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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南海沉船与宋代瓷器外销

孙键   2012-06-08

  在已经过去的人类历史中,航海船舶的建造是最能反映不同历史阶段科技水平的标尺之一。宋元时期,中国大陆与海外诸国的往来日趋频繁,大量的华人移居海外带去了各种先进的产品、文化;来自异域的奇珍异宝,经济作物等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随着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在我国辽阔的海疆不断发现了历代沉船遗存,揭示出曾经蓬勃兴盛的海上商贸活动。其中近年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有位于广东台山海域的“南海t号”沉船和西沙群岛华光礁沉船的水下考古发掘。

  “南海1号”与华光礁沉船

   

  “南诲1号”的发现与后续考古发掘,在相当的程度上就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历史。1987年8月,中国交通部广州救捞局与英国一家探测打捞公司合作,在广东南海川山群岛附近寻找外国沉船时,机械抓斗从海底带上大量的中国古代瓷器残片以及金器、锡器、铜器,铁器等物品。后经过广东省文物部门鉴定,确认为宋元时期的文物,后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在简单调查的基础上作出推定:在该海域存在中国古代沉船,并确定在时机适当的时候开展水下考古调查,发掘。198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日本国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合作成立“中日联合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于1989年11月进行了首次水下考古凋查并正式将该沉船定名为“中国南海I号沉船”。此次水下探摸虽然并未接触到沉船本体,但是水下考古专业人员于水下摸到了同时期的瓷器残片,初步确定了沉船的大致方位,同时也获得了大量有关该海域的水文、地质、气象等第一手资料。2001年春季,一度中断多年的“南诲I号”沉船发掘工作继续开展。同年,由国家文物局立项,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水F考古学研究中心组织北京、广东、福建,山东,海南等省市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再次在广东省台山海域开展“南海1号”的搜寻工作,此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在调查中使用了旁测声纳,浅地层剖面仪、差分CP5等先进科技手段,首次在水下找到了“南海l号”船体与文物标本并将其做了精确的定位。以后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2003年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负责,又陆续于2001年9月-10月、2002年3月-5月、6月-7月,2003年4月-6月、2004年4月-6月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发掘。通过对遗址的大量前期准备性工作,得出沉船属于我国南宋时期的一条外贸性商船的基本判断。

  到目前为止“南海1号”沉船已经出水了数千件文物,主要以瓷器为主,此外还包含有金器、银器、锡器、铁器、铜钱(不同年号)、漆器、动物骨骼、植物果实等丰富品种。瓷器来自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福建德化、磁灶等不同的窑口,基本—亡属于南宋时期:这些瓷器在烧制好后随即作为销售商品被运送到船上,故完全看不到使用的痕迹;同时非常幸运的是,沉船船体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掩埋,隔绝了器物本身被海水的冲刷.所以这些瓷器极为完整且釉面光亮如新。另外,在所有出水的金链、金戒指等饰物上都可以看到明显的异域风格。这些生活用品的发现说明,这条船上或许有来华经商的外国人抑或由于商船本身多次往返异域而留下的痕迹。

  与一般水下遗址不同, “南海1号”的船体结构基本保存于海泥之下,这是我国海域目前发现的有可能保存较好的一条满载货物的沉船,对于开展我国古代造船技术、海外航运、对外文化交流研究有着不可多得的价值。

  华光礁沉船首次发现于1998年,但是由于当时的工作是以另一水下遗址发掘为主,华光礁沉船的考古工作比较仓促,考古队只进行了简单的试掘。比较完整的水下发掘是在2007年3月~4月间进行的。

   

  华光礁是西沙群岛永乐环礁附近规模比较大的一个岛屿,东西长25公里,南北阔约7公里,礁内深水区水深20米~30米,正北有一狭窄水道、南部有两个相对较宽阔的水道与外海相连。由于受到环状凸起的珊瑚磷保护,礁盘内可避六七级的海风。调查发现,在华光礁中存在两处水下文物遗址,其中的华光礁l号(XSHWI)规模较大,位于礁盘的西北,面积约1000平方米。发掘面积约200余平方米,发掘出水的遗物以瓷器为主,主要包括福建德化窑青白釉系产品、仿建盏的黑釉器物,南安窑青釉系器物;磁灶窑酱黑釉器物,景德镇窑青白系产品,此外还发现了少量铜镜残片、铁器、铜钱等,发掘山水文物约6000余件。船体沉没时暴露于海床表面以上的部分应已分解不存。在遗址表面存留有几处体积较大的凝结物,现存船体已基本全面揭露。遗址现状应是船只沉没在坚硬的珊瑚沙上,骨架断裂散落后形成的,和船体原始面貌差距甚远。由于遗址受到过破坏,沉船向西倾斜,遗物主要集中在沉船的西部,顺着船体方向成撂堆放,保存最高的为三层,底层器物破损严重。

  华光礁沉船沉没的地点在礁盘里面,此处礁盘的珊瑚丛在高潮时完伞露出水面,低潮时隐没于水下10厘米-1O厘米。该位置距礁盘内可供泊船的深水水域最近也有200水-300米的距离,中间海水很浅,多在一二十厘米左右,无法行船。华光礁北边的水道极为狭窄,除小舢板和快艇外,稍大一些船只几无通行可能,故可以排除沉船通过北侧水道进入礁盘的可能。南边的两处水道也非常浅,只有2米-3米左右,可供百吨位级的船舶出入,但是水道长而蜿蜒曲折,考古队使用的100吨级的船只进入礁盘时亦多费周折。考虑到珊瑚礁的生长速度,数百年前可供通行的水道也不会比较便利。没有机械动力靠人力与风帆行驶的南行古代帆船,在盛行东北风的南海,冬季要想顶风通过由侧狭长曲折的水道进入华光礁避风,是难以想象的困难之举。考古队在进行考古调查时正值冬季,作业时即有渔船因操控不当在华光礁外缘礁盘搁浅失事。抢救发掘时,我们发现只有木制船体的下部结构残存在水下,未见有任何上层甲板之物,所有的文物分布非常集中。如果船只是从礁盘内被风浪击碎至此,在中间数百米的浅水区会散落大面积的残骸与船货,不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因此,沉船不可能是船舶在礁盘内失事,被风浪吹人浅水区;也可以排除从礁盘内航行到此停泊的可能,而应当是被外力送入这一浅水水域。

  每年12月一次年1月的东北季风盛行时期,虽然冬季的南海没有可怕的台风,但是终日不停的东北季风风力通常在6级左右,并常伴有短时的7-8级大风,海面会出现波长很长的4米-5米高的涌浪。此时,如果船只靠近礁盘盘体航行,出现驾船失误或操控失控的现象,船只很存易出现被巨浪托起抬入礁盘内浅水珊瑚丛中,搁浅造成船体碎裂的情况。

  西沙群岛其他地点的水下调查中,我们发现出产于中国大陆各地不同历史时期的瓷器多存在于各礁盘内部北侧。不同的只是由于各礁盘外缘台地的宽度与倾斜角度各异,造成了部分文物分布在礁盘外侧,估计应当是船体断裂时,靠近礁盘外缘散落所致。这种现象也从另一侧面支持了华光礁沉船沉没原因的判断。

  华光礁发掘出水的文物绝大部分是青白釉瓷器,间或有褐釉,白釉系器物,从产地看均来自福建闽南一带的民间窑场。据此我们推断,华光礁沉船是一条古代贸易商船。该船在满载着中国瓷器等货物前往东南亚等地进行贸易途中,遇到过于强大的风浪驶近华光礁,终因风浪过大,没有机械动力的帆船失去控制,被风浪吹至礁盘北侧的珊瑚礁浅滩水域,最后导致搁浅船体破碎遇难。

  由于整个发掘尚未接触到船体底部,对船体结构的全面认识还有待今后的继续工作完成。

  英国海洋考古学家对沉船的定义是:“船舶的沉没是指制造精密的具有能动性的船舶设施转变为一种静止的,杂乱无章的,并且长期处于稳定状态的遗存物的过程”。现在水下考古工作者面临的就是如何将这种过程妥善地逆转。对于“南海1号”,目前是采取整体打捞再进行考古工作,华光礁沉船是就地发掘。两者的发掘方式各不相同,但本质上是相通的——如何把包含无数宝贵信息的古代沉船尽可能地保留下来。如果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两条沉船加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将8OO余年前的古代社会剖面展示在我们面前。

  宋代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

  宋代在我国历史上是封建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科技文化取得重大发展的—个时代。在宋以后的数百年里,中同封建经济的发展均是在宋代所达到的高度上,从量的方面继续拓展,总体格局鲜有超出(鲁亦东《中国宋辽金夏经济史》)。这一时期,中国与周边诸国的海外贸易与前代相比有了飞速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交易范围的更加扩大,据当时人所著的《请蕃志》《岭外代答》等书所载,见之于名的国家地区就多达50余处;参与交易的商品种类更加丰富,中国从海外输入的商品种类在410余种以上(陈高华等《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无论贸易的种类还是规模都是以前历朝历代不能比拟的。

  同时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又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朝代,朝廷虽然承继了隋唐帝国的政治地位,却始终不能真正重组“天下”,而必须和辽、西夏、金、蒙古等敌国并存,令抵抗外族人侵成为国民生活的常态。军事上乏善可陈,不断地向强邻称臣纳贡。但是如果抛开封建正统政治的视角,我们或许会看到另外一个创新发明不断涌现、社会充满生机、经济繁荣浮华的世俗平民的社会。华光礁、“南海l号”沉船的发现,为更好地审视一千余年前的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贸易行为都取决于生产、运输、销售共同发生作用。宋代的市镇已经趋于工商业化,此时传统的政府严格管制的里坊式城市开始瓦解,商业区与住宅区的界限逐渐消失,都市的规模变得很大,例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后者为马可·波罗在元初所目睹,惊叹为前所未有。宋代的都市化也反映货币经济的发展。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10倍以上,但仍不敷使用,在缺铜的情形下,宋真宗年间出现民间发行的“交子”纸币,后来为政府接办,中国发展至宋代,商税也日益重要。从远洋贸易抽取的税收,达到史无前例的比重。同时,宋代中国人已开始用烧煤炼钢,大型作坊可以雇佣数百人,而政府手工工场用人可达8000之众——这已经是近代重工业的规模水平了。以1078年一年为例,钢年产达125万吨,而英国于1788年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7600吨。此外,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成为大规模制造业。两宋时期,朝廷对于海外贸易的重视、所持的鼓励态度实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特例,不仅完整继承了前代的管理策略,将市舶司的管理方法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并且推广到沿海的主要贸易港口。北宋的统治区域及人口数量无论与从前的汉唐抑或后来的元明清各代相比,都是很狭小的。从另一方面考虑,以人口、土地赋税为主要来源的封建经济财政收入也相应减少,而在两宋290年的历史中,各种财政支出极为巨大,海外贸易一度给予宋朝廷财政巨大的支持,所谓“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即是指此。宋高宗数次言及“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动以百万”“市舶之利,颇助国用”,贪婪之情,溢于言表。南宋最为鼎盛时期,市舶收入几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明代顾炎武特例,不仅完整继承了前代的管理策略,将市舶司的管理方法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并且推广到沿海的主要贸易港口。北宋的统治区域及人口数量无论与从前的汉唐抑或后来的元明清各代相比,都是很狭小的。从另一方面考虑,以入口、土地赋税为主要来源的封建经济财政收入也相应减少;而在两宋290年的历史中,各种财政支出极为巨大,海外贸易一度给予宋朝廷财政巨大的支持,所谓“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即是指此。宋高宗数次言及“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动以百万”“市舶之利,颇助国用”,贪婪之情,溢于言表。南宋最为鼎盛时期,市舶收入几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明代顾炎武一针见血地指出“南渡以来,经赀匮乏,一切倚办诲舶”。

  抛开政府的支持,关于航海的几项关键性技术在宋代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比如使用船模放样法建造船体、干船坞的使用、水密隔舱与平衡舵的使用等等;同时,指南针的发明与航海罗盘的应用无疑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划时代固素,标志着定量航晦时代的到来。目前我们可以见到最早的记载是朱或所著的《萍洲可谈》中“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隐晦则观指南针”,时间为元符、崇宁年间(1098年-1102年)。茫茫大海浩瀚无涯,船舶航行海上如何辨别方向是生死悠关的事情,在没有指南针导航的年代,人类通常只能是沿着海岸线在视力所及的范围内、参考海岸的变化或是内陆的山形等标志行驶,这种近岸航行的方法不仅仅使航行路线曲折,更不利的是岸边往往多小岛与暗礁,是船舶的最大危险所在。关于这一点古人有着极为直观清醒的认识。南宋的著名航海活动家赵汝适曾作过更进一步的解释”海之极……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唯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值得关注的是赵氏这里已经不是简单地记录了宋人使用指南针,更重要地是结合了罗盘。设若没有罗盘的指向分度,便无法做到“守视唯谨,毫厘之差”。同书中的阇婆条更谈到从泉州始发,取“丙巳方(165°)”借北风,顺风昼夜航行,一月可到阇婆。成书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年一1274年)的《梦梁录》“风雨冥晦,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误差,盖一舟人命所系也”的说法亦是旁证。

  宋元时期发达的造船业和航运业,是同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大型中国悔舶载重达10000石-12000石(500吨-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人-600人。中型海舶载重2000石-4000石,搭载200人-300人。宋代出使高丽的神舟,身长达16.87丈,载重约1000吨,其规模与郑和“宝船”不遑多让。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改变了前朝中外贸易中中国商人、商船与蕃商、蕃舶相杂的态势,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迫使外国商船退出了海上运输市场。与“不用铁钉,只使槟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的阿拉伯船舶相比,中国制造的海舶在安全性、适航性.载重量方面部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角。当中国帆船和华商成为梅外贸易主角后,其活动领域之广也远非前代可比。唐代初年宰相贾耽考订的“广州通夷道”,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2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成书于南末后期的《诸蕃志》,记载的南海国家有53个国家和地区。元代前期成书的《大德南海志》,记录了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143个。元代末年成书的《岛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达200多个,其中99个国家和地区是作者汪大渊“皆身以游览,耳目所亲见”,遍及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浩浩荡荡的郑和下西洋所历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未超出元代华商活动的区域。有宋一代罗盘针应用于航海,中国晦船建造水平及航海水平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处于世界前列。唐末以后,阿拉伯人东来多搭乘中国海船直航广州,安全可靠。至宋代,往来于西方航路上的几乎全是中国船,宋代开辟的至阿拉伯与东非的航线标志着我国航海事业已达繁荣时期。

  海上航线的开拓

  由于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等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如梦魔自始至终与两宋相伴,汉唐筚路蓝缕开拓的西域丝绸之路业已基本断绝,宋朝廷不得不规定,对西方贸易往来只能“自广州路入贡,更不得于西蕃出入”。宋与南方、四方各国的往来通道主要只能走海路了。

  和宋代有贸易往来的海外诸国,按照《岭外代答》《诸蕃志》等文献的记载,有高丽、日本、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渤泥(加里曼丹北部),阇婆(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大食、层拔(黑人国之意,在非洲中部的东海岸)许多国家和地区,我们可以发现,除了传统的日本、朝鲜这些东亚地区的北方航线之外,在南方航路上和中国有联系的海外西南地区急剧增加。据《岭外代答》云,“诸蕃国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国,其次,佛齐国,其次乃诸国耳。”这些国家都在亚非航路沿线。宋代远洋航船已能横渡印度洋,沟通了从中国直达红海和东非的西洋航线。

  大体说来宋代中国通往异域的海上通道依传统仍然可以分为东西两条航线,总体格局和汉唐时期相类,但是规模与范围却远迈前代。

  东洋航线:

  这一路线主要是指通往日本,朝鲜甚至勘察加半岛的北方航路,具体又因起始点不同(山东登州、浙江明州)可划分为对日、对高丽的不同线路。在这条航海线路上,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大量的水下遗迹,其内涵因需求不同,货物种类、瓷器的品种而有所不同,这里就不再赘述。

  西洋航线:

  “南海诸国”是是宋代对东南亚、阿拉伯、非洲东岸广大区域的泛称,这些位于亚非航线的地区是宋代航海贸易的主要通道,是“诸蕃水道之要冲…无不由此境而入中国”。按照《诸蕃志》记载,宋代鸳鸯海船多从泉州、广州出发,循“通海夷道”,经东南亚、波斯抵红海、非洲东岸。由于技术的进步,中国海船基本上是采用了离岸远洋直航,例如从泉州港出发“率以冬月发船盖借北风之便,顺丰昼夜行,月余可达(阇婆)”,即是经西沙群岛一路横渡南海的直达航线。如果考虑到气象变化、风力大小等因素,与前代假耽记述的航行速度基本是一致的,说明我国航海海船的操驾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可以看出,宋代的海船已完全沟通了从中国直达红海和东非的洲际航线,如戴维斯于《古老非洲再发现》一书所言“在十二世纪,不管什么地方,只要帆船能去,中国船在技术上也都能去了。”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南海1号”沉船和西沙华光沉船以及西沙群岛的许多水下遗址等正式处于此一航路,他们之间的不同只是年代与具体的目的地间的差别。

  海上陶瓷之路

  从水下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遗留在你那还海域的瓷器种类相当繁杂,年代从宋代至清末、民国,涉及中国福建、浙江、江西等南方诸多窑场。主要是民间青釉系、青白釉系、青花系的产品,高品质的瓷器相对稀少。西沙水下考古调查所发现的华光礁沉船与“南海1号”两个水下沉船遗址年代上均属南宋时期。

  两者之间似乎有着一定的关联。首先,从发掘的文物性质来看全部以瓷器为主。一方面是因为在海水中瓷器比金属制品、丝织品、木制品更能够长久保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瓷器的对外出口在当时所占的比重之大。第二,这两个地点的瓷器几乎都来自华南沿海一带,从时间上讲是相延续的。中国的经济中心自唐代开始就完成了向长江以南地区的转移,作为手工业的代表性品种——瓷器的烧造也不例外。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华南沿海这一地理概念是指沿海岸线从北至南一次排开的浙江东南、闽北、闽南、粤东各民间窑场。第三,产品的属性从不分目的的普通瓷器过渡到完全以外销为目的的产品生产。这一点在西沙北礁发现的年代更晚些的漳州窑青花瓷器尤为明显。

  华光礁沉船文物中包含有青瓷、青白瓷。黑釉瓷等许多不同品种;器型包括碗、碟、瓶、盘、壶、罐、瓮、粉盒等。这些瓷器的产地绝大部分是中国福建一带的各个窑址,另有少量的属于江西景德镇产品,所属年代一般为南宋晚期。通过发掘、采集,考古队共整理6000余件器物。由于缺乏可供定位的文字性材料,文物的年代判定主要依靠瓷器断代。华光礁出水的文物年代总体来讲属于你南宋晚期的13世纪。在所有发现的瓷器中,产自闽南民窑的产品占有绝对的优势数量,所占比例超过90%,种类多、品种杂、包装成摞;另有很少的江西景德镇青白瓷系器物,且多是壶、碗、盘之类,每种的数量也少见重复品,不似大宗贸易用品。

  其中青白釉瓷器明显存在质量不同的器物。一类是景德镇系的瓷器品种,以青白釉的敞口碗、浅腹碟、柳斗钵等为主,胎土的白洁度较高,胎质细腻,胎体很薄,釉色光洁明亮,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另有一些垂花口直颈瓶、执壶。这类器物不排除作为赠送礼品或其他用途的可能,在韩国发掘的新安沉船遗址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所不同只是器物品种为建窑系的建盏。

  最主要的品种是来自福建沿海一带各民间窑口的产品,不仅数量多,器型、釉色也很驳杂,大致可区分以下几种。

  1.青黄釉的内底有“吉”、“大吉”吉祥款、刻花敞口深腹大盘,涡纹、崑点纹、缠枝刻花大碗等。此类物件的数量较多,成组包装,应当是交易用的货品。这类瓷器传统上又称为“珠光青瓷”,福建省各地的窑址都有烧造,同安礁所出的瓷器与汀溪窑的产品最具代表性。但华光礁所出的瓷器与汀溪窑产品有着相当的差别,而与南安市南坑窑、罗东窑的同类标本更为接近,在福建闽南的南安坑窑遗址调查中有此种装饰手法的瓷片发现。

   

  2.数量最大的是南宋至元代闽南各民间窑口普遍大量烧造的青白釉系产品。品种有长颈瓶、敞口碗、浅腹折沿盘,其共同的特点是胎质松散,釉色灰白,多没有装饰。

  3.福建晋江磁灶窑所产的黑釉小壶。小口圆腹,胎骨呈黑褐色,器表饰不到底的半截黑釉。另外还有同事兼做包装材料的酱油大瓮。

  4.粉盒的数量很大,可分为大、小两种。制造方式与形式基本相同,底部略凹、子母口;盒盖有不同的花卉印花装饰,大致可定为德化窑系的作品。

  “南海1号”沉船与上述华光礁沉船运载的瓷器本质上基本相同。主要的差别在于,由于南海1号沉船的排水量远大于华光礁沉船以及保存方式更加良好(埋于深海的淤泥层下),我们今天看到的船货品种更为丰富。就目前已经发觉出水的器物而言,产自江西讲的真的青白瓷器、浙江龙泉窑青瓷系虽然所占比例远低于福建德化窑系、磁灶窑的器物,但是由于总体数量巨大,仍有一定的出水数量,同时品质也更为精良。在此之外,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异域风格的金饰品、大量铜钱、漆器、果核、动物骨骼的存在。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南海1号”沉船的航行线路更为遥远,货主船员中极可能有非华裔人氏,随船的补给也非常充足丰富。实际上在宋代远洋的中国航船上,携带各种菜蔬、豢养牲畜在文献上也有记述。而数量庞大的铜钱出水,则是宋代钱币走私与海外需求的具体表现,铜钱的外泄是始终困扰宋廷的财政难题,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极具海外市场的一类货物。

  陶瓷作为中国的独有产品从很早的开始出口,唐代已初具规模,以后日趋繁荣。著名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将曾经存在的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之为“陶瓷之路”是非常有道理的。随着唐王朝的衰落,通往西域的道路已经基本断绝,在以后的数百年间,中央政府始终未能重建对西域陆路交通的绝对控制权,通过传统的通道输出物品不仅危险且代代高昂;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已完成了向长江以南地区的转移,生产瓷器、丝绸等贸易产品的基地远离西北,东南沿海的港口无疑更具地缘优势;此外利用海路输出数量巨大、笨重的瓷器,更为安全可靠,便于节约成本。

  通观华光礁沉船、“南海1号”沉船和历年来水下考古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能够代表中国同时期窑业技术最高水平的柴、汝、官、哥、钧等各个窑口的产品都未有发现,除去少量品质相对较好的景德镇青白釉器物外,绝大多数是产自浙江、福建、广东各民间窑场。对照在东南亚各地陆上发现的、宋元时期质地精良的景德镇青白瓷较少、品质粗糙的华南日用瓷普遍的现象,海运途中遗留的文物也是一致的,存在优汰劣存的怪异情况。就运输条件而言,景德镇瓷器或通过陆路驿道翻越五岭到广州,或通过广昌水陆兼程至福建海澄(月港)等输出港的途径,不仅运输量小而且道路年久失修费时费力,故常要沿长江抵出海口,经以日本等东亚国家为对象的明州港(宁波)转赴闽粤放洋较为方便,比较起来,直接面对海洋的闽南沿海窑场更具地缘优势。另一方面,古代的南亚、东南亚诸国(部落)经济水平较低,进口瓷器或为解决日用民生,或为宗教活动使用,无力接受来自中国大陆高水准的产品,华南沿海大量存在的民窑比同时期的景德镇窑场更适应南亚、东南亚市场需求。13世纪的宋末是中国海外贸易的鼎盛时期,丝绸、稀少的丝织品相比,大宗陶瓷无疑更具备输出价值。已故的冯先铭先生曾经指出,“元以前,亚洲各国还没有瓷器,中国的瓷器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制瓷业对外的影响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另一方面,异域的文化又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大海就是连接不同地域的桥梁。有关外销瓷的研究涉及生产(产地)、运输(交通)、销售(市场)三个主要因素,缺一不可,内中的探索绝非单靠某一方就可一蹴而就的。传统的陶瓷研究多以质地精良的上品为对象,实际上民间的贸易往来更主要的是普通日用品,陶瓷作为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民间窑场的产品占有主导性地位。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手工业得到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此时相对平静少受战乱波及的东南沿海地区,瓷器的生产规模已非常巨大。工艺日臻完善,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政府鼓励出口,扩大财政收入;航海业的长足发展;地狭人稠寻求海外市场、扩大生存空间等种种因素共同促成了通过海路出口瓷器的形式。所谓“州南有海浩无穷,没岁造舟通异域”,到海外做生意已是难不沿海居民谋生与发财的捷径了,华南沿海的民生对海外陶瓷销售市场的依赖,构成了独特的当地经济结构。宋代依赖,福建特别是闽南窑业的崛起是中国瓷器大量外销的一个突出表现,以漳州为中心的各个窑场完全是以海外市场为依托的产业。分布在福建沿海的海外贸易陶瓷窑场,纯粹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民间商品经济产物,销售对象也是以日常生活需要的普通民用市场,这一点同追求典雅、华贵的景德镇青花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些窑场出于生存与异乎寻常的热情(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它们的产品虽然多以景德镇现成品种为蓝本,但由于瓷土、釉料、窑业技术等方面的差异,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急就、随意的风格。

  一般来讲,中世纪的东南亚一带诸国开化时间较晚,不仅缺乏仿制品,手工业产品更为珍贵。来自中国的以丝绸、陶瓷、铁器为代表的先进手工业品收到极大的欢迎;又能向中国大陆提供其所缺乏的香料、胡椒、海产品。从事这种贸易显然可以带来丰厚的赢利。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东南亚地区多以植物叶子作为容器,时至今日,在某些地区尚留有这种遗风。《诸蕃志》登流眉国条:“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苏吉丹条:“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从事,食以则弃之。”渤泥国条:“无器皿,以竹遍贝多叶为器,食毕则弃之。”但是随着中国陶瓷的输入,为其提供了精美耐用的器具,日常生活用器被完全改变了。由于已经解决了窑业生产中制胎、上釉、装烧的技术问题,遍布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窑场可以以低廉的价格大批量地进行商品生产。由于中国产的瓷器,具有胎质坚硬细密、器表釉料润泽透明、吸水率极低、耐酸、耐碱、耐高温、与食物直接接触不会有任何化学反应、器表光滑不利于滋生细菌且易于擦洗等优点,作为日常的生活器具,具有其他任何材质无法比拟的优越品质。学者寒槐准用了20多年的时间考察中国陶瓷行销东南亚地区这一现象,发现在中国输往该地区的器物中有“大盘、大小碗、酒海、水缶、水瓶以及贮水比用之陶瓮等等,其中尤以大盘为最重要”(《南洋遗留的中国古代外销陶瓷》)。

  著名学者陈万里曾经指出,“宋元明陶瓷除了瓷器外,还有日用的大小水埕瓮罐之属的粗器,也远涉重洋送到东南亚各地去,以满足当地人民日用上的需要,这与改进当地人民的生活方面有着极重要的作用”(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莫伊中的陶瓷》)。中国陶瓷适应了当地消费者的需求与爱好,因此大量运销到东南亚地区,大大改善与丰富了东南亚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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