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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家] 杏坛名师 书画大家——记启功先生(上)

侯刚   2004-10-15

          没落贵族的身世

  启功,姓爱新觉罗氏,字元白,满族, 1912年生于北京。启功属于清代皇族的支系,始祖弘昼是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的第五个儿子,雍正十一年( 1733 年)被封为和亲王。弘昼的同父异母哥哥、皇四子弘历即是清高宗乾隆皇帝。据启功讲,清廷的惯例是皇帝后妃生了儿子,都要互相交换抚养。弘昼是乾隆的生母皇太后抚养成人的,母子之间感情很深。弘历虽对弘昼有所戒备,但还是尽量照顾。还把父皇旧邸雍王府(后改作庙宇雍和宫)里留下的资财全部赏赐给这个弟弟,使弘昼“富于他王”。这一切恐怕都得益于太后的关照。

  弘昼刚过中年就病故了。他的二子永璧承继了和亲王的爵位。自永璧以后,子孙世袭,但爵位逐代降低。到了启功的高祖父载崇这一代,因他是侧室所生,没有承袭爵位,还被迫分出府门,只是作为宗室被授予较低的辅国将军爵位。到启功的曾祖父溥良这一辈,受封奉国将军,俸禄连养家都不够,只好靠教家馆来维持生活。

  溥良(1854~1922 年),字玉岑。他意识到祖上的辉煌已经不能对自己有任何帮助了,必须靠自己努力谋取功名。由于有爵位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他就向朝廷请求革除封号俸禄,作为白丁走上科举入仕之路。溥良破釜沉舟的努力终于使他考取了功名,曾任江苏和广东学政,在朝廷中先后担任过理藩院左侍郎、户部右侍郎、督察院满左都御史、礼部满员尚书、礼部尚书。

  启功的祖父毓隆(?~1923 年),字 少岭,在溥良的影响下,也走科举的路。他是翰林出身,善书法,为典礼院学士,曾任四川学政、主考。

  启功的父亲名恒同, 17岁时和蒙古族姑娘克连珍结婚。第二年(1912年)启功降生。在启功刚刚1周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启功便跟随曾祖父和祖父生活。启功3岁时,为了祈福、长寿,祖父毓隆让他拜雍和宫的一位老喇嘛为师,成了一个记名的小喇嘛,接受过班禅大师的灌顶,取名“察格多尔扎布”(是金刚佛母保佑的意思)。每年春节,启功都去雍和宫参加佛事活动。至今他还能背诵许多经文。

  民国建立后,启功的曾祖父溥良不愿住在京城,以示不再过问政治。溥良的一位门生陈云诰,家为河北易县的首富,在易县购买了房舍请恩师居住,于是溥良携家人及年仅三四岁的启功迁居易县,启功在易县度过了他的童年。直到启功8岁时随曾祖父回到北京,以后再没有去过易县。

  回到北京后,启功曾住在鼓楼附近前马厂胡同的姨母家。以后自己租了房,迁居到东城区黑芝麻胡同14号,一直到 1957年。 20世纪80年代初启功才搬到北京师范大学教工宿舍。

  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启功自幼受到严格的启蒙教育和良好的道德熏陶,继承了发奋图强的精神,养成了谦虚谨慎、尊敬师长的美德。启功回忆,他小时候家教很严,每天早晨起床后,首先要给曾祖父和祖父请安。启蒙教育是从姑姑那里学习认字开始。姑姑把纸裁成小方块,写上常用字,每天教新字,100张包一包,记住学习顺序,念的时候就成一 套。稍长开始练字,描红模,写影格。那时候写字不是为了书法艺术,而是为了巩固已经认识的字。上私塾以后,每天要写一篇大字,后来上小学,也有习字课。祖父也用讲故事的方式教他读书,引起了他读书的浓厚兴趣。祖父还是启功艺术爱好的启蒙者。启功小时候曾看见祖父信手在扇面上用笔墨点缀些虫草山水,这情形使他非常震撼,便暗下决心将来成为一名画家。

  启功从小就喜欢小动物,因为妈妈和姑姑都喜欢小猫、小狗。他看见有人养鸟很好玩,也想养鸟,但读书人家的读子不准提笼架鸟。他就养了一只小雏鸡,也装在笼子里,拿到树林里和养鸟人比。养鸟人见他到来,纷纷提起鸟笼远远躲开。当时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人家是怕画眉、百灵一类名贵的鸟学鸡叫。鸟就不值钱了。启功属鼠,他甚至养了一只小田鼠,喂熟以后装在袖筒里玩。一天一位长辈到家中做客,他掏出了田鼠,把长辈吓了一大跳,他却哈哈大笑,得意地跑了。

  启功虽然很小时就失去了父亲,然而有曾祖父、祖父的关怀和教导,有母亲、姑姑的疼爱和照顾,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备尝艰辛的少年时代

  1922年,启功10岁时,曾祖父因病去世。第二年三月初三,继祖母去世(祖母早几年已不世),七月初七祖父也与世长辞。真是命运多舛,家中的亲人连续故去,只有年幼的启功承重孝,做主丧人。家业因偿还债务而破产,又卖掉家藏收画作殡葬费用。当时母亲克连珍和未出嫁的姑姑恒季华便担起家庭生活的 重担,为了教养侄子成人,姑奶毅然终生不嫁。但是,在旧社会,这样孤儿寡母的家庭,没有经济收入,生活是相当贫困的。他的曾祖父和祖父的门生邵从熜和唐淮源两位先生,把对老师的回报都集中在启功身上,经常周济他们。并向启功祖父的门生发起捐钱。在这样的情况下,启功学习很刻苦努力,生怕辜负了众亲友的期望。

  1924年,启功考入位于崇文门内马匹厂(后改为盔甲厂)的北京汇文小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和教师都是牧师。上课时先生讲学生听,一个字先讲偏旁后解字义。除学习语文外,还有算术、外语,还要读《圣经》。学生可以向教师提问,进行交流,这使他的思想境界开阔了许多。

  启功小学毕业以后,升入汇文中学的商科。他学商科的原因是想尽快掌握一技之长,早些找到工作好挣钱养家。但是,世态爽凉,启功家中毫无积蓄,经常遭到豪亲贵戚的白眼,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使他的学习始终处在矛盾与不安的情绪中,1931年,启功中学尚未毕业便辍学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份工作挣钱,好侍奉母亲和姑姑。辍学后启功一面教家馆挣些钱补贴家用,一面急于谋求工作机会。在未谋到稳定的工作的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为了多掌握些知识,经一位老世交介绍,启功跟随藏姜福(绥之)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诗词文章,后又师从当时有名的学者、前辈习字学画,诵读经书,观摩古代字画,倾听前辈教诲,使他在传统文化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

          绘  画

  启功从小酷爱绘画,15岁时拜贾羲民先生为师学画。贾先生一家都是老塾师,博通书史,作画的技法虽不甚精,但却有非凡的见识。贾先生作画不讲究点、皴之类,不拘定法的思想与溥心畲不谋而合,对启功的画法颇有影响。后又把启功介绍给著名的传统画家吴镜汀。吴先生教画法极为耐心,启功每每画一幅有进步的作品拿去请先生指教时,总是得到先生的鼓励,还专门把极关重要的窍门传授给他,每次指教都使他有新的领悟。时隔几十年,启功还经常回忆跟随吴先生学画的情景。

          书画鉴赏

  贾羲民先生虽然不是作画的大名家,但对于书画的鉴赏极有素养,常带启功到故宫博物院去看那里陈列的古字画,观摩古代的名家作品,学习、借鉴他们的笔法。启功回忆道:“我现在也忝在‘鉴定家’行列中算一名小卒,姑不论我的眼力、学识上够多少分,即使在及格线下,也是来之不易的。这应当归功于当时故宫博物院经常的陈列和每月的更换,更难得的是我的许多师长和前辈们的品评议论。有时师友约定同去参观,有时在场临时相遇,我们这些年轻的后学,总是成群结队地跟随在老辈之后。最得益处是听他们对某件书画的评论,有时他们发生不同的意见,互相辩驳,这对于我们是异常难得的宝贵机会,可以从中得知许多千金难买的学问。如果还有自己不能理解的问题,或几位的论点有矛盾处,不得已,找片刻的空闲,向老辈问一下。得到的答案即使是淡淡的一句,例如说‘甲某处是,乙某处非’,便使自己的疑难迎刃而解,在我脑中至今往往还起着‘无等等咒’的作用”。

          书  法

  启功十七八岁时,一次有位长辈命他画一张画,并说要裱装之后挂起来,他感到十分光荣。但那位长辈又对他说:“他画完不要落款,请你的教师代你落款”。这对他刺激很大。从此启功暗下决心,发愤练字,几十年来刻苦钻研,始终不渝,终成大家。

          古典文字

  启功跟随戴姜福先生学习古文时大约18岁。戴先生对他说:“你已这么大年纪,不易再从头诵读基本的经书了。”教给他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拿没有标点的木版古书,先从唐宋古文读起,自己点句。每天给他留的作业有厚厚的一叠,在灯下点读,理解上既吃力,分量上又沉重。教师拿到作业之后,看到他的点句,顺文念去,点错的地方给他指出,并一一加以解释。这样,在教师的“追赶式”的启迪下,他读完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又读《文选》,返回又读《五经》。他从似懂非懂,到逐渐懂得读书的要领:不懂的地方怎样查资料;加读一遍又会有更深一步的理解;先了解概貌,再逐步求细节等。掌握读书要领之后他读书的的兴趣愈加浓厚了。由于教师的精心培育,加上他刻苦自学,从那个时候起,启功便在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方面下了坚实的基础。

  启功因家境贫因没能上大学,甚至连中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然而,在不幸中启功也感受到了温情。母亲、姑姑的百般呵护,长辈故友的仗义相助。艰难的环境不仅养成了他虚心求教的学习态度,磨炼了他刻苦钻研的学习毅力,也给他师从百家、不拘一格地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使启功兴起广博,且多有建树,奠定了他以后做学问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启功从少年时代就直面世态炎凉。感悟人生甘苦,学会了与人为善、知恩图报,逐步懂得把人生作为一种修行。

          三进辅仁 幸遇恩师

  启功不止一次向周围朋友和后辈学生回忆他是如何认识陈垣先生,回忆他聆听恩师陈垣先生的教导,受到先生耳提面命的往事,他特别强调:“‘恩师’这个‘恩’字,绝非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

  1933年,启功急于求得一个职业维持生计,以奉养母亲和姑姑。他曾祖父的一位“门生”傅增湘先生拿着他的作业,把他介绍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

  陈垣(1880~1971年),广东新会人,字援庵,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他是清末秀才,青年时创办光华医学院,与人合办《震旦日报》,民国时期曾任教育部次长、辅仁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

  傅增湘(1872~1949年),字沅叔,号润元,四川江安人,是著名的教育家,也是近代著名版本、目录、校勘学家和大藏书家。他创办了私人藏书楼“藏园”,自署 “藏园居士”,从国内外搜集购买大量古籍,藏书20余万卷,其中宋元刻本、名家抄校本精粹数百年种及手校书1.6万余卷,均已贡献给国家,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傅增湘与陈垣共同参与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筹建工作。英敛之创办辅仁大学,推傅增湘为董事长、陈垣为校长,傅、陈两人因而过从甚密。

  傅增湘知道陈垣善于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将启功推荐给陈垣,陈垣看过启功的习作,认为他小小年纪已经写作俱佳,对他十分喜爱,爱称他为“小孩”。后来这个雅称在启功的同辈人中传开了,大家也戏称他为“小孩”。随后,启功去辅仁大学见陈垣先生。这次见面,是启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他不仅找到了工作,而且遇到了爱护他和培育他成长的导师。陈垣一句和蔼的话令启功终身难忘:“我的叔父陈简墀和你的祖父是同年翰林,咱们还是世交呢!”他们就是这样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师生之交。见面后,陈垣校长就安排他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师,讲授初中一年级“国文”。他按照陈垣先生的教导,兢兢业业,认真教学。他的“国文”课讲得很生动,学生很喜欢听。但是,辅仁大学附中的校长却认为启功中学尚未毕业,怎么能教中学,便以“不合制度”为由把启功解聘了。1935年,陈垣又安排启功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掌管美术系大权的教育学院院长还是那位中学校长。两年后启功再次被他以“学历不够”的理由解聘,启功又失业了。当时正值北平沦陷时期,在日伪控制下的北平,物价飞涨。为了生活,启功分别在两家人家做家教,以微薄的报酬维持全家生活。这时他的绘画作品在社会上已小有名气,间或作画卖画,以补贴家用。

  陈垣得知启功再次被解聘的消息后,坚信启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不应被埋没,又向困境当中的启功伸出关怀的手。1938年秋季开学后,陈垣聘启功教大学一年级的“普通国文”,这是陈垣亲自掌教的课程,再不会有人解聘他了。要不是陈垣慧眼识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聘用,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学问家启功!

  陈垣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对启功做人处事、研究学问、教书育人等各方面的影响都非常大。

  陈垣对于书画鉴定并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但是他研究过避讳问题,撰有《史讳举例》一书,指出“避讳可以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陈垣为清初画家吴渔山作年谱,对吴渔山的画多有研究,常邀请学过这方面知识的启功去看画,对真伪提出意见。有一次他看到一位收藏家购买的吴渔山摹古画一册,共有8页,题名为《仿古山水八帧》,画法细密,相当精彩。其中第7帧是摹五代和北宋之际的画家李成的一页,题款为“李营邱秋渡图”,第8帧的末款题“丙戌年冬至”。陈垣很快作出判断:“这一本画册是假的。”启功问原因。陈垣指出,对孔子的名字,历代都不避讳,到了清雍正四年(1726年)才下令避讳“丘”字,凡写“丘”字,均加“邑”旁作“邱”。在此以前,并没有把“丘”写成“邱”的。吴渔山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在雍正以前,不可能预知要如何避讳。而丙戌年冬至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更不可能预知要如何避讳。

  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写道:我真奇怪,老师对历史事件连年份都记得这样清,结论提出得这样快!这当然和陈坦先生作《史讳举例》曾下的功夫有关,更重要的是陈垣先生亲手剪裁并分类编定过一部《柱下备忘录》,所以对于清代史事如数家珍,唾手可得,伪画的马脚立刻暴露了。这是从一个“邱”字解决的。启功没有停留在赞叹和钦佩上,而是从陈垣未凭借笔迹画法,单凭对史料的掌握即从一个字断定真伪这件事领悟到,熟练掌握丰富历史文献也是鉴定书画文物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在以后的鉴定工作中,启功所用的文献考据方法独具一格,常常能够出奇制胜,令同辈赞叹。陈垣传授了方法,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教启功怎么做,颇像禅宗公案,不依说教,不著文字,全凭感悟。悟性让启功从先生那里得到了启发,但他能举一反三地将历史、书画、建筑、舆服、文字各种有关文献运用自如,则还是靠他将老师的想法进一步领会消化并发展后,几十年持之以恒所积累的学术功底。

  陈垣先生终其一生,始终关怀着启功的成长与进步。1962年,启功在《文物》杂志上发表论文《关于古代字体的一些问题》,读者反映很好。他又征求了一些朋友的意见,认真作了修改补充,写成《古代字体论稿》,准备由文物出版社作为专著出版。启功去请陈垣先生题签,陈垣先生看到自己浇过水的一棵小草,结了籽粒,有了果实,心里非常高兴。后来,陈垣先生还为启功的《诗文声律论稿》和《启功丛稿》等题了签。令启功痛心的是,他老人家未能见到《启功丛稿》的正式出版,就于1971年逝世了。当时正值“文革”,启功还是被“挂起来”的审查对象。他怀着悲痛的心情挥泪写了一副挽联:“依函仗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馀文字答陶甄!”

          夫妻情深 相濡以沫

  启功走进辅仁大学的前一年,即1932年,与章宝琛女士完婚。章氏也是满族人,比他大两岁。他们婚后夫妻情深,是典型的婚后恋爱,颇此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相互之间视对方为自己的一半。在婚后40年的共同生活中,启功发现妻子天生勤劳、贤惠、善良,是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她总是尽心尽力使丈夫得到安逸和欢乐,让丈夫集中精力做学问干事业。

  天有不测风云。启功没有躲过1957年开始的那场风暴,最终在1958年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面对突然的打击,章宝琛决心“陪他受苦”。就在启功面临着“反右”运动的冲击时,他的母亲和姑姑相继病倒,启功要接受审查,坚持上班,章宝琛日夜守候在两位老人床前,侍奉左右,毫无怨言,先后送她们安祥离世。在安葬了母亲之后,启功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激之情,双膝跪地给妻子磕了一个头。

  启功被划“右派”后,经济十分拮据。他们夫妻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5元,住不起宽敞的房子,只好客居在西直门内小乘巷86号章宝琛弟弟家的两间小南屋里。启功从此开始了20余年的在内弟家的客居生活,他曾为此刻过一方闲章“小乘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成风的日子里,章宝琛偷偷把启功画的一本册页精心包裹,暗藏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使这珍贵的册页得以完好地保留下来。章宝琛深明大义,对启功体贴入微。为贴补家用,她卖掉自己的首饰,她宁可省吃俭用,也要经常给启功买些肉改善生活,保证启功购买参考书和文具的费用。

  在启功接受标点《清史稿》任务的1971年,与他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夫人章宝琛,由于长年的贫苦生活,积劳成疾,患了黄疸肝炎病。启功自己由于标点工作任务繁重,身体每况愈下,他的美尼尔氏症经常复发,折磨着他。在章宝琛病重期间,启功一边忙于《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一边还要到医院去陪护章宝琛,启功还在床边把自己作的诗句读给章宝琛听,读到动情之处,二人悲喜交加,“且哭且笑”。但是,到了1974年底,章宝琛旧病加重,缠绵百日,1975年夏天终于不起。她在弥留之际,还不忘告诉启功,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启功隐藏的那本册页存放在什么地方。

  此时,继陈垣先生逝世以后,启功最后一道感情的堤坝崩溃了!

  章宝琛在病中时曾对启功戏言,她死以后一定有人给启功再找对象,并说不信咱们可以赌下输赢账。她去世之后确有不少亲朋好友来为启功做媒,甚至有人前来自荐,都被启功一一婉言谢绝。1989年秋,启功突发心脏病,不省人事,经抢救后才有惊无险。启功苏醒后,郑重宣布和老妻赌下的输赢账是自己赢了,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长诗《赌赢歌》直至今天,已经事隔20余年,启功还不愿与朋友谈起亡妻的旧事,甚至从不与人一起游山玩水,他说看见别人双双相随,就会触景生情,想起老妻而伤心,他在一首悼亡诗中写道:

  先母晚多病,高楼难再登。

  先妻值贫困,佳景未一经。

  今友邀我游,婉谢力不胜。

  风物每入眼,凄恻偷吞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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