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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家] 杏坛名师 书画大家——记启功先生(中)

侯刚   2004-11-05

  1976年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此时的启功已经开辟了一条对古代字体和诗文律声进行独到研究的蹊径。他已融会了古文字学、经学、史学、哲学、宗教学、古典文字以及书法史、绘画史、礼仪民俗、典章制度等诸多学科,书法也由于史无产例的“运动”而练得登峰造极,所获声誉远远超过了他本职工作。他这个“右派”彻底平反了。接着,书法家、画家、文物鉴定专家等各种头衔来了,荣誉也来了。这一切,启功平静面对。他看着苦往甘来,轻声吟唱:“荣枯弹指何关意。”无论顺逆,他都能心平气和,不生烦恼。

  1980年,标点《清史稿》工作结束,启功又重登讲台。他虽年逾花甲,体弱多病,仍为恢复教学秩序而无私奉献。几十年来,他以科研成果促进教学,在许多方面都有创见。1991年,一部系统阐述汉语语法问题的《汉语现象论丛》,在商务印书馆(香港)出版,这部新著文化内涵丰富,观点新颖,旨意宏远,引起文学界和语言学界的热烈反响。2004年,92岁高龄的启功又推出《启功口述历史》《启功讲学录》《启功韵语集(注释本)》《启功题画诗墨迹选》4部新作,有其题跋的《董其昌临天马赋》也同时出版。启功论诗论画的精辟见解也在其新著中得以阐发。启功在口述历史的时候,时而对辛酸的往事长吁短叹,时而对趣事逸闻开怀大笑,讲述过程中一直充满激情,让人感动。

  启功很重情谊,对待朋友有一颗赤诚的心。他在文博界、书画界有许多老朋友,大多是国宝级的人物。共同的 事业、相同的爱好使他们走到一起。相近的经历,经受的磨难,几十年莫逆之交,使他们心心相印。在工作之余,他们经常相互走访,促膝谈心,交流学术研究心得。有时大家给启功布置任务,或题书签,或书牌匾,或写序言,启功都欣然接受,而且认真完成。也有老友知道他爱吃东坡肉,时而亲手烧好送来,共同品尝。一次,他因一夜失眠,感到头晕,心脏不适。家人劝他休息,但是刘九庵要他写的字尚未完成。他坚持写好交卷。他说:“对刘九庵我是毕恭毕敬。刘先生出身琉璃厂学徒,十多年才出师,后来到了故宫,刻苦自学成了专家。他虽是学徒出身,但是学问不差,我这一知半解的知识也是在琉璃厂学的。”他还回忆年轻时拿个扇面去琉璃厂荣宝斋换点钱,然后到街对面的书店买参考书,自己不懂时,人家会热情地对他说,别买这一套,这一套是8卷本,另外有一套是足10卷本;或者还告诉他这个假,那个真,使他对版本的真伪多了一层知识。

           文物鉴定家启功

  启功的学问博大精深,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专心从教70余年,首先是卓有成就的教育家。而社会上都知道,在老一辈的文博专家中,他博学多才,功力深厚,他多年的书画创作实践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历史知识,使他成为独具慧眼的文物鉴定专家。

  早在20世纪30年代,启功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教授绘画课时,即从事中国绘画史和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发表过关于文物、书画方面的论文。今见他最早的学术论 文《山水画南北宗说考》发表在1938年辅仁大学出版的《辅仁学志》第7卷上,以后,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修改,易名为《山水画南北宗说辨》,收入《启功丛稿》。这也说明启功研究学术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20世纪40年代,他已是很有名气的书画家,经沈兼士推荐,被故宫博物院聘为专门委员,负责鉴定故宫收购的古书画,同时在文献馆审阅古史文献。

  解放以后,郑振铎主持筹建了国家文物局并任第一任局长,王治秋、王书庄任副局长,张珩任文物处副处长,负责文物鉴定工作。当时,书画商手中的古代字画已不能随便向国外出口,这些字画经常集中到文物局来鉴定,工作繁重。文物局从上海请来谢稚柳和徐邦达,从杭州请来朱家溍,在北京也请了启功,组成专家小组。凡有清代字画时,郑振铎就说:“一定要找启功来!”张珩当时也住在东城区黑芝麻胡同,距启功家不足200米。二人经常交往,交流鉴定心得。张先生常对人说:“启功眼力就是历害!”

  1954年,国家文物局举办文物干部培训班,邀请启功等一批专家给培训班的学员讲课。今天许多文物界的骨干都是培训班的学员。

  中国是世界上文物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馆藏文物多达70多万件。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更好的保护,利用这些瑰宝,决定进行全面鉴定和甄别。1983年,国家文物局聘请启功、谢稚柳、徐邦达、刘九庵、傅熹年、杨仁恺、谢辰生7位专家组成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负责甄别 及全国各大城市博物馆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的真伪。启功为文物鉴定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3月,启功在故宫博物院参加海外回流文物王安石书《楞严经要旨》卷及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的鉴定。同年10月,文化部聘启功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1986年,启功被文化部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是我国对可移动文物进行学术鉴定的国家级权威机构,由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辽宁、山东、广东等地的54位专家担任委员,分设书画碑贴、陶瓷、铜器、玉器、货币、古籍、杂项7个鉴定小组。启功担任主任委员,足见他在文物鉴定界的崇高威望。

  1987年3月,启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会,鉴定青岛文管会送鉴的山东即墨,胶县发现的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何子芝造金银字《妙法莲花经》七卷。

  1990年1月,著名画家李可染逝世,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就其作品出境管理标准请示启功,他认为:“李可染画遗留不太多,精品不少,建议宜放在第一类管理范围,即除特许外,一律不准出境。”

  1991年10月,已79岁的启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主持鉴定江西吉水县文天祥后裔所藏的有关文天祥的文物,启功和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些文物中文天祥的墨迹手札最为珍贵,属国家一级文物。

  经过几年的工作,启功看了大量的古代书画藏品,发现了许多问题。在登记目录、选印精品的工作之外,他个人还总结了一些“鉴定”中的甘苦,写了《书画鉴定三议》《鉴定书画二三例》,是很深刻的经验教训之谈。启功认为,当今一切宝贵文物,都是人民的公共财富,近代摄影、印刷技术的发展,为鉴定工作提供了更科学的方法,人的经验与科学的工具相结合,可以相辅相成,而鉴定工作者深入掌握辩证法,虚心尊重科学,泯除成见,这样会比“肉眼一观”“人脑一想”使结论更确切与科学。而鉴定也不只是判别“真伪”,因为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有许多情况不是“真”或“伪”两端就可以概括的。特别是在鉴定工作中,有许多人情世故,除限于水平外,还因社会上种种阻力,鉴定者往往违心作出一些不公正的结论。他总结出8条,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忘形、八容众,前7项是造成结论不公正的原因,后一种是工作者应自我警惕并尽力保持的态度。

  经常有人拿收藏的古代字画请启功鉴定,他说:“我只对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负责。”但是如果有人违反国家政策,危害国家利益,他绝不沉默、放纵。近来发现有人冒启功的名进行古书画鉴定,并在赝品上以启功的名义题字落款,混淆是非。启功曾郑重地对记者说:“我对这种行为必须讲话,这与造我的假字不同,这是以我的名义欺诈别人,对这种犯罪行为,我要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

  198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编辑出版《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较为全面系统地向我国和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古代和近现代优秀文化艺术的发展概貌。启功被聘请担任《全集》的主编。编辑出版这样一套巨著留传后代、面向世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启功欣然受命。他接到《全集》(古代部分)编目文件后,认真审阅,并就其中“中国历代金石铭文大全”一项亲自给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写了书面建议。他说:“分类条目中第七页,有‘金石铭文’一项,未知具体包括内容,将来详目中自可分晓。因仅从此条目一行看,设想金文部分或拟独立出来,而石刻铭文,则易与碑贴部分相纠缠,因碑亦称‘碑铭’,墓志亦称‘墓志铭’。猜想立条之意,或以钟鼎等铭文太多,可以独立成项。如此是,似可径称‘中国古代金文大全’。

  在书画鉴定界,流传有不少关于启功鉴定书画的趣闻。香港有朋友花高价购买了几件古代书画,放在银行保险箱保存,趁启功到香港讲学的机会,请他欣赏并鉴定真伪。启功看后对那位朋友说:“你赶快取出来吧!这东西还不如你租保险箱的钱多!”又一次香港举行书画拍卖会,其中有某名家的字画拍卖。有位朋友想要买一幅。启功浏览一番,看见鱼目混杂,朋友想要买的那件是赝品,正想回去建议他别买,走到出口时却见那位朋友迎面走来。这时启功不好当面点破,便主动伸手和朋友握手。他紧紧握住,左右一摇,那位朋友心领神会,终未上当。

  启功对古代的书画、碑贴见识卓异,造诣精深。启功鉴定书画,不只是作一般真伪的评判。他精心研究过书法史、绘画史,对古文字学、古典文字、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哲学、宗教学也有深厚的素养,熟悉古代典章制度、礼仪民俗,他本人又有书法绘画的实践经验,所以遇到公案,善于综合利用各方面的优越条件,从学术研究和艺术鉴赏的角度去分析,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是一般鉴定家所不及的。

  文献考据是启功的一大专长。作为考据来讲,要根据确切的事实进行推理验证。例如碑贴、书法和大多数绘画可能通过文字等显示出当时的文化痕迹,这些文化痕迹对文字的影响有可能也含在其他的已知的文献信息里面,所以收集的文献信息越全面,判断就越准确。

  如果用现代科技语形容启功,他的大脑就像个巨大的文献信息库,储存着大量文献信息。在这方面,他至少有两个优点是同辈所不及的:一是知识面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入广博的研究,可利用文献信息多,也就是科技界所说的“海量信息”;二是十分熟悉这些文献信息,知道驾驭它们的方法,也就是处理程序优化,操作速度快,这些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勤奋积累、磨炼而成的。他在文物鉴定界,能通过现象深入本质,看到别人熟视无睹的问题,发表卓见,独树一帜,居当代鉴定大师的前列。所以文物界称他是举足轻重,不可多得的国宝级人才。

  几十年来,经过启功手眼的艺术品成千上万。由于他对历史作品的特别的特征和作者风格了然于心,加上他有丰富的文物知识和文史修养,又熟谙典故,劣品和赝品总逃不过他的目光。

  许多古代书画精品,在历史上有各种真伪混杂的评说,形成难以解决的历史公案。启功科学地运用掌握的历史资料和浓厚的文化积淀,从书法史、绘画史和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风俗人情以及作者本人的艺术风格、创作习惯等全面地分析,使许多历史公案在他面前得以解决。他写了许多精辟的论文,除前文提及最早发表的《山水画南北宗说考》外,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兰亭贴〉考》《孙过庭(书谱)考》《戾家考——谈绘画史上的一个问题》《(平复贴)说并释文》等,都对原作给出了令人折服的结论。对于《(平复贴)说并释文》,著名鉴赏家傅熹年就曾多次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此文是启功先生研究传世最古法书西晋陆机书《平复贴》的力作。此贴文字前人都没有能通释,先生早在40年代就据印本作了初步释文,以后又据真迹订正,形成定稿。因此此贴首尾完整,所释还必须文义可通,并可与史传相合。先生详考史传、本集、总集和魏晋典籍,除完整之字外,连残损的五个字中也有三个字据文义及史传推释出,并对贴中提到的这三个人与陆机的交游加以考证,从贴文内容上也证明此贴确出于陆机之手。这是只有靠多方面的学识和高度的鉴赏能力相结合才能做到的。”

  2004年4月,上海博物馆从海外购回《淳化阁贴》,也是经过启功和其他专家共同努力得以实现的。1994年,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把以《淳化阁贴》第四卷作为封面的图录放在启功面前,后来又得阁贴六、七、八3卷拍卖图录。启功当时的心情难以名状,此后就把这当作难以忘怀的心事。他表示,当时虽不敢想让它回归,但心想在有生之年能见上一面,否则,将是他艺术生涯中的一件憾事。1995年,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要赴美国参加“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艺术展”的谈判。行前,启功特别嘱咐王立梅,到了美国一定要拜访安思远,据说他手中藏有北宋《淳化阁贴》3卷,并设法说服安思远让《淳化阁贴》到北京展览。启功对王立梅说:“不见《淳化阁贴》,我死不瞑目。”

  王立梅赴美后和安思远见了面,王立梅向安思远转达了启功的愿望,安思远说不但知道大名鼎鼎的启功,他的许多朋友也都认识王立梅,并邀请王立梅参观了他的收藏品。在两人的交涉下,安思远同意将《淳化阁贴》带到北京展览。1996年9月,安思远如约携《淳化阁贴》四、六、七、八卷来到故宫博物院进行展览。启功、刘九庵等国内一批顶级的文物鉴定专家仔细鉴定,从印章、题跋的流传有序,确认这部《淳化阁贴》就是北宋的祖帖。启功称赞这部祖帖是“彩陶殷的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以后王立梅每次去美国都与安先生见面,他们谈得最多的是中国文物保护的问题,王立梅发现安思远是十分热爱中国的,他说:“是中国艺术品给了我一切,我愿为中国做一些事。”在长达8年的友好交往后,安思远终于同意中国以450万美元买回这件国宝。王立梅带着国宝回到北京,第一个电话先打到启功家,向他报告《淳化阁帖》已经永远回到了祖国。启功高兴极了,一再说这太好,这是真正的国宝回归呀!

          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启功除在学校担任教学任务外,在社会上还身兼数职。作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的启功,以饱满的热情参政议政,为中外友好奔走往来,为在世界上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1983年3月,启功应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在东京举办“启功书作展”。他的书画作品受到日本书画爱好者的好评。趁此次东京之行,他参观了东京博物馆、日本二玄社(出版社)和一些古籍书店,并购买了一些古籍和碑贴。在东京博物馆他看到日本收藏许多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对国宝流失海外很为惋惜。

  1992年启功再次出访日本,参观二玄社时,日本友人高岛义彦携来一部因被水淹渍而粘连在一起成为砖块状的字贴,希望启功介绍中国的装裱专家设法修复。这本贴是唐代李邕携写的名碑麓山寺碑的早年拓本,原为南丰赵声伯藏,比其他藏本剥蚀少,存字多,且无刻误之笔。后来此帖辗转流入日本,藏于日本收藏家三井氏的听水阁,因被水淹而遭损。见到这一珍贵字贴遭损,启功立即想到琉璃厂的著名的鉴赏家和版本学家张燕生,著有《善本碑帖经眼录》,此书是当今研究金石碑帖的学者必读之书。张明善继承家学,善于鉴别碑帖,并掌握了精湛的装裱技术。启功回到北京后,亲自陪同高岛义彦到张明善府上拜访,讲明请张先生修复麓山寺碑帖的来意。张先生当时已八十高龄,对这块珍贵古拓的遭遇很是惋惜,欣然同意帮助修复。经过两个春秋,终于使那薄纸相粘、坚如砖块的册页又神奇地页页辟开,经过重新装裱,使古拓重生。高岛 义彦再次来到北京,请启功写了跋文,二玄社又按修复后的原件制版印刷发行,供中日两国的书法爱好者研究、欣赏、临摹。

  1998年,启功应邀赴日本参加日中友好会馆建馆10周年的庆典,并举办“启功书法求教展”。在日期间,启功访问了三井文库听水阁,鉴赏了三井收藏的中国历代法书、拓本。

  1994年,为庆祝中韩建交两周年,应韩国东方画廊的邀请,启功赴韩国进行书画交流,并与韩国书法家金膺显举办书法联展,先后在北京和汉城展出。1995年,启功应韩国总统金泳三的邀请,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赴韩国访问,为促进中韩友谊,创作了书画作品多幅,赠送给韩国友人。

  新加坡是华裔最多的国家,他们热爱中华传统文化,曾创立新加坡书学协会,邀请启功多次访问新加坡并举办“启功书法展”。启功还为新加坡书学协会题写了会标。1997年,中央文史馆组织书画代表团,由启功任团长,在新加坡举办中央文化馆馆员书画作品展。

  1996年启功赴美国、法国、德国访问,参观了三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画珍品。

  1999年10月,启功又赴美国钮约大都会博物馆,出席中国艺术精华研讨会,发表了论文《画中龙》,并对该馆收藏的中国五代时期著名画家董源的名作《溪岸图》进行鉴定。

           仁者寿

  2002年7月26日,启功90寿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祝寿。启功在文博界、书画界的一些老朋友也前来和他欢聚一堂,共享 寿者之乐。文物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祝贺启功90华诞,出版《启功书画集》,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出版座谈会。乔石、李瑞环、王兆国、吴阶平出席了座谈会,黄苗子、傅熹年、刘炳森以及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作了发言,全面评价了启功在教育、学术、书画、文物鉴定各方面的成就。

  2002年是北京师范大学百年华诞,又是启功从教70周年,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启先生从教70周年学术座谈会,并与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央文史馆、国家文物局、“九三”学社中央联合举办了“庆祝北京师范大学百年华诞、启功先生从教七十周年启功书画展”,展览取得了圆满成功。

  启功之所以高寿,是因为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人世间正直、善良、宽厚、博爱的美德。笔者曾问过他:“您一生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为什么还这样开朗?您是怎样看待人生的?”他很平静地说:“人的一生主要是‘过去’和‘未来’,‘现在’很短暂,已经过去的事,还想它做什么,要多想未来。我幼年丧父,中年丧母,老年又失去老伴,没有子女,但很舒服,什么牵挂也没有了!当右派不许我教书,我因祸得福,写了许多文章……幸亏有那么多曲折,让我受到了锻炼。一个人的思想形成,有许多因素,遇到挫折,我不生气。我最反对温习烦恼,自找不痛快干什么!”

  如今已经92岁的启功,仍然思维敏捷,精神矍铄。他每天要借助高倍放大镜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因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严重影响视力,他已很难用毛笔写字,就用硬笔写文章和随笔。在2003年春夏之交全国人民抗击“非典”期间,他学用硬笔写了长诗,表达了战胜“非典” 的信心和决心。

  他的弟子赵仁珪教授写有祝寿诗一首,是对启功近期生活的写照。

  老而弥健寿弥高,十秩初开气正豪。

  白障黄斑空碍眼,宏文墨宝不捉刀。

  一扬二益春秋住,两枕三杯日月消。

  更得孟尝颐养法,新添二窟不藏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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