)左右,后来逐渐发展成白瓷、青瓷、青花瓷、釉里红等多个器种。在宽永来年和正保年(公元1644 一1647年)前后,又掌握了釉上红绿彩的技艺。

  自室町末期至桃山时代的日本陶器具有温存的中世纪风格。它色调深沉, 雅拙稳重,有重量感,这无疑是精于禅宗和茶道的艺术大师(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古田织部、小堀远州)出色的审美意识的具体反映。这种追求和发现,内在而又幽寂的造型美,可以说是桃山时代的陶艺世界的本质。

  在和平的江户时代,瓷器替代了陶器、漆器、金属器皿,成为诸侯之间互相赠送的礼品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当中国明清交接之际,社会出现动荡, 伊万里的瓷器取代中国瓷器成为销往欧洲的主要商品,并推动西方对东方艺术的理解(注:江户时代从伊万里港出口的有田烧被称作伊万里烧,现在唯有生产于伊万里地方的瓷器才称作伊万里烧,伊万里烧一般以餐具较多。)当公元1 7IO年德国人研制出瓷器之后,依然模仿中国和日本的样式,其中柿右卫门和古伊万里的装饰成为欧洲瓷器装饰的蓝本。

  日、朝青花淡雅 或因节约所致

  日本的白瓷大致分为“ 青花” 和“ 彩绘” 两大系列。日本人将青花称为“ 染付”, 朝鲜人称为“ 青画白瓷” 或“ 青华沙器”。日本人称青花为“ 染付”,大概起源于“ 蓝染” “ 绀染” 染织色调的相似之故。日本青花瓷使用的釉下颜料称为“ 吴须” 或“ 唐吴须”, 因为这种颜色产生于中国云南的吴州。中国称为“ 青料” “ 苏泥勃青“ “苏麻离青” “ 苏麻泥” 等。中国青花在宋末元初一直是用进口原料,是阿拉伯人运到中国的,而阿拉伯人称青料为“ 斯莫尔特”,传人中国称为“ 回回青”。

  中亚的钴矿石产于伊朗, 最初施挂在伊斯兰陶器上,唐代时传人中国,曾作为唐三彩的蓝釉使用。中国青花瓷起源于宋代, 元代有了很大发展。元代青花颜料多来自西域, 产于江西饶州和云南瑞州的天然颜料叫做“ 土青”。明代和清代, 中国青花瓷发展到极盛时期,多用进口的优良颜料。清代康熙年间, 从中国天然矿石中精选出极纯的钻青颜料。

  朝鲜青花瓷始于李朝初期,李朝中期优秀制品很多,也最受日本人欢迎。由于朝鲜人崇尚白瓷,所以青花纹样非常简朴,青色极淡,充分显示出白瓷的质地。李朝青花是日本青花的发源地,它给人以洁静幽寂之美感。

  而朝鲜青花和日本青花都从中国进口回青或土青,因数量有限,所以极为珍惜。因此,日本和朝鲜的青花没有中国青花那样艳丽,仅仅是淡淡的色调;或许是原料进口有限,故而节约使用所致。

  日本江户中期以后,青料中含有许多不纯物,所以多用来生产大众所需的日用杂器。明治时期,德国人民瓦格奈尔发明化学料颜料,氧化钴的制造方法传到日本,日本青花为之一变,迎来日本青花瓷向前发展的新时代。

  日本青花瓷发展过程大体如下:自肥前有田烧制出日本瓷器,并在天狗谷、白川谷、稗古场、百间等瓷窑仿制李朝风格的青花瓷,统称“ 初期伊万里青花瓷”;此后到了宽永年间,中国明末的青花瓷不断通过海路运到日本;迄今为止,日本人民对中国明青花瓷器仍然情有独钟。在东京等地古玩店仍然收藏不少中国明代青花瓷器,无论官窑还是民窑,均为日本人所青睐。肥前青花瓷玩多地接受中国青花瓷的影响,从品种、式样上又变成中国风格,青花纹样多采用分割式构图,并有底纹。

  日本赤绘瓷脱胎于中国彩绘艺术

  中国清代官窑的彩绘瓷器形成精致巧丽的宫廷风格,这意味着彩绘瓷器的生产已有细致的分工。乾隆初期景德镇瓷器发展到高峰,产生出了“ 古月轩” 样式的粉彩;然而,这也导致了装饰的繁缛,从而趋向衰落。与之相反,民窑生产的彩绘杂器在中国南方福建一带因出口瓷器而得到发展,人们称之为“ 吴须赤绘”,主要以出口日本、印度、越南、柬埔寨为主,深受各国民众的喜爱。吴须赤绘自由潇洒的纹样融入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感情。

  日本彩绘瓷器的诞生,是以传入日本的中国明末彩绘瓷器为蓝本,由西肥前有田皿山的柿右卫门家族完成的,所以日本彩绘瓷器脱胎于中国的彩绘系统,并采用当时的中国纹样;但日本固有的风土人情、生产条件、陶工的感情又使中国纹样产生很大变化,配色更加柔和,线描更纤细,从而有些文弱。日本彩绘的民族化,形成了日本特色的“赤绘” 艺术。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传人日本往往经过朝鲜作为桥梁;但是,朝鲜人对彩绘瓷器不感兴趣,所以彩绘艺术直接从中国传到日本九州西北有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有田皿山具有发展彩绘艺术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中国彩绘最初传人日本长崎出岛时,引起当地封建领主、商人以及陶工的震惊;从而产生仿制中国彩绘瓷器和引入其技艺的愿望,并终于发展成企业规模的有田皿山的群窑,加速了发展彩绘瓷器的速度;其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就是在“ 庄屋役” 工作的南川原山的酒井田柿右卫门及其家族。

  伊万里彩绘(赤绘)在保持中国华丽的风格中,陆续出现更多的日本化纤细的器物类型,也有西方化异国情调的倾向。但民窑生产的油壶、酒壶、钵等, 却如肥前的一草一木,具有朴素简洁的特色。

  与同样具有中国彩绘风格却日益日本化的古伊万里彩绘瓷相比,加贺领主所属大圣寺支藩的古九谷彩绘瓷,似乎更加掌握了中国的彩绘精髓;创业时期的“ 古九谷”,俗语称为“ 明代” 风格的彩绘瓷器,至今仍受到高度评价。

  如按中国彩绘类别,日本彩绘可分为四种流派:即吴须彩绘、万历五彩、天启五彩和康熙五彩。

  在古伊万里彩绘风格中,其纹样复杂多变,交替出现李朝纹样和中国纹样;而日本彩绘中最具魅力的当属古九谷样式,它综合了南京赤绘(天启五彩)和康熙五彩的艺术技巧。

  而出现在宽永末年的京都彩绘,初期脱胎于桃山文化和江户初期所有工艺的造型精神,必然发展成具有日本风格的陶瓷艺术的精华;尤其是京都彩绘的大师野野村仁清和尾形乾山的作品,同桃山至江户初期不断发展和演化的造型艺术, 具有千丝万楼的联系。

  当世界步入20世纪后,伴随工业时代的到来,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以及朝鲜、日本,其瓷器的发展也跨人了各自自觉和更加自由的阶段,三国都以由其历史形成原有和固有的官窑和民窑瓷器存在形态,逐步形成瓷器制造的新格局, 即在三国逐渐呈现出民用瓷器大量生产和工艺瓷器自由创造的态势;从此, 无论是朝鲜抑或是日本,其所在国之内的各个瓷窑的瓷器制作和制造,都已具有各自国家的更加鲜明的民族风格;如同中国从清末进人民国之后的瓷器制造, 已经不再有什么官窑和民窑鲜明的划分,而只有日用品瓷器和工艺品瓷器之别;至此,三国瓷器的制造和制作,在越来越先进的瓷器制造技术和先进的工业设备逐步完善的条件下,真正进入到自主生产和自由发挥的新的世纪,并展现着三国人民各自的智慧和才能。

  来源:交流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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